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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3月,梁启超为准备明年会试,到了北京,下榻于粉坊琉璃街新会会馆。  3月,南国已经花事繁忙,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桃李芭蕉都是湿漉漉的,茵茵嫩绿间有各色鲜花,是蒙蒙春色催人醉的味道。梁启超骤然由广州来到北京,嘴唇干裂,寒气袭人,冷风裹着沙子,北京人称之为“大灰风”,时不时从巷子里袭卷而来,叫人望而却步。  1894年的北京人心浮动,小日本屡屡挑衅,政府交涉未果,眼看开战在即。另一方面适逢西太后慈禧六十整寿,宫里宫外又在忙着万寿庆典。而北京城内的无家可归者,北京之外广大农村的凋敝、农民的食不果腹,有谁能顾得上他们?  梁启超的岳丈和姻兄处,少不了要走动走动,家宴接风,李端棻更以刑部侍郎之身亲到新会会馆往访梁启超,屏退左右,秉烛围炉,品茗夜谈。  北京人好喝花茶,李端棻送给梁启超的却是杭州旗枪,花茶与旗枪不仅泡法、水温略有区别,就连茶具也不同。前者紫砂壶可也,一壶两盏随倒随饮,旗枪则需透明的玻璃杯。李端棻遂带了一对喜鹊登枝杯,随即泡上茶,梁启超急急相问:“目下朝政如何?”  李端棻却只是指指那玻璃茶杯:“什么茶?”  “旗枪也。”  “何谓旗枪?一杯之中若旗若枪,旗也猎猎,枪也凌凌,比之今上与太后如何?”  梁启超恍然大悟:“国在有君无君之间。”  李端棻饮一口茶:“政于将亡未亡之际。”  梁启超的忧愤之情顿时一泻而出:“日本三岛小国也,欺我逼我何至太甚!当朝一让再让,低声下气,既不图朝政清新有力,也不为民生疾苦着想,莫非真的气数已尽?”  “今上圣明,当可无疑。并非不思图强中兴,只是太后掣肘,不是垂帘胜似垂帘,八旗王公趋而拥之,老朽昏聩之下岂有政通人和?”李端棻把茶杯一推,像要推走这烦恼似的。  梁启超:“弟从康南海学所获颇丰,舍去学西人之路,恐无良策。新政、变法,时不我待也。”  “李鸿章不是一直在做洋务吗?然则愈是洋务愈是畏首,怪哉!”  梁启超:“李鸿章之洋务所学的乃是西人之皮毛,曰船坚炮利仅器物之不足也。吾师南海所注重者乃根本,曰制度之不足。两相比较,李鸿章小小不言,康南海泱泱大哉!”  李端棻细听之下,这一番话让他耳目一新。“奈何南海上书不达,尔等以布衣之身难达天听,惜哉!”  “此变法之始也!军机王公俱皆平庸,平庸之人谈何识见?若非广开言路、广纳群贤,一味由昏聩遍于内廷,腐败密布朝野,国将不国,旦夕之间!”  说到这里,李端棻不禁连声叹息:“当今大内,上至军机下至太监,只要塞红包,无事不可做成,唯独上书之事恐怕谁也不敢收这个红包。”  话题转到中日交涉,据李端棻称,日本趁“东学党”之乱出兵朝鲜,乃项庄舞剑之举,意欲试探大清朝的对应之策。如倾兵一战或可阻吓日人不致妄动,如一味退让则必有更大的血光之灾。  梁启超深以为是:“此吾师南海早为预言也,列强‘瓜分豆剖’中国已成燃眉。”  朝鲜的情况又到底如何呢?  其时,袁世凯请“厚集兵力”。  李鸿章认为:“越国进剿,毫无把握。”  光绪震怒:“究竟海军所练之兵各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一到要打仗时,兵都没有了!  新会会馆所在的宣武门一带,也是北京的热闹去处。谈兴正浓,不可无酒,梁启超出得会馆,左拐胡同口便是一家熟食店,酱肘子是少不了的,还有几样小菜拎进屋时,炉子上锡壶里的绍兴花雕也已经微微冒热气了。  “你道此时北京最热闹的去处是哪里?”李端棻抿一口酒,笑着问。  梁启超书生也,只惦着琉璃厂荣宝斋:“恐怕是荣宝斋吧?”  李端棻哈哈一笑:“八大胡同。贵为王公,八旗子弟,满汉亲贵,也有文人墨客,无不公开嫖妓。大清祖制有太监不得干政、官吏不得狎妓,俱在九霄云外了。”  “末日景象,可怕可怕!”  “今年不好过。你没有看见北京到处都在大兴土木、设点布景吗?西太后六十大寿,军机首辅世铎等一干大臣‘总办万寿庆典’。广征献纳肆意挥霍,以三千万两白银为一人庆,可悲可叹!”李端棻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亡国其实也简单。”梁启超感慨系之。  李端棻一定是想起了“康乾盛世”,指着适才泡旗枪的玻璃杯:“乾隆爷曾有咏玻璃的诗道,‘几回拂拭澄如镜,静对冰心一片明’。”  乾隆年间,大型的玻璃镜还是进口的,乾隆本人对那些新鲜的事物都有浓厚的兴趣,从西洋餐具、西洋乐队乃至天文、律算均有涉猎,尤对镜子情有独钟。梁启超感叹道:“对西洋之器物人皆可以把玩,对西洋之思想却视同洪水猛兽,殊不知器物与思想两难分离也!”言毕,梁启超从里屋取出一卷书札,展开乃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  李端棻:“南海,栋梁才也。可惜未曾谋面。”  梁启超告诉李端棻,明年春上,他将随康南海一起赴京会考,“功名已在其次,为建言救国,匡扶圣上耳!”  李端棻叮嘱梁启超,朝中已有大员对《新学伪经考》颇多微词,轻易不必示人。  酒已温过三遍,月已斜在西天。  紫禁城里有敲更声传来,悠悠,悠悠……  次日早朝,东华门外冠盖云集。  忧心如焚的光绪帝,自朝鲜东学党事变之初同意李鸿章的“遣兵代剿”之策,意在扑灭东学党起义,却不料日本政府趁机出兵,到6月13日在仁川登陆的日军已达八千人。日本以铁舰扼守仁川,以陆军进犯汉城,尽占险要之地以为侵吞中国之第一步的谋略,已经暴露无遗了。  其时,举国上下,求战之声汹汹,然而北洋陆军、北洋水师又尽在李鸿章的掌握之下,李鸿章犹豫彷徨,日本人出兵迅速,以致中日战端未启,日方便已“着着占先”,我方便已“四面受制”了。  光绪问李鸿章,和战之举关乎大局,到底“如何及时措置”。  李鸿章跪奏道:“现有陆海兵丁,守尚有余而攻则不足。如若非战不可,则必须备饷征兵。”  是年7月11日,光绪下诏拨款三百万两白银给李鸿章,令其“将战守一切事宜,妥为筹备,以期缓急足恃”。  李鸿章一则要求备饷,同时又准备从朝鲜撤军,京城物议纷纷之下,御史张仲炘上疏光绪,指控李鸿章一味观望迁延,拥兵不动,请朝廷立下决心“一意决战,以弭后患”。  7月14日,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日本公使向清廷送出第二次绝交书。  这个时候,光绪一战之意更坚,旨谕李鸿章,日本以重兵胁制朝鲜,“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光绪并且考虑到“水路叶志超一军,兵力尚单,须有继进之军,以资接应”。  北京城里的街谈巷议都在说:“嘿!光绪爷要跟小日本开打了!”  养心殿里独坐的光绪却着实心绪不宁。  中日开战在即,胜败难以预料,李鸿章几乎是打一鞭走一步,而颐和园里慈禧太后那边,屡屡催问的是万寿庆典。谈及中日陈兵朝鲜时,太后的言谈便有诸多矛盾了,一来以为天朝大国与小日本开打应属无虞;二来又觉得万寿之年战火骤起,似为不吉。光绪自问:如何是好?  光绪正想再发上谕,命李鸿章迅即增兵朝鲜,并随时禀报军情时,忽然发现在堆积的奏章中有安维峻的一份。安维峻,侍御也,为清流中的敢直言者,最名噪一时甚至连光绪都替他捏一把汗为其担心有杀身之祸者,乃是上疏慈禧奏请“撤帘归政”于光绪,并“免掣皇上之肘”。从此,太后与光绪便对安维峻这个名字都不会忘记了。  安维峻又所奏何事?  光绪一看是奏劾康有为的,康有为这个名字曾听翁同龢说过,李端棻也曾荐举过,说是虽为布衣,心忧天下,并有上书被阻格。光绪之世,朝臣老迈,为更新图强只有求才求贤。因而康有为及他的大弟子梁启超,便是光绪有时会想起的两个人。  安维峻奏劾康有为请毁禁《新学伪经考》,说康有为以“诡辩之才,肆狂瞽之谈,以六经皆新莽时刘歆所伪撰,著有《新学伪经考》一书,刊行海内。腾其簧鼓,煽惑后进,号召生徒,以至浮薄之士。靡然向风……”光绪心里与其说一惊不如说一动,这康有为果然好生了得。光绪倒想把安维峻的奏劾看完了,不知道为什么,安维峻骂得愈凶火气愈大,光绪心里倒觉得愈坦然——谁让你们陈陈相因、泥古不化、了无新意的?  安维峻是在请诛康有为了:“……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较之华士、少正卯,有其过之,无不及也。如此人者,岂可容于圣明之世?若不及早遏炽焰而障狂澜,恐其说一行,为害伊于胡底,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  光绪难得莞尔,心想:炽焰、狂澜,朕所爱也!“传翁同龢。”  垂询之下,光绪得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已几遭毁禁,学子之间却又相传不绝。而其放言攻击古文经学,是意在动摇“恪守祖训”的观念,为变法、改革廓清障碍。  “康有为可在京城?”光绪问。  “臣启奏陛下,康有为不在京城,他的门生梁启超在。”  沉思一番后,光绪挥挥手:“下去吧!”  京师风云变幻,梁启超虽非局内之人,却也分明感到了的。春夏之交的气候捉摸不定,说暖还寒,说寒也暖,但内政外交的种种不和谐却是尽人皆知的。不是要打仗吗?万寿庆典的筹备仍然轰轰烈烈,道路传言——这道路传言虽不幸却又是真实的——仅内务大臣福锟进贡给慈禧的万寿礼品便有:  脂玉如意五对,绿玉红玛瑙寿星仙桃两件,脂玉插瓶一对,脂玉盒子一对,脂玉洗瓶两件,脂玉镶嵌花瓶一对,脂玉花觚洗子两件,脂玉杯壶两件,脂玉盖碗茶盅两对,脂玉花插圆屏两件,玉石大小仙台六座。玉字镶嵌围屏一件,镶嵌象牙花卉鸟木围屏一件(含宝座、足踏、宫扇、香几、景泰蓝凤凰),镶嵌象牙人物紫檀木围屏一件,玉镶嵌挂屏对子两件,珊瑚嵌绿玛瑙盆景一座,江南织造特制绣花氅衣、衬衣、马褂、紧身面料五十四件,加宽各色江绸、库缎七十八尺。  安徽巡抚沈秉成的贡品有:  文玉如意成对,一统万年玉宝成座,翠玉麻姑献寿一对,景泰鹤一对,灵壁乐石九座,铁花挂屏四扇,黄山万寿松九盆,花卉围屏九扇,牡丹富贵图画册四本。  一个正面临着被侵略被瓜分的帝国,为着一个老迈女人的生日和独裁的威权,正在耗尽这个帝国国库中仅有的资财,在北京城披红挂彩、铺金嵌玉。庆典期间紫禁城内架彩164间,彩绸635处;颐和园内架彩98间,彩绸143处;中南海(时称西苑)内架彩171间,彩绸298处;万寿寺架彩55间,彩绸38处。仅以上各项需要白银14.41万两!何况慈禧林林总总几百样万寿用品?何况大大小小各种工程为了“以壮观瞻”的修缮漆饰?何况龙棚戏台自西华门至颐和园的60段景点工程?  1894年,是满朝文武举国上下有权有势者争相拍马屁的一年。“政以贿成,惟事娱乐,相与交关,是岁为极”。梁启超惊讶莫名。  忧国忧民的宏论向谁去说?  为了一个老妇人如此奢靡,奢靡到一次庆典挥霍掉国家岁入六千万两白银的一半!贫困与腐败奢华竟如此不能分离!真是“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  那四处高悬的宫灯,鲜艳的披红挂彩,此刻在梁启超看来都是滴血的,教人心碎。  烦闷之下便只有借酒浇愁。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啊!  想在广东一地,从新会茶坑到广州万木草堂,恩师康南海名下第一高足舍梁启超而其谁?每每学子聚会,高谈阔论,古今中外,滔滔乎无遁词,想不到这京师地面,除了向壁更无其他!  且去大酒缸。  九九重阳之后,秋高气爽,秋风带着凉意,每到夜晚,大酒缸的生意便开始热闹起来了。  进得门槛,便是一张曲尺形的木栏柜,柜上瓷盘中是各种小吃、应时酒菜。柜台外摆着几只盛酒的大酒缸,那朱红油漆的大缸盖便是饮酒桌,大酒缸因此而得名。  其时,前门外的大酒缸店名为杏花村,梁启超已来过数次了。店主是山西人,一顶瓜皮小帽下是透着精明的小眼睛,和梁启超已经面熟了,赶紧打招呼、让座,梁启超却只是拱拱手,指点几样小菜,只说了一句“半斤酒”。梁启超其时还不会说北京话,硬着舌头蹦出几句来,谁也听不懂。别人则一听便知乃是广东佬。  说是喝闷酒其实也不闷。  梁启超独自饮着汾酒时,耳边传来的那些酒客们的国骂中却又夹杂着不少对国家大事的议论。  “光绪爷又发怒了!”  “瞧李鸿章那德性,弄了半天洋务,怎么一见小东洋就怕?”  “要说打仗,不拼还行?没有银子,这四九城里天天都在撒银子,过一个生日几千万两啊,这银子是天上掉下来的?”  “黄海已经打丢了,再丢就要丢沿海了。”  “丢得起人可丢不得国家!”  “您说错了吧?老太后脸面要紧,丢国家算什么?”  梁启超略有醉意了,忽然吟出两句诗来,其声也悲,其状似泣。店主及酒客都回过头看梁启超,喧哗的店堂顿时鸦雀无声。梁启超似乎受到了鼓励,只要他发出声音,在北京城里还是有人听的,不过梁启超也感觉到了一个问题:他的听众听不懂他说话,更何况吟诗?于是他又满饮一杯,闭目,吟道:“怅饮且浩歌,血泪忽盈臆。”  厅堂里依旧沉默,酒客们至少明白,这是一个忧愤的书生,这忧愤之深从他的神态中可以得知,尽管听不明白那两句诗。这时候,人与人的沟通靠的是感觉或者良知,他们走到一起了,想到一处了,喝到一个壶里了。  梁启超一挥手:“笔墨侍候!”  大酒缸有传统,宣纸、湖笔、琉璃厂一得阁墨汁是必备的,原因有二:文人雅士趁着酒性发作时,喜好舞文弄墨;也有破落的八旗子弟喝完酒付不出酒钱的,却又搁不下八旗的架子,便道:“瞧你这酒还行,我留个墨宝好不好啊?”店主知趣,自然连声说好,心里直喊倒霉。  梁启超提笔写道:  怅饮且浩歌,血泪忽盈臆。  哀哉衣冠俦,涂炭将何极。  道丧廉耻沦,学敝聪明塞。  竖子安足道,贤士困缚轭。  海上一尘飞,万马齐惕息。  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  帝阍呼不应,高谭复何益。  落款写的是:康南海门下新会梁启超。  康南海?梁启超?其时,北京城里知康南海者寥寥,知梁启超者更是无几了。  梁启超向各位酒客点点头,无言,却又仿佛说:“记住今夜大酒缸,总有一天梁启超名满天下。”  把酒资付给店主,梁启超拱拱手出门去了。  大酒缸的厅堂里有人大叫:“好!”  朝鲜战事,一日比一日吃紧。  日本兵有备而来如狼似虎,7月21日、23日,清政府为增援孤守牙山的清军而派出的济远、广乙、操江三舰,并护送高升、爱仁、飞鲸运兵赴朝时,日本立命联合舰队  司令伊东祐亨率十五艘军舰开赴朝鲜西海岸。24日,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集结于牙山口外丰岛海面,25日中国舰队遭到袭击后仓促应战。广乙舰遭重创,死伤七十余人,操江号被掳去,高升号被击沉,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日军出动小船捕杀跳入海中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  8月1日,清政府被迫下诏书对日宣战。  早已先机在握的日本兵于9月15日总攻平壤,清军扼守牡丹台的左宝贵一部凭险抗击,失守后又退至玄武门死战。左宝贵阵亡,叶志超逃跑,16日晨日军攻陷平壤。  17日,黄海海战。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浴血冲杀五个小时,互有损失,这一仗打了个平手。随即,李鸿章下令: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基地,为“保舰”也,拱手让出了黄海、渤海制海权。于是,日本陆海军直逼中国本土。  10月下旬,侵华日军首度攻入中国境内,攻陷九连城,占丹东,直指辽东腹地;另一路日军由花园口登陆,直犯金州。11月7日占大连,11月21日攻陷旅顺……  北洋军节节败退。光绪喝问李鸿章:“尔怯于攻望风逃之谓守则有余,黄海不守渤海弃之辽东尽失,尔所守何来?何守之有?”  11月7日,日本兵攻占大连之日,正是慈禧万寿庆典之日。  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丢城失地,从此一蹶不振,这也正是慈禧册封、官吏晋升、三呼万岁、夜夜笙歌之时。  梁启超要回广州了。初春抵京,回广州时已是11月,秋深,忧也深,愁也深。  甲午败绩,万寿庆典,这拂之不去的两个阴影巨大到可以使人疯狂或者窒息。  “国耻!皆是国耻!”梁启超在心里怒吼。  北京城里私下流传一副联语: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梁启超回到广东便得知陈通甫正在病中,肺痨日见沉重,有时竟咯血不止,苦无良药,家人焦虑。通甫不时询问梁启超的行踪,每每自叹:莫非见不到任公最后一面了?  梁启超匆匆赶到陈通甫处,见正值青春年少二十五岁的好友憔悴不堪,禁不住两眼盈湿。想起康南海门下万木草堂的时日,不过一两年光景,而今却已恍若隔世了。当初,是通甫引荐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二人一夕不寐联榻长谈,自此,人一生的命运便有了新轨迹的开始。  康有为曾说过:“吾门人陈千秋通甫者,绝代才也,为吾门冠。”  莘莘学子之中,康有为寄予大望者,梁启超、陈通甫也。  通甫倒还平静,只是催问京师情形。  梁启超稍作叙述,便要通甫好生将息。  陈通甫苦笑:“任公兄,今日不谈病,你我相聚为数无多了,弟有一言相问,时局维艰国难当头,兄于仕途作何长策?”  梁启超道:“心灰意懒。中日交战败局已定。大清的龙兴之地俱已插上了日本旗,可是北京城中依然万寿庆典,弹冠而贺。如此朝廷当属无望,于无望之处得一官半职何苦来着?”  陈通甫:“吾所虑者,广东又在毁禁《新学伪经考》,明春兄与吾师南海先生一起赴京会试,兄的境况要好得多,吾师已为官僚守旧所切齿,弟深望兄与吾师同进退。”  梁启超:“理所当然。”  陈通甫:“无康南海焉有陈千秋、梁启超?千秋不再有时日了,兄当常在吾师左右、甘心门下共图大业,弟闭目而笑矣!”  梁启超不禁泪下:“兄之所言,弟没齿不忘。然兄当乐观自信以期康复。”  陈通甫:“乡野农夫山里人家为孩子取名常是阿狗阿猫,实在是很有道理的。人生苦短,于吾则瞬息耳!”  梁启超竟一时接不上话来,说什么好呢?  俄顷,陈通甫又问及京师印象,梁启超慨然叹道:“有两副对子倒是有趣得很。一是贴在北京前门的城门上,曰: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陈通甫:“妙啊!妙得很!”  “另一副却是私下相传,据说是章太炎所写:‘一人庆有,万寿疆无。’”  “唉,任公兄,我们都是从小对对子对出来的,想不到这对子竟然有如此深厚之玄机,我中华民族实在是可爱可惜可叹!”  梁启超怕陈通甫太激动,便又转而说到大酒缸,自己多喝了一杯,便吟诗酒客们听不明白的事,想让气氛轻松一点儿。  陈通甫真的笑了:“嫂夫人乃地道的北京人,看来兄得跟着学京片子了,以备将来登高一呼之用。”  梁启超笑着点点头,告诉陈通甫,夫人已经有约,从日常用语开始,每天教一句。只怪自己舌头太硬,卷起来发音很困难,无论如何是非学不可了。  于是又说到广东话、潮州菜,潮州菜中一碟咸菜酸酸甜甜,加上一碗白粥,或再添一小块炸咸鱼,美味也。  陈通甫一时兴起:“饮一杯如何?”  梁启超:“不可!今日以茶代酒,待来日尽兴畅饮。”  陈通甫怅然答道:“也好。”  两只高高举起的茶杯。  两只微微颤抖的手。  两双依依不舍的眼睛。  一饮而尽。  陈通甫的目光里流露出欣慰、喜悦的神色,此时此刻,竟然不像一个病得已经很重的病人。  “任公兄,活着多好!”……  1895年3月,梁启超随康有为赴北京参加会试。一路上昼夜兼程听康有为说古论今,倒也并不寂寞。经上海,至大沽,有日本兵来船上搜查,乘客们一个个敢怒不敢言,“都当亡国奴了,还考什么状元?”梁启超愤而放言。康有为却一把拉着梁启超,步出船舱站到船舷旁,闭目倾听,却只是不说话。  良久,康有为问:“你听见了?”  梁启超一时摸不着头脑未及回答,康有为又问:“你看见了?”  康有为仿佛自言自语:“那涛声不绝于耳是因为生生不息。一如这潮流涌动浪浪相接,虽有日月轮换,涨潮落潮,却无时不流无处不动。非为它也,只为自身之故,而有潮汐而有风波而有漩涡而有涛声。人见否人听否皆无妨。人不听涛声不会消亡,人不见江流不会断绝。水滴石穿,冲决堤防,载舟覆舟,皆源于此——连绵不竭,无为而为也。”  梁启超何等悟性,频频点头称是。  “再者,人所见江海之大莫不是表象而已,苍茫宇宙天地洪荒之际,水乃一切生命之母,吾辈知之甚少矣!先有水汇聚成原始之海,才有藻类,无所畏惧登陆死亡者十有八九,然后才有森林。之后才是人类出现。孔子于川上谓‘逝者如斯夫’,时光如流水也,水之古老恒远可见一斑。然而倘要深究人间万象莫过于观沧海,日月出矣,风涛生矣,时雨降矣,千帆发矣,樯倾楫摧矣,礁石之屹立不动,海鸟之盘旋不去,何也?乃江海之博大,运动之不息,而有声有势有力。人只能加固堤防,却不能填海灭海,所谓望洋兴叹概莫能外。”  梁启超拍着船舷:“吾师论海,妙不可言。”  康有为:“至大者无有,至妙者无语。倘若只是用心去听去看,则其妙其乐真乃无穷,汝当记取。”  梁启超诺诺连声之后又问:“‘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蝉翼为重,千钧为轻’之际,当如何?”  康有为:“作虎啸雷鸣,似波涛运动,除此之外更无它途。”  梁启超:“无语听沧海,人间有大音。”  北京是如何迎接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各省前来赶考的举子的呢?行装甫卸,风尘未洗,甲午兵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消息,便已沸腾。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中国完蛋了,日本兵就要往北京打了。李鸿章怎么还有这个脸皮到日本去求和?  日本不宣而战,杀我同胞夺我山川,为什么中国还要割地、赔款?因为战败了,这个世界是强者胜者的世界。公理等等,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慈禧一个庆寿,用去国家半年收入,还拿什么去赔?  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先败于英国,又败于日本;先割香港,再割台湾,正在由李鸿章与日本人商量。原来“瓜分豆剖”的时候,还得由中国的大员在一旁协助,他们熟悉地理形势,签字画押起来比较方便。  康有为在北京的住处常常宾客盈门。  北京人在天子眼皮底下本来就好关心国事,再加几千举子的激昂慷慨,一时街谈巷议、茶楼酒肆议论纷纷,乃至震动朝野。  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北跨院里,康有为住的屋子像一只小船,便称之为汗漫舫;其时院内种有七棵树也叫七树堂。廊子两侧堆着各种太湖石,长廊壁上嵌有苏东坡观海棠帖片的石刻,东坡神韵常常使访客驻足不前,这几天却不一样了,各省举子慕名来访的无不气色愤然,步履匆匆。  举子们因为考期临近,首先谈论的是考与不考,结果多数人认为,考了再说。且有传言谓:  主考官也在那边厢睡不着觉,慈禧太后手下的那些守旧官僚们,都知道康有为也来应试了,比日本兵占辽东还风声鹤唳,务必不能让康有为榜上有名的责任,便落到了徐桐身上。徐桐与副考官李文田、唐景崇、启秀相约:凡是文笔狂放、思路悖谬如康有为的卷子一律弃之。不过为此还得读读《新学伪经考》,虽然煞风景,却也无奈。  “帝党”那边,也有人嘱康有为:作文、立论务取平和。  精神高度紧张的徐桐在阅卷时,取的是“宁可错杀不能放过”的大刀阔斧式。副考官李文田虽然也是守旧之辈,却有爱才之心,为一举子的试卷大加赞叹,说:学问、才情加之娟秀的字迹,无出其右者。徐桐阅后却不以为然:“不是康有为便是其门生。”丢在一边了。李文田据理力争,如此判法还能判出状元来吗?徐桐答道:“出不出状元无所谓,只要没有康有为便好。”  李文田无奈,便在这份试卷上批了两句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事后得知,这一份卷子便是梁启超的。  放榜之日,京师轰动,康有为中进士第八名,梁启超落榜。  徐桐目瞪口呆,声言:“此人我决不与之谋面。”  康有为闻言笑道:“先前倒是想见他的。”  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曾三谒吏部尚书徐桐之门,请求代奏光绪。非但“不获见”,“越日原书发回,以狂生见斥”。  徐桐与康有为原来是打过交道的。  当年拒不接见、上书阻格;而今刻意阻挠其仕途却又阴差阳错,还是“进士及第”。康有为称是开了徐桐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不过,无论是康有为榜上有名也好,还是梁启超名落孙山也好,他们都已经无所谓了,志不在此矣!  1895年4月中旬,《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已传到京城,在京应试的举人(公车)义愤填膺,决心抗争,康有为敏锐地觉察到“士气可用”,想找梁启超计议一番,却听得走廊里有脚步声响:“卓如到矣!”果然梁启超推门而进。  康有为:“何事匆匆?”  梁启超:“《马关条约》已签订,先生知否?吾辈就这样不声不响吗?”  康有为:“联络各省举人,分托朝士鼓动,先由广东公车上折拒议和,湖楚呼应,公车上书,是其时矣。吾与汝迅即起草,如何?”进京赶考的举人由衙门派车接送,是有“公车”之称。  梁启超:“好!”  一昼两夜,万言书已经写毕。  中国几千年大梦初醒的时刻即将到来。  史无前例的公车上书,由广东率先,然后是各省“连日并递都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泪而请命,莫不哀之”。  声势已成,朝野震惊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集会,与会者共一千二百多人签名,通过了康梁起草的《上清帝万言书》。4月8日送往都察院,人群汹涌,群情激奋。都察院拒收,理由是皇帝已盖上印鉴,无法挽回了。  拒收是拒收了。西太后与光绪帝却都在关注着举子们这一公开的非同小可的行动。可以说“后党”震惊不已,“帝党”喜忧参半。  公车上书所反映的,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众不甘沉沦,在痛苦中不断追求的执著精神。  公车上书开启了文人学子集会上书、参与政事、呼唤变革的新格局。  公车上书也是康有为、梁启超推进维新变法的第一步。自此之后,中国近代史虽然仍充斥黑暗,却也有了暗夜中的追求与呼告;康、梁始料未及的是,这一仍被阻扰的公车上书之举,使封建帝制的壁垒显现了裂缝,这裂缝中生出的小草宣示着阳光的不可阻挡,并且嘲笑着旧政权的枯槁与朽腐。  公车上书的核心内容即是康梁的政治主张,为下诏、迁都、拒和、变法。“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下诏者,是要求光绪皇帝下罪己诏,承认失误,激励天下,“以雪国耻”。下惩罚诏,严惩甲午之役中屡失战机的大臣、将领及一切贪官污吏。下求贤诏,广求人才、破格录用。所谓“变法”内容更广泛,变成法而求富国、养民、教民、废科举、办学较等。康梁还要求改革封建官僚体制,精简机构、广招人才,派员出洋学习,设立皇帝顾问处等等。  慈禧听说后大发雷霆之怒,指着徐桐、奕劻等怒喝道:“尔等何用?难还真的要让那批妄为举子造反不成?”  光绪在养心殿问翁同龢:“屡屡阻格上书者是谁?”翁同龢诚惶诚恐:“臣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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