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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作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晓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忘记,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旋的古老舟船……我们面临的是让人惊恐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  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  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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