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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是1896年4月抵沪的。  梁启超统领《时务报》笔政,主笔该报言论,并以六十篇大作在《时务报》发表,一时四海之内无不说《时务报》、无不知梁启超。凡此种种,却不能不提到梁启超的另一个好友、力荐梁启超为主笔的黄遵宪。  梁启超比黄遵宪小二十五岁,当黄遵宪以诗歌闻名于世时,梁启超乃蒙童学子。甲午战争之后,康梁鹊起,梁启超为黄遵宪看重,顾左右曰:“此子乃栋梁之才。”  黄遵宪不仅旧学深厚诗名卓著,且精通外文,长期充任驻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的外交官,是康梁推动新政改革时,最了解西方诸国,最富有世界知识的维新志士。  1894年,黄遵宪驻新加坡总领事任满归国。次年,赴南京谒见两江总督张之洞,不得要领。其时北京强学会兴起,《万国公报》及后来改名的《中外纪闻》使黄遵宪很是激动了一番,一个不了解世界的民族又自诩为“天朝大国”,怎么能自主图强呢?其间康有为来江南游说张之洞筹立上海强学会,在沪小住时,黄遵宪往访,“自是朝夕过从,无所不语”。并且相约,待时机一到,必先得办报,必先要译介西方的著述,且要速译,为振民气也。不久康有为返广东,北京强学会被封禁,上海强学会停办之后,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欲以报馆为倡始”。当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到上海与黄遵宪商议办报事宜时,黄遵宪便提出主笔非新会梁启超不能担此重任。  黄遵宪在上海敦促梁启超南下,梁启超一到,匆匆接风后便发出公启,公启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瀚、吴德潇五人署名,公告各界:《时务报》不日创刊发行。  所有的分歧都是从开始便隐伏着的。  当议及办报宗旨时,汪康年承张之洞之意,力主专译西政、西论、西事,并录宫廷谕旨。对于言论,则守夫子之道述而不作。  这是官僚的精明处,专事翻译可不负文责,上海地乃南北要冲,是两江地盘辖下,张之洞自不能放弃却又顾及到了清廷对康梁的注目。更何况新学之潮汹汹,张之洞何不坐收渔人之利呢?  梁启超认为,既为主笔,就要言论。“广译西报果然重要,然毕竟是中土之上中国人办中国人看的报纸,不发一言从无立论,岂非贻笑天下?”黄遵宪调和其间,要汪康年不必太过“忧谗畏讥”;同时又嘱梁启超不要“畏首畏尾不敢为”,但也不能“太过恢张”。总之是,兹事体大,谨慎为之。用邹代钧的话说:“愿公兢兢业业为之,不愿公轰轰烈烈为之。”  汪康年、梁启超暂告妥协。《时务报》仍遵“广译西报”,“事皆纪实”为宗旨,仍有言论评说,但只占极少篇幅。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  《时务报》创刊第1期,即有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自序》两文赫然见诸报端。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不独是梁启超要冲决封建罗网的思想,还有他独具一格的酣畅淋漓的新文体。  这一切,真是中国人盼望已久的了。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是梁启超作为主笔登上中国文坛的一个开场白,他摒弃了一切陈旧的文章作法,开篇即开门见山写道: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语言不通,故闽粤之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梁启超是文起句的“通塞”之论,实在是至理名言。大上海有了新的声音了。  梁启超关于办报的诸多想法,既是源于历史的,比如他认为“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轩以采访之,邻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也有源于西方的,比如讲到“西人之大报”,议院言论,国用会计,人口生死,地理险要,民生盈绌,物产品目,兵力增减等等无所不记。更有各种分报——专业报纸——“朝登一纸,夕布万方”。  结论是:“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梁启超对于办报的精辟之见,却是痛感于中国现实的种种“血脉不通”、“道路不通”及“漠不相关”。岁月如流,社会艰难地演进着,梁启超的论述已经由一百年前的现实感言成了留给后人的至理名言。  梁启超清醒地看到在中国办报与在西方办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令报馆人人院珥笔而录之”。但是在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再者。西方有发达的“格致制造专门之业”,“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而在中国“稍讲此学之人已如凤毛麟角,安有专精其业,神明其法,而出新制也”。  《时务报》究竟如何办呢?梁启超是这样告诉读者的:“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使读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历新学,思雪前耻矣!”然后“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兴,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  对梁启超来说,上海的全部诱惑就是《时务报》,他的试图投入社会、一试身手的迫切之情,从此要喷薄而出。这是任谁也无法阻挡的,此种源于青年梁启超忧国忧民、试图变法维新的大渴望,一旦融入社会成为潮流,能不一泻千里?  “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言之行之,梁启超兼于一身了。在陆续发表于《时务报》的《变法通议》中,他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疾呼不变法的危险,实在振聋发聩。  上海四马路《时务报》报馆。  上海四马路是热闹地段,白天熙熙攘攘,贩夫走卒叫卖之声不绝,一到晚上青楼堂馆,车水马龙,煞是热闹。四马路以风月场所“长三书寓”闻名,入夜,便有欢场女子坐在年青龟公的大腿上,乘着车飞奔而去。  《时务报》报馆是不起眼的。  梁启超走进报馆,落座,便有一种感觉:新的生命仿佛又开始了。因为这一天他将撰写新的文章,安排新的版面。《时务报》是旬刊,每一期论说四千至五千字,由梁启超撰写;东西各报译稿一万多字,由梁启超润色定稿;一切公牍告白等等杂项,归其编排。这一切底定之后,还得由梁启超校对。十天一册,每册三万字。再加上梁启超的“字字精心”,耗费多少精力可想而知了。  上海八月还是暑热难耐之时,《时务报》报馆的小楼上,梁启超独居一室,办公、休息、吃饭、会客都在这里了。《变法通议》的写作使他常常处于激动之中,浮想联翩而不能停笔: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乌,飞鱼飞龟,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氧,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梁启超笔下,一个“变”字被解析得淋漓尽致了。而地球之形成、人类万物之进化,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极为新鲜的,梁启超以他独有的语言生动地将这一幅幅画面展示给读者。因而接受这天下之公理,一般民众并不艰难。  梁启超告诉人们,变是不可阻挡的,变是非变不可的。问题只是:自己愿意变的变,或自己不愿意变的变。  “变亦变,不变亦变。”  历朝历代,总是有人想变、愿变;有人不想变、不愿变。  风吹云动,天无时不在“变”。  春华秋实,地无时不在“变”。  生老病死,人无时不在“变”。  梁启超看到了“变”的微妙精深。  由一“变”而万“变”,万“变”归一“变”。  “变”是一种流动的美,仿佛时光之箭。  流动在天地之间,流动在思想的清泉中。  “变”的联想,使梁启超喜不自胜。由天而地,由人而国,往复无穷。  梁启超认为: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梁启超还以世界历史为例,认为日本以自变而强,印度以不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波兰,则也“见分于诸国而待变”。  字里行间,梁启超已经在呼唤了:  中国,你为什么不变?  你怎么能不变?  你又到底如何变?  变法的本源先是“变动科举”,及后是“工艺专利”。梁启超的变法本原思想意在摧毁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封建科举制度,广取天下有识之士。后者则是旨在推动生产发展经济,为民族资本主义摇旗呐喊。  在中国这块板结的封建土壤中,梁启超与《时务报》脱颖而出了。  《时务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行销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与天津《国闻报》遥相呼应,成为一南一北的两大报。一时间,《时务报》影响之大,从“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乡,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公度(黄遵宪)书云:“梁卓如兄乃旷世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说,梁启超“自甲午以来,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云,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因为梁启超的“语言笔札之妙”,社会各界纷纷“争礼下之”。有论者云,妙就妙在梁启超的敏锐洞察、深刻见解、优美顺畅而又极富鼓动性的文字。  二十四岁的梁启超,已经如新星闪耀了。  张之洞饬行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并称:“上海新设时务报馆,每一旬出报一本,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  张之洞还亲笔写信给梁启超,云:“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  卓如,梁启超的号,称卓老,且以湖广总督之尊,张之洞对梁启超的宏揽人才之心已经迫切至跃然纸上了。  1897年初,梁启超往武昌拜见张之洞。  张之洞极为兴奋,破例开武昌城中门迎接梁启超。  正式拜见的那天,适逢张之洞的侄儿结婚,人来客往,应接不暇,张之洞却只是应付了事,丢下一应宾客,只顾与梁启超长谈。是夕招饮,作陪的有梁鼎芬、钱恂。张之洞频频劝酒,梁启超颇有知遇之感,赞许《时务报》是不必说的,垂询政事,梁启超倒也无所顾忌,所言的无非是变法维新、孔子改制之论,张之洞话题一转:“有一事相商,望屈求。”  梁启超:“请赐教。”  原来是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湖北任“两湖时务院”院长,并在总督署办事,月薪“千二百金”。  梁启超倒是为难了。  倘论知遇之恩当报,则理所不能推辞。然而上海《时务报》的事业刚刚如日中天,且还算得心应手,又实在放不下了。于是再三“固辞”回到了上海。  是次湖北之行,备受礼遇又有张之洞的盛情相邀,秉烛夜谈,梁启超心里自然是感激不尽的,更要者,他以为《时务报》的事业有张之洞的支持,能省却很多麻烦,且还可有一番发展。因而,梁启超在给张之洞的信中称:“赐以燕见,许以尽言,商榷古今,坐论中外,微言大义,不吝指教,刍尧涓流,靡不容采,授多馈赆,殷勤逾恒。宁惟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归舟容与,喜不自胜。”  梁启超是真诚的,也是天真的。  宦海沉浮几十年的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人员,对康梁有同情的一面,也有戒惧的一面;对康梁的思想有认可的一面,也有反对的一面。总的来说,后者大于前者。官僚对于文人从来都只是利用而已,而有没有、有多少利用的价值,则要视当时的社会形势以及对自己的官场仕途是否有利而定。  自古以来,在这一价值判断上,政客与官僚是从不含糊的。  而梁启超也已经有着自己的轨迹了,他在《时务报》的那一枝笔已经断然不能搁下,他活跃的新思维、新思想还将源源而出;他势必要触动那个暮气沉沉的旧世界,并给这个旧世界的维护者留下许多不快:就连梁启超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作为维新变法的文字宣传者、舆论造势者,他已经站到了康有为的前头。  然而这一时期的梁启超从思想体系而言,仍是师承康有为的梁启超。《时务报》上发表的梁启超作《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除照录康有为《读日本书目志序》外,梁启超又引康的“改制”说,提出“藉观明治维新”,而“发愤以改政”的主张。此文一经刊出,立即为张之洞注意,并由汪康年、汪诒年兄弟出面,力图使梁启超不再援引“康学”,以为规避。  梁启超顿时觉得《时务报》实在是不好办的,原以为同仁办报掣肘较少,不料发行愈多、声名愈广,那险象便也接二连三了。其时汪康年为《时务报》总理,负筹款、发行之责;梁启超为主笔,担撰述、文字之纲,职权本来分明,汪康年却要干预笔政且又涉及师门,梁启超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梁启超告诉汪诒年:  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此虽天下人之公言,然弟之所以得闻此者,实由南海。去年之不引者,以报之未销耳),未能征引,已极不安。曰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为销报计,则今日之《时务报》谁敢不阅;谓因此一语,而阅报者即至裹足,虽五尺之童,知其不然矣。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于学问和人格都是掷地有声的,也是梁启超不妥协的宣示。其实,岂止是维护师门,在同样发表于《时务报》的《知耻学会叙》中,对当时清朝政府官僚腐败的抨击,已经达到了摧枯拉朽的程度,为有清以来所未见。  从古到今,由今溯古,学会多矣!而知耻学会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顾名思义,该学会的宗旨是知耻,其诞生于甲午战败、国耻累积之后,实在是生逢其时。  让人知耻,便是有人不知耻。在中国,不知耻者是些什么人?梁启超认为:  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  ……  “官惟无耻!”梁启超道出了多少民众的心声。  难怪张之洞对刊有《知耻学会叙》的该册《时务报》“恐招大祸”而急急令饬“千万勿送”了,并认为“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  一个没落的阶级,是更加敏感的阶级;一个腐败的权力群体,是更加凶残的权力群体。无耻并不是麻木的代名词,即便洋务派首领如张之洞,当梁启超的笔锋触及到洋务运动“自强新政”的破产,并一起归入无耻官僚之类,而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权势、地位时,便真相毕露了。  张之洞再三授意幕僚致函汪康年,抑制改良派的议论。乘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职,只能“遥领笔政”时,汪康年延聘私人,未经梁启超同意便修改梁启超的文稿,康有为另一弟子徐勤的文章被腰斩,就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要在《时务报》登载大同译书局的广告,也因有《孔子改制考》的书名而“见却”。  1898年3月3日,忍无可忍的梁启超致书汪康年,提出于梁汪之间选择其一:“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廿五前后,与弟一电,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  汪、梁之争,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汪康年的背后是张之洞。  梁启超只有手中的一枝笔。  汪康年当然不会放弃已经握在手中的权力。  梁启超离开了《时务报》,离开了这一份由他造就也造就了他蜚声海内的报纸。  梁启超当无遗憾。因为在他主持笔政时,《时务报》尽扫陋习,创开风气,已有公论。  梁启超在《时务报》大体完成了《变法通议》的写作,这一篇篇如秋风扫落叶的文字,摧折了多少枯朽,滋润了多少新芽。  《时务报》报馆小楼上的洋蜡熄灭了,维新之光升起了。  岳麓山下,橘子洲头,眺望三湘大地,自有别的一番情趣,开阔、空旷,使人神往。1897年11月,梁启超应谭嗣同、黄遵宪之约到长沙,虽然还在“遥领笔政”替上海《时务报》撰述,可是因为汪梁之争日趋公开、激烈,对湖南时务学堂与唐才常同为总教习这个位置,梁启超已经有一番谋划了。  其时,黄遵宪刚调任湖南按察使。巡抚陈宝箴对新学也颇为支持,且提调熊希龄鼎力相助。谭嗣同正如春风得意,湖南时务学堂也因此而有了相当规模,更何况又有了梁启超的加盟,湖南大有“变法”、“新政”领先一步的态势。一时间,仁人志士云集湘楚,好不热闹。  梁启超亲自制订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为:一曰立志,以天下为己任,为救亡而献身;二曰养心,破苦乐,破生死,破毁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三曰治身,忠信笃敬;四曰读书,穷尽上下千古,纵横中外之学;五曰穷理,深思考,勤观察;六曰学文;七曰乐群;八曰摄生:九曰经世;十曰传教。这十条学约,自然没有完全脱离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然其总的目标却是学以致用,全面发展,为中国的自强立志,为民族的救亡献身。  梁启超开列的学员需读书目中有:《万国公法》、《几何原本》、《日本国志》、《化学鉴原》、《格致汇编》、《万国史记》等等。  梁启超的教学也自备一格,他以教习《公羊》、《孟子》为轴心,同时糅以古典儒学、西洋科技、中外史地等,再进而发挥康有为的“改制”、“大同”思想,结合中国实际,听者无不屏息静气,而梁启超则声情并茂,辅之以手势,有时开怀大笑,有时热泪滚滚。  湖南时务学堂,实质是准备维新变法的政治学堂。  如果说梁启超在《时务报》是以笔下风雷呼唤中国人奋进的话,那么他在长沙时务学堂,却是面对面地在教练一支生力军了。  梁启超每天上四小时课,其风度、举止颇像乃师康有为。又更多一些随和、亲近,梁启超毕竟只有二十四岁。当学子们鞠躬、行礼如仪,每一天的教习开始时,梁启超总会用温情的目光迅速地向每一个学子问好,然后把那目光停留在最得意的门生蔡锷身上,再翻开一个厚厚的书包,里面是讲义以及学生们的作业。  梁启超的眼睛有点儿红,他总是熬夜。  四十个学生的作业,写的是感想、体会、笔记,如饥似渴地求学的心灵里,会生出无数美妙的想法,便全都写在作业本上。因为他们知道梁启超会有妙语连珠的批语,少则几百言,多则上千言,给蔡锷批得最多,写完最后一本的批语,再写上落款“总教习梁批”时,每每总是夜深之时,唯闻更鼓之声偶然从巷子深处传出;或者已是黎明,淡淡的白光又将渐次展现窗外这个古城的山色风韵。  梁启超几乎是不知疲倦的。  还有谭嗣同,在金陵“候补”一年,如同到深山出家,写成了《仁学》一书。不想再“候补”下去了,回湖南后把家小安置在浏阳,一个人到长沙参加筹创时务学堂。梁启超一到,只要稍得空闲便一起议论时政,诗歌互答,常常想起夏穗卿以及他的一句诗:一灯静如鹭。  也常常说到岳麓书院——宋代中国四大书院之首——以及佛教入湘。  梁启超:“始祖东渡,一苇慈航,至魏晋南北朝而隋唐,佛教在中国已经广为弘扬、深入民心,原因何在?除教义经典慑服人心外,更有一心传道者,山高路远万难不辞之故也。”  “麓山寺是佛教入湘后最早的一所寺庙,建于西晋泰始四年。弟每在岳麓山下散步,见托钵僧、苦行者飘然而过便顿生敬意,我辈什么时候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行而践道呢?”谭嗣同慨然道。  梁启超:“不妨说我辈已在行之矣。舍科举而求新学,办报馆而为新论,今日湘地学堂或能留名万古,文坛闯将、国家栋梁焉知不在我莘莘学子中?”  谭嗣同:“真是‘昭潭无底’,‘惟湘有才’!”  这一夜,蒙蒙金月在上,滔滔湘水在下,已经是了无睡意了。  梁启超转身从内室取出一块名贵的菊花砚,告诉谭嗣同,这是唐才常昨日所送。以为至宝,而用宣纸层层包着置于卧榻枕头之旁。  梁启超不仅文章好,字也好,对古墨旧砚名笔之爱好不亚于一本本线装书。  谭嗣同把玩一番后,突然问梁启超:“‘一灯静如鹭’应作何解?”谭嗣同又在思念夏穗卿了,三个好友走了两个,只剩下本来就郁郁寡欢的夏穗卿,能不教人牵挂?  梁启超亦然,在上海时曾去信约夏穗卿写稿,此公却少有兴趣,偶尔回札也是三言两语,或谓:“《楞严经》愈读愈假,兄以为然否?”有一次只写一行字:“终日栖栖为底忙?”这一句却有出处,当年在北京有一段时间梁夏几乎无日不见,有三天梁启超不在会馆住,回来后只见案头有夏穗卿的留诗:  不见佞人三日了,  不知为佞去何方。  春光如此不游赏,  终日栖栖为底忙。  “你说他‘一灯静如鹭’,他也知‘春光如此不游赏’。可见,这如鹭之静,是心智的,是出神到单足而立,惟其时才有澄心妙思也。”梁启超言毕,又补充道,“当初夜深人静,我与穗卿对饮时用的是两根灯草的油灯。”  “想那两根细长灯草的油灯,也似白鹭。”  “先醉了自己再燃起火光。”  “这佞人又作如何讲?”谭嗣同问。  梁启超:“那实在可看出穗卿学问根底的。古人自谦便称‘不佞’,《论语》又说‘仁而不佞’,还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不佞又何谦之有呢?想起一部书的训诂,道:‘佞,才也。’不佞即不才,仁而不佞即仁而无才,非敢为佞即不敢自命有才。穗卿称我为‘佞人’,也是在挖苦我的墨学狂,《庄子·天下》篇论墨子学术总结一句是‘才士也夫’。于是穗卿便先称我‘才士’,再加以训诂辗转注解一番,一变便成了‘佞人’!”  谭嗣同叹道:“真不知才是何物?如穗卿之怪、之静、之醉,他醉后是否有狂言?”  梁启超:“他好杯中物,其量无底,却只是微醉,微醉之后更为静穆,倘若此时穗卿肯写点什么,一定是满纸精彩纷呈的怪语怪论,可惜他不为,只是微醉微笑。”  谭嗣同:“偶有高论却也清醒得惊人,如说‘割尔等的头’。”  “割头的事情总是不太美妙。”  谭嗣同:“恐也总是不可避免。”  梁启超:“然。如《扬州十日记》所载,令人发指眦裂,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许就要灭亡!”  《扬州十日记》、《明夷待访录》是清廷的禁书,梁启超“窃印”之“加以按语,秘密发播,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时务学堂可以称为维新学堂了。湖南一省,由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的合力推动,另有《湘报》、《湘学报》以及“全省新政之命脉”南学会。南学会的具体创办者为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以讲演为活动形式,把甲午之后,民族危机深重,“敌氛压境,沿海江十数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情形诉诸百姓。1897年冬,德国侵略者又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已是燃眉之急,南学会将这一时事形势及时报告会友,轰动一时。  南学会之后,湖南各府州县纷纷设会,计有: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学战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龙南致用学会、明达学会。  《国闻报》评论说:“湖南风气日开,较之沿海各省,有过之无不及也。”  在中国历史的一个紧要关头,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梁启超也为湖南而自豪:  自时务学堂、南学会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自是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也。  湖南时务学堂梁启超门下的高才生,如李炳寰、蒋百里、林圭、蔡锷等从此常常谈论国家大事,并以“上利于国,下泽于民”为己任。同时也直指“朝廷纲纪败坏”。蔡锷则以“求学苦读,匡济时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决不随俗沉浮以自污”为人生的目标。  湖南守旧派的攻击也甚嚣尘上了。  王先谦指康有为学说为“心迹悖乱,人所共知”;而康门之下的梁启超乃“阐扬师说,贼我湘人”。南学会谭嗣同等人是“逞其邪说,放厥淫词”,一律扣上了“首创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乱民”的罪名。  梁启超自然是首当其冲地被口诛笔伐之者:“伪六经,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申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  爆竹一声辞旧。新的一年,1898年来临了。  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希望中的一年总是在失望中过去。  希望,失望;失望而又希望。虽说失望总是巨大的,可是智者所感所觉所见的希望,哪怕渺小到若小露、若新萼、若星火,却总是视之为新世纪曙光之先兆。  风雨飘摇中的世纪末啊!  艰难跋涉中的先行者啊!  梁启超又要收拾行装了,康有为命他“即刻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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