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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大雅  七十三岁那年,因对资本市场的诡谲和风云变幻涉知甚少,以致毕生的储蓄被抛进魔谷,生命如临唐山大地震,命若悬丝。幸友人钦欢、添才等相助,始有今日。我如两千年前伍子胥过昭关,白了须鬓也,却又毅力如故。甲申年流火七月,全国出现罕有的高温,电视台连连推出红色警报。我却迎战高温,一个伏暑接连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创造本人写作史上的“高产”纪录。涅槃中复生,自然倍加珍惜七十年流淌的时光。两部长篇完成后,仍有一连串刻骨铭心的记忆。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恋战不休,断续成文。虽不能登大雅之堂,却可以孤芳自赏。  白云飘,  青烟绕,  绿阴的深处是我的家啊!小桥啊!流水哟,  梦里的家园路迢迢啊!  ……  这首歌应该唱给我的老家大雅。  名字叫大雅,其实一点不雅。村长、地狭、屋陋、偏僻、无公路,村陋,山像墙屋似的把我们圈在狭长的山谷里。虽山多而水清,虽屋陋而人丽。远古时有村人被选丽入宫一说,位仅次于皇后。但始终无谱可查。若问邻村大户,都摇头说“绝不可能”。  “历史上谁听过山里出王妃?”  “为什么不呢?山里飞出金凤凰!”  争论从无结果;其实争论也无意义。大雅村的姑娘就是漂亮,连小伙子也长得帅气。这是山灵水秀滋生养育出来的灵气丽质,你不用怀疑了。  大雅村致命的要害是贫穷。没有公路,村子闭塞。梅县是著名的侨乡,大雅人出洋的不多,我的祖居尾甲村,解放前只有两个大学生。村名大雅,这和村名与“崇文重教尚武”的客家精神,实在名不副实。但大雅却有许多传奇的故事。我写了一辈子小说,几乎每一篇,每一部作品,都有我故乡的影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故乡积淀着十分深厚-的文学土壤,它至今仍等待着文学的挖掘富矿啊!“含金量”很高,在时空替换飞速旋舞的今天,步伐慢了便等于空待。  五十年代前的三个大学生  大雅村尾甲(即程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出了三1大学生,我幸而光荣高列榜内。  近百户人家的村寨,到五十年代末才出了三个大学生,何谈“大雅”?更遑论“崇文重教尚武”的客家人优秀的文化传统?  程清光  我村第一个大学生名字叫程清光,上海中国公学(大学)毕业。懂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公学在教育界名分是多么响亮!我小时候见过程清光这个风流才子。他挂一副近视眼镜,仪表不凡,他写一手毛笔字,听父亲和叔父说,他是大学的高材生,文章浩浩荡荡,飘逸风流,有启超之文韵。我那时是小孩,不懂得道德文章这类大事,更不知道梁启超乃近代文坛巨擘。我只知道他常肩扛一支火铳,带只猎狗打飞鸟,而且枪响鸟落。我们一帮小孩常常悄悄跟在清光先生后面,看过他枪响鸟落的好枪法。也因为我们孩子在他竹后打闹而把草木丛中的猎物吓跑,把这位大学生猎手惹恼得顿足捶胸。才华横溢、风流潇洒的大学生,给村里的小孩留下许多难的情趣。  清光先生是遵母命回家乡娶亲的。他还和媒婆一起相亲,结果讨了歪嘴巴女人。歪嘴巴不是一般歪,是一边完全塌了的。令人很难理解当年一个大学生连一点婚姻自主的权利都没有?然而,4年的兄辈父辈,就是艰难地越爬这一道道崎岖的人生路。  清光相亲过程也很简单,由母亲和媒婆领到对象家中,男女双方的亲家在客厅里叙茶。海阔天空,没有主题。谈的内容全与婚事提亲无关。可以问:“你家种了几棵辣椒?”回答往往是:“我家有只花母鸡会生蛋。”你看是不是“文不对题”“答非所问”。就像一首歌曲中的“过门”一样,虽与主题无关,却是全曲的装饰。  这时,媒婆早溜到小姐闺房,耳提面授。然后把来相亲的男人推到小姐闺房里。  今天,程清光这位仪表堂堂的大学生听任母亲和媒婆摆布,换上了长衫、马褂背心、布底鞋、瓜皮帽。  “我不是有西装领带和黑皮鞋吗?还要换什么衣服?”  “西装是给上海番鬼看的上中山装是上班时给上司和下级看的。”“那马褂长衫青年人早不穿了。”  “干吗不穿?报纸上谁都能看见,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重要外国鬼佬就穿长衫马褂。”  “他是装样子的,其实他早和老婆一起做了基督徒。”  母亲和媒婆一齐捂住大学生的嘴巴:“使不得,使不得,败坏蒋委员长的声誉,传出去会被杀头的。”于是,母亲、媒婆不由分说,扒掉他的西装,换上长衫马褂布底鞋,跟着母亲和媒婆去相亲了。  闺房只有一眼小石窗,光线幽暗。一位仪貌端庄的柔弱女子用拿着小白手帕的手支住下颌,笑容可掬地和中国公学毕业的风流才子对话:  “你姓什么?”  “姓张。”  “读过中学?”  “打当昼校(即中午补习班)。”  “你会干农活?”  “挑搭割(即割禾)莳(田)搭脱(秧)犁耙辘轴样样会。”  “你愿意嫁给我吗?”  “愿意。”  “我家是边远山区,树林里有老虎山猪啊!你不怕?”  “不说你‘射雕眼’会打飞鸟,百发百中?我还等着你的山猪肉吃,虎骨胶炖药材呢!”  “哈哈!”  “嘻嘻!”  大学生于是把自己的金戒指脱下,亲自戴在张姑娘的无名指上。  这就是当年客家人相亲的全过程。无论是高人俗人,只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免不了“相亲”这一关。  我不知道这是谁栽的苦果?是他母亲,是媒婆还是大学生本人?总之,成亲后第二天早晨,他发现新媳妇左颌严重下塌,新娘原来是一个严重歪嘴巴的女人。  程清光无言以对。忧忿之余,他出走了。从此不知去向。  程玉光  我们村的第二个大学生应该是程玉光。程玉光从某政法大学毕业。他是中国公学毕业生程清光的堂弟。一房人出了两个大学毕业生,应该是光宗耀祖的事。清光和玉光的母亲是两妯娌,两妯娌都把儿子送进大学读书,足以证明这两个母亲独具慧眼;也显示了她们的财力与儿子的智慧与才华。  程玉光皮肤白皙,眉清目秀,是少女们钟情的“尤物”。其实,程玉光在仕途也不得志。一个政法大学毕业生,只当过民政科长和警察局下属的“巡官”。当年的巡官,大概是今天的派出所所长。  程玉光有两女一子。女儿都漂亮,倾倒不少村里村外少男。儿子也聪慧,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儿子冠民与我感情深厚,论辈分他是侄辈,我们以叔侄相称,两人属忘年交。  玉光解放后即押回家乡,以国民党伪职员身份交村委会看管,失去人身自由。他不能出村,每半月向村委或民兵营长汇报。暮年孤愤而死。由于子女丽质,家庭没有破败,且时有“靓仔”上门(包括驻村工作队员嘻嘻哈哈,笑语欢声,充溢庭院,划破夜空,  使古老得近乎僵死的山村平添几分世纪城都的浪漫轻喜剧。老年孤忿而死的政法大学生有知,定当含笑九泉。  程贤章  程贤章应该是我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只能以第三人称书写他。  :程贤章因家贫如洗,读完初等师范便当小学教师去了。一九四九年解放,一九五一年秋被吸收为乡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的资料员。一九五二年秋,土改进入最为激烈的没收分配阶段。程贤章被政府保送至桂林广西大学汉语言文学专科学习。他在大学念的不是本科而是专科。但他非常勤奋,成绩优秀。创作课他更“威水”,每次写作老师都打“A”。同学们提意见:文章没有满分的。创作课蓝老师便记“4+”“A-”,堵了同学的嘴。由于勤奋,成绩优秀,又是“调干生”,几乎所有授课老师都喜欢他。一九九七年冬程贤章参加北京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一回到广州,他便马不停蹄乘飞机到桂林寻师去了。他非常幸运,居然见到了当年中文系主任、著名文学理论家林焕平,中文系副主任林志仪,当时常给他写作“人”分的授课老师、文艺理论家蓝少成,当年政治辅导员邹老师,同学文艺评论家欧阳若修,以及苏关鑫教师等。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一圣诞平安夜,程贤章在桂林一家宾馆宴请见面时的老师与同学。他把广州带来的法国“XO”白兰地款待有恩于他的老师们,畅叙离情,并向中文系捐款五万元为校友杯奖学金,做了三天“田家炳”。桂林媒体为程贤章离校半世纪寻师捐款作了报道,一时传为佳话。  其实,程贤章在土改中也犯过错误。他对土改“春耕整队”批判广东地方干部“和平土改”思想,清洗一大批广东地方干部很有抵触。他背着组织找即将被镇压的不法地主(其实是工商业地主谈话,并通过驻村土改组长包庇叔父破产地主……但工作组领导都把这一切视为“小知识分子的软弱动摇性和缺乏纪律性”轻轻放过,“化干戈为玉帛”,以调干生的待遇保送到大学深造。  程贤章从大学出来后,一路春风,当过中学教师、中学团委书记、干部文化学校文化教员,学员都是区主要干部。如今,在粤东地区,仍有不少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或副专员称他为“小程老师”。后来因为写诗、写随笔、写小说,被调到报社任记者、编辑。六十年代初,他的短篇小说在广东还有点小名气。确实风光了好几年,可惜好景不长,一九六八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他承受了“小欧阳山”“小秦牧”“反共救国军”“五一六”分子等一系列罪名,并定性为“反革命”,批斗个没完,检讨个没完。每到星期六下午,还到军管会、革委会门口挨家倒粪尿,沿街拖粪车,这消息很快传到村里,以至“读书无用论”的村风又故态复萌。村风的文化底线是会写信记账、会珠算营生就行了。很少人“投资”筹款让子女升大学。村里“文革”前后也有三几个人升大学,但他们的家长也是力排众议,冲破“读书无用论”的桎梏闯进大学校园的。其中万方能方昆仲,靠侨汇支持,在中山医科大学毕业,中、西医皆精通,能方还到美国开业,成为当地一代名医。“三中全会”后,程贤章复出,办报、创作都有成绩,风光重现,惜韶光易逝,虽色彩多姿而已进人生命的晚霞。“文革”耗去十年光阴,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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