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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长篇小说的诞生,有着它十分坎坷的历程。如果把它比作婴儿的话,作者是经历了长期的阵痛才把它生下来的。我这样写,绝非故作耸人听闻之谈,实因它和我一起经历了时代的磨难,致使它到今天才能分娩。  五十年代中期,在新中国历史的晨钟声中,我曾两次奔赴北大荒,和全国第一支拓荒者的队伍——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同吃一口锅里的苞米粒饭,同在一顶茅屋里的大炕上滚。我爱上了这茫茫草原,并和那些充满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成为知心的朋友。从这时起,我就立下了描写拓荒者艰苦创业生活的宏愿。为此,我拄着一根防狼棍子,在长满齐腰高野草的荒原上奔走,相继访问了天津和哈尔滨青年垦荒队。当我带着北国霜尘回到北京,伏案准备写这部小说时,人所共知的那场一九五七年的政治旋风,卷走了我手中那支笔。  在那漫长的改造生涯中,最初,我曾一度放弃了写这部小说的意念。但是那些拓荒者的音容笑貌,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随着我,甚至在梦中,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那开满野花的荒原——我真是欲罢而不能了。我再次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那些和我魂牵梦萦的同时代人写出来,以了却我的夙愿。可是怎么写呢?当时正处在“大跃进”的年代,我和我的许多“同类”,在京西一个山沟沟里,干着盖疗养院的“赎罪”劳动:白天,抡着铁锤开山破石;晚上,还要挑灯夜战到更深。一天的劳动之后,浑身就像散了骨架一般,哪儿还有提笔写作的精力呢?!即便是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手也难以伸出被窝;因为我们住的帐篷,在严冬时节不生炉火,因而无法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变成文字。没有办法,只好靠每月的四天公休,返回京城休息时昼夜进行笔耕。虽然,这对于自己是过于严酷了,但思想沉湎于北大荒的沃土之中,对自己倒也是苦中有乐。  小说初稿的进展是神速的。我把它命名为《第一片黑土》。按说,我呕心沥血地写这部同时代人开拓北大荒的小说,虽然说不上是积极表现,也决非一种“反改造”的行为吧!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开始之后,因为我向党“交心”时谈及了对反“右派”及“大跃进”的真实看法,于是我写这部充满献身精神的小说,亦被视为反党的行为,写进了送我去劳动教养的“结论”之中。机关保卫部门对我进行了查抄。几年后,劳改单位将这部长篇手稿退还给我,上面虽然批注着“小说没发现问题”的字样,但结论却不能更改——我为写它负荆戴冠,因而这部小说的分娩是带着时代的血痕的。  不管怎么说,小说手稿是退给我了;这对于身陷囹圄的我来说,是个最大的安慰。我借着劳改队休假之际,把手稿带到家中叮嘱我母亲。家中什么东西都可不要,千万不能把这部二十七万字的稿子给丢掉。到了“史无前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年代,我的这部手稿到底还是和我的藏书,一块化成了纸灰,飞上了九天。  惋惜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当一九七九年党召回她蒙冤的儿女后,我当即回升了重写这部长篇的力量。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家百废待兴,迫于革命良知,我暂时把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设想放下,而投入了“反思文学”的创作。但在写《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等中篇小说的同时,开始了《北国草》的重新构思。因为时代向前跨越了近三十年,重写五十年代拓荒者生活的小说,既有一个站在历史高度剖析生活的问题,又有一个历史感和时代感融合的问题。当初,杨华、徐世华等青年朋友,在荒地上翻起第一犁黑土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拥有四十八万亩土地、每年上缴国家七八千万斤粮食的宝地;小伙子杨华从一个垦荒队队长,已经变成一个国营农场的副场长;姑娘徐世华,经历了北大荒的生活磨炼,已经成为中共黑龙江省省委委员。我该用多大的篇幅,才能把这些生活的巨变描绘出来呢?这时,当年的垦荒队员——现在的机械修理能手杜启发,从北大荒来北京探亲,特意来家里看望我。他建议我着重描写他们初到北大荒时的创业艰辛,刻画出五十年代青年人的精神风采。他的话对我很有启迪,我决定把作品的立脚点放在八十年代,把视线的焦点对准五十年代,力求使这部长篇小说既有历史感,又具有新时期的特色——道理很简单,因为我是写给当代青年朋友们看的,不注意到这一因素,作品将会为之失色!  艰苦的笔耕又一次开始了。  我重新翻开我的朋友——拓荒者文俊峰送给我的“垦荒日记”。这厚厚的日记本,跟随我走过漫长的“驿站”,我把它和少许几本我最喜爱的书,放在每个驿站上的枕边。我曾无数次地翻阅它,今天,我又把它翻开了。但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因为这个对敌人嫉恶如仇、在朝鲜战场上因枪毙两个美国战俘而犯过错误、对伙伴却无比宽厚豁达的小伙子,在不久前因雷汞爆炸而双目失明了。当初,他把“垦荒日记”送给我,就是为了叫我写出描写拓荒者生活的书,如果这部长篇不那么多灾多难的话,他也许早就读到这本书了。现在,我恢复了写作的权利,他却无法目睹这部书了。我抚摸着这厚厚的日记,心里确有负债之感。为了偿还良心上的债务,我星夜兼程地写,写!我把他挥手之间枪毙敌人、但却怎么也不忍心枪毙两匹病马,以及误伤小马驹的真实情节,都写进我的长篇小说里了。  还应当感谢在我危难中保护我的亲友,在我身陷囹圄之时,他们为我保存了我在荒地生活的笔记。历经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这些笔记本中的纸页虽已变黄,但我拄着防狼棍子走访天津、哈尔滨青年垦荒队的足迹,仍然历历在目。翻开残破不全的纸页,草原的风扑面而来,那么多青年朋友的形象跃出纸面。他们使我热血沸腾,他们给了我坚毅的力量。  我沉睡了多年的童心被他们唤醒了。  我仿佛回到了五十年代青春的摇篮中。  记得,我在哈尔滨青年垦荒队生活的日子里,曾看到这样一个生活场景:一个垦荒队员从狼穴里掏来了三只待哺的小狼羔,这个调皮而善良的年轻人,像喂养婴儿一样喂养它们;给它们找兔肉和狍子肉吃,以求能驯服感化这三只小狼崽之心。但是这个小青年的善良,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有一次他把手伸进笼子里喂食时,一只小狼崽一下咬住了他的食指,几乎把这个小青年的食指咬断。这个小青年哭着对我说:“你看,我是一片好心,想不到。”我说:“小兄弟,你应该认识大自然的严酷,仅仅用善良是没办法感化北大荒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对他起了作用,他用手绢缠住流血的手指,把三个狼崽从笼子里揪出来,挂在一棵小柳树上,拿来车把式用的大皮鞭子,挨个抽打这三只狼崽。他还嫌不解气,又在鞭梢上缠上了细铁丝,抡圆了鞭子狠狠地抽打着,每抽打一下,狼崽就发出嗷嗷的叫声,直到这三只狼崽伸腿瞪了眼,他还不住手地疯狂地抽打着。这个小青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虽然我没有把这个生活细节写进小说,但是他使我孕育了小说中石牛子这个人物形象。  因而,应当说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虽是以北京青年垦荒队为背景,但是融进了北大荒各个青年垦荒队的生活。关于小说创作,鲁迅先生在回答《北斗》杂志社提问时说:“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我在写这部长篇时,极力摆脱生活中人物原型对我的羁绊,开阔眼界,驰骋思维,不但把北大荒几支垦荒队的生活熔于一炉,还把五十年代青年人所共有的基本素质,揉进了小说的字里行间。因为写小说不是照相,而是高难度的艺术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它的最高使命在于塑造出各种不同的艺术典型,使读者既能透过作品,管窥一定历史时期的面貌,又能得到美的启示和美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小说虽然是以北京青年垦荒队为背景,但书中的人物和故事,已跨越出这个单一的生活舞台,表演的是五十年代一代青年人的戏剧。我很怀念五十年代,我用笔表达了我对过早流逝了的春光的眷恋,我用笔表达着我对同时代人的一片挚情。  今天,我把五十年代青年的群像,呈现给读者了。但面对厚厚的稿纸,自愧之感油然而生。因为落墨在稿纸上的东西,远远没有能描绘出他们的理想、情操和对事业、爱情的执著追求。惭愧之余,惟一能自慰的是,我没有拔高他们,力求能概括当时的生活,再现五十年代的青年形象。他们虽然都绝非完人,但他们的心灵是美好的——他们没有愧对青春这个圣洁的字眼,他们没有虚掷了大好年华。  小说在一九八三年《收获》连载之后,我接到很多青年朋友的信函。我想,青年朋友对它所以如此热情,并非我笔墨之功力,而是八十年代青年和五十年代青春儿女灵犀相通之故。在青年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对《收获》的发表稿,又进行了一次修改,以求不负青年朋友们的期望。  谨将此书献给当代的青年朋友!  谨把此书献给五十年代的一代风流!  谨用此书告慰垦荒烈士马俊友的母亲——因为她把惟一的儿子,献给了北大荒的沃土。  1983年7月20日夜于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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