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密码:
  新时期的文学狂欢已经落潮,多少显得有点放纵的文学正在急速地失去读者的信用。相当文学作品不再关心公众,它们理所当然地也失去公众的关心。中国为数众多的文学家识时务地从急流中拔足下来。他们以随心所欲地编织和制造适应消费的需要,他们忘却记忆并拒绝责任,他们对现实的逃逸既潇洒又机智,既避隐现实的积重,也避隐自身的困顿。文学的一缕游魂正飘飘忽忽地穿行在艺术与时势之间,装点着世纪末的苍茫时空。  商潮的涌起使人们乐于把文学定格于满足快感的欲望功能,人们因厌弃以往的仆役于意识形态的位置而耻谈使命和责任。对于世俗的迎合使文学(包括艺术)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浅薄成为时尚,这时时尚使一些人怡然自得而不曾感到羞赧。这倒也不必惊诧,因为当下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文学曾经为争取自由而蒙难,文学理应享受有限的自由而不必听命于他人的召唤去做不是文学想做的事。这社会人们都在各干各的,又何必苛求于文学?况且,文学的天性从来就是充分个体的、自由展示的精神劳作。  但是,当前的问题并不是文学的受到羁约,恰恰相反,正因为文学的过于放任而使文学有了某种匮失。当前的文学不缺乏游戏,也不缺乏轻松和趣味,不缺乏炫奇和刺激,独独缺乏对文学来说是致命的东西。这种缺乏导致人们追问文学到底何用?的确,我们的文学曾被广泛用于政治。  文学家们为此所惊吓而宁肯宣告文学“无用”。人们在倒脏水时连同婴儿一起倒掉。  文学创作有一切的理由享用自以为是的自由,但文学显然不应抽去作为文学最具本质的属性。文学的建设最终作用于人的精神。作为物质世界不可缺少的补充,文学营造超越现实的理想的世界。文学不可捉摸的功效在人的灵魂。它可以忽视一切,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始终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文学不应认同于浑浑噩噩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灭自己。文学应当有用,小而言之,是用于世道人心;大而言之,是用于天正时谬、重铸民魂。  近百年来中国人为改变自身命运而有悲壮的抗争,中国文学曾经无愧于它。当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人们猛然发现了上述的匮缺,触目所见是不尽的华靡和鄙俗。人们惊叹文学的失重,发现了文学与时势的巨大反差。的确,文学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文学可以是快餐和软饮料。但文学除了即食即饮之外,更有属于永恒的价值。对比而言,后者更能体现文学的本质。  一个普希金提高了俄罗斯民族的质量,一个李白使中华民族拥有了千年的骄傲,一个梵高使全世界感受到向日葵愤怒而近于绝望的金色瀑布,一个贝多芬使全人类听到了命运的叩门声!中国的文学,文学的中国!在这百年即将终了的时候,难道不应该为这个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带来一些理想的光辉?人们,你们可以嘲笑一切,但是,切不可嘲笑崇高和神圣、庄严和使命,以及与此相关的祈求,切不可嘲笑这一点点可怜巴巴的乌托邦的抚慰。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

| 写评论 | | 返回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