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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早就想写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但一提笔便重如千钧,头绪纷繁,甚至万事牵心,无法成篇,只在一些文章里顺笔提到,与“孝子”之称相距万里,为此,自感常悬负疚之心。  母亲在我心里如西方的圣母玛莉亚,东方的观音大士。在我毕生的生活圈子里,她是一个不可代替的“神”。但因为父亲早逝,家贫如洗,有八个兄弟姊妹,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责任便由她一肩挑起。我的童年全是一片灰色,母亲几乎是严父的延续而缺乏母爱的慈悲。由于喜读外国名著,我始终觉得她像北欧的雪山,冷酷而又严峻。三十八岁守寡,父亲没有给她留下任何遗产,身边一大群子女,贫穷和流逝的岁月的刀刃剥夺了母亲脸上的笑容。我在人群中和所有文学作品中很少看到母亲这样冷峻的脸孔。她有一对非常漂亮的眼睛,但在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前,她那对漂亮的眼睛一直都是那样呆滞与痛苦。我最害怕的是她半夜忽然醒来坐在床头自言自语。我常被她的梦呓吵醒,有时也大胆问她:“妈妈,你在跟谁说话?”  “你爸爸!”她脱口而出。  “爸爸不是死了多年吗?”  “不会,我刚才还梦见他哩。我还骂他没良心,没给我留下一分钱,却把一大群子女抛给我,没良心。”  我仿佛看见穷死的父亲更加瘦弱,一脸尴尬愧对母亲,然后慢慢离开妻子,走向荒草萋萋的小路上。我害怕,急忙用被子捂住脸孔,希望眼中有一轮红日出现。吃糠咽菜的日子,最盼望的是睡在母亲的身旁进人梦的花园。这是亿万富豪无法期待的幸福。但却常常被母亲的梦呓和噩梦惊醒。这种本应属于穷人孩子的人间亲情仍然奢侈得遥远无期。  母亲常在餐桌上啃着糠团对我们兄弟说:“你父亲除了留下一亩三分祖宗山坑冷水田外,没给我留下一分钱。我每天挑担供你们读书,你们要好好用功。一科不及格,承我一扁担;两科不及格,承我两扁担。我不会把你们打死,但把你们打成拐子我是不心疼的。成绩好的我也有奖励,一科上九十分线的奖一碗干饭。你们听着,我说的话算数。”  我们都用功读书。夜晚,母亲点了一支一米长的松香烛,插在餐桌缝上。兄弟几个围着火光读书,母亲则挨着桌子坐在矮木墩上斩猪菜,有时我们笑闹一阵,母亲便用刀板敲在斩猪菜的砧木上。这是警告;也是劝阻。碰到这样的场面,她不会吱声,只是用一种反常的声音和动作给我们暗示。于是,我们立即紧张起来,正襟危坐捧着书,或伏案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这是我们一家最快乐的时光,也是一幅城里人非常羡慕的“农樵耕读图”。  母亲的扁担是打过哥哥嫂嫂的。说是哥哥嫂嫂也不过比我们多几岁罢了。嫂嫂是童养媳,对哥不好,但对弟弟妹妹非常疼爱。她在母亲眼中,是一颗“灾星”,仿佛我们过穷日子都是嫂嫂惹的祸。日里干活,三餐刷碗喂猪,都是她的分内工作。  嫂子肖虎,有一天早上喂猪,发现母猪生崽,便回来向母亲报告。  “妈妈,我家的母猪生崽了。”  “你看见了?”母亲惊喜地问。  “看见了,一窝猪崽子,围着躺着的母猪吱吱叫。我好高兴,来不及数有几个崽就跑回来了。”  “完了!”母亲叹口气,“你生肖属虎,虎打猪啊!你必须在猪崽出生后十二天才可以到猪栏。”  “我没有看见猪崽,我只听见小猪在躺着的母猪面前吱吱叫。”嫂子改口,嗫嗫嚅嚅地说。  “你放肆,你刚才说看到一群小猪围在躺着的母猪面前吱吱叫。我告诉你,我这窝猪崽没事便罢,若有三长两短,你少不了承我扁担。”  我母亲的预言不幸言中。我家的老母猪,是肚子饿了还是什么原因,开始吃自己养的猪崽了。先吃一个,第二天又吃一个,第三天开始吃两个,我母亲正想采取应对措施,而母猪已把亲子吃了六个。八只小猪,被“母亲”吃了六个。“穷人莫断猪”。家运败破,连生下的猪崽也吃了。嫂子承了母亲好几扁担。她苦情无法诉,欲哭无泪。我虽年纪还小,但对嫂子这段冤情负疚终生,虽历经半个世纪,此事仍刻骨铭心。总想有一天能有机会报奉,可惜她已到了缅甸,早已物是人非了。  我哥哥读书鲁钝,他害怕母亲的扁担。十四岁即进入私营煤矿,以一个童工的身份做“炭狗仔”去了。他在暗无天日的地底下生活了十五年,无妻无室无子女寄住在我家里,直至孤忿而死。  母亲有一天严厉地对我们说:“新年到了,你们兄弟谁敢赌博就承我一扁担。新年我们买不起鞭炮,只在年三十深夜敬祖宗时放一小串图个吉利。你们兄弟也添不起新衣裳和鞋袜,各人把整齐一点的衣服自己浆洗。从除夕年夜开始吃三天干饭,年初四开始‘拖粥排’。不准看人家吃东西。人家送的任何东西,没有我答应,谁吃了谁犯家法。”说最后一句话时,母亲把眼睛对着我。我知道,婶子和邻居有时送点好吃的东西来,都说:“这是给阿贤吃的。”她们眼里根本没有我母亲。母亲非常痛恨这种嫌贫爱富的村风。总是把别人送来的东西偷偷倒到猪潲水桶里,对我说:“孩子,你读书聪明点,但到底也是小孩。他们这样说这样做,是轻贱你母亲,轻贱你父亲兄弟姐妹。送来的东西猪吃了可长膘。”恪遵母命,我们兄弟到现在都不会玩牌。  母亲教育我们弟兄说:“我们家穷得像水洗过一样。但穷要立志。我做人是饿死不要饭。”  我叔父是富裕之家,吃饭又很慢。他家养了两条狗,一黑一白。狗吃的比我们吃的奢侈。母亲吩咐我们:你们走过厅堂时,要眼向前方,目不斜视。叔父知道了,非常恼怒,对我说:“我是你的叔父,我不是强盗,不是坏人,你们把我当坏人了。”我说:“叔叔,我什么也不知道,你问我妈妈!”叔父无奈,默默无言。  我曾听过一位叔公对母亲说:“嫂子,日子太困难了,是不是带上几个孩子过村上街乞食?他们会同情的。”母亲说:“感激你,老叔,孩子命贱,像养猪养狗,吃糠咽菜,容易对付,你要我带子女出村乞食是真话假话?侄嫂我是饿死不要饭的硬骨头,要我出村乞食,我能愿带子女一起投梅江。”那位叔公连连说:“嫂子,我服你了。罢罢罢,算我说错话。”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这一贫如洗的妇女如此铁骨铮铮。她的钢铁意志使她成为刀斩不人雷击不倒的客家妇女。从而也潜移默化影响她的子女,坚定了我们战胜贫穷的信念和毅力。  我很少见到母亲哭。自从父亲死后,在一无所有的贫穷家境中抚养子女,我想她应该哭的,至少她应该流泪。我想,母亲没有笑容十分正常,流泪哭啼也正常,但她偏偏不流泪。她的朋友都感到奇怪,问她:“没见你流泪,你是不是‘石眼’?”母亲苦笑回答:“我的泪往肚里吞,你们看不见。”  只有一次,因为妹妹患水肿病夭逝了。傍晚,母亲挑炭回来,一放下担子就问我们:“妹妹呢?”我说:“中午饭没吃她就哭着闹要睡觉,到现在还没有醒来。”母亲慌慌张张掀开竹帘扑进房间,抱着神智昏迷的妹妹又喊又哭。她抱着妹妹坐在靠大门走廊板凳上,第一次以恳求的口气对叔叔说:“他叔,孩子昏迷了,但心一直在跳,呼吸急促了些。孩子有药便可以救活,给我一包‘包赤散’(一种急救药)救救孩子。”  叔父和叔母瞧了瞧奄奄一息的妹妹,头乱摇,手乱挥,大声说:“没救了,没救了。快抱到屎缸屋里或灰间里,快快快,否则会打秽屋。我建的大屋,只能给老死的人在厅里停尸,决不许小孩在我大屋里断气。”  这样,我们一家便跟着母亲和妹妹,带着被褥到灰间里守候奄奄一息的妹妹。  那时正是冬至严冬,北风凛冽。我们得用一块被子盖住堆满草木灰的地板,剩下的被子便全家挤缩在一起。隔壁是粪缸,人粪尿和牲畜粪尿臭气熏天,远方常飘来冬至炙酒和酒煱羊肉的香气,我们连晚饭也没吃就到灰间里守候妹妹。忽然,有人推开门,眼睛只瞪着抱着妹妹的母亲说:“都什么时候了?快把死人身上的衣服剥下。”  母亲说:“婶婶,孩子还活着呢!她只是昏迷。”  婶子说:“你说你们家该不该穷?人都快死了,还不把她的衣服剥下。听我的话,把女孩身上的羊毛衣剥下来,用块麻包把孩子包好,把被褥收拾好,撤回家里去!”  母亲忽然哇的一声痛哭起来:“天气这样寒冻,孩子还活着,我能忍心剥下她的衣服吗?我家里再穷也不会借你一升米,你没有权管到我头上。”  叔母悻悻而去,母亲把妹妹捂得更紧,仿佛提防有人剥妹妹身上那件红毛衣。母亲用袖子抹干眼泪,对我们说:“我们就是因为家穷,才把我们赶到灰间里。另一个叔母也是富婆。她来不是问你妹妹的病情,而是要我剥下你妹妹身上仅有一件御寒的羊毛衣。好好记住这件事,好好读书赶快长大,做出人样子来活给人看!”  妹妹到深夜才断气。我是眼看着妹妹断气的。断气的瞬间我没看到妹妹痛苦的表情,而是一丝灿烂的微笑。  母亲依然紧紧抱住死去的妹妹,半点眼泪都没有,她问我们:“妹妹现在死了,她身上的红毛衣剥不剥下来?”  我们兄弟齐声应道:“不剥,让妹妹穿那件她平日心里最喜欢的红羊毛衣上黄泉路。”  妈妈高兴说:“孩子们,你们和我想到一块了。妈就想听你们这句话。”  于是,母亲拿个小枕头给妹妹枕上,又捡了一块小被盖在妹妹身上。母亲喃喃自语对妹妹说:“你自在了。走好吧!留条小生命在人间多痛苦多累。在人世间谁可怜你,人没断气就要下手剥衣服。还是西天好,那么漂亮伶俐的姑娘哪个神不喜欢?!”  母亲六十岁时,我的大女儿芷芳出世,土改后她就盼望做袓母。直至一九五九年,芷芳才出世。我给出世女儿起名芷芳,母亲很鬼,她说:“你起这个名字就知道你不喜欢女孩子,但我却把这孩子视为‘一团金’。”芷芳出世后,我就把她的户口迁到城市。芷芳最长,翠芳、挺芳相继出世。她要照顾小孩,又要买菜煮饭。到九十岁仍手执锅铲。报社张同志笑她:“老太太,到现在还企锅,下岗吧!”老太太说:“你们权力大得很,我就只有掌勺权,我不像你们六十岁就下岗。笑话哩,我是六十岁才到这个家上岗的。谁也别想夺我的掌勺权。我不下岗,我在家里搞‘终身制’。”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时的母亲,丧失了威严,笑口常开,人又慈悲,乐于助人。活脱脱是个“观音大士”。在我眼里,母亲是我们家庭的大海,而且是欢乐的海,智慧的海。她是我写文章时的一本活辞典,她三言两语就概括了一个人的特征性格和道德。红球年轻时漂亮聪明,深得母亲的疼爱。听说红球出鼻血从工厂回来休息,她就用黑豆炖骨头汤,徒步走五里路送到他家里。红球带来几个工厂的女工友,她一个也不点头,但一见到张莲便亲热得不得了。母亲说,只有张莲贤惠持家,这才是红球的好妻子贤内助。我虽然埋怨她管得太宽,但今天却印证了老人当时的预言。埋怨便转为快乐,家里便处处有阳光。  九十六岁,母亲无疾而终。骨灰盒落葬时,很久鸟雀无声的梅江忽然从下游飞来六十八只白鹤,再朝上游飞去。这一偶合,使我想到这群白鹤是迎母亲去西方极乐世界的天使!  父亲  一提起写父亲我就犯难了。这是因为:第一他死时我只有八岁或九岁。孩子的无知还无法意识到父亲的死将在我的家庭推出一系列的灾难或悲剧故事。第二,凡写家史或写我母亲,我都会把父亲视为丑角或反角陪衬,骂一声“不负责任的父亲”,在家贫如洗的家境中把一大群子女抛给年不满四十的寡妇,是母亲用双肩和心灵荷负无穷无尽的苦难。  父亲是前清末科落第秀才。他喜读书,本是乡村年轻的儒士。但在南洋的袓父觉得读书无用,遂叫“水客”把他送出南洋。他本不善经营,四十八岁仍两袖清风。家有一妻一女尚无法负担,遂萌自杀的念头,跑到海边自杀。但他毕竟没有自杀的勇气,人世间毕竟美好多于无奈,他打消了自杀念头,静悄悄回到家里。  不是说天上不会掉下免费的馅饼吗?果然“天官赐福”父亲中了头彩。这个天上掉下的免费馅饼好大好大。大概不少于八千银元吧。这个大蛋糕怎么分怎么切?父亲门可罗雀的家里顿时热闹起来:  “你只有女儿,没有男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应该回唐山讨个嫩娇女。”  “回去置家业啦,买田啦,做屋啦!”  “修路啦,建桥啦,做点公益事吧!”  “回唐山开店也不错,做个土财主总神气过离乡背井。”  于是,在伯叔邻居七嘴八舌的建议声中,他选择了回唐山,回故乡。那时故乡与圩镇有二十里漫长的石子路。我猜衣锦荣归的父亲要么是骑矮种马;要么是坐轿子,他不会徒步回家的。  父亲回国几个月,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全村百分之八十的破屋烂舍踩平,重新建一座“三堂四横一围”的围龙屋。做出他一生报答乡亲的“善行义举”;二是讨了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漂亮勤劳的客家姑娘一她便是我母亲。他不置业,本来买田地,买店铺,盖私宅,对于中头彩暴发户的父亲,全都是小菜一碟,俯拾即可的小事。但父亲此次回国,除了娶了我母亲外,根本没有购田置业。这就为后来他破产后第二次回国给家庭生活埋下了祸根。  刚到南洋的母亲,亲眼看到父亲家庭的繁荣。家里拥有两辆高级名牌汽车,两辆货车,还有一辆豪华马车,在新加坡上学的姐姐,还驾一辆摩托车。我的大妈,还养了小老虎、鸟、猫等宠物。据说,由于母亲怕汽油、晕车,才特地购买那架豪华马车的。马车虽不用汽油,但要喂马,养马夫。这样的家庭虽雍容华贵,但已完全丧失异国谋生的华侨商人本色。摆阔气,图享受,不是继续创业,而是醉生梦死,完全是一夜之间“暴发户”心理素质。出多进少人不敷出,这样奢侈的日子注定不长久。  母亲到南洋后,非常勤劳,和父亲的妻子相处得很好。但她几乎年年生子女,不久,我有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随着人口的增多,经营的失误,商业界名利场激烈的搏杀,生意场的对手包括我的叔父参与的一方奇招百出,父亲终于被对方杀得人仰马翻。家庭经济崩溃加速,也像父亲中彩时差不多,几夜之间,几个月之间,家庭破产了,豪华的摆设进了拍卖行,家庭已经维持不下去。父亲年届花甲,垂垂老矣,面对年轻的妻子和一大群子女,他还敢指望天上再给他掉下一次免费焰饼吗?父亲压根儿就不是经商的料,日暮途穷,他又一次听叔叔伯伯们的劝告,把大妈、大姐、二姐、大哥留在番邦,我们五兄妹则随着父母,坐着越洋轮船“芝渣连加”号的低等舱,把海外吃下的东西全部呕吐到船舱里,带着几篓筐破烂衣服和家具,回到生他育他的老家大雅。他捐资兴建的围龙屋没给他留下片瓦门框,只好买了和他反目成仇的叔父四间房子合居。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一九四零年,大平洋战事爆发。  父亲重返南洋的发财梦彻底粉碎。  父亲死于太平洋战事爆发的那年冬天。母亲哭哭啼啼,一边为快死的父亲寻找奔赴黄泉的“寿衣”,嘴里反复怨恨父亲:“你好狠心啊!我嫁给你,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而今又没留下任何家业,把一大群子女抛给我。我怎么办哪?”父亲咿咿呀呀在说话。母亲摇摇头,噙着泪对弥留的父亲说:“我听不懂,不懂。我知道你也是痛苦的。这是天意,天意!懂吗?”父亲微微点头示意。  我忽然对妈妈说:“妈,父亲的话我听懂了。”  母亲瞪亮眼睛:“你听懂什么?”  我说:“爸爸说,哪个孩子不听话你就扭他的耳朵,打他的屁股。”  母亲伸手打了我一个耳光:“兄弟中就你调皮。你以为我听不懂你爸爸的话吗?给我滚到房里读书去,不准你多嘴多舌。”  好几年了,我都不明白我有什么错,母亲要给我打响耳光?  叔叔  叔叔不像父亲身子那样单簿。他魁伟、高大,从南洋回来时,还是一个大胖子。  他们虽不是一母所生,却是一母所养。我祖母在父亲六岁时去世,祖父又在南洋。父亲便由他的叔母——我的叔婆抚养,后来又一同到南洋,两人还合股做生意。但不知始自何时,弟兄俩反目成仇了。据说叔父欺骗过父亲,但父亲生前从未说过。叔父是十足的生意人,工于心计;而父亲则是落第秀才,失败的读书人,对生意一窍不通。兄弟俩志趣不同,性格反差大,叔父勤于家政,拒绝公益。想他出手帮族人无回报建围龙屋,叔父是绝对办不到的。父亲回乡落难时村里要扩建小学,大家都捐款,父亲明知没有田产养家口,还捐出了一亩秋秧地,甚至当着母亲的面对建校委员会的领导说:“我没钱了,把我的棺材本捐出来!”若干年后,叔父对我提起这件事还把头乱摇:“你父亲以为他对教育最热心,他对子女不负责任,只有疯子才说这样的话。”但是,这两个反目成仇的兄弟,从来没吵架,也从来不对话。同住在一间楼房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哪有不见面不碰的事。但一碰面,两个人就把脸扭开,你走左边过道,他行右边走廊。他兄弟俩绝不在后面论对方的长短,对于抚养父亲的叔母,父亲比叔父孝顺。以至他叔母临终的时候,一个夜晚都呼唤父亲的名字叫他别走得太快,等她一起上路。我在被窝里竖起耳朵听,越听越害怕,仿佛看见清瘦的父亲正在黄泉路奈何桥边等候弯腰驼背的一位刚到阴司的老人。  叔父被人视为“守财奴”。太平洋战事发生后,他知道重返南洋的希望破灭,侨汇也中断。就非常非常节约,而且节约得不近人情。比如,他喜喝酒,但只喝劣等酒;下酒炒的黄豆,盛在装过冬菜的“冬菜罐”里。不准使用汤匙,谁要吃都只能用筷子。因此,伸进的筷子只能夹一粒黄豆。这种节约和吝啬使我想起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的名著《吝啬鬼》的主人公阿巴巴。这和父亲奢侈豪华的气派有多大的反差。性格、志趣、生活观与财富观决定这对兄弟必然分道扬镳。  叔父对我是友好的,对我母亲和我兄弟是歧视。父亲临终时,把他的书全部烧了,只在我恳求下留下一本线装的《三国演义》。  我五年级的时候,叔父把我叫到他房里:“侄儿,从明天开始,我们一起看《三国》。”  我点点头。从此,《三国演义》成了我第一本文学书籍;它也成了我和富翁叔父感情交流的通道。  “你昨天看到哪一回了?详细给我述说一遍。”叔父把我叫到他房间里,手捧水烟壶,唿亮那根很长的纸引,点着咕噜咕噜吸水烟,然后抬头张开大嘴巴吐出一圈圈烟雾。  我把看完的章节尽量详细述说。  叔父摇着手里的纸引,不满意地说:“太简单了,要把好句子、好诗词背下才行。”  “你会背书吗?”我问叔父。  “会背。以前老师教书就是背书默写。但我记性不好,怕背书。后来知道背书有好处时,又出南洋觅吃去了。”接着,他摇头晃脑当我的面背欧阳修的《秋声赋》。其熟娴程度令我吃惊,也令我肃然起敬。  “你父亲没背书给你听?”叔父问。  “没有!”我遗憾地摇头。  “你父亲记性好。虽是前清末科的秀才,但文字功夫好,他不是生意人的料,有钱时便讲排场,热心公益,后来生意失败,子女成群拖累,十足成了‘老来穷’。”  我说:“父亲死去好多年了,生前你为什么不规劝他?”  “他是兄长……”说到这里,又把话题一转:“读书要背书。背书就像吃文章,要把文章吞进去,记到大脑里。人的一生,要看你吞进了多少字墨,才可能吐出其中一部分字墨。你吞进百本书,就有可能吐出二十本三十本。你一本书都没吞过,你能写出屁文章来。”  从此,我牢记叔父的教导,读书、背书、默书。  记得有天晚上,叔父正和邻居牧羊人钦泉叔喝茶。叔父又把我叫去,问我:“你把你刚读过的《三国》说一说。”  我说:“刘玄德隔黄河看见了关公。回去给关公写了一封信。”“好,你就背背刘备给关公那封信。”叔父又捧起桌上的水烟壶,在煤油灯里点亮了纸引。  “……备以足下自桃园缔盟,誓同生死,今何中道相违,割恩断义?君必欲取功名图富贵。愿献备首级,以成全功。书不尽言,死待来命。……我算了,一封信不算标点只四十九个字。”  叔父很满意,说:“很好,回去睡觉吧,读书就要这样。”  我退出叔父房里的时候,那位牧羊大叔对我叔父说:“真令我惊奇,你这侄子怎么连书里一封信也背得娴熟?”  叔父说:“是我教他读书要背书的。自古道,才子命短。我怕他夭寿……”  抗日胜利后,侨汇恢复,我在南洋的堂兄球章寄来一笔钱,要我母亲把卖给人家做孙子的小弟弟重金赎回,卖去的水田也有计划赎回。叔父很不高兴,觉得分了他的财源,便给南洋去了一封信。存一次他要我去他房里取眼镜还是什么东西,偶然看到一封未套信封的信。一看信,我非常震惊,便一连看了两遍,把信折回原来的样子。信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后生唔做家,老了猴呷沙,试看钿伯(指我父亲)当年威风,然而,有开花,无结果。而今虽有共祖宗之人接济,然而,自古道,千家粮富不奈一家穷,待至何时方止……”  天生给我一个好脑袋。匆匆忙忙几分钟,我便一字不漏背下叔父寄给南洋亲人的信。他的形象大损,我把他视为无道德的守财奴,他患淋巴癌或咽喉癌去世,死前痛得呼天喊地。死后出殡,亲人们包括我母亲兄弟都号啕大哭,我却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因为,我老是回想我偷看过叔父那封准备发往印尼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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