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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三角洲南端,广东新会县城往南约二三十公里,西江入海之处,因为河海冲积相隔而成的七个小岛中央,便是茶坑村——梁启超的桑梓之地。  西江水涨水落,南海涛声依旧。  日落日出,总是江花璀璨,夏秋之际,村前清澈的小河上,会有风帆驶过,把那江花剪成碎片,恍若熔金,对应着天上的或者暮云合璧,或者朝晖万道。  村后有一座小山,长着青松翠竹。山上的凌云塔建于明代。绕塔漫步,珠江三角洲可以尽收眼底,南海潮亦隐约可见。  新会属亚热带气候。  你无法想象,这样的气候下茶坑村的土地所具有的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活力:花开四季,严冬无雪,有桑园、柑橘、香蕉,还有行销海内的大葵扇。  这只是一个方面。茶坑村的居民每每被海岛气候中常见的台风侵扰,风声涛声摧枯拉朽,教人骇然。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茶坑人,却已经习以为常了。茶坑村的气候可谓忽晴忽雨忽冷忽暖。《新会县志》云:“一日之间,雨晴寒暑,顷刻则易。夏秋之间,时有飓风,或一岁数发,或数岁一发。又有石龙风,其作则黑云翔海,猝起俄顷。”  抗拒灾难,善于应变,身处飓风中心而不惊不慌,便成了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造就的新会茶坑人的性格。又因为世居小岛,为外面的世界所吸引,因此好读书、尚学问、求仕途,向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便也成了茶坑世风。  1873年,茶坑村又添新丁——梁启超诞生于风声雨声涛声中。  “这孩子必有大出息!”人们都这样说。  “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余乡人也——”梁启超自谓。  “汝自视乃如常儿乎?”  父亲梁宝瑛在梁启超两岁时,便常常这样训导梁启超。那时,在母亲膝下,梁启超已开始认字了。  祖父梁维清视乃孙梁启超为天下奇才,四岁的梁启超便在祖父的教导下读《诗经》,到了晚上,祖父给他讲故事,待会儿再背书,困了就与祖父同榻而卧。  梁维清教梁启超写字,所临的字帖全是柳公权的,并对梁启超说:“汝日后书法应如柳公权的刚健婀娜。进士及第,皇上朱批,先见字而后见文,汝当记取。”  梁启超记住了,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且有一笔好字。  六岁之后,梁启超在父亲开办的私塾中读书,念《中国略史》、《五经》等,并开始写诗作八股文。梁启超的天赋,加上祖父、父母的悉心教诲,神童之名一时传遍茶坑及新会县城。梁氏家人把振兴家业的希望全寄托在了天赋极高的梁启超身上,施以教诲,令其读书,再加上没有贫寒人家的衣食之忧,凡此种种使孩童时的梁启超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八岁时,少年梁启超已能作八股文,下笔便洋洋千言,至于吟诗作对已是寻常事了。  一日,有梁启超父亲的朋友到访。此公亦是教书先生,见启超在侧,冷不防道:“听着,对我一联。”遂脱口而出上联:“东篱客赏陶潜菊。”  梁启超是时八岁,孺子也,竟也兴起道:“听我下联。”脱口而出:“南国人思召伯棠。”  教书先生击掌叫好:“小子可造!”  梁宝瑛却笑眯眯地嗔怪道:“还不谢先生!以后不得无礼。”  每逢这样的场合,梁启超便会恳求父亲:“我可以去玩一会儿吗?”  自然是恩准,因为对联对得好,梁宝瑛觉得好有光彩。  梁启超便去爬山,望着凌云塔,好高的塔,好大的风!  这村后的小山山上的塔,是梁启超的倾心之地。或许那山上的绿色更能使人有生命蓬勃的感觉吧!或许在一个孩子的眼里,凌云塔的岿然是茶坑村的高度吧!  幼小的心灵总是被山野的绿色和凌云塔的高大所吸引,那是充满着童稚与幻想、渴望成长的心灵。  茶坑村还有一座古庙。  正月十五,梁维清必定要带着梁启超到庙里走一走,奉上香火之余,不厌其烦讲这座庙的来历,以及庙里供奉的二十四忠臣、孝子的画像。元宵之夜,山门洞开,灯火辉煌。是时也,茶坑村百户村民穿梭进出,可谓盛况空前。  梁维清携梁启超的手,于熙熙攘攘之中旁若无人地告诉梁启超:“此乃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乃岳武穆精忠报国誓死北征也……”梁维清如数家珍,并且告诫梁启超道:“人生一世,来去匆匆。奸恶者为后人唾骂,惟忠孝诚爱者不朽于世,汝当记取!”  “记住了。”梁启超认真、严肃地告诉祖父。  家祭之日,梁氏一家都会到梁家祖坟所在地的厓山祭拜。祭拜梁氏祖宗,也祭拜南宋末年的忠臣将士。  厓山古战场,倘若这山上的石头会说话,这石头上的草木能写文章,是一篇何等壮丽的史诗。  南宋末年,赵昺退至厓山,元将张弘范率蒙古铁骑紧追不舍,南宋名将陆秀夫以最后的残兵余勇奋力抗击。大势已去难挽狂澜之既倒,陆秀夫先将自己的爱妻推入海中,然后又背负着南宋皇帝赵昺投海自沉。梁维清每每说及这一往事,总是老泪横流。  从茶坑村去厓山要坐船,接近厓山时有一怪石,高达数丈突兀于大海之中,石上有碑文,上刻:“元张弘范灭宋于此。”  舟行往返,经过这怪石时,梁维清便一脸沉痛,把南宋故事说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便抑扬顿挫地吟哦陈独麓的《山木萧萧》:  海水有门分上下,  关山无界限华夷……  听着祖父的慷慨悲歌,梁启超沉思默想着,或许厓山古战场,陈独麓的《山木萧萧》以及梁维清都正在梁启超的心田里,播撒着忧国忧民的种子……  查新会梁氏,曾得家学渊源,后又渐离官场,十世为农。据《梁氏历代世系图谱》所记,广东有梁姓始于宋朝的梁绍。梁绍,字季美,进士出身,为官广东,后居南雄珠矶里。梁绍传三代,梁南溪迁居新会大石桥;再传十二代梁谷隐立户于茶坑村。梁谷隐之十世孙名光悦,字光恒,为梁启超的高祖;光悦之子炳昆为梁启超的曾祖;炳昆的第二子维清即为梁启超祖父。  梁维清苦读诗书,曾想通过科举进仕,改变梁氏十世为农、家道中落的现状。梁维清之妻黎氏为其时广东提督黎弟光之女。梁维清却终于苦读不成只中了个秀才,挂名府学生员,做了个不入流的八品官——教谕。无论如何,这在茶坑村也是个人物了,多少也有点儿银子收入,便购置了十几亩好地,过着“半为农者半为儒”的乡绅生活。  待到梁启超出生,孙子天资聪慧且又刻苦好学,使梁维清大为振奋。梁家再起似已指日可待了。  母亲赵氏出生于书香门第,幼读诗书,在梁家的长辈中,也是对梁启超要求最严格的。  1902年,梁启超写《我为童子时》一文中,回忆道:“我为童子时,未有学校也。我初认字,则我母教我……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钟爱我,并且责骂甚少,何论鞭挞。……我家之教,凡有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断不饶恕。”  有一日,六岁的梁启超“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晚饭后,被梁母传至房内,“严加盘诘”。小小梁启超惊讶地发现了一个盛怒的母亲,“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而平时,梁启超所熟知的母亲总是含着笑,总是温情脉脉地教儿子认字……母亲的发怒竟是如此之可怕!盛怒时的母亲告诉梁启超:“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这一夜梁启超无法入睡,祖父与父亲再三教诲的“仁义礼智信”,怎么忽然就忘了呢?一句谎话使母亲生那么大的气,为什么?梁启超想明白了:以欺人为得计与盗贼何异?为男子汉,无信无誉岂非乞丐?梁启超后来做了个梦,梦里母亲微笑如常。  三岁定八十,更况六岁乎?  1882年,梁启超刚满九岁。  和别的那些九岁的孩子相比,梁启超已经是饱读诗书的了,而且已经感到了某种重负——部分的原因是他的家庭,从祖父到父母乃至乡亲邻里,对梁启超期望太高、太急。  刚满九岁,祖父便要梁启超到广州去考秀才,父母亲也欣然同意。  梁启超只得从命,心里却有点儿胆怯。  毕竟是九岁的孩子。  祖父给梁启超讲了很多赶考的故事,无非是十载寒窗苦,一朝榜上有名便光宗耀祖等等。  梁启超却按捺不住了,不是说十载寒窗吗?他对祖父说:“我才九岁。”  祖父一笑,笑得自豪:“梁氏后生,岂是他人可比?”  “我怕我考不上。”  “那倒无妨,梅花香自苦寒来,再读再考。”  祖父怕梁启超负担太重,便又讲了苏东坡与两位朋友一起去九江赶考的传说。因突发大水,舟行困难,耽误了时间,考场门卫不让进,苏东坡非进不可,并口出狂言:“尔误我,乃误国。”有主考官听得争吵,出来调解,便以对联试探苏东坡的才学,出上联为:  一叶小舟,载着二三位考生,走了四五六日水路,七颠八倒进九江,十分来迟。  苏东坡稍加思索,挥笔写成下联:  十年寒窗,读了九八卷诗书,进了七六五个考场,四返三往到二门,一定要进。  梁启超听罢雀跃:“我们不也坐船去广州?”  祖父点头称是。  “要是晚了,我也跟考官对对子。”  祖父摇手连连:“晚不得!我们早早去。”  九岁孩童,做着秀才的梦,腮边挂着微笑。  岭南十一月,新谷登场,秋风徐来。  一条木船,一叶风帆由新会沿西江而上,赶赴广州。这木船上坐的便是梁启超及新会县的赶考者。谁见了梁启超都惊讶:这孩儿去干吗?梁启超自然也甚觉奇怪,不免胆怯起来,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自己兄长,有的四五十岁,那是长辈了,还考秀才干吗?  殊不知,清朝典例,科举进士的第一步即是秀才,由各府、州、县统考合格者,即取得了生员资格,亦即秀才,然后才有可能进入乡试、会试、殿试。科举之下,读书人六七十岁而未得秀才者,多矣!  不过,西江里清澈的流水,两岸青山倒影,很快便使梁启超觉得心旷神怡,不禁想起了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是梁启超三岁时候已背熟了的,如今置身江中听浪涛拍岸,那感受更非同一般了。苏东坡赶考去的是九江,九江又是什么好去处呢?茶坑村以外的世界真是太大了!  从新会到广州的水路要走三天。一日,舟上午餐,吃的是白米饭、蒸咸鱼。有人提议以咸鱼为题吟诗或作对,咸鱼入诗入对,倒是难题,盖咸鱼虽为广东人饭桌上的名菜,却毕竟不登大雅之堂,“进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说的仍然是臭,并且与“入芝兰之室”相对着的。满船学子一时都难倒了。  梁启超环顾舟中左右,见人人面有难色,便引吭而吟:“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风格典雅,诗意浓郁不说,更难得是征典求书不落俗套。有后人论及神童梁启超时戏言道:“广东咸鱼从此始得翻身,入风流儒雅一类了。”  是次应试,梁启超名落孙山。  梁启超却毫不气馁,他已经见了世面,在实践中增长了科举考试的知识,他还有时间,他还有太多的时间。  无论是同去赶考的学子,还是考场上来回梭巡的考官,对梁启超无不投去惊奇又敬佩的目光,使梁启超的自信有增无减。  “广州太大了!”梁启超对祖父说。  “北京还要大得多!”梁维清告诉梁启超。  确实,广州很大,北京更大。19世纪80年代的清朝,已经步入风雨飘摇之年。好比一座大厦,粉刷是年年不断的,却挡不住梁木的锈蚀,蛀虫出入其间,墙体也已经开始剥落,虽然有油漆的光泽遮挡着,实实在在的腐败却正吞噬一切。  这个时候的中国正由一个女人的铁腕统治着。  这个时候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惨败,禁烟名臣、两广总督林则徐被发配新疆,四十年稍稍有余。  梁启超为赶考秀才而埋头读书写八股文的时候,正是中国开始近代史的岁月。  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是以一场屈辱的战争——鸦片战争、一个屈辱的条约——《南京条约》为发端的。就在这场战争之后的这个条约中,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大英帝国的侵略者以海盗的枪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并进而倾销可以置一个民族于死地的鸦片。  在广州,梁启超听见了过去才刚刚四十年的风声雨声。这些历史的回声对梁启超来说,将会日甚一日地如雷贯耳,因为这个早熟早慧的茶坑岛民,是肯定不会安于现状的,他将用他的机敏、聪慧迎来并周旋于这个变幻多端的世界中。  斯时,广东真是风云际会之地。或许是为鸦片毒害莫过于此地?或许是虎门炮战牺牲的民魂在南海中推波助澜?或许是随着舶来品输入的西方的思想先已在岭南未雨绸缪?  比梁启超长七岁的孙文,正在美国檀香山架构救国方略,而孙梁者乃小同乡也。比梁启超长十五岁的康有为,正在西樵山苦读、苦思,旋又游历香港,试图以一个文人的笔去改造中国……  这些风雨中跋涉的人物,或早或迟,都要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如今他们都站到了各自的起跑线上。  梁启超准备第二次考秀才,康有为正努力中举,暴风雨之前,仿佛一切都很平静。  1884年深秋,梁启超再赴广州应考,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时年十一岁,童子秀才由此得名。  一条坎坷不平却又可以跻身达官贵人行列的科举仕途,已经有了开头。  梁启超站在这个开端上,踌躇满志。  主考官、广东省学政使叶大焯得知广东地面上出了这么一个神童,再细阅梁启超的试卷,不禁惊喜有加,特地召见梁启超及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面试一番,如同聊天,诗词、经学、唐宋八大家等等无话不谈。几人中唯梁启超竟然小小年纪无所不知,应对如流。  叶大焯爱才,何况童子秀才?爱怜之情溢于言表。何等机灵的梁启超乘机谢恩跪倒在地说:“家有大父,今年七十矣,弧矢之期,在仲冬二十一日,窃愿得先生一言为寿,庶可永大父之日月,而慰吾等后辈之孝心。”大父者祖父也,梁启超是在为祖父七十大寿,求叶大焯的贺寿书文。  叶大焯叹其孝心,爱其伶俐,一口答应,当即挥毫写了一篇贺寿之文,谓茶坑风水宝地,人杰地灵,既有寿翁之可比南山,又有后起若新篁初出。尤其对梁启超的才学不凡,感慨不尽,认为可与历史上的吴祐、任延、祖莹之辈媲美,但万不可骄傲,而要“勤夫其未学者”云云。  梁启超一路春风回茶坑村,只觉得舟行太慢。到得村口,家里人等连同老祖父梁维清都已经望眼欲穿了。他们见梁启超喜不自胜的表情,便知道秀才已考中。梁启超回到家中却先不说考场的事,慢悠悠地取出一张上好宣纸,展开,对梁维清说:“祖父请看。”  梁维清一读之下,非同小可,广东学政乃朝廷三品人员竟亲笔挥毫为其七十寿辰贺,真是大喜过望。及至梁启超说起叶大焯召见的过程,梁维清已是泪眼盈盈了。  茶坑村就像过节一般。  即便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梁家也从来没有兴旺过,孙子十一岁中秀才,祖父七十岁生日有叶大焯贺寿,梁家要发达了!  祖父的寿宴隆重而又有岭南乡村的特色,一个大堂里桌子挨着桌子,菜有四盆六碗,贺客中除梁氏本家人等外,还有近邻及礼贺的乡亲。梁维清与其说是为自己高寿喜悦,还不如说为孙子梁启超高兴,一脸笑容,红光满面,宛若寿星。  寿宴毕,梁维清叫梁启超到自己的卧室。  梁维清知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以后的岁月,总是暮色黄昏了。孙子年少,治学的路还长,秀才可以是开始也可以是结束,他自己就是个老秀才。又想到茶坑之于孙子必不是久留之地,不免心中凄凉,总有些话要对孙子说。  梁维清告诉梁启超:“汝之机敏、聪慧皆过人,余所忧者恰是学政所言,‘勤夫其未学者’。已学者总是太少,未学者总是太多,此所谓‘学海无涯苦作舟’,汝记住了吗?”  “记住了。”梁启超又复如往昔,循规蹈矩。  “再者,今非盛世也,风气日下,人心不古。时局变幻一言难尽,余所再忧者汝今后之仕途当非茶坑至广州一路平静,而是西江入南海之波涛汹涌,汝有大成功,亦必有大曲折。”  梁启超只是点头,他觉得祖父仿佛也非同以前的祖父了。无论如何,梁启超能感觉到这一番谆谆教诲的来之不易。  梁维清许是喝了一杯酒的缘故吧,再往下说时,居然语带悲伤:“新会梁氏十载务农,虽说清贫,田园也可养人,耕者自有其乐。然心犹不甘也,到汝一代,振兴家室有望,当可告慰厓山先祖之灵,汝亦万万不能忘记祖上世代累积之德,享之用之,还需积之培之。”  “那么,还做不做官呢?”梁启超问。  “做。否则读书何用呢?”梁维清意犹未尽,“官场可以练历、可以近圣上。”  “因此而得祸的,不也不少吗?”梁启超问。  梁维清沉思一番道:“祸福相依,实不能一意求福或一意避祸。”  梁启超有点儿一头雾水了。  人世间可不是雾水太多?  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跨进了名噪一时的广州学海堂读书深造。  话说这学海堂,为广东最高学府,由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兴设。阮元其人,乾隆进士,曾官至侍郎、巡抚等,但无论做什么官都脱不了读书人的癖好,总是注重开设学堂,教化风气,其本人对经学、史学、天文学均有研究,在两广地面,官声不错。  学海堂是为秀才提供的一处读书场所,在学海堂学成之后再考举人,一旦中举,便可参加会试,对幸运者而言,离开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就不遥远了。  与学海堂并立的还有菊坡精舍、粤华书院、粤秀书院、广雅书院,号称广东五大书院。  学海堂的先生称为山长,有八人。一应教育事宜均由山长说了算。山长的选择必须是公认的学界巨子、得人望者。每每新的督抚到任都要前来拜谒。  石星巢、吕拔湖、陈梅坪都曾教过梁启超,这些先生亦是其时广东的学海星宿,自然满腹经纶,出言不凡。学海堂承继的是“汉学”传统。“汉学”又称“朴学”、“训诂学”,一般指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推崇汉代儒家,致力于训诂、辨伪的乾嘉学派之别称。讲究治学严谨。从文字学及训诂入手研究经典,长于考证、辑佚、辨伪。虽有人批评乾嘉汉学为“信而好古,不务现实”,但在梁启超眼里,较之于纯然为科举作准备的“帖括学”却是深广多了。兴趣广泛的梁启超在石星巢的指点下,打下了传统学术的坚实根底,梁启超后来忆及学海堂时写道:“乃决舍帖括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有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  五年苦读,却也并非都是苦滋味。  每月初一,按旧例学海堂的山长与学生共餐,以交流感情,切磋学术。学堂还设有“膏火”即奖学金,梁启超“四季大考皆第一”,用所获之“膏火”购得《四库提要》、《皇清经解》,不亦快哉。  1889年9月,广东乡试,主考官为李端棻和王仁堪。  十六岁的梁启超欣然应考,走进考场落座,打开考卷,考题为:1.“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2.“来百工则财用足”;3.“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  梁启超从容考毕,自以为所有试题均在学海堂授课的范围之内,应属胸有成竹。发榜日,人头攒动,梁启超一瞧顿时恨不得肋生双翅,中了!中举了!举人第八名。  按清制,举人才有参加会试的资格,考中后即可做官。即便落榜,“按班次亦可选授知县,补用教职”。  梁启超真个是少年得志,前程似锦。  还有举人榜上所没有的好事。主考官李端棻阅罢梁启超的卷子,便有按捺不住的赏心悦目之感。这个十六岁的少年举人,于字里行间流露的,着实不是一般人物。“其前程之远大,乃未可量也。”于是便心生一念,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梁启超。两年后梁启超到北京与李端棻之妹李蕙仙完婚,终成秦晋之好,暂且按下不表。  梁启超的童年、少年是在成功的喜悦与刺激中度过的。科举史上,一个学子十一岁得秀才、十六岁中举人的也并不多见。  梁启超和中华民族一起,迈进了19世纪末多难、多变也多希望的岁月。梁启超怀着满腔的热血来迎接这个时代,并且以他特有的敏锐接受新思想。他将会使一些人失望,但也使更多的人增添希望。  这个时候,梁启超才真正站到了人生的起跑线上。  天上风云,南海潮头,是任谁也阻挡不了的。梁启超每走出一步,都有一番新的天地展现在眼前,并且都会带来新的鼓舞与冲动。  也就在此时此刻,曾在西樵山独坐、刚刚从香港游历归来的康有为,将要在广州执鞭开讲,集合同道,“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  康南海是在等待梁启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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