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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子们陆续离开北京了。  前些日子都察院门前一里多路全是公车上书的人群,人多势众,虽然被拒收,但却产生了在北京城里几乎家喻户晓的效果。  举子们陆续离京,有的远在云贵,山高路远的跋涉之苦谁人能体味?求功名不得,求上书不得,求拒和不得。读书人的苦处就在于忧国忧民。台湾的举子离京时,康梁送行,更是泪满长街,来时台湾为中国的一个大岛,归去已赔割日本,如此耻辱怎能不刻骨铭心?  梁启超在新会会馆中感到了一种孤独、一种从未有的孤独,比起与康南海别、与陈千秋别要大得多的孤独。这孤独又给了他启示,想要在中国的政事中推动维新、变法,则必须有“群体”。群体何来?如公车上书,为某一大事关乎家国命运而有人发动有人联络,其余人等经过议论补充达至共识,凡共识者即为群体之一员也。  梁启超穿街过巷,直向南海会馆汗漫舫而去。  其时,康有为正在汗漫舫里品茶,轰轰烈烈的行动之后,他喜欢独处,他要想一想从自己一个人上书几次被阻格,到这一次千余人上书仍到不了皇帝手里的教训。官僚衙门之深何止深似海?  康有为几乎找遍了京城那些显赫的衙门,如掌户部时的翁同龢,时任工部的潘祖荫,直至用了周公“吐哺握发”的故事,希望“闻尊主庇民之略,俾足副沧海大塞之观”。疾呼道:“失此不图,后虽欲为之,外夷之逼已近,岂能待十年教训乎?”康有为与徐桐已有述及,康还向左都御史祁世长上书,望能“扶士气而维国家”。  康有为的上层路线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  衮衮诸公,有谁不是“龌龊保位”的?  真是:“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  平心而论,康有为的前仆后继也不是毫无所获。帝党中人如翁同龢、徐致靖、孙家鼐、文廷式等一直在注目康有为,并不时在光绪面前有所荐举,埋下了伏笔。而这也让西太后及后党之人痛恨到食不甘味夜不寐席的地步。  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汗漫舫里讨论着“群体”的事儿。  康有为说:“中国士人向来散漫,不敢相聚讲求,只知坐而论道,倘若思开风气创一新鲜局面,非合大群不可。”  梁启超似乎对此已有考虑,想到了更深一层:“合群就需会议,合大群就得大会议,如在外省,一个地方官便足以制止。因之需得合群于京师,且有若干官员参与,则方可登高呼远,使八方响应。”  康有为深以为然,两人商定先办一张报纸,再设会,进而合群会议,达到以开风气之目的。  办一张报纸的前景使康梁二人喜不自禁,可以发表同仁的文章,可以传播自己的观点。但思虑之下,还是应以介绍西方各国的社会政治、史地、风情为主,以期别开生面,耳目一新。同时发挥公车上书的主旨,讲富国强兵之道,维新变法之源,故而取名为《万国公报》。  1895年8月17日,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精心策办的《万国公报》正式发刊,逢双日出版,首期刊印千余份,委托送《京报》者代递,“分送朝士,不收分文”。  梁启超的办报生涯实由此开始,《万国公报》上每期一篇的言论文字,均出自梁启超之手。难怪御史杨崇伊读后便说:“此等文章不是康有为便是梁启超所写,总之‘康党’不甘寂寞也!”  总有人希望别人甘于寂寞,在寂寞中死去,他自己却决不寂寞。  1895年的11月初,北京秋色正浓。  康有为与梁启超相约,去陶然亭饮茶,并商议成立强学会一事,急需商定的是:领衔者何人为妥?  饮茶,康梁所同好也。公车上书前后忙于政事,就连饮茶也是匆匆忙忙的。原来广东人讲究饮茶,除了茶好水好以外,还得有时间慢饮慢品慢聊,今天算是得宽余了。到得陶然亭是上午10时,在茶室里落座,一壶功夫茶沏好,得稍稍浸泡片刻,第一道茶还要回壶。阳光暖暖地照着,秋风凉凉地吹着,窗外是一大片芦苇荡,轻柔地摇曳于阳光之中。  一边品茶一边说陶然亭的掌故,竟然忘记所为何来了。  康有为:“陶然亭始建于康熙三十四年,其时的工部郎中江藻于古寺慈悲庵中建敞厅三间,取名为陶然亭。”  梁启超:“当是白居易诗意,‘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康有为点点头:“其实,此园一直是荒凉的,园中多杂草、芦苇、水潭,这便多出了一分野气。还有芦苇,自生自灭自强不息,岂不如同我等布衣乎?”  说到这里,康有为似乎有些伤感:“卓如,你我常被人斥为狂生、狂徒,究竟何狂之有?”  梁启超:“便似这芦苇,偏偏不去豪华宅院做小摆设,就在荒凉处站着,任它夏来青冬来黄,无大欢喜也无大悲伤,在那些万紫千红看来,不也显得狂态毕露吗?”  康有为目光里难得笑盈盈的:“有道理,‘就在荒凉处站着’!”一摸茶杯,那茶已凉了。自然是换茶叶重新沏上开水,接着又是一番议论。  梁启超言归正传了:“我想强学会的宗旨应该开宗明义、简便醒目——探求中华民族自强之学。”稍作停顿,梁启超又说,“这发起人的领衔者,似应既与我等有同气相连处,又有官方色彩也可借此保护,您说呢?”  康有为略作思考:“翁同龢如何?”  “不妥,离皇上太近。”  “也是。常熟太过谨慎,恐也无此胆量。李端棻呢?”  “也不行,离皇上又远了点儿。”  两人沉思良久,目光一碰不禁同时脱口而出,道出一个人名来:“文廷式!”  联络之下,不仅文廷式应允参加,还有陈炽、袁世凯、徐世昌等方面要员。站在背后支持强学会的则有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就连其时正在做着“伴食宰相”,“韬光养晦”的李鸿章也表示愿意捐银二千元。李鸿章此举却为“帝党”要员陈炽所拒绝,甲午之后丧权辱国,人人皆曰李鸿章可杀,“虽身存而名已丧”,不少人避之唯恐不及了。  北京宣武门外公园内,秋风落叶之际,强学会正式成立。规定:强学会中人定期集会;购置图书、仪器,尤其是欧美史地、人文及科技新书。当时购买这一类书籍之不易,已是后人所不能想象的了。梁启超痛切地感到中国士人往往不知道世界之大,便想购置一张世界地图,在北京各家书店“遍求而不得”,后托人从上海购得一幅。购得之后又如何呢?不要说中国的芸芸众生了,即便是读书人,又有几人去玩味地图、看那蓝色海洋包裹着的地球,又有几人会去思量造物的奥妙,于经纬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呢?  梁启超若干年后忆及当初感叹道:“图至之后,会中人视同拱璧,日夕求人来观,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  除此之外,强学会还倡导“翻译西书,传布要闻”。  1895年12月16日,《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  北京有了这样一张报纸了:公开宣传西方科技之发达,公开评论中西社会之得失,公开呼吁中国唯变法维新才能跟上世界潮流。  不消说,这是19世纪末年,以康梁为主导,中国曾有过的让思想冲出禁锢的尝试。  《中外纪闻》居然能一期发出三千张,这使主持笔政的梁启超十分雀跃。  《京报》送至各官室富户人家,初衷是企图影响这些京城中握有权柄的人,哪知道后来却成了“谣言谋反”、企图结党的证据。御史杨崇伊便断章摘句、危言耸听,上奏朝廷,谓强学会贩卖西学、攻击国体、要挟外省大员,破坏社会安定,请立即查禁。  军机处知会步军统领,立即行动。  跟日本人一打便输,对付几个读书人却绰绰有余。听说要“捉人”,强学会会员“纷纷逃匿”,有的甚至“破涕泣下”哀求当局宽容。京师强学会无形中已解散,兵丁到强学会会所封门时,一应图书、仪器、资料连同梁启超本人的“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  时为1896年1月20日。  强学会被封,《中外纪闻》被禁,此时康有为正在联络张之洞办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奔波于粤沪之间。北京的局面还要看一看,梁启超便听信了文廷式的一句话:“少安毋躁,或有转机。”  光绪身边的人及朝中主张改良的官员,不甘心就此挨一闷棍;光绪也知道实在需要有一处言路能介绍西方,以为需要时之援引。御史胡孚宸正好有奏章送达,《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设以裨时局折》。光绪乘机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使之“维系一线”,由孙家鼐主持,梁启超也参与其事。但比起同仁群贤共聚一堂的痛快淋漓,已是暮气沉沉的了。报纸还是不能办,没有广布舆论的阵地,不能痛陈时弊,梁启超于心不甘,感慨时局维艰,办报之心愈切!  官书局里无所事事,闷得发慌。  1896年的初春时节的北京仍然寒气逼人,好在还有夏穗卿,每日对坐,竟也心生暖意。  忽一日,有人造访找康有为。梁启超告知南海先生已回广东了。  此人便是谭嗣同。  谭嗣同知道梁启超是康南海门下高足,公车上书的风云人物。梁启超却不知其人。此人自称是湖南浏阳人,眉宇间透露出一股精明强悍之气,而灼灼有神的目光中却有深深的忧思。言及甲午兵败,慷慨激昂,谓:“丧权辱国者无一不是贪官污吏,人心不古,世无清风,不敢言义,不敢言死,唯听举世滔滔皆言利,兴我亡我均在我也!”  梁启超顿时被谭嗣同的谈吐所吸引,便问:“下榻何处?”  “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  梁启超仍住在新会会馆,相距不远,便邀谭嗣同到住处畅叙,顺路又去贾家胡同的一间小屋想拉上夏穗卿。正在自斟自饮的夏穗卿已有三分醉意,却硬是把他们二位留下来了:“薄酒、烈酒、苦酒,均是待客之酒;唯官场豪宴乃为毒酒。二位倘坚辞,则视我杯中物为毒酒也。”  夏穗卿的小屋也实在太寒酸了,一床一桌两把椅子,别的空间堆满了书,三人同桌,有一人需坐在床上,桌子上倒是空空如也,三只酒杯一碟花生米而已。  谭嗣同兴致很高,便出门去了一家熟食店,拎回一堆下酒菜。  梁启超与夏穗卿相交已有几年了。  夏穗卿杭州人,光绪进士,1890年授礼部主事。1891年,梁启超第一次到北京与李蕙仙完婚,偶识夏穗卿,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至交。学富五车的夏穗卿是梁启超“江外佬”朋友中的第一个,学问以精、深、怪闻名,梁启超常常与之辩论,结果如梁启超所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  两个人吵得热烈也吵得艰难,因为梁启超说广东官话,夏穗卿是尖声尖气的杭州腔,常常是吵到紧要处,都要求对方“你再说一遍”,吵来吵去,夏穗卿便说:“走,喝酒去。”因为还没有吵出结果,梁启超只得跟着去喝酒,可是喝酒之后梁启超更不是夏穗卿的对手了,一则梁启超酒量不大,二则夏穗卿有酒助兴,思维更加敏捷。  尽兴而归时,夏穗卿问:“我们吵了吗?”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原是官宦子弟,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教子极严。谭嗣同幼年丧母,为父妾所督,自幼好学,并且“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弱冠之年即从军新疆,为刘锦棠幕府。以后游历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地,体察风土人情,结交壮士豪杰。谓:“此生若是平庸而过,枉为七尺好男儿!”  谭嗣同自己也惊讶,与梁启超、夏穗卿均为初交,却如同至友。他走南闯北十年,什么样的地方口语都听过,所以梁启超的广东官话、夏穗卿的杭州话均不影响与之交谈。  话题最热烈的还是战败议和,割让台湾,谭嗣同去过宝岛便略叙岛上日月潭之美景,高山族之风情。据谭嗣同考察,台湾一地祖宗来自福建的为多,广东也有。台湾人以整只大虾煮汤,味带酸甜;并好食香菇、木耳均与福建同。茶以乌龙为主,香片为辅,乌龙中出名的是采于云雾山巅的冻顶乌龙,是乌龙之味兼有绿茶之清碧,可谓一绝。  夏穗卿:“干一杯,我还有话请教二位。”  一杯酒下肚,夏穗卿却转身取来纸墨笔砚,眼睛似开似闭,画了一张中国地图,“倘若再割地以外人,你们猜先割何处?”  梁启超:“还要割下去?”  夏穗卿:“岂能不割?比如一个西瓜既已切下一刀,便只有再切,你想食之,别人也想尝一尝。国运式微,贪官当朝,战之既不胜则不战,但又要图享乐做万寿,如西太后之在颐和园,不割怎么办?只要北京不割出去便算太平盛世。”  谭嗣同:“除了割地,当朝已无事可做了。”  夏穗卿:“非也!尚有另一割。”  谭嗣同:“愿闻其详。”  夏穗卿:“割尔等的头。”  谭嗣同默然沉思,梁启超以为只是夏穗卿的戏言,便道:“兄与我等同赴菜市口?”  夏穗卿不答,随口吟出两句诗来:“君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  自此以后,这三个一见倾心的朋友,天天见面,天天豪论,也少不了饮酒。论学问的根底之深,夏穗卿不让梁启超;论对现状不满态度之激烈,梁启超略输谭嗣同;至于西学,谭嗣同是认识梁夏之后发奋钻研的,凭着他的才情与思维敏捷,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谭嗣同常常一边倾听梁启超放言康有为之大同三世说时,一边冥想世界之未来。而梁启超所惊讶者却是康有为的“微言大义”,与谭嗣同的侃侃而谈何其相似。夏穗卿在更多的时候则是不发一言,他用目光与挚友交谈,或赞许或困惑或不以为然,但总是真诚的。倘若开口便是怪论、妙语。  他们并非只是谈维新、革命。  这些19世纪末的中国青年饱学之士,他们对世界的怀疑是因为他们所学所知甚丰,而不是胸无点墨者的无知之言。有一次,他们谈佛教、佛经,那个年代的文人学子没有不研读佛经的。夏穗卿终于开口了:“《楞严经》是假的。”  梁启超与谭嗣同愕然,然后自然是一番争吵:“这自古相传法轮常转中传播的经文,怎么会是假的呢?”  “你去读。”夏穗卿如是说。  夏穗卿厌世太深。  梁启超“凡事都有兴味”,欲望太强。  谭嗣同则刚烈愤世,如火如炽。  朋友是不必凡事相同的。梁启超说:“受夏、谭影响亦至巨。”谭嗣同则谓自己“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梁启超致信康有为,力荐谭嗣同:“敬甫之子谭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  夏穗卿却依旧静穆,依旧饮酒。  梁启超要去上海了,为《时务报》事。  谭嗣同要去金陵了,遵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  夏穗卿还住在北京贾家胡同那一间堆满了书与酒瓶的小房间里。偶尔写一首小诗:“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一挥手,人天从此感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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