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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听人说五十年代的青年被誉为“蔚蓝色的一代”,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我却实在没有享受到。  就在我和云云的感情发展到巅峰的时候,一连串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首先是上作组的何组长,那天晚上,他说有事找我商量,依照过去惯例,他到供销社买了一斤炒花生,一斤纯正的米酒(他说,二粬是杂粮地瓜做的,千万不能喝,喝了伤脑瓜子)。喝酒的时候,他忽然问我:“好像老马还是老恩说过这样的话——婚姻是政治的联盟。”  我是学中文的,对这话我自然知道是谁说的,忙答:“这句话是恩格斯说的。”  老何喝了一口酒,用眼斜视着我,问:“你如果和云子结合,算不算政治联盟?”  我漫不经心说:“我们是小人物,真要结合,去区民政那里扯一张结婚证不就完事了?何必扯到老祖宗的经典上?”  老何把手里的酒盅一搁,手中正抓着的一把花生米朝嘴里一里,居然变戏法一般,那把花生米一粒不拉地全在他嘴里了,他望着我摇着头说:“你这话不对,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谁也不准特殊。”  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地问:“莫不是在我费上发生了什么事?”  老何严肃地说:“我派人调查了云子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才发现她的生母是地主。”  我啊了一声,知道问题的严峻程度,关键时刻,头脑必须十分冷静。我有意把问题淡化。我说:“按土改法,她的成分是贫农。她生下来不到三个月就离开了生母,是养母把她抚养大的。”  何组长听了我的话,把头乱摇说:“不不不!她的血缘关系是地主,她此身是地主所生。即便她在填表格时,在出身一栏上填上贫农,那‘社关’一栏她总不能漏掉生母是地主。否则,就是隐瞒,对组织隐瞒。这可不是好乱来的!”何组长的话是对的,实事求是应该这样看。我只好退居守势,分辩说:“我是摇笔杆的,是记者,业务干部,不是在党政机关。在这一点上应该可以松一点。”  “哎呀呀呀!”老何惊讶地说,“你怎么这样那样轻贱自己的岗位?你真叫我吃惊,简直自暴自弃!你的岗位很重要呀!外国搞政变,谁把总统府、机场、报社、广播(那时没有电视)占领,谁就赢庄。要知道,你是在党的喉舌部门工作。再说,你还年轻,谁知道以后组织上会怎样定你的岗位?岂可自暴自弃?”  无论是他的神态还是语言色彩,都听不出他对我有一丝一毫的恶意。甚至,他有长者之风,完全是出自上级和组织对我关心。  为了表示我执意与云云结合的决心,我说:“我立下决心毕生从事文字工作,做业务干部,我不想做官,进入党政机关。”  “傻美!”他用生硬的客家话对我说。这是地道的客家方言。“你神智混乱了!你想当什么,这容得你挑选吗?我们的一切,”他指着那头发蓬松的比正常人大得多的脑袋瓜说,“我们的一切,包括思想,生命,全都由党安排。你今天在这里干得好好的,过得乐滋滋的,党一声号令,一纸公文,盖个图章,要你去喜马拉雅山下的西藏你去不去?叫你去新疆吐鲁番火焰山去不去?”  我哑然地张大嘴巴,洗耳恭听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将对我的思想启蒙。我理智上开始屈服了,但感情还继续固守与反抗:“我不同意用政治标准当成唯一的条件判决一个人的婚姻。再说,当初又是你主动向我推荐的。”  我认为:这是我固守爱情阵地一束手榴弹,其威力和杀伤力是可想而知。本来,无论是对朋友对同志,尤其是对自己关怀备至的领导,这一席话是很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但是,我已被逼进了死胡同,实在山穷水尽了。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集束手榴弹对这位事事都讲党性原则的领导,竟毫无杀伤力,我实际上是使黔驴之技,自作聪明。  他用大巴掌抹了一下长满胡茬子的嘴巴,露出一丝令人不忍多看一眼的苦笑,对我说:“小杨,你批评得好,我已认识到这是我在李庄犯的一宗错误。你知道我这几天为什么晚上老是通夜亮着灯?我就是为此事向上级写检讨啊!我,文化水平本来不高,心情又很痛苦,写了撕,撕了写,反反复复,今天凌晨才写成。”  他说着便从衣袋里慢慢摸出一叠双线纸来,在我面前抖了抖,问我:“我留下这份祎件,你想不想看?”  我没有回话,鼻子一酸,一串热泪夺眶而下。  多好的人儿。这种“奉献精神”何等感人?我明知道他对我和云云的爱情当了一名刽子手,但当我登上断头台时,他那种精神却依然使我感激涕零!他确实是个刽子手,但能怨他吗?这几天晚上,我确实看到他房子里彻夜亮着灯光,我还以为他在炮制李庄合作化层出不穷的试点经验呢,哪会想到他正为我的爱情和婚姻在向党忏悔,在向组织赎罪?这种布满漫天光环的圣灵和情操,让人间一切最虔诚的基督徒黯然失色。在感情危机四伏的深沉黑夜里,我忽然看到丽日当空。天上有九个太阳。不!不止九个。多少个呢?我数不清,天空全是灼热刺眼的电弧光,我无法睁开我泪水蒙住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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