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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日报》首当其冲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画家李滨声、小品文家杨凡(即刘波泳,他在鸣放期间发表了杂文《灶王爷的小本子》,曾纳入《扫帚集》出版)。美术组只有女画家陈今言逃脱,其他几个画家:王复羊、骆拓、郑熹、李滨声皆戴上了右帽。农村组里记者丁紫、编辑徐钟师和我全军覆没,一律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我妻子张沪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鸣放初期,她曾转达过岳丈对我的忠告,她一没有写小说,二没有写杂文,三没有报道过“煽风点火”的文章,四没有向党提出什么尖锐的意见。但她也划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里,她对鸣放并不热心,她是跑高校的记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采访各大院校,晚上归家照顾没满周岁的儿子。稍有闲暇,就打开那部被她翻烂了的《红楼梦》。她酷爱《红楼梦》,常常背诵几句“梦”中诗句,并向我讲述这部书的深厚艺术功力——因为我在年轻时不喜欢读这部书。  也真是该着。那天,她去高校采访归来,穿过麻线胡同回报社时,一辆小卧车从她身旁风驰而过,轮下扬起滚滚黄尘(当时北京的许多条胡同,还没有铺柏油),使得她无法逃避黄尘洗面之灾。回到报社文教组后,就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旧诗,在小黑板上诌下了这么几句:“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  这几句歪诗,充其量不过是宣泄她对黄尘洗面的不满,尽管其中掺杂了少许黑色幽默和反差度很大的对比,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含义在内。但是这几句歪诗成了导火线,有人揭发张沪在党内曾提出过“五一节搞大规模的游行实属劳民伤财”之类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党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牛唇不对马嘴的荒诞分析,居然成了法律,她很快被确定成右派分子。她实足年龄16岁时,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在国民党疯狂大逮捕、大屠杀时,她曾经奉地下党之命,参加学生“反缴费运动”,被国民党抓获后,国民党特务看她个头太小,实在不像个共党分子,便脆脆地赏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轰出特刑厅。地下党为了保护她,把她送往了苏北解放区。这场灾难使她很伤心,但她外表又极其冷静,她照常挺胸走路,没有其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负罪之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厕所,在马桶上仍然翻着《红楼梦》,这一镜头被那位美术组里唯一逃脱右派厄运的女画家看在眼里,在大楼楼道里画了她一幅漫画,把她画成一只长着长长尾巴的狼,说她是死不认罪的右派。这下,可激怒了她,她气愤地对我说:“我接受说理批判,可不接受这样的侮辱,我要叫她把这张大字报撕了去。”  我生性懦弱,在风浪面前更为胆怯,规劝她说:“吞下这口气吧!这是政治运动!”  “她为什么要侮辱我的人格?”  “也许是怕把她也划进右派圈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说,“这种心理状态,和右派一样可怜!”  “不是可怜,是可悲!”她高声喊着。  她这种疾恶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吃了不少亏,这是后话。但在当时,我还没有被定成右派,权衡利弊关系,她还是吞下了这口气。但她屡屡向我表示,要把侮辱过她的人,记上一辈子!  我没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我只希望像一只被人遗忘了的土拨鼠那样,在幽暗的洞穴里躲过这场雷暴。但幻想终究取代不了现实,文艺界的泰斗们首先被报刊点名了:艾青、丁玲、冯雪峰、钟惦棐、江丰……接着,北国的神童作家刘绍棠以及南京“探索者”成员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被点名示众。虽然报纸上尚未直呼他们为右派分子,但在批判文章中,无一例外地去掉了“同志”的称呼。按照50年代的阶级分析法,庞杂纷乱的大千世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两大营垒,“同志”二字是革命者神圣的标志,取缔了“同志”称呼,当然就意味着是敌对分子了——对此,我感到不寒而栗。  文坛皆知,我和刘绍棠是孙犁的得意门生,又是性格相异但亲密无间的文友,真是在劫难逃了。一天,领导报社反右斗争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总编辑周游同志,约我去办公室谈话。我以为给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册的时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击鼓,迟疑着不想去推总编辑的房门。  门开了。他严肃地坐在一张棕色的大写字台后面,面色冷峻地对我说:“你最近怎么样?”  这句话问得很笼统,但我知道他所要问的是什么,便回答说:“我正在考虑自己发表过的东西,是不是有……”  “应该这么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脸上并无赞许的表情,“尽量避免摔大跤子!”  是暗示?还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盘算起来。周游原是延安鲁艺的学员,打得一手好桥牌。他很爱才,我被从郊区青龙桥小学调到报社,据说就是因为他读了我发表在《文艺周刊》上的一篇小说,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关卡,让我来当编辑、记者的。1956年我写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时,是他批准的创作假;该年年底,我请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例地为我开的绿灯。当我请求当专业作家的报告递到他案头上时,他找我谈话说:“你年纪太轻,经受的锻炼还太少;专业创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关系还留在报社吧!”因此,我成了唯一一个身在报社却以文学创作为业的编辑、记者。既是报社宠儿,又是同辈人妒忌的对象。我很敬重这位前辈,常常越级找他去聊天,那时他谈笑风生,完全是一个宽厚长者。但此时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却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我说。  “对。完全对!”他再次表示赞许,但依然蹙锁双眉。  “还有事吗?周游同志!”  “现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觉得上绞刑架的时刻到了,我等待命运的宣判。  “你暂时离开报社,到京郊农村参加‘社教工作’去吧!马上就走!”  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时反右斗争已开展得如火如荼,每个单位都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游居然叫我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属非常之举。回到家来,我向妻子详述谈话内容,她说:  “这是有意保护你过关!”  “出于爱才?”  “可能吧!你是他调来的。”她分析着,“再说,咱们这个四口之家,已经有我这个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们或许不忍心再给你戴上这顶铁帽子!”  “阿弥陀佛——”我暗自庆幸我身后有个保护神。  “但也未必能保护得了你。”她说,“他只是‘五人领导小组’中的五分之一,其余那五分之四,还是个问号呢!”  不管怎么说,我在困境中看见了一线生机。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车去东郊高碑店乡“社教工作组”报到。我被分配和东城区妇联一个同志到农业社所属的各个生产队去调查。我拼命地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积极表现,还不如说是以繁忙的工作压抑内心的忐忑不安的情绪更为准确。我最怕黑夜的寂静,躺在床上总是久久不能入睡,就连水塘里的阵阵蛙鸣,都能使我联想起批斗右派时的激昂口号声。还好,睡在同一顶屋檐下的同志,都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梦,并没发现我这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妇联同志,对我白天连打哈欠表示不解。  “喂!夜里干什么去了?”她单纯、开朗、活泼,对于我这个濒于右派泥沼人的心情,毫无所知,“你听早晨的新闻广播了吗?又揪出好几个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吴祖光,叫什么‘二流堂’小集团。”  我苦笑着应声:“是吗?”  “你怎么不关心重大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她以戏谑的形式,向我袒露着一个女青年的心声。  “只要听不见我的名字就行。”我回答了她的真诚。  “不会。来工作组的都是机关里的左派同志,你要是个右派,领导不会派你来搞社教。”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不过,你们文艺界确实是右派的老窝,有个叫刘绍棠的胆敢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是狗胆包天!”  哪壶不开她提哪壶,使我在寻求安宁中,失去心灵的安宁。其实,这并不是她的过失,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生活在她眼里永远是蓝天。她似乎没接触过农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新鲜,因而在路上常常跳蹦着,唱起50年代青年们喜欢唱的歌: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  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  这支歌使我格外惆怅和茫然。据我所知,这首歌的词作者马寒冰同志,在鸣放乍起之时,曾与陈其通等四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捍卫文艺路线的文章,结果受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出文章是“左”倾,不利于鸣放,马寒冰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但是弹指之间,也许那缕游魂尚未飘进丰都城,毛泽东又反其道而行之,对鸣放中提出尖锐意见的知识分子(包括并不那么尖锐,只是对鸣放中意见点头或摇头的人),进行全面的反击。可惜,马寒冰同志缺乏少安毋躁的精神,因英雄气短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然的话,反右斗争开始的本身就是为他平反正名。  不久,我的这位小伙伴,就和我拉开了距离。她不再和我说话,并且常用探索的目光审视我。我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个不吉祥的信号。果然,“社教组”下达了叫我返回机关参加反右斗争的通令。我揣摸到厄运要降临到我头上了。这反而促使我丢掉了患得患失的情绪,去迎接命运的赐予。当晚,妻子告诉我,报社揪出来的右派已满十员,我虽然尚未被定性,但是楼道里已出现了关于我的大字报。  范瑾、周游同志:  我们非常奇怪,从维熙在文艺界放了那么多的毒,为何叫他去搞“社教”,让他逍遥法外?我们强烈要求把他揪回来,审查并批判他的右派言行……  后边是一大串签名,首签的人是摄影组记者王一波。我理解群众的心情,更理解领导小组的处境,但我不理解的是,签名的人中间多数不但是我的同龄人,而且有些是我很要好的朋友。继而,我连这点不理解也变成了理解,他们还不是怕受牵连而主动地划清界限,并以此来向运动表态吗?反右的锣鼓敲响,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谁都怕陷入右派泥沼,因而并不太考虑该不该把某某人推上历史的祭坛了。“出头的椽子先烂”,我在报社算得上一根出头椽子了。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倒是我的岳丈、教育家张宗麟,他在鸣放时曾规劝过我,叫我注意社会影响。但反右斗争并没有放过他去,在教育部,他成了靶牌之一。不仅如此,就连他的儿子张闽——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也被卷进了反右漩涡,再加上他的右派女儿张沪,一家四个解放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个被定为右派分子,这个革命家庭在1957年被肢解、被撕裂。我悲助,我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之余,我想起历史上岳飞被押上风波亭,又想到明史中朱元璋火烧功臣楼。历史拉开了长长的帷幕,但把帷幕撕开,现实和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许多在报刊上被点名为右派的老前辈,不少是出生入死,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流过血汗的人。看见有那么多的名人,被戴上了右派的桂冠,我这小小的萝卜头,反而在思想上得到了某种解脱。  这种近似于阿Q式的心理平衡术,倒能给我一些麻醉。因而,当那顶右派帽子在我头上旋来旋去,并渐渐逼近我的脑袋时,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8月21日的早晨,我奉召去参加市文联的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刘绍棠大会。会议室坐得满当当的,但却肃穆无声。当我走过椅子中间的窄窄夹缝时,许多目光都投向了我。文艺界的同行和各期刊的编辑,都知道我是刘绍棠最要好的文友,因而这种目光对我说来无异于一条条鞭子,从四面八方抽打过来。我难以改变昔日的旧习,仍坐在最不显眼的边座上。我发现绍棠早已到场,他端坐在我对面那条长桌的中央。他面前摆着一只麦克风——那儿是被审判者的席位。近两个月不见,他似乎消瘦了些,此时他眼睛盯着面前几张纸的检查,双手在用绒布擦着眼镜。  去市郊参加“社教”运动之前,我曾去光明殿偷偷看望过他。那天晚上,他异乎寻常地激动,因为在“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形势之下,昔日那些纷至沓来的座上客,都纷纷远而避之,而我却在这个时刻,叩门而进。  我告诉他我妻子已经先于我们划为右派了。  他十分震惊:“为什么?”  我简述了一遍后,他连连摇头叹息:“我有言、有行、有文章,不管对错,还能找着点茬口,她……”  “你真认为你的文章反党了吗?”我认真地问。  “现在是从效果追溯你的动机,而不是从你的动机,判断你的效果。”他侃侃而谈,“维熙,说句私房话,我认为这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投下的阴影,才对知识分子操动干戈。”  “被匈牙利事件吓昏了?”我问。  “所以杀鸡吓猴。这真是中国的悲剧。”  连声叹息之余,我和他都沉默了。加上绍棠爱人曾彩美,本来不爱说话。屋子里静得如同没有人迹的沙漠一般。  “你要丢掉幻想。”许久之后,他说。  “可是周游叫我去摘‘社教’呢!”  “他的好心固然可敬,但这不是他能力挽狂澜的。”  “也许会出现一个意外吧!”  他苦涩地笑笑:“但愿如此吧!我希望你能幸免于难。”  我不敢久留。借着夜幕为屏,他送我到路口的汽车站,握手告别。他的手大我一轮,致使我感到这次握别格外有力。说不尽的难言之隐,都在这紧紧地一握之中了。  此刻,他那只手在擦着眼镜。不停地擦,可以判断出那完全是潜意识的机械动作。  “从维熙!你坐到靠前一点来。”有人招呼我。  不是商量,而是命令。我平日喜欢坐后排边座,没有一个人过问。今天后排靠边的地方,还坐着王蒙、浩然、李希凡……以及者作家端木蕻良、李克、李微含……我很快理解了呼喊我的意义。  呼喊我的是市文联秘书长田稼同志。他有着敦敦实实的身体,白胖胖的脸庞,显得非常健康。可能是劳心太多之故,过早歇顶,因而在健康的体魄上,点缀了微小的老痕。当找遵命往前挪动席位时,他两只大眼睛专注地盯着我,仿佛我脸上有什么肮脏的东西似的——对了!这天早晨我心里忙忙乱乱,只刷了牙,当真忘了洗脸。  和我并排坐在头排的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有邓友梅、陈模。剩下几个座位,上面坐着工人作家赵坚、高延昌、李维廉……还有《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反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北京日报》的代表是小个子周铁生。  此起彼落的批判之词,我今天已无法还原。反正紧紧围绕刘绍棠篡改毛泽东文艺路线而兴师问罪,是这次会议的主旋律我倒难以忘却。老实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罪名。在济济文坛,唯独牛犊子刘绍棠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直面提出了修正意见,冒犯了神的尊严,岂能得到宽恕?!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着实值得称道,不用田稼指引,都知道从哪儿下刀最为方便,多数文友,是直指政治立场这根命脉。尽管他们心里不那么认为,但嘴、眼、手谐和统一的激昂表情,却都表现得像是真的一般。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造就出一批批真假难辨的演员,他们扮演着令人肠断的角色。  我愚笨而懦弱,尽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点,但总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至今仍有一条劣根,遇事过多地为对方着想。那天,在会上我这个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友发言批判之后,我游离开政治话题,给绍棠生活上提出揭发。我结结巴巴他说:“他在《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败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上出现过大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我又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3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我还说:“有一次,刘患肠炎,考虑到可能是村里食物不洁造成的,便带了些馒头下乡。”会议主持人当即指出我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我落了个态度恶劣,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但是,没过几天,这些“艺麻”在报纸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报道这个会议的记者,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妙笔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绍棠谈及的有3万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3万元而奋斗”。把他犯肠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着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活教材,四处流传,殊不知这是下等记者断章取义之劣行。至今,这位记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无对绍棠的负罪之感。  当时,尽管我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但尚未涡灭人的良知。读报道后,我立刻给这位记者写了一封抗议信,指出该文扭曲了我发言中涉及的事实。可以想象,这种“抗议”的声音还不如一只蚊虫哀鸣,不但不被理睬,反而在后来批判我的会上,被指责为“这是兔死狐悲的没落阶级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行为”。奈何?事后,我将那份报纸保留了很长时间,我从字里行间,嗅出八个大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这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要地位的文章,不仅漫画化了刘绍棠,更为荒诞的是,把几个素昧平生,和我毫无接触的人,都囊入一个右派反党小集团之中。邓友梅身在北京,我们只是在会上见过面,会下无任何来往,纳入以“刘、从”为核心的集团首犯,已属不实;至于天津的鲍昌,浙江的郑秉谦和洪禹平诸公,我们既无书信往来,又无一面之识的缘分,怎么会成了一个反党小集团呢?!  形而上学的猖獗,并不是始于“文革”。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已见端倪。1957年反右派斗争形而上学成风。谁的调门最高,谁就是反右积极分子。“四人帮”骨干姚文元就是靠反右起家,从“形而上学”的“文棍”一跃而跨过龙门的。因而,就其实质来说,反右派斗争给极左的无限膨胀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预演,是“文革”法西斯暴行的序幕。当时,被批斗的右派也没有被戴上纸帽子游街示众,但究其运动本质,是1966年“文革”的起步。  譬如:我在《北京文艺》上的论文,充其量不过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学术讨论,指出其不够完备,不够确切而已。但是自从刘绍棠定性为右派分子之后,一位老作家在著文批判这篇文章时,完全抹杀了其学术性质,而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我在《长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我非常敬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  我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另册公民”。本来,无需对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那个批判会再费笔墨,批判我也像批判其他右派一样不外都是“低头”。“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的声音。但是,我还是要写下会上的一段小小插曲,因为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与反右运动气氛相悖的不谐和音:我记得那天中午,天开始淅沥淅沥地下开了秋雨。莫非是天为我哭?为那些承受命运严酷打击的知识分子而泣?我心中分明滴落着血,但眼中无一滴泪。但是,当我在会上,却被闪光的良知催下了泪水……  “房树民,你是从维熙的朋友!你们一块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现在,我们希望你能和他划清界限,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发!”会议热烈了好一阵之后,主持人点了房树民的名。  这时,我才发现他瑟缩在会场的一角。  他为人极忠厚老实,和我同是师承孙犁“荷花淀派”的青年文友。我真希望他能够淋漓尽致地把我揭发批判一顿,因为此时的我,已成为一面万人争捶的破鼓,无论他怎么“上纲上线”都已对我无损,相反倒能为他自己增加安全系数。  我期待着。会场也期待着。  他平日是个沉默无言的人,但此时被点名将军,等于断了退路,只有以重炮轰我才能为他打开一条出路。但他迟迟没有站起来,以致惹恼了会场:  “房树民!你耳朵聋了?”  “你到底说不说!”  “现在是你和从维熙划清界限的最后时机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说几句。”矮矮的房树民终于站了起来,红头涨脸地说道:“依我个人和他接触来看,他只是文艺思想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刘绍棠像个右派,他当真不像右派——”  话还没容他讲完,会场就炸了窝。  “这是在包庇右派分子从维熙!”  “这是向党进攻!”  “让他也老实交代他的言行!”  还好,掌握会场的人,怕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宣布让房树民退场——他被“驱逐出境”了。  望着他颓然而去的矮矮的身影,我哭了。树民过去与我友谊甚笃,记得,当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出版后,他曾给我来过一封长信,赞扬小说泥土气息之余,指出书中有少许错别字。他列举鲁迅先生的严谨学风,以此来批评我的疏忽。我深受感动,觉得人世间有这样的一二知己足矣!  此时,他居然敢在这个场合直抒己见,更是难得。这不禁使我想起从这座楼中一跃而下的戚学毅,不要看一场风暴来临时,大树低头,小草弯腰,落叶飘飞,冰河封冻,但在冰封雪盖的古老河床中,春水仍在冰层下静静地流淌……  我一直为村民担忧,但不知是哪个神灵的保护,他幸运地躲过了反右派斗争,一天晚上他无声无息地推门而至,邀请我过几天去便宜坊吃烤鸭。  我没有推辞,也没有理由推辞。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刻,谁知道有多少家庭夫妻离异?有多少友谊之巢被焚?又有多少人对落井者投石?或借倒下的人的鲜血染红头上盔冠的红缨?因此,树民对我之情可谓珍贵至极。主人有训:困顿时方知知己。在1957年的风暴中,我认识了树民。  几天后的又一个晚上,我和他在前门外便宜坊的餐桌上见面了。他说:“约你出来散散心。”  “既来之,则安之。”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神色,“听天由命吧!”  “不能自暴自弃,只当是去体察社会,体验生活好了。”  “如果在近处改造还好,要是我俩都离开北京,家里留下一老一小,我不放心。”我连杯地喝着苦酒。  “我常去看看大妈好了!”  (后来,树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直到“文革”年代,在亲朋好友皆远而避之的时候,树民常和他的妻子去看望我的母亲和孩子。1985年之后,他在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一职其间,常常退掉文坛权贵的不及格的书稿,这种刚直不阿,是他青年时代精神的延伸。在中国作协,他被认为是最正直的人)。  “也许我的命运还没走到头呢!”  “为什么?”  “报社近二十个右派,我是第十三个被揪出来的。‘十三’这个字眼很不吉利。”酒喝多了,我毫无遮掩地说。  “别胡思乱想了。”他夺下我手中的酒杯。  记忆本身就带有筛选的功能,那些淡而无味的平庸东西,都从时间的筛孔里漏掉了;而留下来的都是十分珍贵的,使你终生难忘。当然,我提及“十三”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宣泄内心的愤懑之情,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正是我和妻子命运的预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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