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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鸟离巢,百鸟迁窝。  崔振国和王复羊于8月初离京,我们这些在京都改造的右派,于该月下旬卷起铺盖“打道回府”。当然,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市区绝非久留之地。在9月17日,重新把行李装运到卡车上。向西——再向西——沿着环山的石子儿公路,扎进了大山环抱的潭柘寺。在寺庙内住了一个多月,当了开山筑路的壮工。公路修完,卡车又拉着我们向西——再向西——进入了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峒。这儿离北京虽然只有百十里路,由于山峦重叠,进了一山又一山,两山形成漫长峡谷,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占领北京之后,他们的足迹也没有到过这大山沟沟。我们在大山中穿行了很久,在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卡车抛锚——我们又到了一个改造驿站。  别看这儿荒漠寂寥,梯田边上却支着几片棉布帐篷。疙疙瘩瘩的山路两旁,还堆放着砖瓦沙石以及雕梁画栋等杂物。第二天,我们才听人说,这儿要修筑一座市委疗养院,我们这些筑路工要改行变成基建工人。路旁那些漆皮斑驳的梁木,是扩展天安门广场时拆下的民房旧料。  《北京日报》社。新华社北京分社以及北京出版社的老右,在农村改造时化整为零了。此时,又在这儿重新汇合。除了那些在“状元府”就熟悉了的伙伴之外,又多了从中共北京市委、团市委以及市工会、市妇联来的右派。他们中间有“老革命右派”王志诚、叶向忠,还有市委各部门“新革命右派”白祖成、李建华、粱湘汉、薛德顺、钟鸿、张敦礼;市工会系统的安福顺、蒋济南、王一成;妇联系统的李琦,以及团市委系统的黄慕尧、张永经。王蒙。右派的人数骤增,足足可编成一个连队了。  乍见王蒙时,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得他本来就像竹竿般的身子,变得更为颀长。他被划为右派,翻了几次烙饼:划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划上了。几个回合的反复,精神折磨可想而知。反右期间,我和他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批判刘绍棠的会上,当时他还在扮演着正面人物的角色,不过好景不长,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  “怎么样,老弟!”我想不到在这大山沟里和他相遇。  “和你一样。”他说,“不然咱们怎么能到这儿聚会来呢?”  “还写吗?”  “不干那行当了。划右以后,我打报告要求自谋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卖糖葫芦什么的,可是人家不批!”  我认为他是讲笑话,便笑了。他没笑。  “职业病很难治,我还有创作冲动。”我说。  “算了吧!别自作多情了。我是没这份心思了!只想当好地球修理工!”  说实在的,我当时虽不认为王蒙的回答是诚恳的,但是我理解这种回答。反右斗争之后许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种奇异的保护色。就像狡兔的毛近乎衰草的枯黄,知了的皮和褐色树皮同色一样。我也不例外,在向报社交上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时,我写了满纸的对大跃进的阿谀之词,真实的我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而把影子——甚至连影子都不如的东西,拿给管理我们的人看。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王蒙比我包裹得更严一些,好像他不苟言笑,真是到这大山里来大彻大悟,立地成佛似的。只有到晚上,他才流露出一点人的真情。我和他地铺曾一度相挨,当他钻进冰冷的被窝时,常常拿出二两装的扁酒瓶,递到我的手里,悄声他说:  “喂!来一口驱驱寒吧!”  我有时客气地推辞,有时却也毫不客气地接过酒瓶,对着瓶子嘴,咕咕两口。他似乎也顾不得卫生不卫生了,用手抹两下瓶子嘴,一口气把扁瓶的酒喝光,来而不往非礼也,有时我也买一瓶酒,如此这般地借酒御寒,借酒浇愁。  记得那是大山沟飘落头场大雪的夜晚,我拿出一大瓶泸州二曲,往肚子里灌了个饱。热酒壮肚之后,我说:  “鲁迅先生有几句诗,你还记得吗?”  “湿(诗)都变成干了,也许还能记起。”  我背诵着:“……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他没有接上我的话茬,打诨他说:“我也需要告诉你两句,老弟:树林子大,这儿什么鸟儿都有!”哑谜般的话语结束之后,他扭过头睡去了。  这就是王蒙划右后的一幅精神肖像。他似乎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貌似在合眼睡觉,其实在睁眼看着四周,与其说他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说他对这个冷酷的世界有着相当的警觉。他话中的弦外之音,似在告诫我认识客观环境。说不定,他在当时已然发现了我潜藏着某种悲剧性的前兆呢?!  (40年过去之后,王蒙告诉我,在(走向混沌》出版后的一个年节,他的儿子王山曾问及他:“爸爸,当年你是不是像‘混沌’中所写的那样?”王蒙一家当时正吃年夜饭,他一边喝酒,一边回答儿子说:“是,就像维熙写的那样。”儿子还想询及他什么,见他潸然泪下,便不敢再求索下去了)。  这儿不单单有几十号右派,还有轮番来劳动的市委各系统的机关干部。无数双眼睛都在审视我们。  “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超英美心不甘!”  山石上张贴着这样醒目的标语。  大喇叭还不时唱出十分动听而又绝对浪漫的歌:  点灯不用油  耕地不用牛  走路不小心  苹果撞肿头  在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之下,这偏僻的山洼经常若同闹市。开山的打钎声,油锤的破石声,隆隆的爆破声,每日不绝于耳。盖房的石料向大山索取,勾缝儿的石灰自己烧,背石上山用的背篓儿自己编。除去修筑山中宫殿的基建任务之外,右派和那些轮换着来劳动的干部们,还担负着把周围梯田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我最初分配在基建组,夜战干的活儿,是和梁湘汉(80年代的中共北京市纪委委员)从沟底拾捡河卵石,并用抬筐抬上山腰,堆放在盖房的地段,以备第二天天亮后,用这些卵石充填沟槽。这种劳动的艰苦性,不必多加描述。因为空手登山还要气喘吁吁,抬上几百斤一筐的卵石,一趟石头满身汗,实在无半点夸张之处。半夜收工穿着汗淋淋的衣裤,钻进冰冷的被窝,一合眼就到天亮。  这儿除了下放干部和女右派,一律住棉帐篷。地铺离地有半尺高,被窝阴冷潮湿。每天早晨醒来,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那是老右们哈的气凝聚而成。没有炉火,没有防潮设备,帐篷上冰锥悬挂尺半长的隆冬三九天,我们如同躺在冰窝里。因而我们睡觉时,几乎一律头戴帽子。更有甚者,脖子上围着毛巾,鼻子上箍上口罩。  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有着老牛筋般的韧性。到这儿来才发现自己是个文艺天才的张永经(后任北京广播局局长),居然编了一首《一担石沟之歌》。歌词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一担石沟石头多  石头满沟满山坡  激流拍石泉水好  石径入云起战歌  马上有人把它谱上曲子,于是这首歌常常在右派开会之前,或在和下放干部联欢时,高唱起来。你唱,他唱,我唱……后来成为一首老右的流行歌曲。  这也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惟妙惟肖的画像。身上背着沉重的黑十字架,头上戴着无形——但比有形还要厉害的“紧箍帽子”,肩上抬着超过人体正常负荷的石筐,嘴里还要唱着抒情而豪迈的歌。  静夜深思,我不知道这种精神到底是应该歌颂的坚忍不拔气质呢,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这条好汉,把辫子伸延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脑袋上来了,使他们成为头上没有辫子的新型阿Q。之所以引起我的敏锐联想,也是由于对自己心态的某种解剖。  比如,右派除去经常连轴转——白天干到深夜,深夜干到白天之外,还经常自发地组织什么竞赛。新年刚过,天冷得滴水成冰,连那不封冻的山间泉水,周围也结了一层光洁的冰。这时,我们组织了挑水上山浇灌果树的劳动竞赛。山路弯弯,扁担颤颤,每个右派都怕名落孙山,因而个个奋勇争先。有的为了提高效率,在归途上不走小路,而是跳崖夺路而下。当天,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我扒得身上只剩下汗背心和单薄秋裤,热汗仍然从毛孔中涌出。奇怪的是,当我躺在阴冷潮湿的帐篷中时,居然产生了诗的情感。根据记忆,诗是这样写的:  狂风似虎啸  落叶满山飘  巨石冻咧嘴  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  这首诗被穿插在右派的“诗歌联唱”中,在晚会上进行了表演。为了表示我们的改造坚贞之意,我和漫画家李滨声还以模拟已故京剧名流叶盛兰的小生笑腔,显示我们挑水上山的不凡气概。感情是虚伪的吗?相当虔诚。是为了显示积极而自我表现吗?绝非如此,当天右派几乎全部上阵,王蒙也概莫能外。但这种虔诚的程度越高,说明潜藏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中的阿Q遗传基因越多!  尤其可悲的是,即使是你有再高层次的虔诚,那些管理监督右派改造的人,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法宝来衡量,也认为你的虔诚掺假。就是在右派群体中,由于都想表现这种虔诚,争取早点摘掉右派帽子,归还人民队伍,因此常用自己的虔诚诋毁别人的虔诚,或把别人的虔诚当成垫脚石,以羊群里跑骆驼来显示他超人的改造虔诚。所以,“窝里反”的事情层出不穷,而干这种勾当的人,常常是被委派的右派“头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漫画家李滨声的遭遇。李滨声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仅会画漫画,还是个京剧行家兼魔术师。其人绝顶聪明,属大智若愚的类型。1959年春天,他奉命轰赶一头毛驴,穿山过岭到赵家台去取葱秧,以移栽到我们的菜园。其愚之一:几十里山路他只是牵着毛驴缰绳走,没有骑上驴背一秒钟。他认为右派应当苦练脚板功,并无条件地克己奉公。其愚之二:当他从赵家台驮着几个荆筐的葱秧,疲惫不堪地返回一担石沟时,发生了一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情,那葱篓儿一边重,一边轻。因毛驴身上负重不均,行在山路上重心总是往一边倾斜。李滨声想解开绳子,重新捆绑一下,可是山里人打的是个牢牢的死结,尽管李滨声能在舞台上轻松地表演“仙人脱衣”的幻术,却怎么也解不开绳扣儿,我们这位老实的漫画家,无计可施之际,便用双手托着那个向一边倾斜过来的重篓儿。毛驴走正经的山路,他在旁边蹚树棵子横向移动脚步。山路崎岖漫长,他甘当毛驴的护卫和助手,跌跌撞撞地穿山越岭,硬是把葱秧运回到“一担石沟”。按道理说,漫画家这番表现不受到嘉奖,至少也不是什么改造中的失误吧?但是后来在一次批斗李滨声的会上,那个姓唐的右派“头人”向他吼叫:  “你以为这是什么改造成绩吗?充其量不过是驴道主义!”  “驴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变种!”  “你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不改!”  “你面孔狞恶,装什么救世观音!”  那是一个令人悲恸而难忘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会,起因有二:一、李滨声第二次去赵家台为老乡画街头画时,据说把大跃进年代必然是肥肥壮壮的牛画瘦了;二、李滨声为“一担石沟”落成的第一座宫殿(起名礼堂)画宫灯时,宫灯上的水仙花叶用了墨黑色。李滨声当时正逢办理母亲的丧事,从京城返回山区奉命立刻提笔作画,“头人”说那墨色线条是在祭悼他的亡母,而非吉庆之意。由此推断出李滨声与党与人民两条心,非打垮他的疯狂气焰不可。  李滨声刚刚奔丧归来,面庞清癯瘦削。他连连解释,什么“赵家台的牛本来就瘦”啦,“水仙花的叶子宜于用褐墨色表现”啦,但他这种虔诚执愚的说明,在暴风雨般的声讨中弱若游丝,不但起不到解释作用,反而使会场加了温度:  “你放屁——”  “公社的牛膘肥体壮,你画瘦了是心怀鬼胎!”  “这是立场问题,只说明你反动至极!”  “你母亲死了,你在家里桌上的碗里插筷子,分明是宣扬封建!”和李滨声家住同院的右派“头人”揭发说,“你在家里的嘴脸我们可以不去过问;你在我们落成的新礼堂宫灯上,用墨黑色画花叶子,我们不能不过问。你对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持什么态度?你为什么不用暖色和艳色,偏偏用墨黑色?很明显,你是借机会发泄你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对在一担石沟改造不满,对我们在山区修盖市委疗养院不满。我告诉你,你对这些问题要老实交代!”  “头人”发言,当然有号召力量,立刻有人提议先整他的态度:  “低头!”  “叫他低头——”  还没容积极分子上来强按他的脖子,李滨声就踉跄着倒在了水泥地上。那形象,就像是体操运动员表演的“俯卧撑”。可是他没有再爬起来,苍白的脸颊上淌着虚汗,嘴唇像牛反刍一样嚼动着,一团团自沫从嘴角流了出来。  批斗会上突然发生的事情,给狂热的气氛带来片刻的冷寂。人们都伸长了脖子,看着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的李滨声,有的人目光中流露出明显的同情,还有的人彼此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很显然,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胀,人性中的仇恨和邪恶在退却。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右派“头人”高声喊道:“大家不要上李滨声的当。他曾对我说过,小时候他用这种假死战术,糊弄过日本人;今天,他又使出装死狗的策略,我们要具有高度的敌情观念,万万不能松懈斗志!”  这个“头人”是个湖南鬼。年轻时曾参加军干校,后来又从军干校逃跑。1957年反右派批判他时,曾说他投机革命。当时,我还对他有所同情,从这次批斗李滨声的会开始,我倒真觉得他有点投机分子的味道了。李滨声已昏厥倒地,稍有天良的人,都会在态度上有所收敛,唯独这位“头人”,十足地显示出狞恶。何况他和李滨声同住一院,既是报社的同仁,又是同院的邻里,何必如此穷凶极恶地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呢?(此人靠整右派在1959年底第一批摘掉右帽;“文革”开始后,其妻冤死,他借死人投机上书当时的一位大人物,全国满天飞大造其反。其妻尸骨未寒时,便与其他女人姘居,至今,未恢复其党籍)。  躺在地上的李滨声经历了短时的昏厥后,苏醒了过来。他艰难地站了起来,抹了一把嘴上的白沫,伸长脖子低垂下头,虔诚地说:“我……我有罪!我……我接受大家的批判。”  停歇了片刻的批斗会,重新开始。据李滨声回忆当时在批判他时,一个同类使用的形象比喻,使他终生不忘:“李滨声!你就是右派中的一块酵母,时时刻刻在影响和毒化着这个集体,我们今天批斗你,就是在消除你的发酵作用!”  “赵家台的牛,真像你画得那么瘦吗?”  “不。”李滨声有气无力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有意画成瘦牛?”  李滨声被轮番批斗了一个多小时,会议宣布终场。这是我在右派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批斗会。反右斗争告诉我,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十分凶残;这次会议又启示了我,右派泯灭天良地整起右派来,比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还要残酷十倍。我在那次会议上没有发言,这倒不是不想去虔诚一番,而实因虔诚的人太多了,没轮上自己表演虔诚。难怪睡在我旁边地铺上的王守清(因右派不断编组,我和王蒙都分散到了其他帐篷),晚上躺在冰冷的被窝里,小声地咒骂道:“他娘的,这是要干甚哩?难道唐××和×××不是他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是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你是什么意思?”  “李滨声都晕倒了,他们还他娘的踩人家,我怀疑他们的心脏不是肉长的。”  我低声说:“这儿良心不值钱。”  “我日他娘——”王守清说,“我要是李滨声,跳起来就和那几个家伙拼了!拼死一个够本儿,弄倒两个赚一个。”  “别说了。”我怕听他这些血淋淋的话。  这个当年战场上的战斗英雄,常常对我说他活得过了头,骂自己没在解放战争中吃了枪子儿。我毫不怀疑他话中的真诚,因为我们并排躺在地铺上时,他总是狂吸着烟卷,两眼直棍似地对着帐篷顶出神。  我和他交情甚笃。在右派群体中他显得最为穷酸,一件毛裤,一件红线衣,加上一件草黄色的破旧棉大衣和一双大头鞋,是他全部越冬的衣物。有一次,夜战归来,他脱鞋爬上地铺时,我发现他竟然是赤着双足,便拿出10元钱给他,叫他去买两双厚线袜子穿上。他没有推辞,但我发现他并没有买袜子穿,而是买烟抽了。我对此十分不满。他向我解释说:小时候受苦惯了,光脚穿棉鞋我可以忍受,没烟抽我受不了。而我每月十八大元……  “你爱人不帮助你吗?”我问。  “我就是为他娘的这事发愁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问。  最初,他连连摇头叹息,最后,还是袒露了他的心声。他告诉我,当初追求他的那口子,现在提出和他离婚。  “你可是个男子汉!”我建议他挥刀斩断儿女情。  他说:“我办不到。”  “把你打日本的硬劲拿出来!”  “这是两码事,我一切能舍弃,就是难于割舍她。在这方面,我是个软骨头!”他表白得坚定而赤诚。  又是一个性格分裂症的患者,我觉得拆散人家婚姻是有损阴德的——尽管我不欣赏他的态度,还是对此事表示缄默。说不定那位女士,能受王守清的感召而回心转意,因为当时他俩已经有了娃娃了。  但是,不久就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情——王守清在一次回城休假后,几天没有归来,我的心也像被掏空了似的,总是盼他早早归来,一天,两天……十多天过去了,他也没有返回山沟。询问出版社的右派,大家都不知他没有归队的缘由。一天,右派集中学习时,“头人”宣布了王守清的犯罪情节:由于老婆闹离婚,他用刀片抹了脖子,组织上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抢救,他苏醒后埋怨组织把他送进医院并且绝食。  后来,右派“头人”集中起右派来开会,“头人”宣布说:王守清妄图以死来对抗改造,是彻底自绝于人民的行为。经王原单位研究决定,送他劳动教养。接着,“头人”听每个右派谈认识、谈感想。会场上愕然。木然。哗然。这儿大都是文化干部,当然不乏对王口诛笔伐之词,直到深夜才宣布散会。  当时已是暮春初夏,一担石沟的溪水已经潺潺而流,向阳的山坡上,草木萌动,自然界正赋予万物以勃勃生机。但是王守清——这个山西大汉,却像黎明前陨落的晨星一样,在春草染翠山谷的季节,从我们这个群体中消失了。  我心情十分惆怅,但也仅仅是惆怅而已,泥牛过河,自身还难保呢!加上1959年大跃进高潮时期,人体机件的超负荷运转,常常使人的神经麻木痴呆。可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王守清只是一个开端,接踵而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妻子张沪。  这是一段令人心悸的苦痛回忆。盛夏的清晨,我刚刚拿上镰刀和绳子,要去上山割荆给编筐组的伙伴备料(当时王蒙的劳动任务是编筐),突然被“头人”喊了去。他说:“你不要上山了,准备回城!”  “什么事?”  “张沪出了什么事情吧!”他淡淡地回答,“待会儿王主任会告诉你的!”  没见什么王主任,却看见《北京日报》通信员在队部办公室门口东张西望。他身旁停着一辆摩托车。他发现了我,立刻向我招手说:“喂!快上车吧!我正在找你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坐上再说。”  “我去找王主任说一声。”  “不用了,我替你请假了!”  混混沌沌,就像夏日早晨游荡在山间的浓雾,覆盖住了我的眼、我的心。我搂着驾驶员的腰,用最大的声音询问他,他只是千篇一律地回答:“她病了,别着急,不要紧。”其实,我心里也揣摸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通信员是清晨抵达这个山沟沟的,没有十万火急的事情,他不会星夜赶到这儿来。这儿离北京有一百多里路,其中一半多是盘山小径,十分难走,想必这位热心肠的通信员在凌晨就离开了市区。  了解张沪的除了她自己,就算我了。划右派后她非常悲观,特别是她父亲和弟弟也划右后,她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在一担石沟编筐组的日子,她对我说过:“维熙,我干的活儿比你轻,心却比你累。我有时真觉得活腻味了,反正为你生下了一个儿子……”我当时总是宽慰她,叫她想开一点,并用“天无绝人之路”的古语来说服她。她沉默无语,后来她怀了孕,心情更忧郁了,从家里寄往一担石沟的信中,常常出现“我走累了”一类的双关语。我无回天之术,只能用空洞的安慰回复她,但我没有料想到她当真要和这个世界诀别。  山风在耳畔鸣响,弯弯绕的山路显得比以前更为漫长。我想起半年之前,也是在这条盘山公路上她对我的低语:“维熙!不要紧,缝上两针就好了!”  “这足以证明我们没做过亏心事,不然,你就变成独眼龙了!”  那是一次背运石头时发生的事情:那天,开山的炮声刚刚响过,我背着一荆篓石头,穿过放炮的地区。为了尽快把石头运往建筑工地,我在乱石丛中疾行。没想到,刚刚被炸崩下来的石片净是虚石,我一脚踏上去就陷了进去,尖尖的利石划坏了我的腿,同时头沉重地向前栽去。还算好,背篓里滚出来的石头没砸着我的后脑,但龇牙咧嘴的石片,一下扎进了我的眼窝。我迷迷糊糊站起来时,已是满脸鲜血。  我被架上了吉普车,驶向门头沟医院。  坐在我身旁的是张沪,当时她在编筐组编筐,是王蒙告诉她我出了事故的。她放下手中的荆条,没解围裙就奔向了吉普车,在环山公路上,她一边用毛巾蒙住我的血迹斑斑的脸,一边对我说着宽心的话。  也真是老天爷开恩,那块尖石,假如再往下挪一公分,我就成了一个独眼龙。医生给我打了麻药后先剃掉眼眉,后洗净伤口,最后在眼窝里缝了四针。右派妻子搀扶着一只眼蒙着绷带的右派丈夫,挤上了进城的公共汽车。  还是这条山路,奔跑着的不是四轮吉普车,而是两轮摩托。不用问了,张沪的命运一定是凶多吉少。我缄默着,那位通信员倒是忍耐不住山路的冷寂,终于告诉我说:“张沪在前天夜里突然休克,在她的枕边发现了安眠药瓶,大夫怀疑她是吃了过量的安眠药而想自杀!”  “抢救过来没有?”  “直到我动身来这几时,她还没有苏醒。”  “还有呼吸吗?”  “非常微弱!”  “还有活下来的希望吗?”  通信员没有回答。  我哭了,无声地流着泪。我开始怨恨我自己。因为在两个多月前我回城休息时,她告诉我她怀孕了。反右派斗争后,她几乎对夫妻性爱失去了兴趣,而我却没能体谅她的心情,单方面地要求性爱。她说我越来越野蛮粗暴,是知识分子的蜕化表现。我很同意她对我的评断,但是并不认为评断得十分全面。试想:一个在大山上每天和不会说话的石头打交道的人,到家里再得不到温馨之爱,心灵将会变得像秋天山上的茅草一样枯竭。不是吗?  摩托车驶进闹市,穿过长安大街时,我有心元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地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  在市第六医院的急诊室里,我先是呆若木鸡,后是扑向病榻。她躺在一张白白的被单下,面色青黄,我伏耳在她鼻翼下,竟难以听到她的呼吸。我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我身旁的一位白衣护士劝说:“冷静点、这儿是医院!”  我的岳父也安慰我说:“阿沪心脏还在跳动,还有生的希望。即使抢救无效,你也要理智地对待生死问题。”  “她怀孕几个月了,这关系到两条生命!”  “我知道。”岳父气色黯然。  “还有希望吗?”我仿佛在苍茫大海中寻找救生圈,“倾家荡产也行!”  岳父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把我叫到病房外边,叮嘱我说:“医院只知道你是在市郊改造的右派,还不了解阿沪的右派身份。一旦他们知道了她也是右派,中西医会诊就可能作罢。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节外生枝。”  “我记住了。”  “还有,你要记住‘既来之则安之’这句成语。阿沪就是真的走了,你也不要过于悲哀!”  岳父居然还有心思来开导我,我心里简直容纳不下老人这番心意,因而眼泪顿时泉涌而出。他掏出手绢塞在我手里,双目严肃地审视着我说:“小从,这不是儿女情长的年代,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为了给自己寻找精神出路,常假想阿沪在上海地下党时,已经为革命献身了!”  “不,她还有希望生!”我说。  “是啊!遇事要多从最坏处着想。”  “是。”  “我走了,你留在这儿吧!”  老人步履蹒跚地走了。我一直送他走出医院门口。这短短的路程,对我仿佛异常的漫长,人的生与死,历史的是与非,在我头脑里冲撞着。厮拼着——因为走在我身旁的前辈长者,衣褶里或许还残留着奔赴延安时的风尘,那双布鞋上还保留着枣园绿色草浆的斑渍——建国不过七八年,这位老人也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这人间清浊该如何评说?!  当天下午,留在报社内部改造的梁沙军和辛大明,赶到病房来看张沪。大家面色如铁,彼此相对无言。我从离开一担石沟,到此时点食滴水未进,精神的伤痛完全抑制住了我的饥渴之感。还是辛大明替我在病榻前值了会儿班,我到北新桥附近一家饭铺吃了碗凉面。之后,匆匆回家一趟,见到了母亲和年仅两岁的儿子。母亲因灾祸再次临门而欲哭无泪;儿子则不知其内情,连连喊我:“爸爸抱我——爸爸抱我——”  我和小儿子脸蛋紧贴,泪水顿时洇湿了他那片小脸。  “奶奶!爸爸哭了!”他嚷了起来。  “爸爸别哭,给我逮院子里的蜻蜓好吗?”  我沉默无言,只是把他抱得更紧。  “妈妈病了,你到医院看她了吗?”  你也许没有妈妈了——我心里暗暗地自语。  “妈妈前两天给我用彩纸叠了一只小船!”  她或许在苍凉的大海里漂走了——我想。  儿子用滚烫的嫩红嘴唇,亲吮着我脸上的泪:“爸爸!不哭!妈妈说爱哭的不是好孩子!”  我放下小儿子,又安顿一下母亲,匆匆折回第六医院,第六医院原名道济医院,是解放前美国长老会(隶属于天主教会)开办的——这是多少年之后萧乾读过《走向混饨》第一部之后告诉我的。这里的医生护士倒和这个医院的名字相符,他们在下午组织了对张沪的会诊,确诊张沪因服用了近百片安眠药而濒临死亡,抢救的办法提出了多项,最后一个著名的中医宗维新老先生提出用中药羚羊角配合解毒,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医院没有此类贵重药物,宗老先生亲笔为我写了一张条子,叫我速去西单北大街的西鹤年堂去找找看,如果该店有此名药,凭他的声望或许能买到一点儿。当时,已是晚上9点钟了,我给周游同志打了个电话,请求报社给以帮助,周游同志恰巧在上夜班,马上派了辆卧车来,以解决我去买药的时间问题。大约在午夜前后、我把药买来,医生当即煎煮,并撬开张沪紧紧闭着的牙齿灌进肚子。第二天上午9点许,张沪的呼吸明显强化,临近中午12点,她从胸中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唉——”接着是不连贯的梦呓般的喊叫:“……我要从百货大楼上掉下来了!我怕!我怕!我怕!快接住我!”  我笑了——尽管心里充满苦涩。  我连连向医生护士们致谢。特别向宗老医生表示了敬意。欣喜之中,却也不无忧愁。据护士告诉我,张沪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虽然生命是抢救过来了,有可能留下终生的后遗症,比如痴呆之类。当然,如果她从此成了丧失记忆的人,忘却了昔日的一切,对她的精神伤痛倒是个永远的解脱。但我作为她的丈夫,宁愿她带着又一次的巨大创伤清醒地活下去。也不愿意她变成不知痛苦的人形动物或植物人。而这一切,都非人力所能挽回,只有听天由命了……  作为人类中繁衍生命的女人,痛苦确实比男人要多得多。张沪苏醒的生命还非常虚弱时,马上要进行死胎引产。对此,她很害怕,要求我在她引产的那个时刻,一定要守候在医院的诊室门外。这个要求对我来说太低了。至今,我不知是哪颗福星高照之故,张沪拖着瘦弱的身子居然过了这一道道鬼门关,除去留下时常发作的头痛之外,还保留下了健康的神经。  是出于感情,也出于赎罪之愿望,我雇了一名特别护士,和我日夜倒班护理着她。当时,我的稿费虽已快花光,但是再穷也得对得起天良。时正盛夏,她因不能翻身,后背长了褥疮,但其他部位都在逐渐康复。在这段日子里,我每天去医院时都给她带一个西瓜解暑。月余时间,竟练就了挑西瓜的本领,因而每次用刀切开西瓜,张沪都惊异他说:“这西瓜真好。”  她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的情绪也水涨船高。但是我们一想到未来,都感到茫茫然而不可知。是为了逃避对未来的思索之苦,也是为了不虚掷光阴,在看护张沪之余,我开始了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的写作(即历经了二十多年之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北国草》原型)。我怀念我的同时代青年朋友,他们为了开垦北国荒原,自愿组成了北京青年垦荒队,去冰铺雪盖的黑龙江三江荒原上开垦荒地。尽管此时的我,已被历史划入了另册,但对民族和祖国炽热的火焰,并未完全熄灭,我觉得我应该画出一幅幅肖像,才对得起这些北京的儿女们。  我自知看护张沪的时间不会太长,一旦返回一担石沟就再没有笔耕时间,所以我在家里拼命地写,然后到医院去打盹。大约有个把月的工夫,写满了3个大本本,估算一下约有26万字的样子。其中,每张纸页上都有汗水浸湿的水圈斑痕。张沪病愈出院时,我的小说已接近了收尾,我和张沪一起去向第六医院的孙院长致谢。哪知,迎面给泼来的是一盆冷水,我们的心顿时结了冰。她板着面孔说:“说实话吧,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分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  我俩呆呆地站在院长办公室,直到她下了逐客令。至今我还记得那令人尴尬的场景,我俩进退维谷,完全不知所措。后来,我们从护士嘴里打听到孙院长是个老处女,只当她是性格怪僻所致,依然写了一封感谢第六医院的信,掷进了信筒。  张沪因身体虚弱,继续留在报社劳动,我则乘坐公共汽车到门头沟,爬山过岭回到群峦环抱的一担石沟。当时已是初秋时节,树叶在秋风中缓缓飘落,我的心也像树叶一样,坠落在大山之谷。因为我归队后说了一句:“张沪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仅仅次于我死。”便说我丧失立场,同情张沪自绝于人民的行为。那位“头人”组织老右开我的批判会。我在会上据理力争,并把没有虚掷时间写了开垦北大荒长篇小说一事提了出来,我真是执愚到了极点,殊不知右派分子没有笔耕的权利。那位“头人”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写出百万字的大部头来,威胁党组织给你摘帽子!告诉你、那是白日做梦!”如果仅仅是口诛笔伐,那倒也无所谓,只要给他两只耳朵就够了。但这位“头人”在后来,编写我们的“罪行材料”时,把我写《第一片黑土)堂而皇之地写到了掷我进“大墙”的结论之中……  批判会开过不久,《北京日报》、北京出版社和北京新华分社的右派就接到了开拔令。我们离开了大山沟里的人造宫殿,离开了那矗立的大山和山涧中跳蹦着的潺潺溪水(历史到了80年代,我和当年在此地付出血汗的同类王志诚、白祖成、钟鸿、李滨声、张敦礼、梁湘汉……重访“一担石沟”,昔日挑水上山、背粪上山种下的桃树,都枯死了——“宫殿”早已失色,溪水早已断流,它成了北京日报存纸的纸库)。当时,大跃进的谎祸之灾已绽露端倪。鉴于情况严峻,我们这些劳动力被抽调回来,开垦一块农副业基地,以便编辑、记者们的食堂少一点代食品,多一点口粮。  新的生活驿站名儿很怪——叫“四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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