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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发在七十年前的那场新文化运动,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时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亡才数年。那数年乃至以后的若干个数年,封建阴影对于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人心的笼罩,依然深刻而浓重。正因为如此,处于方生未死之间,叛逆者的宣言和行动,益显孤独和悲凉。五四先驱者那一番愤世嫉俗的呐喊,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旧文化、旧礼教、旧文学的断然决裂(至少是决裂的意愿),至今仍留有惊心动魄的效果。  离开中国那一时期的特殊环境,来谈五四文化革命的意义都是非现实的。离开这一具体历史性,我们甚至无法理解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体革命,用白话新诗代替古典诗词的诗体革命。打开《胡适文集》,他的那些为了新诗的尝试所付出的艰辛,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步步为营的反抗和阻挠的结果。那一代人为了争取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诞生,其经历无不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和理解的程度。要是没有当日强烈而全面的批判意识和否定意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可能还是一个梦境。  至少是心理情绪上要求与旧传统的彻底决裂,于是才有了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社会的愿望及其有限度的实现:新文化由是开始发端;新文学由是开始生长;被严酷的封建秩序束缚、禁锢的中国男人和女人,由是开始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尽管这一切均是初萌状态的,而且随后还受到无尽的折磨和抑制。显然,要是没有那个完整的和彻底反封建传统的抗争,为今日的发展所拥有的一切基础也许都不存在。  中国社会古旧的伦常礼教及其所铸成的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积习所造成的危害,也许处于新旧交织的特殊时代的知识界最能痛切地感受到。只要想想数十年后我们仍能感到封建传统无所不在的影响,我们才有可能理解那一代先驱者的“粗暴”和“偏激”。这里是陈独秀致胡适书中的一段话:“改良文学之先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亚东版《胡适文存》第一卷第43页)  还有鲁迅关于“不读古书”的惊世骇俗的宣告。鲁迅把自己对旧文化的深入了解喻为曾经“纵酒”伤了肠胃。其实他的“戒酒”(至少劝人“戒酒”)的决裂与他的发现酒中有毒即发现书上写的都是“吃人”二字有关。五四一代“多看外国书”以及引进西方观念的倡导,意在使中国人掐扎束缚吸取域外的新潮以改进思维习俗。陈独秀标榜的《新青年》的两大罪状,即拥护德先生和拥护赛先生,显然是以民主、科学的提倡以彻底反抗中国的旧文化和旧伦理。  半个世纪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因为“文革”的文化命题只是发动暴乱的政治目的的借口。文化不是真正的起因,而文化灾难却是真实的结果。“文革”的“文化批判”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均非革命意义上的。显然它所推进的现代迷信狂热,正是五四文化革命对象的延展,它体现封建体系的整体特征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作为这一“革命”成果的精神废墟,正是对民主科学精神的彻底背逆而不说明其他。  许多人受到了传统文明湮没与传统文化断裂的刺激,由此萌起振兴旧物的祈愿。这种沦落的苦痛完全可以理解。但“文革”的一切变异及罪恶决不是五四批判精神所能承担,更不是它所造成。“文革”给予人们的觉醒,若导向古旧传统的追恋,只能是悲剧的倒退。  个人崇拜导致神权的复活,人性的泯灭和沦落,一切仿佛都是封建主义的卷土重来,而使民主、科学精神荡涤无余。事实正是“文革”再度唤醒人们对于中国封建思想体系因袭之顽强的警惕,使人们重燃反抗传统的意愿,这和当年的激烈反抗旧传统与认识到构成传统封建思想体系不可分。  中国缺乏的不是对传统的肯定和礼赞,恰恰是怀疑和批判精神。几千年的恶梦不会轻易离开我们,需要的倒是重新审视与必要的挣脱。为此,五四以来的先进知识界,无不以激情面向西方,面向现代文明。那一代盗火者,宁肯为鹰啄而流血,仍以做一个传统的逆子而自荣。  那些担心引进西学而忘却或消失传统的人,他们的缺少自信是对中国历史的不甚了解。这片古大陆犹如一个其大无比的泥淖。它对异己文化的吞噬力,惊人得强大。任何新异之物,都会在“中国式”的名义下被“改造”为真正的“土产”。其实人们尽可放心,中国即使五十年,乃至一百年不谈传统,传统也不会消亡。  真正可怕的是旧传统对于新生之物的强暴吞并和“改造”。五四运动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感到悲哀的并不是五四的“过火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而是当年那种锐气的减弱,以及它的一些有限成果的丧失,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精神的失落。这种失落是渐进的,虽然不引人注意,但却是惊人的。  中国因内忧外患而急于寻求出路。三十年代开始,迷漫整个知识界的,是追求前进的革命意识的引进和传播。这种传播使自由竞争的局面渐趋消弥。学术和创作活动的加速意识形态化与当时社会选择高度一致,它造成由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的局面。  上述局面在四十年代因行政力量的鼓励而强化。当时的形势要求确立以农民为本位的思想文化结构,并以此推进新进事业。文学艺术中推行排它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  这种自上而下的推行造成新的文化一统化。历为情势发展的需要,农民文化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提高了民间村社的思维样式和文艺样式的权威地位。它为统一文化提供了模型。  因农民文化本体而回归传统文化的覆盖,行政性的号召和运动的方式也使学术民主的位置受到危害。文化的大一统以及文艺的一律化,是与封建专权相联系的意识形态现象。尽管自四十年代以后,这些文化的变异或文艺运动都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但成为这些革命运动的灵魂的,往往是个性解放的反向,学术自由的反向以及民主思想的反向。  行政的推进和领导艺术运动的方式,体现了高度的集中意志。这些运动的权力施与以及强制推进的结果,只能是文艺和学术的非民主化和非自由化,必然与五四多元、民主和自由传统相背离。它的走向五四反面而与当初的反抗对象妥协是必然的。  自从上一代知识者醒了中国的封建长夜之梦,这片沉重深厚的黄土地,我们用了近一百年的时光试图走出,然而不能。我们双肩和心灵的承受,显然比前辈更为严峻。不仅有一个完整的旧封建传统亟待清算,而且还有一个以最时新的名目出现新的封建意识需要清算。我们陷入魔屋。  我们因找不到出门的通道而感到西绪弗斯的悲哀。传统梦似乎没有醒的时候,它如阴云笼罩,它造成极大的心理病态。  意识构成和思维方式的高度统一化,极大程度地束缚了中国人的心智。传统的中国文化不仅未曾改造中国,反而成为无情缠缚中国人心灵之树的铁丝,中国人的深沉心理结构中的恋旧情结,成为中国人心理病态综合症最大的潜因。中国人一方面承受着浓重的因袭的负担,一方面又承受着近数十年“寻找药方”而药不对症的新的文化思想重负。  密不透风的传统病,使几代人陷入困境。突围需要血战,而血战又需要源源不断的志士仁人。知识者自身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状态无情地扼杀了生机。一百年前,在西方的坚船利甲面前,中国于惊恐之余猛醒而坚决面向现代世界。但自那时起,崇洋媚外,数典忘祖之恶谥不绝。悲剧的命运从来属于盗火者。因此我们悲凉,我们宁愿肝脏被啄而选择高加索山顶的峭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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