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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社的右派分子被组织起来劳动。会同大楼中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右派张辛城、卜昭文、丁宝芳、雷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王守清、陈德贵、马知行、苑省民……近三十人之多。其中,党团员占绝大多数。  王守清,是从部队转业到出版社当人事干部的。此人14岁就在晋东南沁县参加了八路军。因打日本作战有功,在1946年时,就当了碑上留名的战斗英雄。他身材魁梧,满口山西腔,他在陕北时是中央警卫师的小鬼头,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称得起是为了缔造新中国出生入死的钢铁战士。而反右派斗争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决斗,但他也被卷了进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王守清身上带有战争留给他的弹痕。这次,他又被反击右派的子弹击中了。  和王守清个头差不多,但没有魁梧身材的李滨声,不也是一个屈死鬼吗!盛夏时节,党中央的理论权威刊物《红旗》,用卧车把他接走,在请他吃饭的席间,拿出许多剪报资料,请他根据资料为刊物画一幅漫画,《没嘴的人》(副题《老实干部奖获得者》)就是这么出笼的。脱稿后李将稿放在桌子上,被报社文艺部负责人看见了。说服了李滨声,先在《北京日报》刊登了;后来,《北京日报》首先向李滨声发难——他成了“阳谋”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批判会上,李滨声曾据理力争:“我并不是为报社画的,是你们要我在报上刊发的。”  对方回答:“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让人民锄之!”  不能说不巧。1957年秋冬我们从事劳动的工地,是满清最后一个状元的家宅。《北京日报》说服了状元的孙女,把这宅院的地皮买了下来,拆旧宅,盖报社的职工宿舍。这地方名叫“状元府”,此时这些落难的“文武状元”干着刨地基、挖房槽、砸钉子、运砖瓦、挑灰浆一类的活儿。  1957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街道上的树叶还没落光,秋天还没完全脱掉它的黄褐色衣裳,外蒙古卷过的寒潮就报到了。之所以能有这个记忆,是画家王复羊的劳动模样留给我的:十月末,他没有御寒的劳动服装可穿,穿着一件八成新的呢面大衣,还在皮领上围了一块白色垫肩。于是“右派贵族”的雅号从此便粘在了他的身上。  举目四望,昔日那些摇笔杆、拿画笔的“秀才”,肖像都十分狼狈。嘴里总爱哼哼着约翰·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乐曲干活的陈德贵,来工地不久就折断了眼镜的一条腿,折腿的那边,他套上一根线绳,被冠之以斯维尔德洛夫的绰号。看着自己,我也不禁哑然失笑。我身穿一件破大衣(这是我母亲怕我冷,毁了一条狗皮褥子缝制而成的),上边溅满了泥点和灰浆,俨然像一个专职“泥水匠”。至于那些女右派,则一律敛起昔日红装,头上顶着蓝黑色带有耳扇的帽子,简直就和工地上的男壮工一个模样。  女右派干的是把弯钉子砸直的原始简易劳动。分派活儿的人,确实是出于照顾妇女。但是在严冬的露天工地,坐在那儿干这种轻活儿,还不如干费力气的活儿好。她们不断跺脚,用嘴哈气暖手;那边刨槽的男右派,有的扒掉绒衣穿了单衫。“状元府”名不虚传,修建这旧宅院时,地面搅拌了三合土,加上天寒地冻,丁字镐刨下去,只留下一个小小土窝。再看看各自的手掌,几乎人人都震裂了虎口。医务所彭大夫不知是出于对这些人的同情,还是施行“革命的人造主义”,对于施舍胶布从不吝啬,因而每人手上都贴上了横七竖八的胶布条条,像是戴上两只污浊的手套。  迫近年底的一个严冬下午,我赶上和王守清一块刨槽。这家伙干活也像打仗那样,抡起丁字镐来虎虎生风。“噗”的一声,一个硬土块溅到了他的眼镜片上,一只镜片顿时像太阳光的辐射线似的,在上边结网。我劝他去配一副新眼镜,他用浓重的鼻音回答我说:“配甚眼镜?这双眼睛长在我脸上都是多余的,我恨自己这双眼睛,当年没被炮弹皮炸瞎了呢!瞎了就甚东西都看不见了,落个心里干净!”  我不能对他的话作出反应。他根红苗正,虽说他也被划为右派,似乎还有某种发牢骚的资本;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身份应比王守清更为卑贱,不具备讲怪话的任何条件。可是,脑袋毕竟长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说,心里不一定不想。王守清这段悲愤的自白,当即让我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一个意大利的电影剧本《他们出卖眼睛》。编剧以极其含蓄的手法,用出卖自己的眼球的剧中人,象征并鞭挞那些对社会时弊视而不见,在生活中出卖良心的人们。王守清讲的这段“反动怪话”,当然缺少电影剧本的艺术曲线,但和那个电影剧本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仔细想来,这也怨不得那些人们,我们这些工地上的活标本,已对那些视力1.5的眼睛,出示了黄牌警告。时代需要色盲、声盲、情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眼无珠的人就应运而生。这是1957年反右遗传下来的癌症。  记得,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北京市委一位负责的人物,在一个大礼堂里作动员报告。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说:“我们要把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右派分子都挖出来,把北京变成水晶般的城市!”这些话虽然十分悦耳动听,并具有一定的鼓动力量,但是一个唯物论者忘记了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常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透明。所谓“水晶城”之说,是地道的形而上学,神话。当然,如果人们都变成了“色盲”,眼前就只剩下单一的颜色了——那是一种不透明中的透明,倒是可以解释为“水晶宫”了。  在“状元府”的劳动工地上,还有一个戴着圈套圈的高度近视镜的右派分子。他干活窝窝囊囊,沿着“马道”往楼上挑砖运灰时,总是弓曲着水蛇腰,像个鸵鸟似的。他叫赵筠秋,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别看他肩不能挑担,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时,脖子却伸得挺长,身条挺得挺直。那天,他嘴里嚼着馒头舌战群儒,话锋的焦点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渊源。赵的论点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完备,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而批判他的那些人们,则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十分完备,官僚主义与此无关。他一边喷着馒头渣儿,一边慷慨激昂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也许他当时那副执拗的儒雅气质,留给我们印象很深,所以在劳动现场,我们常喊他赵老夫子。  最使人惬意的事情,是在上午劳动中的一刻钟休息。我们蹲在避风向阳的砖垛旁,或者到一间堆煤的小屋中去取暖时,徐钟师“削发为僧”抗拒运动,自然被常常提及,赵老夫子舌战群儒的场景,也常常用来解脱我们的精神空虚。但这些东西,毕竟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需要寻觅新乐,解脱各自的烦恼。  我本是个缄口如瓶的人,但精神上的沉重负荷似在改变我的个性。有一天,在那间堆煤的小屋,也打开了话匣子,那是不知谁谈起了“阳谋”这个字眼的含义时,我讲起了邓友梅君的一段经历:10月11日,北京已进入金秋时节,团中央大礼堂里举行批斗刘绍棠大会。台上坐着中国文坛的泰斗,台下坐着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艺尖子(包括演员)。当时,北京市文联尚未明确邓友梅划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发言时,还不得不作出许多左派的姿态来。友梅能言善辩,语意铿锵有声,加上他挣脱罗网的强烈欲念,对刘绍棠违心的批判相当出色。笑话出在友梅发言结束之后:当他红头涨脸,嘴巴离开麦克风迈步下台,台下正为他有力的揭发批判,响起脆脆掌声时,市文联秘书长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压压的群众高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会场顿时愕然。  伙伴们笑了。接着七嘴八舌:  “这是一出皮影戏!”  “邓友梅充当了皮影人!”  “这出皮影该叫啥名儿?”  “先使用友梅君,然后把他再甩出来。推完磨杀驴,招儿真高……”  “这叫‘各个击破’。”  “这叫‘阳谋’——”  每每涉及政治,聊天便骤然刹车。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右派伙伴们当中,和我接触最多的要求王复羊、骆新民、梁沙军、赵筠秋等人。其中最坦率、最赤诚的要算是漫画家王复羊。他就读于东北鲁迅美术学院,在老右中年纪最轻,又对生活最富于哲理性的思考。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导火线始自于他对李滨声的态度。他不揭发、不批判;但是有人出来揭发他了,这就是骆新民。他说王复羊污蔑过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说“胡风问题构不成反革命”,“肃反伤害了一部分老同志的心!”等等。结果,年轻的王复羊受到了二类处分监督劳动(当时对右派分六类处理:一类送劳动教养;二类监督劳动;三类自谋出路;四、五类降职降级;六类免予处分),每月18元生活费。骆新民(笔名骆拓),他原本是马来西亚华侨,因其父和徐悲鸿先生私交甚密,解放前他便从异国他乡回到祖国怀抱,并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虽然积极批判李滨声,又揭发了王复羊,由于他在鸣放期间曾写过一篇文章,为国画大师李苦禅的待遇鸣不平,反右斗争仍然把他网罗在内。但他是华侨,反右斗争中又“表现可以”,所以落了个从轻发落,只开除了团籍,免予行政上的降职降级处分,可是右派帽子依然给他戴在了头上。梁沙军是河南人,原是地下党员,他性格憨厚是个乐天派,因而在右派当中颇有人缘。他走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因为他有腰间盘突出的毛病,干不动重活儿,除了在装订房和女人们折折书页之外,有时也来“状元府”工地干些轻活儿。  那天,北京降下了头场冬雪。我和王守清去取劳动工具,他和女右派们一块砸钉子时,发现了我俩,便道:  “喂!干什么去?”  “取工具!”王守清既有鼻音,又有浓重的地方口音。  “什么?”梁沙军用王守清的谐音逗趣说:“去公安局?”  “你开甚的玩笑!”王守清一脸苦相。  “唉!我解放前在警察局当差(地下工作),要是解放后转业到公安局就好了;你要是进了公安局,我一定把你给放出来。”  “为甚?”王守清愣愣地问道。  “名字上了碑的英雄,公安局不敢收留。”他打哈哈地笑着说,“你在陕北给毛主席站过岗,这回我还送你进中南海给毛主席当警卫班长,要是他们不收留你,我给你写介绍信。”  这个玩笑充满了酸楚,却也因为有人理解王守清的痛苦而宽慰了他的心。因此,王守清一路念叨着:“沙军是好人!只是咱们都生不逢时,赶上了他娘的五七年!”  梁沙军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上帝分配幸运与不幸运时,并不把人的品质优劣,当成分配的尺度。俗话说:人走背字的时候上卦摊。这也许是社会中的底层人,更容易相信宿命论的缘故吧!  新社会没有卦摊,特别在堂堂北京。可是在右派中会看手相的人不少,骆新民对这方面的知识尤其丰富。我也叫他看过手相。他说:“你爱人张沪的手相是主权贵的,将来还有盼头;你手相上事业纹非常紊乱,恕我直言,你一辈子可能就要大铁锹了。”  “你呢?”我反问他。  “少则5年,多则8年!”  还是王复羊比较实际,说:“8年?再乘上2差不多了!”  “16年?”骆新民认真他说,“那就完了蛋了,画画人的手不能生疏,长期不拿画笔,人就报销作废了!”  我们陷入茫茫然不可知的迷惘之中。就像汪洋大海中的片片孤舟,前面既看不见灯塔,更看不见陆地。尽管报社领导指出右派的前途时,引证毛主席的话:“三年怎么样?三年不行五年、八年总可以了吧?”我感情上对这几句话百听不厌——因为我还幻想着拿笔写小说;但理智上总是不太相信这是真的。我胡乱猜想脱胎换骨的改造,至少要10年时间,按照找对未来的剖析,10年后我34岁,那时青春尚存,容颜未老,精力还不到枯竭的时候,也许还能干点儿事业。因而,当夜深人静,我和妻子躺在床上谈论这些事情时,还自我麻醉地背诵过李白的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妻子则比我还要悲观,她常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来概括老右们的命运。她的论点是:光阴不会倒流回来了,没有这批戴上右帽的知识分子,火车照样地开,地球照样地转。  我说:“不会这样,中国需要知识分子!”  “你倒不见外!”她说,“人家已经把你比作狗屎堆了,你还自作多情。”  不是吗?报社这些右派离开办公桌之后,报纸照常出版,书店照常卖书。  浓重的悲观情绪在我心扉聚集,我曾一度心灰意冷,甚至认为末日已经到来。记得,那是1958年的4月6日,一辆卡车送我们去鲁谷公社改造。新华分社的右派去了上庄,北京出版社的右派去了何家坟。卡车前边的另一辆车上,拉着满当当一车被宰割过了的半扇子生猪肉。我敏感地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便捅了王复羊一下说:  “瞧……”  “看见了。”  “会吗?”  “但愿不会。”  这些心照不宣的问答,实际上是打着哑谜。因为没有人能推测出谜底,谁也卜算不出未来的命运,以及这些“不齿于人类狗屎堆”的归宿。我看了看卡车上的伙伴,仿佛都看见了前面卡车上的死猪肉,有的木然的脸上毫无表情,有的故作镇静地喷烟吐雾。  梁沙军乐呵呵地提出问题:“诸位,谁吃过人肉?”  “据说不开化的边远地区,还有吃人肉的。”赵老夫子慢吞吞地回答。  “什么味儿?”  “酸的。”  “那不成了‘生番’了吗?”  “据说文明人,也有吃的。”王复羊淡淡地说。  我听得出来,他在隐喻着什么。这种隐喻的密码不能破译出来,因为他在嘲讽政治。  梁沙军却接嘴说:“要吃就尝我的好了,鲁谷公社紧挨着革命公墓和人民公墓。我愿意躺在那儿,为人民吃肉服务!”  卡车上开起玩笑来了。有人说梁沙军太瘦,浑身净是骨头,没油水,有人说从维熙还胖一点,骨骼瘦小肌肉发达。最后,大家在卡车上选开了“杨贵妃”,后又评论开了古代帝妃中,到底是瘦瘦的丽人赵飞燕美?还是杨贵妃美?  鲁谷公社确实如粱沙军所说的,界临两个公墓。我们改造思想的第一个驿站,就与死亡、十字架、墓碑为邻。特别是我和王复羊、骆新民的驻地——下庄大队,离人民公墓、革命公墓最近。4月6日,正值清明前后,革命公墓内因有围墙隔挡,听不到生者对死者的絮语;而人民公墓就在我们村后,我们在村边干活,祭悼亡人的啼哭声此起彼伏。  这就给我们本来就充满忧郁的心灵上,又浇上几分忧愁。我们是奉命来农村改造思想的,虚心向社员们学习。可是,我们来到这儿不久,就发现在学习方向上的茫然。不,不仅仅是茫茫然不知所学,甚至遇到了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5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三个人奉命去鲁谷村,支援玉米地除草间苗。该村那位姓李的生产队长对我们说:“同志们到这儿来都不容易(他为什么滥用了“同志”这个圣洁的字眼?),我这半大老粗,最佩服讲实话的人,右派是什么?右派净是些说大实话的人。队里对同志们(又是一次滥用)没有苛求,量力干活就行了!”他这番话说得和颜悦色,表情和蔼可亲,使我们个个瞠目结舌,面面相觑。  按道理讲,一个有坚定改造信念的人,应当对这位李队长的话,给予驳斥;可是人家又是负责监督和管理右派的贫下中农代表,基层政权的一员。接受他的这些观点,那怎么行。他是给右派唱颂歌的,不等于否定了反右运动,否认自己的右派罪行了吗?因而,大家都沉默地一言不发,只有走进了玉米地,避开那位右派中的“头人”(即报社指定的右派中间的负责人),才敢对这位李队长进行评论:  “天字第一号!”  “农民也有自己的脑裳!”  “这叫‘戏法再多变,自有明眼人’!”  “贫下中农万岁!万万岁!”  但是,农民中也并非都是李队长这样的人物,我们在下庄就遇到过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比如,清明节后,一个哭坟头的妇女,为了祭悼死者,离开墓地前把一盒点心,埋在了坟前土窝里。那个女人刚走,一位贫下中农就扒出来,提进自己的家院。由于下庄有“近水楼台”的地理条件,这种事情层出不穷。一个社员向我们解释说:“上坟是封建行为,与其那些点心喂了地蛆,还不如装进人肚子!”  离我们的住房不远,有个绰号叫“独眼龙”的社员,他长得人高马大,说话铿然有声。据说,他祖辈人过去是盗墓人,他不偷不盗,负责迁坟抬骨一类的活儿。时正初夏,蚊子、小咬已在空中乱飞,有一个重情义的男人,给他刚刚死去不久的情人来迁坟。棺柩不让上火车,尸体又已经发臭,而这个多情的男人要求把情人的完整骨架,运往他南方的故乡。在我们看来,这几乎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差事,可是那个叫“独眼龙”的社员,却应承下来。他刨坟,开棺以后,硬是用刀子像剔猪骨头一样,把那年轻女尸的肉剔了下来,把骨头装进口袋,然后,洗净消毒让那男人来取。  鲁谷公社距离北京市区仅仅十公里路,竟然如此古老蛮荒,使我们深深地震惊。当时,正逢苏联芭蕾舞团来中国演出,因鲁谷公社曾命名为中苏友好公社,芭蕾舞团来公社演出《天鹅湖》中的片段——“四只小天鹅”和《吉赛尔》舞剧中的一幕。简直若同发生了地震,几个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妇女社员,对我们说:  “真怪!跳光屁股舞也不害臊!”  “不知那些大妞儿,是不是爹妈养的!”  “喂!你们都是喝过墨水的,说说看,为什么要跳光身子舞!”  “人家没光身子,要是光着身子,咋看不见……”  我们没有资格去欣赏芭蕾舞剧。  我们也无心情去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去欣赏芭蕾的人,偏偏又是另一个精神世界中的人,这些大娘、大嫂、姐姐、妹妹们,都是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女(这个村没有地主、富农),不但艺术距离她们非常遥远,而且有一种抵制现代生活的本能,我们又该怎么向她们学习呢?又学习些什么呢?  有一天,在村头干整菜地畦埂的活儿。几个男社员穷极无聊时,把一个徐娘半老的女社员按倒在地,扒下她的裤子(他们俗话叫“开瓜”),把一根猪尾巴硬是塞进她的腿缝之间,他们笑着,闹着……我们只好尴尬地扭过了头。  一会儿封建得像“九斤老太”。  一会儿又荒唐到无以复加。  他们是农民,是地地道道靠修理地球,并从地球上获取食物而延续生命繁衍后代的农民。我突然感觉到50年代那些写农民生活的作品,真是太矫饰了。也许从这个时候起,我才开始意识到文学需要去伪写真。我甚至于反躬自问自己曾经发表过的那些小说,是不是歌颂光明生活的音符太强烈了?或许它从一落生起,就打上了为政治服务的胎记,使自己的艺术视野没有投射到这块粗犷的原野上来。  画家王复羊对此也深有所感,他对我说:“我们在政策上就把贫下中农神秘化了,其实大家都是肉眼凡胎。”  画家骆新民的语言更为刻薄。他说:“把右派弄到这儿来,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政策,让知识分子变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群氓。”  “比方代的发配,只是脸上缺少个印记。”我说。  骆新民非常后悔自己从马来西亚回国求学,他唉声叹气地摇着头:“早知今日……早知今日……”  我非常同情他,便答出下一句:“何必当初……何必当初……”我还把在我划右之后,偶然间拨台播到了日本台,日本如何抗议中国迫害艾青、丁玲的新闻,告知王复羊和骆新民。好像只有这样,心中的郁闷之情,才能平复一点似的。  当时,我妻子张沪的改造地点在焦家坟,离下庄有一里多地。晚上,有时她和赵筠秋来下庄聊天,大家议论的多是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她重理性思维,说话尖刻。“赵老夫子”是学经济的。大家凑在一起,难免对各自所在农村谈些看法。当时,中国刚刚擂响大跃进的战鼓,劳民伤财的深翻土地以及大炼钢铁之举,已开始在京郊农村风靡。我们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都是“乌托邦”,是“杀鸡取蛋”,破坏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和谐。这些看法,时隔二十多年后,已被历史检验属于绝对正确。但在当时,却等于在自织罗网。加上当时我从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内部发行的《南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政治纲领》,在劳动之余翻看,并借给骆新民和王复羊阅读过,尽管我们翻看它时,无意从“南共纲领”中吸取什么东西,但是已经是在为自己自掘陷阱了(后边再向读者谈及)。  在下庄的日子,使我难以忘怀的,除了有农民的蛮荒、落后一面之外,也还有农民的宽厚和真诚。该队韩队长,出于照顾我们,总是把我们几个安排在妇女队干活,她们虽然都知道我们三个人,人人头上都顶着“雷”,却从不刺激我们以显示贫下中农的自我优越。相反,她们有不明白的问题,还常常询问我们,我们以“大娘”、“大嫂”称呼她们,她们则称呼“老从”、“老王”、“老骆”。  当然,在村里壮劳动力不够用的时候,我们这三块红土,也要顶替朱砂使用。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深翻土地时的挥汗如雨,也不是放卫星时的挑灯夜战,而是在盛夏时节,拿着锹镐去刨坟坑。  1958年火葬还没有完全普及,因而人民公墓的穴坑总是鬼满为患,下庄地址公墓近邻,刨挖坟坑就成了“家常便饭”。我无法描述我干这件活儿时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压抑以外,还有嗅觉上难以忍受的痛苦: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跳进坑穴去抡镐刨着沙石,已使人昏昏然若同木偶。脚下还要穿着高帮胶靴,以隔开脚掌和附近坟内洇渗过来的臭水。我一生中闻过各种臭气,但都无法和腐烂尸体上淌出来的黑水臭气相比。那是一种咸臭、恶臭。即使你戴上三层口罩,也能使你五脏翻江倒海。我第一次干这活儿时,呕吐不止,几乎把胆汁都抖搂出来,而和我一块抡镐刨坑的社员,鼻子似乎患了伤风感冒似的、对这种气味毫无觉察,一边往下掘坑一边还哼哼叽叽地唱着小曲。他们不像我们三个老右,只偶尔干上一天。这些农村中的壮汉,成年累月地在这块沙石地上挖刨。我十分敬佩他们的耐性,常想:也许只有中国农民,才具有这样独特的精神吧?!  在下庄生产队还练就了我的一双铁肩膀。我们经常和下放干部一起,从千米左右的一个水泵房,往公墓石碑前的小松柏树行子担水。由于担水路程较远又带有某种竞赛的性质,我自不甘落后,所以肩膀结出层层血瘢后,就成了一块僵硬的死肌肉。它再也不怕磨,再也不怕压,尤其使我欣慰的是,我很快学会了担着满当当的两桶水,在行走中轻松自如地倒换肩膀,忽儿头一低让扁担从左肩转向右肩,右肩累了,再从右肩转回左肩。这是我劳动改造生涯中,最早获得的第一个适应生活的本领。  达尔文曾有名言警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认为这种生存本能,不但动植物具有,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更具有这种适应的本能。比如:在鲁谷村改造的漫画家李滨声,曾以一张《没嘴的人》和另一张《四世同堂》的漫画,震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英国的《泰晤士报》曾于1957年转载)。但此时在鲁谷村的泥屋里,依然像个西北高原上的老农了。一顶破了了檐的遮阳草帽,半遮半盖地露出他那张黧黑黧黑的脸,赤板脊梁上留下7月骄阳烤烧的痕迹——层层晒成燎泡的白皮。此公昔日多才多艺,除去是著名的漫画家之外,还是能在舞台上表演大变活人的魔术师。解放前他还曾以“浴非”的艺名,在《吕布戏貂蝉》、《辕门射戟》、《白门楼》等戏中,饰过骄横不可一世的吕布。此时,吕布大战刘、关、张之气势,已荡然无存。有一天,他拿出一个自刻的大图章给我看,上刻篆字“鲁谷辛农”。  这种对环境的适应完全出自于人的本能。在右派的改造学习会上,人人都神态严肃地说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场、观点。这种虔诚也并非矫饰,好像一到这样的会场上,自己就当真犯了什么大罪似的。你一句,我一句,都检查得全面而深刻。可是一到现实生活里去,亲眼目睹的现实,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泛滥。比如:公社化后第一个举动,就是把鲁谷和下庄社员们家庭伙食合并成一个大食堂。中午收工时,热汗淋淋的面孔,排成长长一串,等待着食堂窗口递出来几个窝头和一碗菜汤。我们排在长长队伍的后边,沉默地面对生活的骤变。难道这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吗?难道那一座座小土高炉真能炼出1080万吨钢来?站在这儿排队领食真是先进事物?如果有哪一家的儿媳生了娃子,窝窝头、白菜汤能补养身子吗……问题走马灯般地一个接一个盘旋在脑袋里,在这一霎间,我发觉自己成了一个两面人,会下以矛攻盾,会上以盾折矛。两种虔诚交织在一起,像两盘石磨一样,碾碎着我的一颗心,常常使我在矛盾中不能自持。会上提出改造右派观点是真的,会下对大跃进、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吹冷风发牢骚,更是真的。  给我留下最荒唐记忆的事儿,要属“大跃进”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世界闻名的消灭麻雀战。市区机关。工厂,学校。兵营。市民……全体总动员。郊区人民公社贯彻这一决定时,韩队长在下庄的广播中喉咙嘶哑地喊追:“社员同志们,消灭麻雀是毛主席交给的政治任务,咱大队要家家户户全体出勤,做到人人手里有铜锣,人人手里有弹弓,吓唬麻雀的锣鼓不够用,就把脸盆拿出来敲。你们要记住一条,不让麻雀在树梢、房檐上落脚喘气,累死这些糟蹋粮食的小兔崽子……”这天,北京市内锣鼓喧天,街街巷巷、角角落落都有“重兵”把守,成为建国以来别开生面的盛大节日。  我的具体任务是警戒一片松树林。  武器——大队发给我一把打鸟的弹弓。  清晨、我是带着窝窝头进入阵地的。同时,口袋里悄悄装上一本小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下庄周围最大的一块绿荫,七枝八杈蓬蓬松松的老松树,在我头顶上织成一把大大的遮阳伞。我躺在一座坟的坟坡上,嘴里嚼着窝窝头,两眼望着松枝间飘动的浮云,觉得非常好笑:中国地域辽阔,天上飞的麻雀无其数,它们在哪儿落脚都能生存,怎么能把这些小东西消灭殆尽呢?中国是疯了,还是中了魔怔?我又想起近两天报纸上的头版新闻:XX公社深翻土地5尺,今年早稻亩产万斤。稻子密得能在上面滚石碌碡,而居然不掉下去。我的天!这不是《天方夜谭》中的新神话吗?而这些新闻端庄地印在党的机关报刊上,旁边还配发群众围观“卫星稻田”盛况的照片。  一群麻雀逃到松树林避难来了,我从坟坡上跳起来,嘴里喊着,投石轰赶。这些惊弓之鸟,刚想在树梢上落脚,又“忽”地一下飞跑了。它们在天空叽叽喳喳,发出奔逃的哀鸣。我又躺在坟坡上了,并且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人的遭遇》,可是我的目光没落在书页上,却被松树枝杈上跳跃着的一只小鸟夺走了。小时候,我在故乡的柳树行子里见过这种鸟儿,学名叫什么我不太清楚,故乡人都管它叫“柳叶”。因为它的躯体实在太小了,比一片柳叶大不了多少。  不知是它受了惊吓,还是它此时不喜欢唱歌,它只是从一个枝杈跳到另一个枝杈,尾巴一翘一翘地戳向天空。它很孤独,这片松树林子里只有我和它,我突然触景生情,自己不就是那只小小的“柳叶”吗?  “呜……”我向它吹口哨。它并不理睬我。  “呜……”我再次吹响口哨,想逗出它的歌喉来。  这时,又一群麻雀飞向松林。我迫不及待地从坟坡上爬了起来,扬着手臂去驱赶麻雀,等到麻雀被驱除出境后,我发现那只小“柳叶”也消失了。  我沿着松树林转来转去,脖子都仰酸了,再没有找到那只鸟儿。我很惆怅,好像丢了什么贵重东西似的,一声吆喝,使我蓦地一惊:“瞅你霜打了似的,怎么不轰赶‘老家贼’?”我回头看了看,是在鲁谷村改造的梁沙军手提着一根棍子,窜到下庄的地界里来了。还没容我说什么,他就笑嘻嘻地嚷道:“我日他娘,麻雀打跑了,共产主义就到了。”  我说:“你活腻了吧?”  他仍然笑得合不上嘴:“就地解决更好,这儿靠近人民公墓。我日他娘的,我还没有‘人民’的资格哩!真断了气儿该埋在哪儿?”麻雀战后的不几天,他从鲁谷到下庄来,非要我们陪他去看看公墓不可。由于我们三个人经常在那儿干活,早已丧失了新鲜感,表示不愿意去。但他执意要我们陪他去散散心,我们只好舍命陪君子。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麻阴天气,由于太阳被云彩遮住,一座座土坟、石棺都笼罩在灰色当中。倒也不错,比暴晒的蒸烤要凉快一些。我们背着手,悠闲地在墓地中穿行着,那神气不像巡视死亡之国,倒像浏览两旁地摊上的商品。梁沙军情绪要比我们兴奋,他不时停下脚步看看墓碑上的姓名,以及石碑中镶嵌进去的死者照片。当他走到一座石棺面前,突然向我们招手:  “喂!过来看哪!”  不用走过去看,我们也知道使他感到好奇的是一座合葬墓。那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批去苏联留学学生的石棺,正值豆蔻年华的一男一女,在国内就是一对情侣。一天,他和她在列宁格勒涅瓦河上划船,被风浪卷入河底。留学生们为了表示对他和她深切的怀念,尸骨运回祖国后,集资立碑,把他们合葬在这座石棺之内。我们初到下庄时,就仔细地观看过这个石碑,上面除了这两个留学生的姓名和死亡缘由之外,把他们的照片也肩挨肩地镶在石碑中间。因怕风吹雨淋,死者的灵魂不得安宁,这儿石碑上镶嵌着的照片,一律用透明的玻璃纸蒙着。这两个死在遥远异国的中国之魂,此时正从发黄的玻璃纸背后,向我们微微而笑哩!  “走吧!”我们催促他。  “这一对留学生长得很漂亮。”梁沙军目不转睛。  “自古红颜多薄命!”我说,“他俩到天国去结婚了!”  “再浪漫蒂克,也不如在人间活着。”骆新民说,“当然要是活到1957年,一对儿都戴上右帽!倒也是死得其所。”  “诸位老弟,要是我有那么一天,我请你们也给我弄一个石头棺材。不,砌个水泥的也行。”梁沙军一副乐天派的架势,打着哈哈说,“不过,当你们路过这儿的时候,千万别忘了一件事,就是把大跃进中的新鲜玩意——诸如小土炉的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啦!什么‘对右派进行大赦一律摘了右帽了’等等,及时向我汇报。我日他娘的,我这个党员听了会从棺材里蹦出来,高兴得起死回生的!”  他笑了。我们也笑了。  谁也没有想到,他久久在公墓中徘徊穿梭,竟是一只受了伤的鸟儿在为自己寻觅永久性的安息巢穴哩。  一年后的1959年冬天,我手中无有鲜花,却带着无限悲伤,到这儿来哭沙军——这是后话。  当然,在苦涩的精神沙漠中,也并非没有诗情。在1958年的改造日历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复羊的结婚。借着回城休假的一天,我们为他和她的结合举行了简单的欢庆仪式。  婚宴是在裱褙胡同口内一个四川担担面馆举行的。两间铺面房里有四五张餐桌,我们七八个人占了一张圆桌。几碟酒菜,一瓶烧酒,主食是碗里放了不少辣椒面的细面条。之所以弄得这么简单,主要是怕声张出去,说右派分子们借王复羊结婚在搞集会。梁沙军则从另一面解释这个问题,他端着酒杯说:“咱们都划定到资产阶级圈儿里来了,这回办个无产阶级的结婚仪式,说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自己的思想改造。”  “担担面很长,象征你们能够白头到老!”赵老夫子——赵筠秋说。  我说:“里边有辣子,祝愿你们的未来有滋有味!”  我妻子张沪说:“让我敬天下的头号贤女子一杯!现在时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可这位崔振国,不但没有终结和王复羊的恋爱关系,反而提出和这个每月十八大元的右派结婚。这样的女人天下难寻。”  崔振国(现在为北京画院国画家)脸红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是的,在这方寸大小的担担面馆,崔振国的形象实在是够崇高的。首先,她是唯一的人民,而这个唯一的人民,却死心塌地要嫁给右派,王复羊曾委婉地请求她另作抉择,以免耽误了她的一生,而崔振国对此九死而不悔。她的所在单位,用另一种方式提醒过她,如果她与王划不清界限(包括与王结婚),她将被调离到远离北京的边城去工作。可是崔的抉择是:宁舍北京,不弃复羊。因此,我们为他俩操办的简单婚宴,具有两重意义:一、欢庆有情人终成眷属;二、喜剧在人生中永远是短暂的,婚宴也是送别的宴会——崔振国为此情愿去大西北,王复羊将随她一块去边塞改造。  碰杯声中,不知谁吟了一句古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复羊淡淡他说:“北京对我已陌生了。”  梁沙军则用另两句古诗驱走愁云:“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王复羊微微一笑:“对!都知道右派分子是反动派!”  苦笑声哄然而起,接着是一片沉寂。  离别的依依之情,盖过了婚宴的欢快之情,给这个小小的担担面馆,蒙上了一层不可名状的忧郁之色。在这种气氛中,我哽咽在喉,似有千言万语要对他们倾吐,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这酒实在太苦了。  梁沙军却依然在开着令人心碎的玩笑:“……离开北京不要紧,等你们生了娃子,把娃子装在信封里邮来,我养活着,给他上北京户口。”  “你有什么权力?”骆新民问。  “我是老警察呀!”  “你自己能不能长期在北京落脚,还是个未知数呢!××不是讲过了吗,把北京变成透明的‘水晶’城?”  “好。那就等于我刚才的话没说。”梁沙军嘻嘻地笑逍,“诸位,我请求你们别在这喜庆的日子,个个像林黛玉一样愁锁眉梢了,把杯中的残酒干了它!”  “干!”  这一天,我过得非常充实。因为我在冷寂的沙漠中发现了诗情。它像一株大漠中的骆驼草,在干裂的、没有水分的劣质土壤上萌生,在那人情淡如水,爱情若同卫生纸一样廉价的年代,振国对复羊君的感情,可谓无价。它久久地震撼着我的灵魂,并如一座诗的丰碑矗立在心。  不久,奔赴大西北的列车,终于把一对在苦难中结合的恋人,载往了关山万里的青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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