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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他的渐渐没落的封建地主官僚家庭,既为他提供了良好的传统教育的基础,也为他显现了一个行将崩溃的社会的写照。  和梁启超一样,康有为也是一个饱读诗书、有着深厚的旧学基础的才子狂人。  其时,康梁所不同的是:康有为从事学术研究、企望跻身仕途的一个特点,便是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正如他自称的:“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他以救世为己任。  他认认真真地把自己摆到了救世主的位置上,并为之奋斗。  康有为的如痴如狂被称为狂生,或者被顶礼膜拜视为康圣人,皆源出于此。  他去西樵山苦读,“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  有去西樵山看见他赤足披发、啸歌放言的回来便说:“康有为疯了!”  康有为的游历也使他眼界大开。  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以及繁华一时的上海,都使康有为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生机,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相比较,自是两种天地。  康有为以自己的旧学根基,再加上所学所见的西学知识,凝聚成“救世”的大忧大愤,便成了无可争议的自龚自珍以后,敢于面对并剖析现实的今文经学大师。  由此,才可能“尽破藩篱而悟彻诸天”。  康有为在1888年即上书清帝,吁请变法,南海潮音,一时四播。  沉醉于几年之后金榜题名的梁启超,当时并不知道康有为。  一个偶然,引出了此后几十年难分难解的必然。  一日,同为学海堂高才生的陈通甫到访。  陈通甫对梁启超说:“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  梁启超闻言,“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  梁启超内心里的平静被打破了。  这是一种对梁启超来说更有魅力、更有刺激的吸引,这是帖括、训诂以外的新的生命、知识和学问。梁启超听罢陈通甫的一番解召,最初的感觉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是“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随即,梁启超的心灵感觉告诉他:走新进之路,跟康南海学,当义无反顾矣!  这是一个晚上在月光之下与同窗作出的选择。对梁启超来说,这一时刻较之于取秀才中举人都更为重要得多。  人生的道路从此另有风采。自然,也会有艰辛与跋涉。  “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整整四年。  青春勃发、激情荡漾的四个春秋啊!  1890年,康有为全家迁往广州,在云衢书屋执鞭开讲,梁启超、陈通甫等二十多位学子追随左右、潜心求学,一时开广东风气之先。  自从上皇帝书不达,康有为黯然离京返广东路上,痛感到民智未开,孤掌难鸣的唯一改变之道便是亲执教鞭、传播风气、推动维新。“若有弟子三千,朝夕为维新大业而奔走呼号,传之者广,播之者远,岂有不成之理?”  这是康有为立志教育的契机。  1891年春,从云衢书屋迁往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人称长兴学舍。1893年,投奔康有为的青年学子日渐增多,长兴学舍人满为患,再迁至府学宫仰高祠(今广州市工人文化宫)。这里树木参天,环境幽雅,是读书的好去处,人称万木草堂。  梁鼎芬有诗赞万木草堂:  九流混混谁真派,  万木森森一草堂。  但有群伦尊北海,  更无三顾起南阳。  梁鼎芬也是岭南才子,工诗文,他把康有为比作南阳高卧的诸葛亮,可惜的是“更无三顾”之人!  这也正是万木草堂新潮激荡、生机勃发的原因所在。从康有为始,一群学子不再是摇头晃脑地背书了,而是师生同堂,共议国事,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因着康有为的影响,这一批学子无不以康圣人门下高足自居,以改变时局推动维新为义不容辞之责,“舍康门中人而其谁?”小子们够狂的了,却也狂得可爱。  每天午睡之后,康有为即“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  万木草堂改变了的不只是读书方法,求知、救国救民和改造社会,因为康有为的大胆尝试而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当后人抚今追昔,钩沉某一段历史的时候,往往只记取了急风暴雨,而忽略了水滴石穿。正是在万木草堂,由新风新雨滋润过的梁启超之辈,渐渐明晰地看见了那些依然威严的老墙的裂缝。  作为万木草堂具有最高权威的康有为,也给他的弟子们树立了一个全新的为人之师的形象:他讲古今思想源流时博采百家,有时还涉及西人文化,同时又无不将词锋对准当今之世,进而再回到孔子之道、传统文化中寻找改造中国的途径与办法。就在这讲学的过程中,康有为的思想、见解也同时感染了他的弟子们。  即便在讲堂上,康有为也是个狂人。时而长吟,时而拍案,时而痛哭流涕。梁启超和学子们更是青出于蓝,“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或议论风生,或慷慨激昂,或引经据典。满堂哗然,却也是满堂生机,直到声振林木。  广州毕竟不是茶坑村了,越秀山、白云山,都曾留下过梁启超的足迹。春华秋月,绮丽风光,常常使人流连忘返,尤其是与先生康有为一起踱步山间静听林涛之时。  学问自然是要谈的,康有为始则有问有答,继而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每每此时,梁启超便打心眼里更加敬重先生,并且暗暗自问:“何日吾乃如吾师耶?”  不过对梁启超来说,更有兴趣希望问及康有为的,却是上书一事。皇帝大矣!远矣!梁启超仍然不解:康有为何来如此胆识?  战战兢兢地,梁启超问:“先生上书之际,心中忐忑乎?”  康有为一笑:“为家国也,坦坦荡荡。”  梁启超:“倘若皇帝看见了先生的上书,又会如何呢?”  康有为:“断不会无动于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四夷相逼,日本向吉林于东,英国取香港之后又窥川、滇于西;俄国筑铁路于北而志在盛京;法国煽乱民于南。瓜分豆剖,国将不国,皇帝岂能安坐金銮宝殿哉?”  “然则何以不达?”  “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内阁中枢俱已昏聩矣!如此辈不昏聩,何用一介布衣上书?或此辈中尚有一二不昏聩者,又何不径将上书递达天视,以听裁夺?”  梁启超频频点头:“或许先生之主张‘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便使此辈如坐针毡矣!”  康有为大喜:“妙哉此论!”  梁启超为乃师鼓舞,进而发挥道:“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实在情理之中。然国势式微,吾辈又将如何为之呢?”  康有为正色道:“以吾辈之新学,鼓而呼之,扫荡朽腐,推动新政,正其时矣!至于时世艰难,阻碍重重,正如登山攀援,步履维艰之后,便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这一夜,越秀山上月,万木草堂树,都听见了康有为与梁启超的知心宏论。  康有为治学,并非只是激昂慷慨,更不是攻击他的人所说的“疯疯癫癫”一路。  每次授课前,康有为先开列相关书目,让学子们先行预习,写出心得,然后展开讨论,互为交流也互相辩驳,达到互相补益、互相启发之目的。然后,康有为开讲,既讲自己的观点,也插入评论学子们的见解。其时满堂肃静,一根绣花针落地的声音听来也似南屏晚钟,学子们屏息听康有为如何评判自己的学识、观点。直到下课,康有为背着双手踱出门去,才吐一口长气。“凡吾师说,一言九鼎,退省者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也。”  万木草堂严格的考试制度,不在于死记硬背或写作八股文,而着重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书目由康有为指定,学子也可有所增补但不能删减。笔记则深求其故而贯古今,心得则自出议论而泛宇宙。康有为治教对学子最苛刻者有三:一曰广大,指博览、学识、贯古今而通中西;二曰精微,探源溯本、寻根究底:三曰献疑,无疑问则无学问,有大疑问始有大学问。非献疑质难不能更新自己,康有为曾对梁启超戏言道:“尔有一朝难倒了康南海,则尔功成名就出人头地矣!”  梁启超理应谦逊应之道:“今生不能。”却终于只是笑而不答。  那个瞬间很沉重。  梁启超抬头一看,正好与康有为的目光相接,那目光好锐利,使梁启超手足无措。俄顷,康有为厉声道:“尔好大胆!”  梁启超:“学生不敢。”  “为什么不敢?”  “吾师泰斗,弟子望尘莫及!”  康有为拊掌大笑:“尔记着,南海喜欢适才沉默不语之梁启超,不喜欢诺诺连声之梁启超。岁月如流,光阴不再,设若学生不超过先生,学问何以长进?此乃中国之陈规积习之一。”言毕,意犹未尽,“剥古人句,尔对之:‘维新千古事’。”梁启超对道:“得失康梁知。”  “妙!”康有为笑着。  万木草堂的课程设置在上世纪末,可算是非常新潮的了。自然,苦读仍是必须的,但康有为首先让学子们读的是《公羊传》、《春秋繁露》这些今文经学的经典。此外,还要读《易》、《春秋》、《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宋元明儒学案》、《文献通考》等。西学则有声光化电、《格致汇编》及中国人在西方的游记等。  康有为还好讲佛经、佛学。  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源流与历史上的政治沿革得失,一旦由康有为相交融并宣之于讲坛,历史就活了,学术便栩栩如生了,再加上“取万国以比倒推断之”,中国社会之改造,似也洞若观火了。  《长兴学记》详尽地概括了其时康有为的办学宗旨,也透彻地表现了康有为所独具的教育思想。是康有为,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原则。  康有为的德育,旨在培养忠勇、厉节,用康有为自己的解释是“劲挺有立,刚毅近仁”。在刻苦读书追求其理中达至“勇猛之力,精进之功”。要“养心”,“敦行孝悌”。而智育对于旧式封建教育的突破,主要在于学以致用、全面发展。学义理之学,为知立人之道、天命之理;学经世之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外,还有词章学、考据学、天文学、中外史地学,乃至历代沿革的制度、典故、礼、乐均是必修课。  体育列为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始于万木草堂,在康有为看来,苦筋骨、强体魄、炼心志与担负大任、奋进改革是不可分割的。万木草堂的体育课程,主要是军事体操,康有为尤为欣赏队列中的整齐、划一,报数时的声震若雷。此外,还有舞蹈、野游、爬山等。  万木草堂有康有为亲辟一个乐器库,钟、鼓、琴、瑟应有尽有。康有为还自己谱写了典雅古朴的《文成舞辞》,编创了文成舞,均为万木草堂独有。每年孔子诞辰之日,乐曲高奏、笙鼓齐鸣、舞步蹁跹。  就是这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亦新亦旧亦中亦西的万木草堂,在19世纪末叶的中国,悄悄地,悄悄地“万木森森散万花”……  梁启超早期思想形成时,冲击最深、得益最巨的是康有为的三本书,即《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及《大同书》。  显然,万木草堂之于康有为,是一所学堂,也是一处大本营。他的自幼苦读及于藏书两万卷中得益的博学,以及他总是怀疑地注视现实,并在古今思想源流中比较得失的诸多发现,都需要宣示于众,并广纳百家之言。他不能永远面对西樵山的岩洞与瀑布。  那些听讲的学生,为康有为的学养与风范所折服,几十颗年青的心在“懔然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熏陶下,无论治学、处世,乃至言谈举止,无不以乃师康有为作表率,万木草堂在康有为的教鞭之下,实实在在地造就了几十个小康有为。  这几十个之中,梁启超是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之一,“盖其机敏而不失苦读,才思若涌,下笔千言竟在片刻之间”。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手稿写成之后,便交给梁启超校勘。梁启超每有质疑或偶然发现笔误,都会得到康有为的赞赏。《孔子改制考》则由梁启超分撰,而且总得师意。梁启超隐隐地感到康有为是在假托孔子而宣扬改革。  《新学伪经考》校勘已毕,康有为从书房里取出一部手稿请梁启超先读。梁启超顿觉眼前有闪电划过,那是这部手稿的书名——《大同书》。  梁启超爱不释手。原来先生的心中所包容的是彻上彻下、彻里彻外的大同理想,或曰人类公理。  当一个人以实现世界和人类大同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时,这个人就绝不是一般的人了!  梁启超叹服再三,并力主向外传播,康有为却说:“时机未到,宜先保密。”  后人有评论家谓,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杂陈了儒家传统、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社会主义的人人平等、基督教的博爱、佛家的普度众生等等源流,是一种美好的幻觉。  在19世纪末叶的中国,能有此种幻觉不正是中国之大幸吗?那是至今仍然美好的幻觉。  1891年秋,万木草堂金风送爽时,梁启超在其父亲的陪同下,前往北京与名门小姐李蕙仙完婚。  李蕙仙,京兆公李朝仪的女儿、刑部侍郎李端棻的妹妹,比梁启超大三岁,虽说不上美貌动人,却终归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且举止端庄。对新会梁氏而言,能与这样的权贵名门通婚,实在是苍天有眼、大喜过望的了。  其时,梁启超刚十八岁,可谓神童才子,因着老泰山李朝仪及李端棻的名声亦不胫而走,京华冠盖一时也结识了不少。至于皇城气派、名楼酒肆,一时眼花缭乱竟来不及细看。  行前,康有为有诗相赠,并嘱早去早归,学业要紧,梁启超自然铭记在心。  康有为诗云:  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  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  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  贾生正年少,跌荡上天门。  康有为大名,李朝仪、李端棻早闻之矣。今见手迹并五律一首,自是觉得其人别有心志,其诗别有格调。李朝仪总是不放心,希望梁启超以才学循科举得入龙门,便叮咛道:“从康南海学,尔当谨慎不入旁门才好。”  梁启超字斟句酌小心答道:“吾师所教为古今源流、改革图强、天下公理,从而学之得益匪浅。”  李端棻却长叹一声说:“‘万马齐喑究可哀’,康南海一脉说不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李朝仪倒也开通:“‘江山代有才人出’,你们各奔前程吧!”  不日,梁启超携妻回茶坑故里,自然又是一番喜庆,贺筵毕,即回广州万木草堂了。  婚姻美满,家室甫成,康门高足,学业长进。梁启超还有何求呢?  世纪末的风风雨雨激荡着梁启超,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亦无时不在心中呻吟。在全部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之后,梁启超面对的将是大荣耀、大灾难。  万木草堂,这蓬勃的绿色,在梁启超看来,分外浓重。  四年的学子生涯将要结束。  四年前,梁启超以少年举人的博古通今、思想敏捷而从康有为学,四年中方知道自己一切的学问与康有为比实在差之千里。四年来,康有为耳提面命,无数次促膝长谈,校勘《新学伪经考》时的惊心动魄让梁启超一日不敢忘记。  1892年,梁启超致汪康年的信中谓:  仆性禀热力颇重,用世之志未能稍忘,然周览天人。知天下事之无可为,惟欲以二三同志著书以告来者,目前之事,半付之青天白云矣!  信中可见梁启超的躁动不安,为救世也,想著书立说以告后人。同一封信中,梁启超又想到了中国铁路建设之重要,“非俟铁路大兴之后,则凡百无可言者,奚以明之。……铁路以开风气,又以通利源。风气开则可为之势也,利源通者可为之资也。今诸公衮衮因循观望,而我辈坐论莫展一筹,一手一足是岂能挽江河哉?”  梁启超已经跃跃欲试了。  这个充满苦难的时代,却又是玉成梁启超的时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为列强包围,如康有为所言“瓜分豆剖”也,清廷腐败,大厦将倾……风云际会,正其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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