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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村不村、镇不镇的地方,紧靠着永定门外的铁道,每日可见绿色钢铁长龙,吐着团团白烟风驰而过。每次列车隆隆驶过,我都意识到自己是个在列车拐弯时被甩出车厢的乘客。好在这儿离家近了,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是过剩的忧愁,始终像影子一样追踪着我。使我心灵震撼最大的是梁沙军之死。记得张沪躺在病榻上时,他曾去探望过她,并笑嘻嘻地对我说了好多宽心的话。张沪过了死亡的三八线,他却叩打死神之门了。  他生性乐天,一不会去像王守清那样用刀片割自己的喉管,二不会像张沪那样去服用过量的安眠药。他追求生——但是他偏偏第一个离开了右派群体,不知是不是命运使然,他的尸骨果真埋在了他曾留恋过的八宝山人民公墓。  对于刚刚返城的我们来说,这无异于一颗炸弹。当时,正值1959年底,右派集中于报社大楼,作年终改造总结,梁沙军之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话题。之所以如此,还与沙军的死因有关,因为他是非正常死亡,而是死于非命。我和张沪以及骆新民、赵筠秋等都心如吞铅般的沉重。首先对沙军之死愤愤不平的是骆新民。他是留在报社内部劳动的,最了解他死于非命的详情。他悲恸地告诉我们:沙军是被一辆小卧车撞死的。9月9日他下班从东单骑自行车回家,当自行车运行到灯市东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见绿灯向左拐时,迎面一辆小卧车闯过红灯急驶而来,梁沙军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出几米远,他的头沉重地摔在了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阶上。  在我看来,梁沙军和王复羊在右派群体中,品质属于最纯的两个。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这种品质上的霉斑绝对和他俩无缘。批判别人时他俩或缄默元言,或称“不知其详难以发言”,决不讲什么违背天良的话以求自保。此时,这两个人一个去了边塞,一个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简直难以言表。我妻子张沪尤为动容,她为粱沙军的妻子晓英的处境而潸然泪落。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和赵筠秋、骆新民一块去梁家探望晓英,沙军老母神情呆槁,银发散乱;而晓英嘴唇翕动,泣不成声。这个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母和儿媳两人,本来晓英曾怀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儿因病流产,从此再没生养。望着这老母和儿媳,我仰心碎;听晓英讲起梁沙军身亡后的善后处理,又使我们愤然不平。现将当时谈话追记如下:  “沙军骑车违反了交通规则吗?”  “是汽车闯的红灯。”  “是什么单位的汽车?”  “说是公安局的。”  “怎么处理的?”  “一埋了事!”  “肇事司机呢?”  “没听说给什么处分。”  “难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  “说……是……说是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愤然说:“我去找报社领导!”  “你是什么人?”张沪说,“你和沙军身份一样。”  “难道右派就不是人?撞死一条狗也不能这么处理问题呀!”骆新民说,“这事情最好由晓英本人出面,她是人民,有权利讲话。”  赵筠秋提议说:“草草一埋不行,要求按法律办事!”  “法律在哪儿?”张沪反问赵筠秋,“你犯了哪条法了?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难道不是吗?法律究竟在哪儿?我们泛泛地空议论一番,竟元一条良策献给晓英。最后大家理智苏醒之后,觉得要求处理司机,等于白日说梦。因为惩处与不惩处司机,没有人通知你,还是我记起来沙军在人民公墓观看墓碑时,曾开玩笑他说过,倘若他真的死了,要我们为他集资修个石棺或水泥棺柩,让开车肇事撞死沙军的单位,给他弄个水泥棺柩,沙军在九泉之下或许会安心些吧?我们把这一点告诉了晓英,晓英也认为可以带着这个最低要求,去和报社商量。  我们等待着她的消息。我甚至认为肇事单位即使出于低标准的人道主义考虑,也会答应下来的。因为这只要几袋水泥,几个工匠浇灌一下,并不需要多少成本。但是两天之后,晓英慌慌张张地跑到老右的休息室,告诉我们说:“真糟!报社×××问我为什么早不提出这个问题,偏偏现在才提出来。我……我……这个人不会讲话,说到听你们谈起沙军生前有这个要求。×××顿时火了,说这是右派搬弄是非,还要找你们个别谈话哪!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几个顿时瞠目结舌。其中。尤其以骆新民最为惶恐,因为沙军死于非命的详情是他对我们讲起的。第二天上午,×××出现在我们的总结会上,他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脸板得如同一块石头,说:“在思想总结期间,还有那么几个反改造分子拨弄是非。这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阶级感情问题,更是煽动梁沙军家属闹事的大问题。”  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都被这种无限上纲而威慑住了。右派中的那位“头人”带头发言说:“在我们这个改造集体中,确实有那么几个害群之马。这几个人不仅仅对梁沙军之死没缝也要下蛆,对大跃进,对总路线……都有他们的反动看法,在这次年终总结会上,希望这些人竹筒倒豆子,把这些都抖搂出来,加以认识批判。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大家都沉默着。“头人”又没有明确地点名,没有人自作多情地去对号入座。可是,坐在长桌对面的骆新民,第一个红头涨脸地站起来说:“组织上及时地提醒我们,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表示,一定深挖自己的思想,借年终总结的机会清洗自己的灵魂!”  老实说,我当时对骆新民的举动,并不感到意外,道理有二:一、在两年改造的生涯中,骆新民每次学习会上都是抢先表态,但是一到会下,又是他第一个显示他的目光尖锐,对社会现实生活评头品足。二、骆新民因向我们传达了沙军之死的经过,首当其冲地感到压力,为此,他主动表态也是合乎常情的。在这里,暴露了我对知识分子弱点的完全无知,没有全面地。历史地剖析人的习惯和水平。以骆新民来说,在反右斗争初期,他揭发过同一个美术组的李滨声和王复羊;后来,又参与了对老实的美术编辑郑熹的批判斗争。当时能乘人之危以自保的人,在压力面前就不能故伎重演吗?  昔日,我们一起在下庄大队改造时,王复羊曾对我谈起过骆新民的人品缺陷。但是,在一起改造的日子,他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怪话”,总是比我们先说,并且语言非常犀利。久而久之,王复羊和我都把他的人品劣迹给淡忘了。在年终总结会上,骆新民首先“揭竿起义”,他写的关于沙军之死的检查中,拉上几个垫底的:王复羊、张沪、赵筠秋和我皆在其中。  这个戏剧性的突变,是我(包括张沪和赵筠秋)的命运转折点。我们都作了长长的自我检查并彼此“互相帮助”。从对反右斗争的“错误认识”谈起,一直深挖到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反动观点”。还要从马、恩、列、斯的书中——更多的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摘取词句,进行自我鞭挞。  张沪的思想检查,比我还要多一部分内容。即:批判妄图自绝于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杀行为。她检查之后,右派中的那位“头人”点名要我首先批判,因为我是她的丈夫。用语稍稍温和一些,就是“同情花岗岩”,就是“和张沪住在同一反革命营垒”。古典戏剧中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发的典故。在那段思想总结的日子里,实比当年的伍子胥过关,步履还要艰难。因为伍子胥只要闯过剑戟之林,骑马落荒而逃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整起知识分子来,那种不扒掉你一层皮不松手的劲儿,实在超过拦截伍子胥闯关的那些蛮勇之夫。比如:那个右派“头人”,他明明是个投机分子,却总是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卫道神色。以他的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何以会看不出大跃进中的种种反科学的盲动行为,但他在总结中颂歌高唱。而管理我们右派改造工作的×××,十分爱听这种颂歌。另一方面,这位“头人”却把对生活提出真诚看法的老右,在会上严加讨伐,用我们一个个被整倒的横尸,垒成他一块块的垫脚石。他以此取宠取信于领导,而领导也有着爱听颂歌的时代病,所以,我们那位“头人”获得了第一批摘掉右帽的实惠——从右派分子变成摘帽右派——所谓的“人民”。  在我的记忆中,这位“头人”对同类手段是十分严酷的。斗争李滨声的凶相,前文已有所披露。到了四路通农副业生产点之后,因其已是“鸡群之鹤”,身份上高于这些老右,因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时,生产点养着刚从内蒙古弄回来的一匹劣马,由一名叫老温的退伍海军干部饲养着。这匹马野性难驯、经常踢人,连昼夜给它喂草喂料的老温,也对这头牲口畏惧三分。有一次,老温回家休假去了,这位“头人”派我去拉那匹蒙古马,任务是套上大平板车,去永定门附近的一个城豁口,拉拆下来的城墙砖。“生产点要砌猪圈,用这些砖头垒猪圈墙。你要多装快跑!”他说。  “我摆弄不了这头牲口!”我老实地解释。  “知识分子就是要工农化。”他振振有词地回答我。“要从严从难要求自己。”  “赶马车是需要技术的,万一出点问题……”  “办事不能瞻前顾后的,叫你去你就该去。”  “我只是讲明理由。”我争辩着。  “这儿都是没摆弄过马车的人,你说该派谁去?”他一板起面孔,眼睛就拉成一条直线,窄小的上下眼皮之间,闪烁出火辣辣的光,“活儿难,正是考验自己的最好时机。”  “赶马车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怕承担责任!”我说。  “活儿反正是分派给你了,干不干由你!”说罢,他转身走开去菜园了。  我木桩子般地愣在那儿,前思后想了一会儿,明明知道是给我穿小鞋,可这双夹脚的小鞋还是要穿。我走近马厩,那匹枣红色的儿马蛋子,立刻竖起耳朵盯着我。  老温告诉过我,这头牲畜不但踢人还会咬人,他第一次牵它出马厩的时候,它一口就咬掉了他制服上的两颗纽扣。我悄悄解着马槽上的缰绳,生怕惊扰了它,使它发出野性。尽管这样,它还是冷不丁地来了一口,我往后一闪身,它长长的马牙撕坏了我外衣衣襟。这一下,反而激励了我征服它的勇气,索性贴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这匹儿马蛋子戴上铁丝笼头,然后,拉紧马缰,把这家伙给拉出了马厩。新华分社的老右张辛城,帮助我给它戴上套具,我拔了根树棍当做马鞭,硬是冒充车把式,把车赶出了生产点的院墙。  前不久,老右赶车曾发生过一段笑话。那是戴着近视镜的赵老夫子,赶着一头小毛驴车去玉米地送肥,归来时发生的。本来毛驴比儿马蛋子驯服得多,一般说来赶毛驴车并不困难。只是1960年的饥荒席卷全国,我们都常以瓜菜代粮了,毛驴很难吃到料。那天,赵老夫子送完肥,赶着小毛驴车回生产点。他口袋里偷偷藏了几个青玉米,在无人的地段便掏出来啃着、嚼着、咽着……不知是赵老夫子偷青刺激了毛驴的肠胃,还是他那狼吞虎咽的架势使毛驴感到眼馋,反正这家伙拉起小车就往生产点连蹦带跑。在大路往生产点拐弯的丁字路口,有一个用碎砖头垒起来的公共女厕所,那驴儿可能想到槽头吃草的心情太急切了,在拐弯时硬是不听赵老夫子的鞭杆指挥,拉着车没去拐90°的死弯,直接从马路上斜冲了下来。  这一下可不要紧,公共厕所的墙被小车给撞倒了,里边两个妇女正蹲着,一下惊呼起来,“啊——”“哎呀——”她俩一边往上提裤子,一边破口大骂:  “你会赶车吗?”  “怎么把车往女厕所的墙上赶?”  “流氓——”  “带眼镜的四眼流氓——”  赵老夫子操着南方口音,连连道歉;“真对不起,不是诚心撞墙,是我头一次赶车——”  当时,正是老右收工吃饭的时候,大伙都看见了这幕戏剧。于是,赵筠秋赶车撞倒女厕所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便成为解忧排愁的笑料。右派陈德贵还把它编成了谜语,叫大家猜:“赵老夫子赶车撞倒女厕所,打一中国电影名字。谁能猜出来,奖糖球两个!”我们都觉得这个谜语十分费解,因而无人应对出来,陈德贵只好抖出谜底说:“这部电影名叫《姐姐妹妹站起来》。”  此时,轮到我赶车了,可是我赶的车不是小驴车,而是一辆地地道道的大胶轮平板车。拉着这挂大车呱哒呱哒走着的,不是小毛驴儿,是一匹红鬃烈马;赵老夫子赶着车是往僻静的野道运肥,而我赶着车是走向闹市拉砖;他偏腿坐在车辕旁,显得异常悠闲;我不敢坐上马车,一只手拉着缰绳走在儿马蛋子旁边,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  还算不错,这匹蒙古马只是在“窝里反”,出门拉车倒显得十分安分,到了城墙豁口,我把草料口袋扔在它嘴边,才想到这等于是假情假意,因为我不敢给它解下铁丝笼头。生怕它再犯野性,咬了路旁的行人。  我衣衫褴褛。出于自尊,尽量不看路旁的来往过客,我从1946年进入北京,市内的熟人和亲友为数不少,生怕被人看见我的酸楚之相。我弯腰搬起一块块沾有灰浆的城墙砖,往大平板车上运着码着。本来这个活儿应当是两个人干的,我们那位“头人”偏偏照顾我,叫我又搬、又运、又装、又码,美其名曰“严格要求”。等这一车砖头装完,已过了中午的吃饭时间,如果仅仅肚子饿还可以挺过去。待我吆喝牲口刚离开城墙豁口不远,突然有个脆脆的声音喊道:  “喂!你是……不是……从维熙?”  我停住车歪头看去,路旁站着一个穿花格外衣的妇女,她充满惊奇地凝望着我。  “是我,我是……”我颠三倒四地回答。  “我叫梁佩瑜,你忘了吗?我们在学校时是一个文学小组的!”  我顿时记起她来了。当年在“北师”上学时,她是个爱说话的“机关枪”,每每讨论一部作品,她总是发言最多。后来,学校里成立了宣传通讯组,课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多。她性格好动,我曾把她看成女性中的“别林斯基”,因为她很喜欢评议社会和人生。这真是哪一壶不开,偏提哪一壶,为什么偏偏在这儿遇见昔日的学友呢?  “你怎么……”  “拉砖砌猪圈。”  待她还要询问我别的问题时,我以攻为守地反问她了:“你这是去哪儿?”  “我家住天津,去永定门火车站正好经过这儿,左看右看很像你,就停住了脚步。”阔别几年,她性格依旧,一说就是一串儿,“毕业后,我分配到宣武区××学校教书,你不是调到报社去了吗?”她边说边用探寻的目光打量我,毫不掩饰她骄傲公主对“落魄才子”的同情。  这场景使我想起了《保尔·柯察金》电影中,保尔和冬妮亚在一个无名小车站的相遇——尽管在学校期间,我和她只有友情,而无超越友情的东西。  “还没摘帽子?”她问。  “轮不到我。”  “为什么?”  “改造表现不好!”  “简直是活活糟蹋人。几年前,我还给学生们朗读过你的散文《故乡散记)呢!那篇文章,编印在语文教材之中……”  我看她的话越来越多,提醒她说:“你去车站吧!别误了火车!”  “没关系。”她说,“这儿每天有好几趟路过天津的火车,误了这趟,坐下一趟好了!”  “不行。我还有任务哩!”我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噜噜地直叫了。  “难得见面,多聊一会儿吧!”  我指指那匹负重的枣红马:“它该吃草料了!”  她遗憾地皱了皱眉,无可奈何地说:“你把地点留给我吧!有空我去看看你!”  “这……这不大方便。我们后会有期吧!”我举起柳棍儿轰赶牲口,极无礼貌地拒人于门之外。  奈何?  我怎么能让昔日的学友,到“四路通”来呢?那儿除了少许几名干部之外,都是清一色的老右——中间还有一个阴阳人,他是既不能称之为干部,又不能称为右派的摘帽右派——我们的“头人”。  归途上,我仿佛是受了侮辱似的,心情十分郁闷。其实,老学友梁佩瑜丝毫没有流露出对我的轻蔑之情,实因我过于自尊,过于敏感,才产生这般的怪诞心理。我不禁羡慕起这匹蒙古马来了,它无痛苦,更没有人类具有的种种思绪。它套上夹板和套具,埋头拉车,卸了车打个滚,进马厩去吃草料,周而复始,单调如一。也许我的生命退化成一匹马,或者说那头毛驴,就获得了永恒的平静和自由。  不管“头人”出于什么动机,应当说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不再惧怕那匹蒙古马了。我能摇鞭赶马车了。这在知识分子工农化上,算是一个进步。俗话说:“艺多不压身。”至于文化是否在工农化过程中退化,那是哲学家们的课题,我无需多来饶舌。从此以后,只要老温不在,车把式的任务非我莫属。记得,已是1960年的深秋时节,“头人”分配我赶着马车去北京东北郊的九龙山酿酒厂拉稀酒糟。大平板车上用绳索固定住一只大洋铁桶。当时,报社。出版社和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机关食堂,已经出现了玉米核搓成浆液后掺真正玉米面蒸成的窝窝头,饭桌上已出现了代替真正肉食的人造肉。1958年大跃进吹牛吹出的谎祸,在北京各个机关和家庭的餐桌上已然呈现出恶果(山东、河南……包括“天府之国”四川,饿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百姓)。因此,拉稀酒糟养猪,成了饥饿年代中的特殊任务。我身为一个戴帽右派,黎明前披星戴月套车而出,直到乌鸦绕树飞鸣的黄昏才归。  身穿旧狗皮大氅,头戴一顶遮颜破棉帽,怀里搂着一杆轰赶牲口用的皮鞭,日行车几十公里(因四路通离九龙山十分遥远),而且要穿过北京的建国门大街、崇文门、虹桥、金鱼池、天桥、永定门大街等几个闹市区。  至今,我回忆起其中某些镜头来,还心惊肉颤。一天老诗人晏明当我的跟车助手(报社干部经常来生产点参加短期劳动),和我一起奔赴九龙山去拉稀酒糟。当马车行至金鱼池大街向虹桥路拐弯的丁字路口时,这匹蒙古马弯子拐得太直了,直直地向北冲去。好家伙,大车的左轮子不偏不斜正好撞到街心的交通指挥台上。红色的交通指挥台被撞得挪了窝,交通警察险些葬身于车轮之下。  我拼命勒嚼子,马车停下了。  那交通警察怒斥道:“你这是怎么搞的?”  说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事情发生在短短的瞬间,我只好愣愣地听着训话。  “你会赶车吗?”  “为什么偏偏冲撞交通指挥台?”  “你是哪个公社的?”  “我一定要通知你们公社。”  交通警察脸气得煞白,我尴尬得满脸滴汗。这时,多亏老诗人晏明跳下车来,为我解了围。他说:“真对不起,他是我们报社的下放干部,过去没赶过马车进城。初学乍练,撞了指挥台,请你多多原谅!”  他没有通报我的右派身份,而冠之以“下放于部”的美称。那警察拍拍腿上的尘土,狠狠地瞪了我两眼,警告我说:“撞交通指挥台犯法,要是碾坏了警察,罪上加罪,懂了吗?”  “懂了!懂了!”  我懂了什么?我完全是机械地回答。等马车继续上路之后,我连连感谢晏明同志说:“多亏了你,不然也许会把我拘留几天呢!”  生活真他妈的充满了戏剧性。是不是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遇见了“鬼打墙”了?!黄昏时分,当我赶着马车,拉着一大桶稀酒糟回来,走过狭窄的虹桥路时(当时虹桥路是北高南低的缓坡,中间有一条有轨电车道),一辆叮铃叮铃作响的有轨电车,从马车后驶了过来。电车司机可能是出于好心,怕撞上马车。岂不知我赶着的这匹内蒙古来的儿马蛋子,还没有听惯城市的嘈杂音响。这突然响起在我们身后的一连串铃声,使这匹马先是竖起耳朵,然后是迈开四蹄狂奔。我的天!车上拉着的是一车稀酒糟,车上还坐着我和晏明。尤其糟糕的是,这段路是下坡,欲停车而不能。车铃早在我们身后哑下去了,而车却越跑越快,这匹受了惊的烈马,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口气拉着我们跑下了虹桥路,才逐渐放慢了速度。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已过了上下班的高峰期,街道上自行车和行人都比较稀少,算是闹了一场虚惊,没有伤及行人。  之后,不知是不是晏明向生产点的领导,谈及了马车穿行闹市可能产生的危险,反正从这天起,拉稀酒糟改换了毛驴车。由于冬天已至,这个起五更爬半夜的活儿,十分清苦,赶车的仍然是我。马车换驴车,大炮换鸟枪,险象丛生的事儿少了,但因牲口毕竟不是万物之灵,撞倒路旁骑车人,或者堵了汽车司机的道,被司机开口骂上几句“混蛋”之类,还屡屡发生。记得,那是一个冷风刺骨的冬天下午,毛驴拉着满当当的一桶稀酒糟在归途上路过东单。那天,不知国家领导人接待哪位重要外宾,北京站附近的大街上沿途警哨林立。平日,我赶着这辆毛驴车穿过街市时,已使很多人怒目而视或掩鼻而过了,这是由于灌稀酒糟时,滴落在铁桶外的黄黄颜色,就像一片黄黄的稀屎汤的模样,人们总是把我赶的车当成粪车。  “喂!粪车绕路走!”警察朝我喊着。  我懵懵怔怔地望着衣冠楚楚的警察,说道:“我这辆驴车天天走这条路!”  “少废话!”他一挥白手套,“走开!”  “往哪儿走?”他的傲慢架势,刺伤了我埋得很深的知识分子自尊心,“这儿只有这一条大路!”  “往胡同里拐!”他比我声音高出几倍。  北京站口到东单一段,看上去没有胡同可拐,但在南侧有一个小小的豁口,那个豁口直通《北京日报》,我实在不愿意将这“粪车”赶进报社大院,因为我不愿意这副穷酸相,被报社的人看见。看上去那交通警察对这段地理不太熟悉,不知南侧有个豁口;何况我这辆毛驴车离东单的十字路口已经很近,他便一改刚才的成命说:“算了!别磨蹭了!赶快把车轰到路口,奔崇文门!这儿要过迎宾的车队!”  我狠命地给了毛驴一鞭杆,想让它走得快些。毛驴吃了一鞭杆,冷不丁往前一蹿蹄,一下子把肚带给拽断了,肚带一折,拉着稀酒糟小车打了天秤,两根车把像高射机关枪一样,戳向了天空,毛驴从套具里钻了出来。  我顿时急出了一身汗。  交通警察气呼呼地训我:“你这是咋搞的?”  “肚带断了,怨得着我吗?”  他着急地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哎呀!哎呀!”急叫了几声,走上来想帮我套车。但那铁桶上黄糊糊的玩艺使他又停下脚步。还是我急中生智,解下腰间系着皮大氅的那根麻绳,把它和断了的肚带衔起来,然后让那交通警察帮助我按下朝天的小车车把,把毛驴重新戴上套具和夹板。阿弥陀佛,那桶倾斜了半天的稀酒糟,幸亏塞儿塞得很紧,没把黄屎汤一样的东西溢到马路上。但是这么一折腾,时间拖了足有十分钟,还没容我重新挥鞭赶车,迎宾的红旗轿车车队,已经拐过北京站路口,风驰电掣地向东长安街的方向驶去。车队里每辆车上都挂着窗帘……  一场虚惊之后,我坐在小驴车车辕上,猛想起许多许多的事情,不禁暗自哑然失笑。那是两年前我们在八宝山下劳动的日子。有一天我和骆新民、王复羊三个人,奉命在革命公墓附近的菜园里摘豆,突然,韩队长风风火火地来豆地里,他说:“今天下午放你们三人半天假,回宿舍下棋去吧!”我们都非常惊愕:“豆子都爆开了,不是叫我们抢收吗?”韩队长叹了口气说:“政治任务高于一切,谁叫我们大队正好在革命公墓旁边呢!”走在收工的半路上,他才告诉我们:今天下午市长××同志来革命公墓,不知是视察,还是来扫墓,或是祭悼故去的战友。反正上边来了命令,要加强保卫工作。韩队长知道我们三个人不会去捣毁汽车,也不会呼喊反动口号,更不会……但是,他还是要按指示执行,右派分子要远离公墓退避三舍。这件事情和警察轰我赶走毛驴车性质惊人的相似。要是他知道赶“粪车”的是个“五类分子”,或许会把我先“保护”起来,待等车队驶过大街后再把鞭杆子交给我吧?  回到永定门外的四路通,天色已经大黑。  卸车,饮驴。把稀酒糟放进洋灰池子时,三星已经高照。洗净手脸去伙房吃饭,吃着玉米面掺代食品的窝头,如吃美味佳肴。这真是应了平时说的:“饿汉吃糠甜如蜜,饱汉吃蜜也不甜。”一觉醒来,准时5点半之前,我实不知生物钟有如此精密度,它总是无声无息地把我唤醒。接着老三样:用绳子勒紧皮氅——准备草料口袋——赶车奔赴九龙山。由于长时间和那辆“粪车”打交道,我浑身有洗不掉的酒糟气息,我进城回家休息时,尽管换上干净衣裳,两岁半的小儿子还是朝我喊着:“爸爸身上有酒味儿!爸爸身上有酒味儿!”  头上白发日渐增多的母亲,在1960年买了一杆秤,像北京市的许多底层家庭度日那样,按秤星称粮入锅,生怕到月底吃亏了粮食。家里定量供应的每月二斤冻蛋,总是等我放假休息时食用。日子虽然清苦一些,但每月能够团圆两次(休息大礼拜),这是我母亲的最高精神享受了。  当时,我的家仍住在北京魏家胡同39号内院。院内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坛,花坛周围的空场铺着方砖,小儿子平日无伴可玩,我就是他的大伴儿。夏天时节,他喜欢逮蜻蜓,我帮他从花丛中逮下来,他就把它们拿到屋内的纱窗上,看它们扑拉一阵子,然后张开小巴掌放生。我常常下意识地感觉到,那些被放生的小生命,应该是我和妻子。我们虽然是万物之灵,但人类并不都具有孩提的童真和善良。冬天来临时,花坛中的几簇花草和向日葵一齐凋谢了,院内无蜻蜓、蝴蝶可逮,我就和儿子玩大皮球,我把球踢得远远的,看他抱回皮球时的憨笑神情。我和张沪在和儿子嬉戏的时候,仿佛忘却了内心沉重的负荷,和小儿子一块放声大笑……  此时,我和她并不知道厄运渐渐逼近了我们。张沪在报社装订房工作,经常受到张老师傅的表扬;我赶驴车起早贪黑勤奋地工作,也受到过生产点黑板报的嘉奖。一切似乎都很平静,就像一池不起涟漪的死水,我们是浮在水上一动不动的水蛭,只任时光流逝就是了。当然,有时也拿出《第一片黑土》的手稿本,翻翻看看,倘有激情,也挥笔续写上几章。  母亲常像祷告一样,缓缓地说:“干活吃饭平平安安就行了,你俩千万可别再出啥差错!”  “出不了!”我说。  “您放心吧!”妻说。  当然,我们也有忧心之处,最大的忧患不是报社,而是那位摘了右帽的“头人”。昔日,他把我们当成垫脚石,达到了第一批摘掉帽子的目的;到了四路通以后,他的手段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  使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有两件事:  一、1960年盛夏,“头人”派我和赵筠秋去割猪草,并专门为我们两个人设立了一块小黑板,回来经人过了磅秤之后,把猪草的数字登记在黑板上。在“四路通”改造的老右有二十多位,都没受到这种“照顾”,唯独对我和赵老夫子另眼相待。  一天,早晨起来,细雨迷离,我穿上一件雨衣,背着一条空麻袋,拿着了把镰刀冒雨出工。原野灰蒙蒙的,望不见一个人影,我在雨幕里寻找着能填饱猪肚子的青草。铁道两旁杂草丛生,但能当猪食的灰灰菜却寥寥无几。因为在荒祸年份,灰灰菜都被老乡割走,当作代食品塞进了人的瘪胃饥肠(我们生产点的食堂,就曾把曲曲菜、苦麻菜和灰灰菜当作蔬菜,煮炒给我们吃过)。好不容易在铁路旁一个临时厕所后边,找到了一片灰灰菜,我抽镰便割。雨中的菜叶是光溜溜的,我刚砍了几镰,镰刀就打了滑,一下割在我的左手中指上,血立刻流了出来,我的左手成了血手。同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我浑身战栗,我只好舍弃了这片难寻的猪草,挑起麻袋和镰刀“打道回府”。  “头人”的脸色异常难看,他不看我两只手上的鲜血,劈头问道:“改造两年多了,还怕雨水?”  “我砍伤了左手中指。”  “为什么往手上砍?”  我不禁暗暗冒火。他不问疼不问痒倒也罢了,何以恶意度人?我气急他说:“你这话里缺少了一点人味儿,谁愿意往手上砍!”  “那为什么会砍在手上?”  “雨水打过的草叶是光滑的,你知道吗?”  “怨你镰刀磨得不快!”  是的。早晨起来我口袋里忘记了装上小磨石,但即使是装在口袋里,也无助于镰刀不砍着手。雨中的青草像抹上了一层油,稍不留意就会砍伤手掌。  “咱们办公室有常用药,你去抹点红药水吧!”  “或许砍伤了筋骨”,我说:“我直接去医院。”  “有那么严重吗?”“头人”满脸狐疑之色。  我真压不住火气了,拉下吊竿上的毛巾擦擦脸,没向他请示,就从永定门坐公共汽车,去了同仁医院(此医院为报社合同单位)。骨科医生告诉我:“筋骨已经折了,接接看吧!”老大夫给我手指上打了石膏,胳膊上套了个夹板,并叮咛我说:“一动不动地静养,也许还能把指骨接上。否则,你的中指一辈子都是弯曲的了!”他给我开了一周的假条,叫我一周之后再去复查。  同仁医院离报社很近。我到报社去找张沪,并告诉她“头人”的非人心肠。她也火得不行,但当我提出直接回家休息时,她还是劝我先回四路通,把假条交在“头人”手里再回家,以免他无缝下蛆。  这副伤兵的模样,确实使“头人”吃了一惊。他连声说着“想不到会伤筋动骨”的低语。是他的良心在反躬自问?还是对我脖子上垂下来的绷带和胳膊上的夹板表示怀疑?我无法猜测清楚。当我提出回家休息时,他居然视医生诊断证明为一纸虚文。他皱了半天眉,说:“咱们生产点很忙,你就在这儿休息养伤吧!”  我还没作出反应。他又说:“咱们生产点那块玉米田,不断发生丢青的事儿!干脆,你白天睡觉,夜里去护青好了!”  我不悦地回答他:“我还要按时吃药呢!”  他说:“那好办,下地时带一个水壶,到地里去吃药!”  我惊愕地望着这个两条腿的冷血动物,面对一个中指骨折患者,竟然如此不通人性。我肝火上升,愤然地问:  “这是算我休息?还是算我出工?”  “这个嘛……改造思想就得要对自己狠点!”  “我认为你的话违反改造政策!”我终于耐不住火气了,嚷了起来,“就算我是个俘虏,政策里还有人道一条,你怎么这样对待人?”  “你不是俘虏,别自我降低身份!”他抓住我的话柄,振振有词地批判我,“你时刻该注意往人民立场上靠拢,而不要自外于人民,甘心与敌人为伍。”  “你太过分了。”我喊着。  “是你太过分了。你手指用石膏固定起来,还有腿能走吧!要物尽其用。”他也指着我咆哮起来。  “好,我可以去护青。”我退让了一步说:“夜里如果有偷青的老乡,我这带着夹板的伤手,对付得了他们吗?青玉米被掰走了,是我的责任,还是谁的责任?”  他避而不答实质性的质询:“你要是腿勤一点,那些想偷青的看见电棒光就溜走了。当然,你要是在窝棚里睡大觉,偷青的就会乘虚而入!”  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只要是丢了青庄稼,罪责仍然在我。真是欲骂无词,欲喊无声,欲哭无泪。  伙伴们目睹了这场残酷的戏剧,却面面相觑。待“头人”离开屋子,老右刘波泳(小品文作家杨凡)不无感叹地说:“唉!还不如一头野兽!”他虽然直接发泄了对这件事的愤慨,但还是悄声劝告我:“按‘头人’的命令去办。因为‘头人’已摘了帽子,按详细的阶级分类,他的身份已在我们之上,得罪了他,他随便弄上几条,就够你喝一壶的。”  黄昏,我用绷带和夹板,托着那只打了石膏的手掌,另一只好手提着水壶,口袋里装着干粮。电筒以及止痛消炎药物,离开生产点。我们那块玉米地,离生产点约三四华里,是谁和我一块去执行看青任务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反正我们一夜都围着这块青纱帐转来转去,只有夜里吃干粮时,才到那地边的小窝棚里坐了一会儿,夜间的露水,打湿了我披着的破棉袄和绷带,连五指上裹着的石膏都变得湿漉漉的了。  夜望茫茫星空,我深感人生之严酷和悲凉,不禁又想起郭小川的长诗《望星空》。为吟诵此诗,在一担石沟时我曾挨了一顿批判,怎奈此诗对于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常常使我触景生情,不免又低吟起来:“千节桥,万节道,不如银河一节高……”  天亮了,我提空暖壶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伤口一下,顿感钻心的疼痛。归途上,通过一片洋白菜地,见一条野狗在追逐菜垄里的什么东西。那条狗一身黄色,神态甚是凶猛,它跑跑停停,似在捕猎时不断受阻,走近看去,原来它是在追捕一个刺猬。那刺猬呈灰褐色,每当那条狗走近它身旁欲伸嘴咬它时,刺猬便“嗬——”地一声,浑身剑刺倒竖起来,使那条狗不敢下嘴叼它。这一大一小两个动物,就这样追追停停,直到那刺猬钻进一座孤坟的洞穴之中……  伙伴说:“这洞不会深,扒出来烧着吃吧!”  我摇头:“它够可怜的了,还是以慈悲为本吧!”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手上裹着的白色石膏变成了乌黑色。到医院一复查,大夫惊讶地望着我:“你是怎么搞的?”  我坦然地承认:“我是右派,这几天没有休息!”  他无言以对。沉默了老半天,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手指恐怕要落残了!”  我这个中指的命运,被大夫言中了。紧挨指甲的第一骨节没有复原,那儿隆起一个肉瘤。直直的中指,从此一生弯曲如弓,像总在低头认罪……  我的手指弯曲不久,又发生了第二件令人心灵战栗的事情。那是夏末秋初,因我喜欢赤着脊梁干活,得了感冒发起烧来。“头人”对我去医院看病仍不放绿灯,我悲愤至极,朝他喊叫了起来,他刁难我说:“可以先试试体温计嘛!真发烧你再去也不迟!”  “我浑身哆嗦你看不见?”  “小病坚持嘛!活儿这么忙。”  “你去找体温计吧!”  这时,出版社另一个摘掉右派帽子的陈德贵,告诉“头人”生产点没有体温计,并说情叫我火速去医院诊疗。可是“头人”两只小眼睛一下瞪圆了,纠正陈德贵的话说:“谁说没有体温计,那儿不是有只猪用的肛门计(注:肛门计是给病猪检查体温的,用时把温度计插入肛门。)吗?”  “混蛋——”我终于骂出声来。  之后,不等他的放行令,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生产点。到医院一量体温,体温高达39.3℃。这次,我接受了骨折的教训,拿了假条直奔家里,没有返回生产点,进了家门就拉开棉被睡在床上……  我这只温顺的猫,头一次扮演了刺猬的角色。  我是两条腿的人。不是四条腿的猪。“肛门计”这三个字,使我永生难忘四路通的岁月。当然,更难忘怀那个摘了帽子的“头人”。  由于有这两件事情,我在平静中常有不平静之感。很快,这预感就被证实了。当时,社会各单位自上而下贯彻了“严管五类分子”的决定通知。有一天,“头人”把我找到了做饭的伙房——那儿静无他人。我们开始了如下的谈话:  “入冬以后,你拉运稀酒糟的活儿干得不错。”  我知道这是帽儿戏。  “可是你们几个人(指张沪、赵筠秋、骆新民、王复羊)的事儿,还没交代清楚;交代了的,也还没有彻底批判。希望你重新交代、认识、批判!真正扭转右派反动立场!”他说。  在1959年思想总结会上,报社负责管理右派的领导已向我们明确他说过:向党交真心,是要求进步的表现,时间过去了一年,怎么又算开了旧账?  “可以告诉你,骆新民已经重新交代,重新批判自己的问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拿出主动的态度。”  我决断地说:“我无意去投这个机!”  “咱们没有共同语言。”“头人”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一字一板地告诫我,“这是对你最后一次争取,你要是坚持这个态度,你将悔恨终生!”  他走了。  事后,老右辛大明急急忙忙地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附近一个木材厂堆放木料的僻静角落,对我说:“小从,这可不是你任性的时候,社会上对五类分子要严加管束了,你和他(“头人”)抗膀子,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你还是主动找他谈一次话,表表你的态度吧!”我很感谢辛大明对我诚恳的帮助,但是在这3年改造生涯中,我已不再是1957年以前懦弱的书生,因而我谢绝了他的一番美意。进城休假时,我向妻子陈述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她沉默了许久,忧郁他说:“报社也要抓五类分子中的典型了,我‘自绝于人民’的账还没清算,也许到了算账的时候了!”  1960年12月18日,是星期天,天气奇寒。张沪因患感冒,早早地睡下了。我内心苦闷不堪,当晚拿着一张房东送的戏票去看京剧。年轻时我酷爱京剧,我和刘绍棠对叶盛兰的戏,几乎是场场不漏。什么《白门楼》、《吕布与貂蝉》、《罗成叫关》,后来竟然发展到对杜近芳和叶盛兰配的每场戏,都必须过目:《柳荫记》、《白蛇传》……不过,这天去长安戏院看戏,纯属排闷解忧,而无任何欣赏的雅趣。当晚演员是谁我回忆不起来了,但我当晚看的戏一直铭刻在心,那是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  这出戏成了我们命运的象征,因为第二大一清早,我们刚刚起床一会儿,报社装订房的张老师傅就来到我家传达指示,要张沪和我吃过早饭去报社开会。张沪因感冒尚未痊愈,本想在家休两天病假的,但是老师傅亲自登门,不便推辞,便穿上蓝咔叽面的皮大衣,戴上防寒的红毛线帽,和我一块离开家门。  在电车上,张沪觉得有些发烧,和我耳语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  “可能是传达文件。”  “不会真演一场《窦娥冤》吧?”  “不会。”  “哪个年代都有屈死鬼!”她说。  正值上班时间,电车上人很多,一些乘客不无好奇地窥视着我们。这是因为我俩的着装,实在太悬殊了。她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打扮,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我则穿着一件破旧的狗皮大氅(这是赶车时穿的),头戴着一顶带耳扇的旧呢面棉帽子,浑身散发着酒糟气息。张沪紧闭着双目,斜斜地靠在我身上——她无法发现那些奇异的目光。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我搀扶着她爬上报社四楼的。当气喘吁吁的我们,推开四楼会议室的玻璃门时,顿感气氛不同寻常。门口有一身着戎装的武警,报社领导已提前到会,端坐在主席台上,赵筠秋、骆新民身旁空着两个位于,是给我和张沪安排的)仔细地去描写这个会议,对我说来今天也仍是十分痛苦的。我只想告诉读者,领导宣读了我们的反动罪状(主要是对反右运动的看法,对“三面红旗”的言论,阅读《南共八大会议纲领》,以及传播傅聪“叛国”的消息等。当然,不会忘记把我写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也列入了罪状之内,还有张沪的“自绝于人民”问题等)。结论中指出,这是右派当中有纲领的“反改造小集团”(南斯拉夫在中国的别动队),必须严加惩处云云,一张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签字的笔。会议主持人当即叫我、张沪和赵筠秋签字,众目睽睽之下,任何争辩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能俯首就范。骆新民不在签字画押之列——他揭发“小集团”有功,又占有海外归侨的便宜,将功折罪,免于劳动教养的处分。  这是短促而又漫长的一个小时。在这个时空中,我若同被五雷轰顶,被五马分尸。我的灵魂已出七窍,会场上只留下一个我的空壳。麻木昏沉的脑子。恍恍惚惚记得在1957年的这个季节,剃光了头以示抗议把他划为右派的徐钟师,是从这里押走的——三年过后,又轮到了我们。  进会议室门时看见的那名武警,是为我们而来的。他命令我们三个人爬上一辆有对面座位的吉普车,然后车子鸣笛启动。那武警当即对我们发出警告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想必明白政策,要是谁在车上不老实(可能指跳车之类的举动),我们可是不客气的!”说着,他把一副手铐,在我们面前晃了两晃。  吉普车上肃然无声。  “送我们去哪儿?”我想起家中的老母和幼子,急切不安地问道。  “到那儿你们就知道了。”武警回答。  我抬头看看我的妻子,她紧闭眼睑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对面,那神态,若同已经死却了一般。我可以承受下地狱之苦,但不禁可怜起她来了。妻子是发着烧来报社开会的,没想到再也回不了家了。再看她时,她仍然像木雕般一动不动,既不看我,也不看车厢里的一切,但是有两行冰冷的泪水,从她紧闭着的眼角流淌了下来。她不擦它,任其顺着脸腮滚滚而下,一直滴落到皮大衣上……  我的麻木的心,顿时被搅起了波澜。在这一霎间,她究竟想起了什么呢?是两岁多小儿子的笑靥?还是老婆母叮咛时的神色?不,她或许是记起了当年在上海滩,刚刚16岁的她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在地下党支部举行的入党仪式上举起拳头宣誓时的情景?抑或是她想起了在小小年纪时被国民党警察局抓了去,被国民党警察狠狠地打耳光的事情?往事如烟似梦,都已成为她的过去。而现在她和我正坐在不知通往何处的吉普车上呢!押送我们的人,帽子上戴着闪亮的国徽!  沉默。死寂。  我们走进了一片混沌之中……  脱稿于1987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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