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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冰消雪融,又是桃红柳绿。  当金水桥下护城河水又开始流动,并且发出轻轻的拍击之声,城墙下骆驼队缓缓地走过,龙潭湖里冬季用来过河的冰床搁浅在湖边,一条条牵挂渡船的缆绳重新舒张活力……一切都只是无言地告诉人们:无论你觉得缓慢还是疾速,时光就这样流动着。  岁月会带走一切,历朝历代,城头变幻殿角楼台……后人将会茫然地面对各种废墟或者尘封的古迹,让思想绵延不绝。  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然而,岁月的流逝却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富裕、繁荣、平安的一切。同在日月之下,英国的舰队占领了香港,日本侵略者霸占了台湾,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中国呢?光绪皇帝不断地在各种不平等条约上“用宝”;大臣们四出求情、议和;子民百姓已被搜刮得家徒四壁,为了赔款,赔给那些夺去中国人的命又夺去中国人土地的侵略者们……因而时间之于一百年前中国的全部意义便是:维新救亡!  现在是1898年了。  已经是1898年了。  不少人对这一年有着特别的敏感。  康有为叹息道:距1888年第一次上书清帝,正好十年。  梁启超当然不会忘记,这一年是“公车上书”后的第三年。  那个在颐和园中享尽天下荣华富贵的慈禧太后,已经得了轻度的面部神经麻痹症,说是“万寿”,哪有万寿?这个绝对残忍的老女人会享福会用权势而且一点儿也不糊涂,她不放心光绪,总觉得光绪要搞什么名堂,想彻底摆脱了她,自个儿做皇帝。  慈禧晚上睡得香,白天清醒得很。  1897年冬,康有为因上书再一次被阻,心中悲愤准备南归。不料翁同龢突然造访,亲临南海会馆劝他暂不远行,并告知光绪帝对他期望有加。康有为感激涕零。  光绪拟召见康有为。  奕訢反对,认为“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能召见,皇上若有垂询,命臣等传语可也”。  1898年1月24日下午3时,康有为奉命来到总理衙门西花厅,少顷,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恒先后到达。稍事寒暄之后,荣禄突然冲着康有为大喝一声:“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不卑不亢答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荣禄语塞。  “宜如何变法?”廖寿恒问。  “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康有为答。  李鸿章接着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  康有为:“今为列国并列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翁同龢关心的是:“如何筹款?”  “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改变,可比今十倍。”康有为又谈了关于变法的总体设想,举凡法律、财政、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海军、陆军等无所不包。听者除荣禄外,满座皆惊,康有为这个从一介布衣起不断上书言政、被视为“悖谬”、“狂人”、“疯子”者,竟是学贯中西之士。  是次约见一直持续到天黑。荣禄拂袖而去,先走了,出得中南海径奔颐和园。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了他的第六书,即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使变法维新的主张有了纲领性的指导思想。  其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  其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商量更新一切政事制度。  其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进言,各级官吏不得从中阻格。  虽说春寒料峭,北京的政治气候却显然开始随着变法维新升温。康有为与梁启超重聚京华之日便商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光绪已有明确的支持,此为通上;再有一个大的学会,集大群,“振士气于下”。上下呼应,在此一举。  又是三年一度的会试之期,举子们云集北京不能忘怀“公车上书”,何况又有了眼前的胶州湾被德国强占事件。北京又热闹了。  1898年4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二三百人集会于北京南横街粤东会馆,正式成立“保国会”。康有为先作演讲,曰国之现状,曰如何报国,曰报国为谁等等,声泪俱下,几乎没有经过讨论便通过了“保国会”章程三十条。  择其要者,不能不录,以示后人:  1.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  2.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  3.为保国家之政权土地。  4.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  5.为保圣教之不失。  6.为讲内治变法之宜。  7.为讲外交之故。  8.为仰体朝旨,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  9.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议论宗旨。  10.凡来会者,激励奋发,刻念国耻,无失本会宗旨。  11.自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以地名冠之。  ……  这些章程要旨,实质上已具有政党性质,也可视为康、梁第一次试图组党之举,是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集中体现。因为“保国会”的推波助澜,维新的步伐加快了。  是年4月21日,“保国会”在北京崧云草堂第二次集会,梁启超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先是直陈民族危亡已经燃眉,中国已经被瓜分,眼下还在被瓜分,几千年生生不息的炎黄之地正由列强宰割、争抢,而成为各自的势力范围。而更为痛心者,是有一些士大夫的“中国不可救药论”。  梁启超据此而认为:“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  梁启超不是没有失望过,但确确实实,他是一个勇敢的希望者:“今中国病,外感耳,病噎嗝耳,苟有良药,一举可疗,而举国上下,漫然以不可治之一语,养其病而待其亡,昔焉不知其病,犹可言也,今焉知其病,而相率待死,是致死之由,不在病而在此辈之手,昭昭然矣。……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待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  时值春夏之交。  天寒地冻后的复苏纵然是缓慢的,却也不可阻挡。北京城的叶子渐渐成荫了,在迎春开过之后,桃李已经结实,月季刚刚绚丽。  梁启超赶往前门外的杏花村大酒缸。趁天气还没有热,约了夏穗卿小饮。  两人落座。店主人当然还记得那年饮酒题诗的广东佬,如今真个名满京城。“梁先生请!”店主人的山西话居然也很动听。  梁启超说:“别来可好?”  夏穗卿:“有酒便好。”  梁启超:“今日畅饮。”说毕春风满面。  夏穗卿:“畅饮之期尚远。”  梁启超:“你我久别,何不畅饮?”  夏穗卿:“大祸将至,何能畅饮?”  梁启超:“兄何出此言?今上决意维新,正是我等有为之时,保国保种在此一役。”  夏穗卿:“兄可知今上之上尚有今上乎?兄可闻书生论道从来不敌刀兵乎?”  梁启超:“然则坐待亡国乎?”  夏穗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梁启超叹一口气,夏穗卿说的是老子之言,一切圣人之言,在热衷现实者的眼里总是“恍兮惚兮”。“老兄,你到底想说什么?”  夏穗卿满饮一杯:“西边要动手了!”  康梁等对帝后之争或许都有耳闻,可不在局中者是难有切身体会的。在光绪的赏识或首肯之下,立志维新的人们鲜有想到后顾之忧的,“有今上圣明”这一句话鼓舞着不少人,但在夏穗卿或旁的一些人看来,维新实则隐伏着血光险象。  军队在握、有权有势的荣禄居然在等候上朝时咆哮不断:“王公大臣都还没有死,即使亡国也不用康梁去保!”  与荣禄同列一班的李鸿章问:“以公之见当如何处置?”  荣禄答曰:“康梁僭越妄为,非杀不可。”  御史潘庆澜、黄桂望上奏折,力主查禁“保国会”。御史文悌则于朝堂之上指“保国会…‘名为保国,实为乱国”。  光绪怒斥道:“会能保国,岂不大善?尔等有何保国之策,朕未曾闻之!”  光绪一怒之下,痛责文悌自己既不思保国,且不让别人保国,“悖谬之极,革御史着交部议处”。  保国会之后的这一股来势汹汹的暗潮暂时平息了,然而帝后两党的要员都知道,一切仅仅是开始。  夏穗卿极而言之,意在提醒梁启超,告别时仰天长叹:“任公,你我何如白云黄鹤!”  1898年农历4月23日(旧历戊戌年),光绪帝“诏定国是”,“百日维新”正式开始。  已经是初夏了,天气开始有点儿闷热。  光绪帝直到传旨颁诏,晓谕天下的那一时刻,心里仍是忐忑不安的。自从甲午败绩,割地赔款,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前呼后拥纷纷取得在中国“租借”海港及筑路、开矿等种种特权,并且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国中之国”的局面已大体形成;另一方面,由于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勾结压制,使得民族工业在发生之初便遭到摧残。民生凋敝,岁入减少,度支艰难。广大的农村更是灾荒不断饥民遍野,在如此民族危亡的时刻,只有变法一途了。  变法又谈何容易!  “诏定国是”前,光绪在颐和园先已向慈禧太后“奏请恩准”。慈禧不露声色,取的是暂且克制与容忍的态度,“静观其变”。那是因为慈禧也明白,《马关条约》之后不满清廷、直指慈禧的情绪已经达至愤怒,国势日衰是谁也遮盖不住的。如今皇帝要变法,慈禧当即站出来制止自然不妥,连太监李莲英都明白这个道理:“先让皇帝变着瞧吧。”  荣禄等一批手握大权的守旧官僚,当然是了解慈禧的叵测居心的,就在“变法”开始的那一时刻,他们就准备着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了。  光绪所能依靠的除了少数如翁同龢、徐致靖、张荫桓等帝党官僚外,便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儒子了。  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历史时刻。  这是一种发人深省的历史现象。  在内忧外患之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变法”的客观环境;一批知识分子不仅“托古改制”,而且也已经开始传播西方文明的思想、观念;而且,光绪帝几乎全部接受“维新派”的主张,“诏定国是”便是皇帝几乎孤注一掷的自上而下强行“变法”之举;可是从“变法维新”的一开始,它就是败象重重的了。  难道中国人不应该变法?  光绪帝的谕旨中称: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认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廷以挞坚甲利兵乎?……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康有为读罢诏书后,当即疾步奔往新会会馆,梁启超读毕欣喜若狂:“一切维新,基于此诏,一切新政,开于此日!”  总算有个开头了,以后怎么辅助光绪使新政得以成为现实呢?师徒二人竟都一时语塞,不知从何着手。不知不觉中,康梁已经卷入某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漩涡中了,那也许是他们十分向往却又十分陌生的政治,自此以后的变化,人生的道路不再是如以往的上书言事了,至于究竟如何,只是激动而迷茫。  李端棻到访。  梁启超一边延客一边连声直道:“来得好!来得好!”  李端棻却并无太大的兴奋,先告诫道:“诏令之后,朝廷各种官员反应如何,殊为重要,由此可以推断许多。尔等务请切记:乐极生悲,祸生不测。”  梁启超:“诏令之下,岂有不从?”  李端棻:“非康乾年代也。今上行事已不能朝纲独断,可谓如履薄冰。所以需慎之又慎也。”  紫禁城通往颐和园的官道上,兵丁吆喝,车驾不绝。  值得庆贺的日子,往往也是阴谋诡计交织的日子。  一批早朝时刚刚得到了“诏定国是”圣旨的大员们,由庆亲王奕劻带头,依次是荣禄、载漪、端方、刚毅等,从颐和园侧门鱼贯而入,步履匆匆。  进了仁寿门,便是仁寿殿。  李莲英早已等候在一侧了,一声“叫起”,众大臣跪伏在慈禧座前,号啕大哭……  “说话,我还在哪!”慈禧的脸上一阵抽搐。西太后毕竟老了,但依然声色俱厉。  慈禧知道这班人是冲着皇帝的“诏定国是”来的,维新了,变法了,外边喊得很热闹,宫廷内外有的是耳目,慈禧都明白,却顾左右而言他:“今儿个有什么新鲜事?”  奕劻:“启禀圣母皇太后,臣等恳请太后回銮训政,上为宗庙计下为黎民望,挽狂澜之既倒,非太后莫属。”  慈禧:“皇上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荣禄:“废祖制、失乾纲,康梁结党,狂徒横行,皇上却宠信有加,大清祖业皇天后土,眼看要丢在维新奸徒手中,请太后圣裁。”  载漪:“宁可亡国,不能维新!”  慈禧:“你们下去吧,我不糊涂。”  夏天的夕阳红得像一轮火球,映照在昆明湖上,那炽热便化作水汽,笼罩着湖面,一枝荷花孤零零地亭亭玉立着。  光绪“诏定国是”第五天。慈禧即以“揽权犯悖”为由,革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之职,令其速回江苏常熟老家。光绪毫无思想准备,新政初行正是借重翁同龢的时候,慈禧这一招敲山震虎着实厉害。光绪“战栗变色,无可奈何”。  翁同龢乃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光绪从童年至青年一直悉听教诲。更为要者,光绪的革故鼎新之举为翁同龢赞同,慈禧斥翁同龢而去,锋芒所指乃是光绪本身,乃是置维新变法于死地,翁同龢不过是替罪羊而已。  然而,光绪已无回头路可走了。  慈禧开革翁同龢次日,1898年农历4月28日,光绪力排众议召见康有为,君臣独对于颐和园勤政殿。  维新伊始,在光绪及康梁等,主要的行动是拟定诏旨,晓谕中外,但裁撤机构、起用新人等等措施,却总是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军机处拖着,那是一种只可意会的观望。因而在光绪那边,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圣旨天天下,凡事推不动。  慈禧却不然,令出必行。罢黜翁同龢后,慈禧逼迫光绪发上谕,谓今后凡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命,均需到慈禧那里谢恩。这是说,此辈官员的任用都要得到慈禧的首肯。与此同时,慈禧又令荣禄出任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甘军董福祥、武毅军聂士成、新建陆军袁世凯——让光绪无法动用军队。京师重地,尽在慈禧掌握之中了。  光绪的反击尽管是有限的,却也可以让慈禧感觉到皇上的决心,在这个权欲倾心的老女人看来,皇帝是愈来愈不听话了。  6月20日,维新派官僚宋伯鲁、杨深秀弹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礼部尚书许应骙,为光绪赞同,皇帝声色俱厉驳斥许应骙对康有为及新政的攻击,批评其办事不力。  “朕诏定天下,独独诏定不了你?”  此言一出,许应骙吓得魂不附体。  不日,光绪召见梁启超。  是次召见的详细情形始终不得而知,朋友们问起,梁启超也只说:“上命进呈《变法通议》,大加奖励。”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发表在上海《时务报》上,使其蜚声中国的大作,与康有为的几次上书一起,是康梁变法的理论基础。光绪帝读后谓:“梁启超文章写得好,可是他的广东官话却至为难听。”  清朝旧例,举人召见便赐入翰林,起码得为内阁中书。梁启超其时已赫赫有名,同乃师康有为并称康梁,召见后只赐给六品顶戴。传闻说梁启超说北京话水平太差,光绪听得十分吃力仍听不明白,便让梁启超办理译书局去了。  严复、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等人也先后由光绪召见。与康梁结盟的维新志士,全部走到了舞台的中心。  对光绪而言,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国家、民族在危难关头时,皇帝突然发现那些王公、大臣、铁帽子王竟是如此昏庸。光绪面对这些年轻的陌生面孔,深感这是一批有真才实学者。在昏庸无能却又拼死抱残守缺者与那些为家国民族敢于直言献身者之间,光绪选择了后者。此一选择也意味着,这个被慈禧掣肘着却又不甘为亡国之君的皇上,把命运托付给了近代中国的一次变革大潮,他将与之共存亡。  康有为、梁启超各自寄居的会馆,便成了维新志士们的聚集地,终日人来车往。这是他们的节日,办报、办学堂、上书等等奔走呼号,现在大体上已成了光绪诏令的基本内容,而变法伊始,诏令之多,也创下了清王朝的新纪录:每天由大内发出的上谕达1~2件。  酝酿新政或新政期间,康有为、梁启超始终是光绪的思想库,光绪召见,康有为有了专折奏事之权,先后便有二十一道奏章进呈。光绪颁布的新政确实源于康梁等人,尤其是康有为关于军事和教育的建议几乎全部被采纳,经济改革方面,除了废漕运及废厘金制之外,其余均得到了重视。唯独关于颁宪法、立议院等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光绪在左思右想之后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了。  1898年的夏天过去了。  这是雷电交加的日子,三伏天里,市井街头,京城的百姓们议论了一个夏季的,是翁同龢离开京师贬回常熟时,于滂沱大雨中对着紫禁城长跪不起的情景,从此这个泪流满面的老人便永远离开了权力中心。  至于维新变法,老百姓觉得新奇,在认识的判断上却又格外地世故或者说老成:“要是老佛爷不想变,这事儿能成吗?”  1898年8月下旬,主事王照上奏,请光绪帝“巡视中外”,以开眼界而广见识。并特建议他应该到日本走一走,可以实地考察明治维新的经验,以利新政推行,同时并请成立商部、教育部等等。  主事的官职太小,没有专折奏事之权,请礼部代递。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认为王照之议实属大谬,拒绝递转。王照据理力争,怀塔布仍以“违背祖训”为由再拒。于是王照干脆再上奏章弹劾怀塔布等大员,一再阻格言路、抗拒新政。怀塔布不得已上递光绪。同时又指控王照“咆哮堂署”、无理取闹,并认为王照请光绪帝远涉东洋这刺客极多之地,是“居心叵测”,“欲置皇上于险地”。  9月1日,光绪发布上谕,斥责怀塔布“阻塞言路”,“着交部议处”。大学士徐桐上奏为怀塔布等人求情,光绪不予理睬。  9月4日,光绪再发上谕,一则批评怀塔布等礼部堂官敷衍塞责与新政作对,同时认为王照“不畏强暴,勇猛可嘉”。如果上谕到此为止,仍有转圜的余地,哪知光绪笔锋一转,谓为山川社稷、维新大业计,革去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澧,署右侍郎曾广汉职。并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这就是轰动京师、震骇慈禧的光绪革礼部“六堂官事件”。  是夜秋风乍起。  光绪在养心殿伏案读《变法通议》。“经国之才原来远在天涯近在眼前”,光绪一声长叹。神武门城楼上传来三更鼓罢,光绪仍无睡意。他是预感到时日无多了吗?他是决心要走下去了。  革罢礼部六堂官,光绪即又破例任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为军机章京,直接参与朝政,及变法事宜。  消息传来,康有为、梁启超欢呼雀跃。  这是维新派取得的重大胜利。枢密要地的军机处,就是贵为王公大臣也不敢驻足停留的。  颐和园仁寿殿。  满脸肃杀之气的荣禄告知慈禧:“变法新政已使天下共愤,康梁一党可谓罪恶贯盈。”  慈禧关心的是秋天到天津阅兵一事,北洋三镇都在荣禄手中了,“你要把兵操练得整整齐齐的,到时我和皇帝都会去看。”  借阅兵之机把光绪孤零零地放在天津,周围都是荣禄的兵,趁机废立,这是再方便不过的事情了。  荣禄:“皇上那里,上谕还没有发。”  慈禧:“明儿个就有。”慈禧似乎不太想多与臣下谈阅兵的话题,忽然问荣禄:“秋风起矣,你那里可有好的草虫儿?”  荣禄呆了会儿:“臣留心去找。”  草虫是宫里的称谓,即蟋蟀,北京人也称蛐蛐,斗蛐蛐是清宫里面的传统,始于康熙年间。宫廷里有专门养蟋蟀的,属内务府奉宸苑管理,备有暖室孵育草虫,如遇筵宴,则将蟋蟀置于绣笼挂在筵侧,以为助兴。每至元旦及上元节令,乾清宫殿暖阁设精美的火盆,内燃香木炭火,周围架子上是各色绣笼内的各种蝈蝈、蟋蟀等草虫,并挂有宫廷内自己种的葫芦。是时,宫灯辉煌,美酒飘香,草虫齐鸣,慈禧说:“那才是万国来朝的庆贺之声。”  康熙曾有诗赞道:  秋深厌聒耳,  今得锦囊盛。  经腊鸣香阁,  逢春接玉笙。  慈禧兴致很高,对荣禄说:“你先下去吧,得空来斗蛐蛐玩儿。”  荣禄退出,一时摸不着头脑,眼看就要火烧眉毛,礼部六堂官都撤干净了,怎么还有兴致斗蛐蛐?  只要老佛爷高兴,荣禄岂敢怠慢?出颐和园驾车一溜烟赶到了圆明园,那儿的“伏地蛐蛐”色青、背宽、腿长、善斗。因为这里泉水多、地湿,断垣残壁正是蛐蛐的乐园。  康有为、梁启超相约起了个大早,在湖南浏阳会馆谭嗣同处碰头。  北京已是秋风飒飒了。一大早,天高且蓝,街上行人稀少,一支长长的骆驼队慢悠悠地刚从关外进京,那些骆驼或是累了或是陌生,低着头,负重而去。那是给宫里送炭的,悠悠的脚步已涉过千山万水了。  进得会馆,谭嗣同已经等候在门前了。  大病初愈的谭嗣同略显清瘦,但双目有神。光绪帝召见维新派诸人,谭嗣同因病是最后一名到京的,召见之后即为四品军机章京,用梁启超的话说“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光绪本想借重康有为,慈禧反对,谭嗣同等入值军机之后,光绪与康梁之间便有了直通的管道,上呼下应,几近日日召对了。  谭嗣同的住处,自题为“莽苍苍斋”。  一副门联,也是谭嗣同自拟自写的。上联是:家无儋石;下联为:气雄万夫。  康有为凝视门联片刻,对谭嗣同说:“锋芒太露。”进屋,环顾室内,问:“有笔墨吗?”谭嗣同立即笔墨侍候,梁启超也兴致勃勃地站在一边,康有为要送一副门联给他的得意门生。  略一思想,康有为运笔写道:  视尔梦梦,天胡此醉。  于时处处,人亦有言。  谭嗣同大喜,当即嘱会馆仆役将新的门联小心换上。  然后是沏茶、交谈。  谭嗣同讲起光绪欲开懋勤殿设顾问以议政,让谭嗣同拟旨,先让内侍把历朝圣训送到谭嗣同手中并命查阅,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曾有开懋勤殿之举,写入上谕中以为有前朝故事可以援引,再亲往颐和园请命慈禧。  谭嗣同不无忧虑:“皇上确实无权。”  开懋勤殿的上谕也真的让慈禧太后否决了,皇上虽有明令,懋勤殿的大门却紧闭如初。  康有为:“这是一个信息。”  梁启超:“伊藤博文到访,或可有转机?”  伊藤博文,日本的倒幕功臣,维新元老,也是对华外交的决策人物。历任日本国四届政府首相,三任枢密院院长。1898年时逢第三届伊藤内阁总辞,他以日本在野人士的身份来华访问。更有媒体称,伊藤行前,日本天皇曾召见数小时,密谈良久,话题自然离不开其时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变法维新的局势。  当然,伊藤博文想看看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的疆域一直是它所最感兴趣的,它必须和中国打交道,长时间地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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