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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春,与被台湾关押多年的台湾作家王拓先生会面于北京惠中饭店。是巧合?还是……台湾中转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  “土城”,顾名思义就是土屯之城。据史料记载,公元1272年时,元朝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北京首次被定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时的遗址。其城墙皆由夯土而成,这个收容所的赭黄色残破围墙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驳,标志着它的年轮久远。为了掩人耳目,土墙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围上一圈高高的红色砖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门口矫饰得如同一个普通机关,陌生行者只观其外表,绝不会想到里边是个“劳教收容所”。  来土城之前,我们已在东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张沪去了女号,我和赵筠秋押放在男号。那是一间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对面有两排木板大通铺,室内没生炉火倒也感不到冷,因为这间屋子关押着14口子人。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有赵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方寸之地他们仍然十分逍遥,似乎房屋四壁,对他们并不是一种间隔。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赵各在房子的一角,蹲在那儿揪着头发,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时分,看守员送饭来了。两个拳头大的小窝窝头,外加一块咸菜。我满腹愁思,毫无半点食欲,那些“同号”见状,便蜂拥般地抢我那两个窝窝头。我着实不能理解他们,何以会如此失态。同时顿感自己已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也许将来要永远和这些流里流气的人为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喂!你是吃屎(知识)分子吧?”  我拒绝回答。  “别想不开嘛!笑一笑,十年少,干吗总耷拉着脑袋!”  是啊!难道我哭就能哭回来自由吗?我感谢他们的提示,苦涩地笑了笑。  我很后悔,12月19日的清晨,没有亲吻我小儿子一下。当时,他还在孩提世界的幻梦之中,围着一条紫花小棉被,均匀地呼吸着——他在梦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妈此去将是长长的别离。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自从我4岁丧父,母亲一直浆养着我,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我能求学,她来北京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我这独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浇灌起来的(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现在我和妻子都突然离开了她,又把一个两岁多的小孙子留给了她,她将重新像老鸟喂育幼雏一样,负起保护和浆养第三代的任务。这,对一个苦命的中国妇女——我敬爱的妈妈,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  我潸然泪落……  又慌忙把眼泪擦掉。  张沪关押在找对面的屋子里。那是一次男号放风去厕所时发现的。我隔着涂着白漆的玻璃空隙,看见了她那顶红色的毛线帽子闪动了一下,从而断定了那就是她。由于这个生命磁场的发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长脖子朝对面屋子里看,心里虔诚地祝愿她,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并能回视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顶红毛线帽,偶尔移动一下,而无法看见她那张清瘦的带有病容的脸。  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其中,一个脸膛黑黑名叫张啸虎的东北人,讥笑我说:“像你这种人,只配在度荒的年头饿死。看一眼咋的了?他们是能给你加两年刑,还是能抠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励之下,我斗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荡的“号子”里,只有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19日早晨,她是带病去报社开会的,看样子,现在她的病还没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戏《窦娥冤》。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的一个下午,警察把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这是后来才知道的)。1960年12月20日——我们进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亲——这位延安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我写的长篇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这天被装走的)。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给!”  “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  “好看吗?”  没有回答。  没人理睬。  我母亲询问他们我俩的确切去处,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  “不知道!”  我岳父也询问他们说:“他俩究竟又犯了什么错误?”  “没错误就不会处理他们!”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关押在东城分局。出于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她幼小缠足),跟着那位老太太给我俩送来衣物。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张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灵魂已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大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写了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入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20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老田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故,才没有制止。我们(除张沪一个之外)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  她也停下脚步。  四目对视,久久无言。  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你考虑得比我周到。”  “再见吧!”她脚步并没有移动。  “再见!但愿不会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之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后一块递给了她。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走!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  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  “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岗楼上的武警,已经训我一顿了。”我说。  “给他一双耳朵,让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开枪。”张啸虎把行李横扛肩上对我说,“我是‘二进宫’了,这里边的事,我都门儿清!”  我当真地回过头来,窥视着顺界标朝女号走去的张沪,刚才有几个小伙子帮她拿东西、扛行李,此时行李和杂什都由她一人拿着,显然是蚂蚁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着行李,另一只手提着网兜中的脸盆及洗漱用具,走两步,停一下。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此时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着,拖过行李的地方,扬起股股黄尘。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顾拉着行李走向罗网,我站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当然,又招来持枪武警的一顿训斥。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开始训练听力和中枢神经的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神安之。我记起张沪曾向我讲起她的一段往事:东北战役开始以后,国民党驻上海的警特部门加紧了对地下共产党的搜捕,她是黑名单中被搜捕的一员。为了安全,上级组织通知她连夜撤出上海,通过旱路和水路从镇江——扬州——淮阴——直到盐城。在扬州到淮阴的日子,她得了伤寒病,便在一个小村里养病,苏北农村很苦,是稀粥米汤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同志之间的生死情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同样还是她母体上的一颗细胞,此时却变为承受折磨的阶下之囚,她不得不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着行李走向监牢。  这儿是和文化古都近在咫尺的北郊,在砖墙和土墙的双层围墙里,耸立着一座座像蒙古包一样的圆顶棉帐篷。我们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点空旷之感。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蒙古包”和几排简易的红砖房之外,几乎没碰到活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家贼,在“蒙古包”周围的空地上觅食吃。约莫走了有十分钟左右,我们在一排红砖房外停下。那几个流氓、盗窃犯自动一字排开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突然听到一声吆喝:  “蹲下——”  喊话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他身后站着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来那几位都知道这里边的规矩,只有我是个雏儿,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后来,我在收容所才从“同类”嘴里打听到,这就好比过去的罪犯进了衙门,那些刀斧手和衙役们高喊“堂威”一样,先杀杀你的威风)。我顺从地蹲了下来,心内顿觉自己矮了半截。噢!我明白了一点,这是区别公民和罪犯的身价——我已然是阶下之囚了。  还是那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先翻弄着花名册,后来开始点名。当点到“从维熙”三个字时,他目光分明在我脸上停留了瞬间,然后又去呼唤另一个罪犯的名字。我当时狐疑地乱猜,可能这个小白脸在区别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别,不外是对我这个右派加强警惕之意(后来在“蒙古包”里才听说,这个小白脸并非收容所的干部,他也是被囿于“土城”里的右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助教,进“土城”的原因是划右派后偷拿过一次别人的派克钢笔)。他点过花名册后,毕恭毕敬地把罪犯名单交给一个脸膛黧黑的中年人。这个货真价实的劳改干部,开始了对我们训话:“你们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这儿叫北苑,也叫土城。说句粗鲁话,这是社会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们收容进来,因为你们是社会上的垃圾。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刚出生的时候,你母亲把你从屎窝挪到尿窝,又从尿窝挪到干净的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养你们这么大,你们都对得起当老人的吗?偷、盗、流氓、打架,搞右派反革命,你们拍拍心窝问问,你们对得起谁?告诉你们,这儿是专治恶人的地方,是龙你给我卷起须子,是虎你给我趴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反改造分子决不手软。现在,你们首先要交代罪行,学习好了,才能送你们去各个劳改点,在劳动中改造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至今我难忘那个黧黑脸膛的劳改干部,因为他是我身陷囹圄后的第一个监管人员。坦率地说,我对这个带有北方浓重地方口音的干部印象并不坏,他不像机关人事室或保卫处的干部那样,对人横眉竖目;他训斥我们蹲成一排的“五毒”时,除了炫耀专政的威力之外,不忘以人性来启示人的良知。很显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会找一个劳教右派当他的文化拐棍儿,那条右派“拐棍儿”姓张,而今,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在监管干部训话之后,“张拐棍”宣布我们每个人住的帐篷编号,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处。我住的是三号帐篷。离训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没走上几分钟,就到了地方。时值冬日,天气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门帘紧紧下垂着,在北风中显得十分荒芜寂寥。但是当我挑开门帘的时候,不由地吃了一惊,原来地铺上坐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罪犯。  “怎么不喊‘报告’就进来?”坐在帐篷中心的值班班长对我喊叫。  “我……我……我不知道规矩。”我木讷地解释。  “记住,以后无论进哪个号子都要先喊‘报告’!”  “是。”  “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角上。”  “是。”  “就在那儿原地坐下。”  我又应了一声,把行李靠在帐篷角角上。仿照那些老号的样子,盘腿坐在地铺上。屁股反馈给我的信息是:地铺上没铺木板,只铺有一层稻草,稻草上铺着的是老号们的行李。冷鼻子传导给我的信息是:稻草似乎已经发了霉了,那霉烂气息掺杂着肮脏被褥发出来的潮湿臭气,就是一个化学家也难以罗列出这气味的化学分子式。好在帐篷角角上,有缝合不严的地方,我把鼻子伸向那儿,可以嗅到帐篷外吹进来的清冷空气。  “你总往外瞎看什么?”值班班长见我经常歪头吸气,以为我在向帐篷外边窥视,对我进行管教说,“身子进了土城,心也应该跟着进来,不管你在社会上是干什么的,到这儿一律是罪犯,留恋过去是没有用处的,进土城就是劳动改造的开始。”  帐篷里几十号人的目光都转向我,我的脸腾地烧红了。那值班班长不容我说话,对我继续进行开导:“现在,你首先要学习好坐着的姿势。第一,两眼前视;第二,挺胸收腹;第三,盘腿坐正;第四,把双手搭在膝盖上。你看,就这样坐——”他做了个示范的姿势给我看,“你看明白了吗?”  我看看周围的“同类”坐姿,虽说没有值班班长那么标准,却也不亚于一尊尊罗汉打坐,我只好应了一声,强打精神挺直了腰身。帐篷里的读书声重新开始,那标题我已忘记,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大意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必须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实行严管。读过报后由值班班长布置讨论,讲明发言时必须联系每个人犯下的罪行。那些流氓、小偷类型的老号,抢先发言,在赞颂政府改造政策伟大英明的同时,还不断检查自己不该把个人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如此这般,周而复始。他们好像对这儿的环境已十分习惯了,发言时喜笑颜开,毫无痛苦之表情。不知是哪个小子喊了一句:“让那‘新号’交代一下罪行吧,今后好能彼此监督。”  “对!”七嘴八舌地响应。  我对此毫无准备,推脱着说:“我还不懂这里边的规矩,先让我好好学习两天再发言吧!”  “应该抢先脱裤子割尾巴嘛,没有一点自觉性,你还能够改造得好?”值班班长说道,“也不难为你这新号,简单交代罪行就行了。是愉了?是摸了,是乱搞男女关系了?是书写反革命标语了?是……”  “我是右派。”无奈,我只好亮了字号。  “右派?”值班班长狐疑地问道,“右派都在社会上改造,怎么会被送到土城里来?”  “不认罪错,并且重复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说。  “那就是反革命嘛!”有人打响了批判的第一枪。  “右派本来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等于是双料的反革命!”  “交代罪行时干吗往脸上抹粉!”  “这新号态度不老实。”  “样儿倒挺斯文,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至今,我对初进“蒙古包”时的被迎头批判一顿还记忆犹新。其实,那些老号是在帐篷里闷得难受,彼此之间的车轱辘话已经听腻味了。每每帐篷里来一个新号,都是如此这般一番,用十分庄严而又堂而皇之的表象,掩盖几十口人内心的愁苦之情。包括那个值班班长,他来自清华大学,1959年因为书写了一张攻击大跃进的大字报,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动分子身份进了土城。  替我解围的是那顿中午饭,饭簸箩一进帐篷,批判声立刻云消雾散。一双双眼睛都盯向那冒着热气的窝窝头。收容所的窝窝头比拘留所的窝窝头大一点点,白菜汤稀稠和拘留所没有差别。分窝头和汤、咸菜疙瘩的任务,由值班班长执行,在我看来分配是十分公平的,但每每遇到窝头缺个角或窝头被笼屉布粘去一层,都会引起麻烦。  “为什么给我缺了皮的?”  “赶上谁是谁。”值班班长说,“没看见吗?我如同瞎子摸象一样抓窝头。这里边没厚没薄,全看你的运气好坏了!”  值班班长两眼看着顶篷,像赌徒玩弄赌具一般摸着窝头。没过一会儿,抗议声又响起来:  “我这个窝窝头眼儿这么大,换一个吧!”  值班班长笑道:“伙房大师傅的手指有大有小,有粗有细,谁赶上张飞的手捏的窝头,谁认倒霉。”  我很惊奇这些老号的心态,他们就好像幼儿园的娃娃观察玩具一样,评判着窝头的分量,窝头眼儿的大小等等。虽说1960年是天灾加荒祸的荒年,社会上许多家庭多了一杆秤下锅粮的秤,但还没有因饥荒而使心态变得畸形,来土城的第一天,我就看到饥饿带给人的精神变态;清华大学来的那个值班班长喝完菜汤后,还像猫儿舔碗一样用舌头把碗上的菜叶舔得干干净净,真比水洗的菜碗还要干净。  我本来就心情郁闷,加上帐篷外的“蹲下”和帐篷里的“见面礼”,心情灰到了极点。两个窝头我让给了挨着我坐的老号,只把菜汤倒进了自己的肚肠。我口干舌燥,学习时就想喝上一杯开水。可这儿甭说开水,连冷水也没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汤,正好当白开水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后,我往帐篷边行李上一靠,伤神地闭上双眼。  好比一只生命之舟,当它已被搁浅在无水的沙礁,心里反而比在海雾之中苦渡要安心多了,因而我靠着行李就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睁开眼看看,帐篷里一个紧挨着一个躺着,鼾声粗细不匀,那值班班长用一张报纸盖着脸,身子斜靠在帐篷门口打盹;每次头往下一低,那张报纸便从脸上滑下来,他睡眼迷蒙地再把它抓起来盖到脸上。  帐篷里只有一个人没有睡,就是刚才吃了我那份窝窝头的老号。他是个精瘦精瘦的小老头儿,坐在地铺的铺沿上呆呆发愣。  “你怎么没有休息一会儿?”我悄声问他。  “是想躺一会儿,可是伸腿的地方被你占去了。”  我悟性顿开,在这张方圆二十平米左右的帐篷里,躺着有几十号人;人挨人,人挤人,由于我往行李上一靠,只留给他屁股大小的一块地方,他只能在那儿和尚打坐了。  “来,你躺下,我坐会儿!”  “不,快吹哨了,哨声一响都要爬起来学习。”  “对不起,我占了您的地方。”  “你还给了我窝窝头吃呢!”老头儿小声说,“不过,今后你再给我窝窝头得背点人,刚才值班班长接到一张告状纸条,说新号拉拢老号。在这里人和人不能有来往,不能伙吃伙喝!”  我愣了。  “没关系。值班班长睁一眼闭一眼。下回你把手背到身后给我,别让那些混蛋王八羔子看见就行了。”接着,老头儿开导我说,“到哪站说哪站;你别愁眉苦脸的,我初来时也和你一样,不思茶饭,现在肚子就成了无底洞。”  “您什么罪条进来的?”  老头儿看看帐篷里的人都睡得像死狗,便紧挨着我的耳梢,低声说起他进土城的缘由。这老头儿原是北京郊区一个公社社员,论出身三辈子贫农,论资历土改年月斗过地主老财,可算得上根红苗正了。饥荒年间,他到大队长的自留地里(社员没分自留地)去偷青,被大队长的小崽子发现了,于是叫他背着偷的青玉米敲锣游街,一开始,这老头儿一边敲锣一边作践自个儿,喊着:“我饿得肚皮挨了脊梁,犯了偷青罪,乡亲们千万不要学我,当好吃懒作的‘三只手’!”喊着喊着老头儿觉着不对味儿,说我他妈的偷青犯罪,你他妈的这块自留地不是偷社里的么,他妈的你当队长就能比社员多一块青庄稼地?我是暗偷,你他妈的不是明吞吗?老头儿一时来了火性,便擅自改了游街时的词儿:“我偷青固然不对、可是我没进社里的庄稼地去掰青玉米;我是进大队长自留地去偷青的。许州官明着放火,还不许我暗中点灯?人家把几亩地划归自己,我只不过掰了几亩地上的半麻袋青玉米呀!”老头儿的调门儿一改,惹出了麻烦事,游街示众倒是停止了,但是没过半月,公社政法干部找上门来,人家不说自留地的事几,只说他偷青是破坏青苗的反动行为。坏分子的帽子戴上不说,还押送他到了土城。“他姥姥的,在哪儿不是干活吃饭,我想开了,吃劳改这碗饭还省心哩!”老头儿朝我笑了,算是抖落净了他的悄悄话。  这是我进了劳改队以后,结识的第一个同号。“第一个”永远印象深邃,而这“第一个”就有满腹冤情。  哨子声终于尖利刺耳地鸣响起来。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于是“认罪”守法之类的词儿,不断从每个成员嘴中吐出来,就连我身旁的这位老头儿,也能扮演两面人,说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词儿。这位老农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记下他的姓氏,因为他在“认罪学习”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汉奸汪精卫曾勾连在一起,尽管这是十分荒诞而荒唐的联系,但是“蒙古包”里没有人笑。人们好像悟出了一点道理,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越高越好。这精瘦精瘦的老农民,最后把偷青行为比喻成拿着铁锨去挖天安门城楼的地基,是和反革命同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的反革命行为。当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时,省略掉了是偷大队长自留地上青苗的情节,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了他内心的愤懑和悲哀。  烦闷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认罪学习终于完结。天黑了下来,帐篷里亮起了灯火。偌大的帐篷里,只悬挂着两只二十瓦的灯泡,光线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儿,睡觉的命令就下达了,待我把行李扣儿解开,已经没了我睡觉的地盘。在值班班长强令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邻右舍呼唤起来,但刚刚容我铺好被褥,呼啦一声那些成员就抢先躺倒!只留给我能侧身躺下的一条窄缝。这时,我才发现所有成员一律颠倒着身子睡觉,甲头朝里,乙头朝外;丙头朝里,丁头朝外,依此排列顺序,是几十号人在方寸之地唯一能卧睡的办法。因而每个人的头部两侧,都有四只臭脚相陪,机会均等,不偏不倚,无论你向左右哪边侧卧,都有脚臭可闻;而仰卧占地面积又太大,不被左邻右舍许可。奈何?但是侧卧膝盖又没有弯曲的余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杆一样直溜溜地躺着,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帐篷半坐半卧。很快我的地盘就被挤没了,这个姿势我一直坚持到天亮。  进公安分局的第一夜我彻夜未眠,进土城收容所第一夜我也彻夜未眠。这不仅仅因为帐篷中的脚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宁的是这一幅入睡图,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闭的沙丁鱼罐头,身躯一个挨着一个,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顿起,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竟是这等睡相。男号如此,女号可以想象,我难以预料我妻子张沪的病弱之躯,能否经受得住这种苦难,能否把这条苦难的驿路走到头!或者说这条路就没有头,像一首无休止符号的悲怆乐章,不知哪儿才是脱胎换骨的彼岸,哪儿才是这首苦难乐曲的终止。  姓汪的老头大概前列腺有毛病;一夜起来解小溲几次,有一次他见我靠壁静坐,曾提出互换位置叫我在他的地盘上睡一小会儿,我谢绝了他的一片好心。和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一样,帐篷里也不关灯,一只偌大的尿桶摆在靠近帐篷门帘附近的地方,不时有尿碱臊气钻鼻。除我之外,那些老号们睡得都很香,似乎他们的鼻子对这混浊的臊臭之气已经司空见惯了;间或有人起来哗哗地撤一泡尿,帐篷里依然是座不起波澜的死城。  倒尿桶差事按铺位轮流。按道理讲,一个星期以后才能轮到我。是不是因为我是刚来的新号,值班班长点名要我去倒尿。这倒挺合我的心思,因为借机可以到帐篷外面去透透新鲜空气。吃早饭了,粥桶放在尿桶摆放的地方:在这“蒙古包”内,“装车”和“卸车”在一个地方,食物装进肚子,黄尿排泄出去。但是,队长讲起人道主义来却毫不含糊,饭罢那面孔黧黑的管教干部发布命令说:“政府对俘虏都讲人道主义,对你们也不例外,今天上午给你们衣裳消毒,用蒸锅蒸煮虱子。带来衣裳的换衣裳,没带进来衣裳的,围上棉被。快入‘九’了,别着了凉闹感冒。”  一声令下,纷纷脱衣。有衣可换地抛出自己的脏衣裳,没衣裳可换的围被而坐。在一片混乱中,邻居汪老头对我耳语道:“这是摆花架子,棉被缝里都成了虱子窝,煮衣裳有屁用?”说着,他从棉絮上捏出一个大黑虱子,放在掌心里让我看。“瞅!喝血喝得像口小肥猪了。”  “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我说。  大值班发现我们在交头接耳,立刻说道:“你们昨天就搞窝窝头的拉拢,今天又搞啥名堂哩?”  我忙扭回头坐直了身子。  那汪老头儿一伸巴掌:“没搞什么拉拢,我让他看大个儿的黑虱子!”  大值班伸头看了一眼:“捏死它!”  “这是棉被里边的。”老头儿说,“是不是把棉被也拿出去冻冻!”  有人说:“虱子不怕冻。”  又有人说:“去晒棉被,我就得赤身露眼儿了。”  “流氓——”值班班长训斥同类道,“政府为我们蒸煮衣裳,已经是为我们健康着想了,别扒着房檐上房,不知天高地厚。都坐好,现在我们开始认罪守法的学习。”  于是周而复始的学习开始。穿衣裳的和往常并无异样,披棉的像一个个披袈裟打坐的和尚。后来,管教干部觉得这实在有碍观瞻,给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属于盲流犯罪的)发了一套黑色棉袄棉裤,说是到了劳改单位后还要把棉衣钱扣回。  不管怎么说,寒天送衣还是解急的行动。结合实例,“感谢政府关怀”和“一定努力脱胎换骨”之声,在帐篷里不绝于耳。  帐篷内透骨奇寒,我不属于无衣之列,身上穿着的是一件赶大车人披着的破皮袄。老母亲曾告诉我,这是我姥爷穿过的,几十年的风蚀虫蛀,破皮袄的板面已经脱落,老母亲怕我冷,在灯下一针一线把那些残破的皮块连接成一体,外边罩上一层黑布面儿,在帐篷里的同类中还不失为衣着体面人物,乱茸茸的毛皮中是藏虱子和窝生虮子的好地方,因而坐在那儿打坐念经,浑身不断发生搔痒。我自知这件破大氅已经是虱子繁衍子孙的大本营,几次想过要扔到帐篷外边去,但始终下不了决心。我不是惜怜这破皮板子,我是惜怜老母亲的心!  唐代诗人盂郊留下名篇《游子吟》。诗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件爬满虱子的破皮袄上,凝聚着母亲的心血,母亲的眼泪。因为她不是为出行的游子缝的这件破皮袄,而是为发配劳改的儿子,缝就的这件衣裳。  更有纪念意义的是,这件破皮袄,成了我身为囚徒的象征。有一天,值班班长传下指令,上午免除学习,排队去照相。在收容所照哪门子像,我真是太幼稚太不识相了,公民有公民的档案,罪犯有罪犯的档案,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我的手蘸满黑墨按上了手印和掌印,留在那张白纸上的活像一只粪叉和狗熊爪子,那是为了罪犯手印存档用的;在土城照相当然也不会例外,是为这些另册公民编撰另册档案而用,果然不出所料,当我排队等候在一间红砖房之外时,值班班长拿来一叠长方形纸条,上边没有姓名,只有阿拉伯数字的编号,塞到我手里的数字是273,这就是我在特殊档案馆里的姓名和编目。我仿照同号的办法,用大头针把这个号码别在我破皮袄的胸膛部位,这一霎间,我觉得自己似乎是等待枪决的死囚,已经和人类诀别,唯一不同的是押赴刑场的死囚草标插在背后。这个号码虽只是轻薄的一张纸条,压在胸口部位却无异于沉重磨盘,在磨盘下的我,可能被绞成肉泥,挤成粉齑。  “273号!”值班班长呼唤着我的代号。  “有。”  “进来照相。”  出于习惯,我拢了拢头上乱蓬蓬的头发,走进那间红砖房。没有座位。没有木凳。我背靠着砖墙颓然而立。没有镜子,因而无法看到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我知道此时的眉宇之间,一定凝聚了卑琐和凄惶。我在青年时代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著作,其中一部名叫《死屋手记》的长篇扉页上,印着陀翁面部的特写照片。他半低着头,脸上沉沉的忧郁,那是一幅死囚等待死刑来临之照。想到陀翁的脸,我心头似乎轻松了些,尽管我也是等待发配的囚人,但毕竟不是等待断头,我还能像蝼蚁般地活着;活在这混沌不清的世纪,活在这知识分子欲哭无泪的年代!  这次照相给了我很强烈的精神刺激。使本来就忧郁的我倍增了愁楚之情。记得,有一次收容所全体人员集合,几百号人排在帐篷之间的空隙上听劳改干部训话。我正低垂着头想心事,有人偷偷拉我的破皮袄袖,回头一看,是在来收容所的路上帮我扛着行李的盗窃犯张啸虎。他悄声地对我说:“别耷拉着脑袋和老二算账。愁也是活,乐也是活,你就是有天机妙算,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哩!”  “谢谢!”  “听说快要发配了!”  “去哪儿?”  “远到中苏边界兴凯湖,近的地方也许在市郊。全看命了。”  “女号呢!”我想起了张沪。  “没听说。反正不会跟你去同一个劳改点。”  “碰巧了也许会……”  “没那么善心的菩萨,别做梦了。”  “万一……”  “我是‘二进宫’了,对这里边的事门儿清。女号不是去通县‘小五金厂’,就是去清河农场。那儿是大劳改农场,里边关着万八‘五毒’呢!”  我仍怀有侥幸之心:“就没有照顾一下的可能?”  张啸虎低声笑了:“雷公打豆腐,无产阶级专政还讲照顾夫妻?要是那么慈善,何必送你俩进土城收容所?”  众目睽睽,身旁有耳,我不敢再多谈什么,便朝他点头致谢(后来,他被送往北国边界兴凯湖改造)。在我的记忆里,迈进劳改队的门槛,走进大墙墙圈之后,他是第一个为我指点迷津的朋友。他说的“愁也是活,乐也是活”,给了我一点阿Q式自我平衡的本领。古来早就有“逆来顺受”的喻世名言,他只不过把它更加具体化了而已。  另一个对我有影响的人,是个右派同类。他名叫徐恭瑾,原是中央戏剧学院声乐系教师。他在土城的任务是指挥各个号篷里等待发配的人唱歌。徐脸庞消瘦,下巴颏尖尖,但却有一双圆而明亮的大眼睛。60年代初期,社会还不太时兴留长发,他脑后留了长长头发,在他指挥“五毒”合唱的得意之时,不时甩动一下披落到额头的散发,无遮盖地显示着一个落难艺术家的风姿。他年纪大我一轮开外(1960年我27周岁),眼角眉梢布满了中年人早来的褶纹,尽管他指挥牛鬼蛇神合唱时,眉字间,总要表现出喜悦的神色,但我仍然能看出亢奋背后隐藏着悲凉,就像舞台上的悲剧角色偶尔也露出欢颜一样。  记得50年代,我走上北京日报记者编辑岗位时,在文化生活版曾读到过艾青一首诗作。诗的大意是这样的,那白人的小女孩子明明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却咧嘴在哭;那黑人的小女孩明明过着极为贫困的日子,却偏偏在笑。由此诗推断开来,“逆来顺受”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哲理之一,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只不过在世界的一角土城,这种生活哲理得到了强化,也只有强化这种本能,知识分子才得以生存。  后来,我逐渐知道了徐恭瑾的身世。解放前夕,他就步入了歌坛,并取得社会上的承认。解放后,中国舞台上许多的后起歌坛名流,都受过他的指点。他音域宽厚而洪亮,音质中还有劈裂感,很适合于演唱男中低音,但在这里他要走串每个帐篷,指挥着那些音盲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唱再唱,唱个没完;间或有集合之际,徐恭瑾则站在土台上,指挥土城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诵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时,他显得英气勃发,真像个乐队指挥那般巍然。他的身旁站着的管教股长。劳改队长,也对他投以赞赏目光——在这一瞬间,他真成了羊群中的骆驼,群山中的珠穆朗玛峰了!  这种情绪对我是个强烈的启迪。他启迪我要坚强地活下去。至于那爬满破皮袄的虱子,只能吸血,但咬不死一个健康的人,让它拼命吸吮血浆就是了。同时,心头升起了强烈的愿望:走吧!只要不去黑龙江,无论去哪个劳改点都行,在这不见天日的棉帐篷里打发日子,憋得心里难受。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而是所有在土城等待发配的人的共同心愿。终日的盘腿打坐,整夜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使帐篷里凝聚了烦躁的气流,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占卜去处,有的在半夜的睡梦中叫喊起来:“叫我去劳改吧!黑龙江兴凯湖我也愿意去!”  我不知土城的劳改干部是否有意等待这样的契机。就如同被久困在笼子中的野兽,一旦出笼,它们会产生千百倍的疯狂奔力;只有到了这个时刻,待发的囚徒才会自愿地奔向条条驿路,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各种苦难的惩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在1961年的元月16日,离开土城的讯号终于传来了:先是在空旷的院子里响起哨子声,接着传下口令,各帐篷里的人一律到空场集合,听候训令。  那天天空阴沉,天上还筛着雪粒,我穿着那件破皮袄,站在三号帐篷的队伍当中,遥看周围,同类们个个面露期待之色。仿佛大家面临的不是去经受长期劳役,而是马上要释放回家似的。这天队伍排列得十分特别,不像往常集合要站成方块的密集队形,而是单行排列,每个单行之间,都留有约两米宽的空隙,好像有什么人要从这空隙间通过,就如同国宾检阅仪仗队的那种阵势,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不知什么人的检阅一般。  汪老头铺位挨着我,站队也紧挨着我。他低声说:“真要离开土城了,还不知你我运气咋样呢!”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他的话。  “这是劳改队来挑人了,只是不知哪儿来的!”  “不是‘连锅儿端’吗?”  “哪个劳改队也不愿意要老残!”他在为自个儿忧心。  原来行列之间的空隙,是为来挑人的劳改干部留的路,并不是所有的土城人,都能离开这地盘的。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惶惑感,万一要是挑选不上,还要在棉帐篷里呆下去,那简直是一种最严酷的惩罚。  一些“二进宫”、“三进宫”的流氓、扒窃,倒是神态自若。他们在队列里探头探脑地张望,好像对他们能被来者选中,从而离开土城充满自信。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去留之间,而在于去的地点。团河、清河……是带有“河”的都愿意去,因为这些劳改队都离北京不远;他们最怕带“湖”字的劳改队,比如兴凯湖劳改农场地处黑龙江的中苏边境上,冬天雪飞像“大烟炮”,一年有半年过冬天。严冬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使他们望而生畏。更使他们心悸的是,兴凯湖远离铁路公路,到了那儿再想逃跑难如上青天,而这些年轻的刑事罪犯,虽然认起罪来是卖盆的进村———套一套的,但又不甘心于在劳改队受苦,不然怎么会有“二进宫”、“三进宫”呢!  我也十分怕去兴凯湖。我并不怕那里的严冬,50年代我跟随北京青年垦荒队去过北大荒,体验过那儿的冰天雪地。对于感情上无牵无挂的人说来,那儿是一块远离凡尘的绿洲净土,无论是冰封雪飘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季,那儿的风光都是很迷人的。我之所以怕去那儿,是为老母亲着想,兴凯湖和北京相距几千里,她去探望一次儿子,至少要有半个月的行程;弄得不好,她那条命会埋在漫天飞舞的“大烟炮”里。要真是兴凯湖劳改队来挑人,那也只能感叹自己的命苦了。  土城劳改干部出现在队列的尽头,旁边走着一个陌生的人。矮矮的个子,车轴一般粗壮的身体,他没穿着和土城劳改干部一样的蓝棉大衣,而是披着一件绿色的山羊毛的大皮板子,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狗皮帽子。他那穿着打扮和他的身段以及威风凛凛的神气顿时使我想起电影《林海雪原》中打虎上山的杨子荣。我的心一下子如同结了冰,浑身每个毛孔似乎都在往外冒着寒气。还用问吗?这一定是兴凯湖来挑人的劳改干部了,那些“佛爷”(小偷)及“氓爷”也从来者的打扮上,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不吉利,用行话低声地骂开了大街:  “×他妈的,咱爷们儿怎么这样倒霉!”  “是‘湖’里来的‘雷子’!哥几们认命吧!”  “该在‘湖’里淹死的,进不了‘河’汉子!”  “从‘大轮’(火车)上撒丫子!”  “黑枣(子弹)会叫你脑瓜开花!”  来土城不过半个多月的光景,我已经能听懂这些“行话”的意思了。这些“二进宫”、“三进宫”的“天不怕”,虽也是网中之鱼,但是他们敢于钻网。用血肉之躯作赌注,去干他们想干的营生,可是队伍里的知识分子,却少有这样的“勇士”。他们乖乖地站在队伍之中,惶惶然地转动着目光,如同一只只即将摆上祭坛的羔羊,端肩缩脖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土城的那位面孔黧黑的干部,陪同那个外地来客开始在队列中穿行了。那“杨子荣”目光像打量摆在两边的白菜、萝卜一样,用手指点哪个,哪个就是被他选中的货物,要离开队列向前跨上一步。倒也省事,不问姓名、案由、职业……一切删繁就简。不一会儿,单行队列就变成了双行,甩下的尽是老、弱、残、缺。当“杨子荣”披着山羊毛大衣出现在我们帐篷的队列中时,我仔细地看了他一眼,除了威严如故之外,我发现他脸上生有许多麻子。我迅速地低垂下头,尽量装出卑琐的病号神态,心里默念着:老天有眼,千万别让他选中了我。  “抬起头来!”  谁知道他在喊谁?  “叫的是你!…  我只好抬头。  他目光如同一道闪电,在我脸上烧了一下。接着,用手指点了我一下:“站出来!”  我被看中了。  往前跨了半步。  当天晚上,睡前来了两道指令。第一道是被选中的成员和没被选中的成员分家。那个汪老头儿和我分开——他属于老、弱、残、缺之列。第二道指令是明晨早起,先把行李装上卡车,人员随行李车开拔。到底是不是去兴凯湖,不知道;没人告诉你,劳教机构任何一次人员调动,都是个闷葫芦,进行没有必要的例行保密。  记得,第二天清晨,我们是乘大轿子车抵达火车站的。土城用大轿子车送我们,绝非出自于怕我们承受不了五更苦寒,而是有车窗玻璃,可以防止囚犯跳车逃号。令人费解的是,车行方向没有朝“北京站”和“永定门”车站行驶,而一直驶向了西直门车站。车站上,武警战士架着机枪,如临大敌般地早已严阵以待,没容我们在站台上停留,就被强令立刻上车。  第一件事就是点名。土城劳改干部和领人的劳改干部,每人手持一本花名册逐个地清点人数。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意味着收容所的任务完结,车上如有跳车的逃号,那是领人方面的责任了,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故,车厢两旁的汽门,早已站好了押送我们的武警。直到这时,那个长相很像打虎上山杨子荣的劳改队长,才向我们透露一点口风,他跳上车厢的坐椅高声宣布说:“我是来接你们去改造的队长。听说,你们心里一直打鼓,说我是兴凯湖来的,现在,先出第一张安民告示,我不是兴凯湖来的。至于从哪儿来的,又领你们去哪儿,到地方你们就知道了。我只告诉你们一点,那地盘离北京不算远也不算近,反正比兴凯湖要近得多。”他发布完安“民”告示,紧接着是一项通牒令:“你们都放老实一点,车窗一律不许开,开一条小缝也不许可;现在是冬天,打开车窗容易感冒。告诉你们,谁要是找开车窗,哪怕是一条小缝,就要按逃跑论处。我们不怕个别坏蛋跳车,你跑的再快,也没有子弹的速度快。听明白了吗?”  先是安抚。  后是警示。  这一切都为了在行车途中不发生问题,即使大脑属于低智,也能对这刚柔并济之策有所体察。特别是第一道安“民”告示,对喧嚣骚动着的列车,显然起到了镇静作用。只要不去兴凯湖,这就是最大的喜讯,因而车厢里还升腾起一点点欢快气氛。那些对劳改单位并不陌生的刑事犯,掰着手指头算计着我们的去处;几经议论,终于揣摸出来我们要去的地点:那儿既非“湖”,也非“河”,而是地处居庸关外新建的劳改点——营门铁矿。我们要在四面来风的山口子康庄下车,据说营门劳改矿山,离康庄有四十多华里。一出关就是塞外,我们是要去塞外山洞洞里去脱胎换骨了。  有个亡命之徒迅速打开车窗看了一眼,说这列火车是开往张家口方向去的,去张家口又必经康庄,我们要去高山大峒开铁矿是定而无疑的。果然,不一会儿站台上架设的机关枪搬走了,旅客开始涌上站台,也登上了我们这列火车,同时女广播员的婉转歌喉鸣响在车厢:“各位旅客请注意,这次列车有几节车厢是专列。上边的成员是被押送去劳改的专政对象,对此乘客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  我不禁哑然失笑。专政对象乘坐的几节车厢内两头都有持枪把门的武警,何以会到其他车厢里去捣乱破坏呀?不知历朝历代被流放塞外的人,除了木枷和押送的武士之外,是否也要制造出一种瘆人的气氛,使你的灵魂时刻处于惊颤之中?!  列车徐徐开动了。我落泪了。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返京华!也许砸死在劳改矿山,也许病死在什么改造驿站;即使能活下来,也可能意味着和文学的彻底诀别。在车轮的滚动声中,我的思绪异常复杂,老母亲、病妻子、小儿子……以及许多文友的面孔,都映现在那块车窗玻璃上。我不知妻子张沪是否还在土城等待发配,前几天晚上,在一次晚点名之后,那位皮肤黧黑面孔敦厚的劳改干部,点到我的名字时,曾停顿了一会儿,他说:  “你过去是个青年作家?”  我受宠若惊,站得笔杆条直地回答说:“是个记者。”  “你老婆也在土城?”  “是。”  他刚要继续往下点名,我突然像乞丐一般问道:“能叫我见一面吗?她身体有病……”  “当初你们不坚持反动立场,何至于有今天的下场!”劳改干部不正面回答我的请求,反而朝我心脏部位刺了一刀,“记住,这儿不是什么施舍仁慈的地方,更不施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惟一的前途就是脱胎换骨,等你们改造好了,才能有那一天!”  听了训政本该知趣地坐回地铺上,但是不存在的幻觉仍然支配我讲了这样几句话:“队长!能不能把我们送到同一个劳改队去,不然我母亲探视儿子和儿媳,还要跑两个不同的地点!”  回答是可想而知的。  坐在发配塞外的火车上,我为自己的懦弱而浑身发烧。扭头看看武警,武警头戴国徽庄严而立,那闪亮的手枪插在皮带间,一只手紧握住枪的后把。回过头来看看窗外,八达岭起了风,夏日那葱郁的绿色荡然无存,七八级的大风摇撼着枯枝枯干,穆桂英点将台蒙在一片混沌之中。影影绰绰可见山巅上的烽火台,它像个历史证人一样,看征人出关,看犯人远行。今天,它又冷眼看这列爬行的火车了,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里装运着几百名不寻常的旅客吧?!  大山巍峨!  大关雄浑!  我甚至后悔自己没有在春日来过长城。从进入《北京日报》,我就为当好记者。编辑而忘我工作,稍有闲暇,我还要提笔写描写新生活的小说。从进入京城之日,虽知长城近在咫尺,但舍不得抽出时间来瞻仰这条盘卧在山尖上的龙。这次倒是见到长城了,却是在这寒风凛冽的冬日,没有春色,没有诗情,有的只是萧萧万木和在万木萧萧中出关服劳役的囚徒。  早晨登程之前,每人发了两个窝头。此时在没有暖气的车厢里,冻得石头一般。我机械地嚼着窝窝头,品味着人生的苦涩。当初,秦始皇修筑长城时,这儿走着数不清蝼蚁般的民夫和苦力,据说那是为了抗御外侮之必需;今天送我们这些打入另册的人们,又是保卫“钢铁长城”之必需!是“把北京变成水晶城”之必需……  强权即真理。  无权即无理。  别了!未来的“水晶城”!  我等待着这位大人物的诺言兑现。  列车穿过了大山,关外尘沙飞扬。这儿风更凛冽,远远看见一个旋风拧成的通天上柱。当车停在康庄车站时,我们这些成员面面相觑。像西直门车站一样,武警早已在站台架上了机枪恭候。由于风太大,士兵们那绿色棉军帽下边的带子,一律紧紧地系在下巴颏上,有的怕风沙迷眼,还戴上了风镜。  我们摇摇晃晃地先搬运行李,把卸下来的所有行李搬上卡车后,才被通知登上无篷卡车。没有泯灭尽净的羞耻,使我在搬运行李时,一直低垂着头,因为我怕列车上的旅客中,有亲友或相知的目光。在这方面,我很钦佩那些刑事犯的勇气,他们在搬运行李时还不忘和车窗里的旅客逗乐,因而不断招来战士的怒斥:  “低下头来走路!”  “没脸没皮的家伙!”  那位“杨子荣”此时俨然就是圆睁二目的门神,他在大风中屹立着,一动不动地监视着我们这些搬运夫。直到我们最后一个成员登上卡车,他才钻进卡车的驾驶室。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条黄尘滚滚的驿路,它从康庄曲曲折折地向东北方向延伸,十几辆卡车中只有头一辆是幸运儿,后边一串都要吃前边轮下滚起的黄尘,所有车上的成员一律面向车尾;即使这样,我头上一顶系着扣儿的破呢面棉帽子,还硬叫大风给刮去,不知飞向了何方。  “这是好事。”一个东北小盲流对我说,他叫那德广。  我无心回话,把头埋在虱子成堆的皮袄领子里。  “到那儿就摘你的右派铁帽!”这个小土猴儿,闪着一对大眼睛对我唱着喜歌。  在土城帐篷里他年纪最小,初进上城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大孩子,也被关在“五毒”当中。后来在他交代罪行时才知道,他是吉林某地(是否那拉氏宗族的后裔记不准了)的一个浪儿,在饥荒年间流入北京,公安机关几送几来,后来他偷拿一个副食商店的蛋糕,当场被抓,便以屡次盲流加偷窃为由,送到土城来了。他长着一张娃娃脸,一笑露出虎牙尖尖。他常常自动去抬饭簸箩或倒尿桶,帐篷里的成员却对这偷嘴吃的“小家雀”印象不错。那次队长点名无心地露出我的原来职业以后,他特别显得和我亲近。一次,在厕所里大便时碰在一起,他便问我:“写书这活儿好学么?”我说:“我已经被开除出那个行列了,别谈它了。”他说:“随便聊聊,我又不给你打小报告。”我说:“算了!别学这一行,这行挺害人的!”他听不懂,刨根问底没完没了地问。我心绪很坏,提起裤子走了。在帐篷里他坐在我对面的地铺上,每每望见他那双晶黑晶黑的童眸,我就觉得我亏待了他似的,便有意躲开他那双幽亮的目光(十几年后,当我在山西伍姓湖劳改农场的窑洞里,偷偷写小说《远去的白帆》时,他成了我搭七巧板时的模特之一)。此时,在黄尘滚滚的路上,他浑身上下虽成了土人,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而动人。他不该来这儿——他进来得太早了。  风势仿佛渐渐小了一些。回头望去,是一座高山挡住了风路。汽车一路上盘,我们终于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依山势而起伏的排排红砖房,红砖房的周围站立着高高的岗楼。  “到了!”兴奋的声音。  “到了!”疲惫的声音。  “到了!”歇斯底里的叫喊。  土猴们的脸上开始有了喜色。我的心也从空中掉在了地上。总算是到了“站”了,这儿虽属塞外,离北京还不算远;离北京近一寸,仿佛就和母亲的心贴近了一尺。别的都丢了,离老母亲和小儿子近些就成了我唯一的安慰。  卸完行李,站队点名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有一个逃号,那“杨子荣”冰冻的脸上露出一丝温意,并在队列前,对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训导。他说:“凡是跟我来营门的,都是有福分的。这儿是劳改矿山,下矿井的壮劳力每月粮食定量52斤;此外还要发工作服和柳壳帽。”每月52斤定量,在饥荒年间确实是个十分诱人的数字,不要说那些“盲流”和扒窃犯,就连我都为这个数字而心动。在饥荒席卷中国的1960年量器秤杆脱销,除了特权和社会上层“不知饿汉饥”之外,几乎家家买了秤,每顿饭都计算下锅的米。我住家里的外院有五六家,家家都这么干。至于“天府之国”四川以及产粮区河南也饿死数以万计老百姓的小道消息,已是乌鸦满天飞。“瓜菜代”年月应运而生了一批丧尽良知的谎言家,在报纸上硬是把“人造肉”说得和猪牛羊肉含的热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这一切仅仅为了符合形势需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每月能有52斤粮食进肚,当然又是一张最大的安民告示,因而当这位“杨子荣”训话之后,在岗楼下的空场上,竟然爆发出一阵炒豆般的巴掌声。掌声过后,又引发了“土猴”们一阵哄笑,这是因为他自报姓名时,他也姓杨,因而当真落了个“杨子荣”的绰号。  劳改铁矿的矿长姓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只记住管教股长姓严,他有着知识分子的脸型,但语锋尖刻犀利如刀。还有一个小个子,人长得黑不溜秋的,姓王。给我留下深刻而难忘记忆的,是那位曹队长。他中等身量,一只眼睛略略大于另一只眼睛,每逢在队列前训话时,那只略大的眼睛里,常常坠下一两滴泪水——那叫风泪眼。害这种眼症的人,一遇风就落泪,而塞外的风一年四季很少有间断的时候。  从地铺搬到了大土炕,从吃窝头变成偶然吃上白馍。生活上浮了一个等级,多少给人带来一些快慰。但精神上那根囚绳扣儿依然系得紧紧的,集合、站队、出工、学习、训政,此外就是吃喝拉撒睡。睡,还是几十个人睡在一条大炕上;吃,虽然口粮定量提高,但其中有一部分是高粱面,使不少人患了便秘症。矿山医务室没有医治便秘的药物,使人苦不堪言。我到矿山不久,就得了这个病。在大便坑蹲上半个小时,用劲用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大便也排泄不出。记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双脚蹲麻了,还是拉不出屎来,没有办法,只好用手指抠肛门,把那硬硬的屎团,从肛门中抠出来。留在手上的除了粪渣还有鲜血——那是我把肛门抠坏了。收工回来一看,裤衩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于矿山常常吃高粱面,这种令人作呕的抠屎动作,便周而复始地循环,好在大家都这么干,在群丑当中也就不觉得自己丑了!  仔细分辨一下,害这种病的多属于知识分子,在土城领着大伙唱《东方红》的右派徐恭谨,一机部的俄语翻译右派程海炎,还有和我同时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可能由于知识分子消化系统细嫩之故,简直对高粱面窝头望而生畏。后来,东北来的小盲流那德广(和我分在一个班),出于对我的同情,积攒下玉米面窝窝头和我交换高粱面窝窝头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样,这种交换只能秘密进行,不然就会被指责为“彼此拉拢”。按照改造规定,这里的人只有彼此监督互促改造的关系,而不许有任何友谊来往。我实难揣摸这个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肠胃,我和他每次交换,都是以多换少,而他总是像饿死鬼投生的一样,把窝窝头风卷落叶般地吞下去;还嫌不饱时,便抢起小铝盆咕嘟嘟地喝下半盆水,弄上个水饱。  这种饥饿症的表现千奇百怪。用舌头舔净粥碗的声响,前文已经写过这里不再赘述;他们有的人还把在院子里拾到的小木屑,在砖上磨出木刃来当小刀使,把窝窝头切割成指甲大小的小方块,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地往嘴里送。好像这是生活中的最大享受,消磨的时间越长,心理上越感到满足似的。按照物质不灭的学说来解释,无论大口吃窝头和慢慢品味指甲盖似的小块窝头,到肚子里总量是等同的;但饥荒给社会底层留下形形色色的扭曲症,导致了精神变态。这种变态在劳改队有极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广也很快学会了品味窝头的“慢动作”,他那双巧手把碎木片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刀叉,用这个插一小块,再用那个插一小块,一顿中饭或晚饭,能品味上一个钟头。  最初,我对这种病态表现,投以鄙夷的目光。后来见的多了,也就不觉其怪了。可是令我不解的是,监房里还不断出现偷窃食物的行为。52斤口粮,按说是能吃饱肚子了,但食物丢失的红灯不断报警。一大早晨,起床的哨子刚刚响过,躺在大炕最头上的“天津卫”(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弯的天津腔骂起来了:“我×他八辈祖宗,谁他妈的把我油炒面给偷走了?我×他妈的,家里从天津往这儿寄这玩意儿容易吗!”  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把疑点集中在一个姓傅的中年汉子身上。据说,他是个惯窃,专门在大轮(即火车)上作案。当天正好是个雾雪交加的天气,劳改队长担心有人借大雾逃号,便歇工半天,召开这个贼的批斗会。  在土城我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先在那汉子脖子上挂上四块红砖(一边两块),然后责令他跪到地当中来。没有任何论证之前,几个“氓爷”就上前一阵拳打脚踢:  “臭贼!是你偷的不是?”  “说!”  “别死鱼不张嘴!”  “爷儿们哥儿们可有办法撬开你的铁嘴钢牙!”  那汉子铺位在对面炕上,和我的铺位正对门。初来矿山那几天,由于他患有二度浮肿,走路还要扶着炕沿,看他行动不便,我曾帮助他端过一回洗脸水。他脸色虚黄如纸,两腿粗肿得像发馒头用的面肥。他每天挣扎着去出工,是为了那52斤粮食(病号口粮28斤)。有一次在集合出工时,队长曾强令他留下,他还是偷偷地尾随在队伍之后,跟着大队伍去出工干活。这样一个病号,此时跪在两炕之间的走道上,脖子上还坠上沉沉的砖,引起了我的极大同情。扭头看着那位劳改队长,不知何时他已经离开了监舍,后来才知道每逢遇到类似的事情,队长都退避开去,没看见打人,不算他的过失;看见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违反政策的行径。留下“五毒”们“以毒攻毒”,队长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说得更直接一点,有的劳改队长就是有意纵容罪犯自己惩处自己,相信拳打脚踢对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  可是这个汉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卫”的油炒面,却几乎没人问津。  几个耳光打过之后,那姓傅的浮肿号嘴角便滴下血来了。这时,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气,但必须让他承认是他偷的。因而武斗的间隙,审讯并没有停止:  “说,是不是你偷吃了?”  那汉子声音极低:“不是!”  “再给他加温!”  于是脖子两边的绳头上,变成了六块红砖。  “说!”  “我没偷。”  再打下去那汉子就该归西了,这场无端殴打和无端审讯只好收场——仅仅因为他的前科是个窃贼。如果他确实偷了油炒面,那是因为饥饿,他浮肿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营养补充;如果他确实没有偷,那“天津卫”因为两三斤油炒面而动怒,也是因为他自己需要补充营养。至于那些“氓爷”对一个浮肿的同类,大打出手,除了产生于本能的职业病之外,就是饥荒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发作了。  由于上述的种种缘由,家属来矿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规定每次送来的食品不得超过二斤,但是那个劳改队长对数量检查也不那么认真。所以,如何把带到监舍来的食品,确保吃进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窃贼偷吃,就成了一桩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时把食品背在身上,收工后搂在被窝里;有的人夜里上厕所也要带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丢失。老母亲给我邮寄来的食品,因夜间我在厕所抠高粱面屎球的时间长了一些,一盒“桃酥”被连窝端了。我很难过,因为这个贼咬噬了一颗老母亲的心;我没敢声张,因为那种武打的场面令人心悸。  我没有浮肿,身体在“五毒”中属于上等货色。平日沉默寡言,干活却很卖力气。到矿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任命当了劳改组长。营门依山,我们干的营生多是和石头打交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迁送往井下的机械设备,间或也带着十几个组员,挥锹往卡车上装炼铁的矿石——延庆有个劳改钢铁厂,营门铁矿就是为这座钢铁厂的吞吐而开掘的。  与我同组的成员,能记下名字的已经寥寥,只有其中的三个,我难以忘却。一个名叫周林,他原是门头沟的一个理发员,因男女关系构成的罪过进土城来营门的。到营门后继续干他理发行当,并为我理过发,因而我记下了他。第二个组员叫李玉铭,之所以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雨蚕食,而不忘他的名字,因他家住在北剪子巷,和我家住的魏家胡同只有寸步之隔。正是由于地理关系上稍近,在组内他常以“氓爷”的横劲为我撑腰。他的口头禅是:“咱们谁也不能欺侮老实巴交的‘吃屎分子’,想耍胳膊根的,是骡子是马先和我过两下手!”第三个就是前文提到过的东北小盲流那德广,这个刚满18岁的大孩子,不但生就一双能把木屑雕刻成刀叉以及各种小工艺品的巧手,还长就一双飞毛腿。有一段时间,我们组干的是从山下往山上运料石的活儿,百十斤的重量压在背上,已使人喘气都感到困难,加上山路崎岖,每背一趟料石上山,两腿都会酸软如泥。这小家伙的腿,仿佛是铁铸的一般,经常是我们背一趟,他背两趟。在下山时跳蹦着若同一只轻猿,嘴里还哼哼叽叽地唱着东北小调,但就在小组里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表扬时,一天中午收工不见了他的踪影——这小子摸准了岗哨的换岗时间,借警卫交班时溜号跑了!  中午,大值班传话叫我去中队办公室。半路上,我心跳如击鼓,脑子里编织着自己的失职检查。主管我们中队的曹茂林队长,站在向阳的房檐下,听完我的叙说后并没动肝火,而是宽慰我说:“这是警卫人员的失职,你用不着给自己上纲!”  我十分惊愕地望着他,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这样的盲流耗子,鬼着哩!铁丝网是圈不住他们的!”他说,“他背石头爬山爬得那么快,就是想躲开你们的目光,寻找逃跑的机会哩!”  “噢!”我恍然大悟。  “我干了几年派出所工作,了解这些‘大眼贼’!”他说这个形容词时,脸上没有憎恶的表情。“其实,这孩子素质不错,只是当浪儿当得野了性子,成了标准的‘飞鸽’牌!”  我没敢点头,也不敢摇头。一个劳改干部对一个逃号如此宽容,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我甚至怀疑他这番话是个诱饵,在暗暗审查我的思想,我最好的态度就是缄默,像哑巴那样一言不发。  “你写过几本小说?”他突然改变了话题。  我更加不知所措:“三本!……我攻击了党的三面红旗,不然……”  他打断了我的自卑而廉价的检查,问道:“你爱人也跟你一样进了土城?”  “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她去了哪个劳改支队?”  “不知道。家里来信没提起她。”  “她叫什么名字?”  “张沪。”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说。  归途上我的心失去了平衡。凭着我的直觉,这么一个眼大一个眼小的曹队长,对我并不带有审查之意。我甚至觉得他的许多潜台词,都是没有办法破译的密码。有一点似乎可以断定:他是个十分宽厚而富有同情心的劳改队长。我特别注意到一点,是其他劳改干部从干部食堂吃饭回来,快要走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才中断了和我谈话的。  谜。  从这天起,这个谜就不断困扰着我。也许是创作这个职业病的缘故,我本能地留意起曹茂林队长来了。他在队列前讲话,声音不高,但面孔严厉,特别是剖析起那些刑事罪犯对社会的危害时,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很少严厉地训斥“思想犯”,顶多说上几句“思想反动”这个流行字眼,显得空泛而无内容。只有一次他对一个右派发了脾气,那是他看见一个原大学助教,在厕所后面的垃圾山上捡烟屁股。他咆哮如雷地吼叫着:“你还算知识分子哩?简直是自甘堕落!几年下去,我推断你会变成地痞流氓!无耻!无耻!”是牵动了真情,还是他迎风站在院内的缘故,此时他那只患有迎风落泪症的大眼睛,滚动下一滴一滴的泪珠(1986年我写中篇小说《风泪眼),是从他那只滴泪的眼睛上得到某种悟性的启迪)……  曹茂林的形象顿时在我眼睛里高了许多。他这几句话讲得十分深刻,使我铭刻在心。劳改队里集结了三教九流,说它是个大染缸并不过分,他及时提示知识分子们要警觉,不可随波逐流。几天之后,我们在搬送石头的料石场休息,他走过来把我叫到一旁,我以为他要布置什么学习任务,他却告诉了我一个消息:“我打听了一下,你爱人已经不在土城收容所了,估计是女的都去了清河农场。”老实说,前两天的谈话,我只当他是随便问问,事后也就淡忘了;他却当成了一件事情,特意来告诉我。他是专政干部,我是被专政的对象,能够如此真诚相待,使我十分感动。掐指算算,在我20年的改造生涯中,我历经了几十位劳改干部的管教,但真正以诚待人,并对我和妻子流露出同情的不过三四个人,曹茂林算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第一个。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可以让我老母亲来这儿看看,从西直门乘火车到康庄下车!矿山每天有车往返于营门——延庆——康庄之间,和司机师傅说两句好话,一直能把老母亲拉到矿山来。“儿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看你活得挺健康,老人夜里睡觉也就踏实了!”这几句富有人情味的闲话,说得我泪眼模糊。  够了。  他对我的情谊是够了。五七年反右之后,开始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人们说点违心话,必要时把人生当成舞台演演戏,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对劳改干部而言,他们在监督改造罪犯,而上层也在审视监督着他们。他们最容易因犯“划不清界限”的罪过而失足落水。不是吗?!(因而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阅读苏联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以主观上强烈的爱憎,取代了劳改队的客观现实。他只写了残酷压榨的一面,这是真实的;但生活中存在着的另一种真实,却被他的憎恶吞噬了。有恶无善或有善无恶,都构不成一个社会的总体。而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总要审慎地认识这个总体中的个体,特别是在《古拉格群岛》那样的鸿篇大著之中,索氏把一部分个体生活内容抽掉了,把憎恨宣泄到了极致的地步,这不能不被视为政治扼杀了他的某种文学真诚。这是题外话)。  井下需要壮劳力,我被从井上调到了井下,并被曹茂林任命为大组组长。这个差事本是可以东溜西看不参加体力劳动的。我没有自寻解脱,因为劳动可以麻木人的中枢神经,人在紧张的劳动中可以忘却烦恼。矿井里一片幽暗,几盏照明灯悬在立柱上,可以使人麻木到动物的程度。营门铁矿出产的又是红褐色的矿石,每天被开掘矿石的风钻震得两臂发麻,以致在夜里都感到大炕在身下颤动,就若同地震一般。进井脸是白的,出井后个个成了红脸关公,红矿石的褐色粉尘染红脖子和脸,涂红了你的眉毛,并被你呼吸到肺部。劳改队发的纱布口罩,只是一种装饰品,繁重的采矿石劳动使人汗流浃背,井下没有一个成员是戴口罩干活的。  铁矿石开掘不比煤矿开掘。它的岩层结构坚硬如铁,风钻钻头顶在石头上打眼,溅出一串串闪亮的火星。而大部分人手中没有风钻,要从事原始的开掘方式:一把大锤,一根铁钎,一个人手扶铁钎,另一个抡锤击铁钎。钻出孔眼来装上雷管炸药,然后引爆放炮。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是和歌唱家徐恭瑾配套干活。他抡锤时我扶铁钎,我抡锤时他扶铁钎。在空旷阴暗的矿井下,两个老右派到一起,自然是倾吐苦水的最好时机。他在社会上留下妻子和小女儿,既担心妻子跟他离婚,又怕小女儿有了继父,因而话题不是他的歌唱业务,就是感叹人的命运蹉跎,间或在劳动休息时,看看队长不在身边便唱起催人泪下的苏联古老的民歌:  草原望无边  路途遥又远  路上一车夫  饥寒快死去  告诉我老婆  再不能相见  结婚的戒指  请你送给她  矿井拢音,歌声雄浑,沙哑而悲壮的回声,经久不散。我常常在他的歌声中潸然泪落。紧闭双目,靠着凉冷的井壁想自己的心事:母亲额头上的皱纹,小儿子的笑靥,妻子因消瘦而塌陷的两腮。曹队长的消息当然是可靠的,但她究竟到哪儿去服劳役呢?她那弱不禁风的身体,又能干些什么活儿呢?我不存在徐恭瑾的犹豫,我们俩双双身陷囹圄,命运像一条苦藤把我俩紧紧地捆在一起,在整个北京市也算绝无仅有的一对苦瓜了。  “你的命运比我强一点,到底是一个人进来的!”我说。  徐长叹一声:“各有各的难处!”  “你妻子不是没提出离婚吗?”  “还没到那一天,那一天一定会来的!”  “她善良吗?”  “就是她有菩萨娘娘的心肠,在这个年代也会变得冷酷起来。”他说,“到那一天,我不会怨恨她。时代每天制造着生离死别的悲剧。”  “你没死,你说得很好。”我内心充满苦涩地为他解忧。  “好?谁知道这纤夫的纤绳要拉到哪年哪月!”  “唱支《船夫曲》吧!”  于是“用力拉,使劲拉”的宽阔而深厚的歌声,从他喉间喷发而出。我嗓音不好,但酷爱音乐,陪他一块儿唱这首歌。每当此刻,我就觉得自己真像是一个背纤的纤夫,拉着一条沉重的木舸,在积满泥沙的古老河谷弓背弯腰而行。古俄罗斯的纤夫还有伏尔加河为他疏解忧闷。古老黄河的纤夫每天还能听黄河的一路诗歌。这儿无曲无歌。由于埋有矿藏的山皆为秃山,因而这儿没有一棵绿树,山上也不长青草,春日到来之际,难以觅到任何一朵报春的野花。有的只是岗楼、铁丝网和到处书写着的“认罪守法前途光明”一类的标语。每每从岗楼下经过一次,都要先笔杆条直地站好,向持枪警卫的士兵喊一声:“报告班长。”然后说明通过岗楼的原因:我去打饭。我去队部。我去打水。我去取劳动工具。我去……  八个小时钻在山洞里抡锤打眼,头上不见青天,洞内尽是龇牙咧嘴的石头。有一次,我和徐恭瑾钻石打眼,由于采石的角度需要铁钎自下向上倾斜,因而铁锤也要由下向上击打。他扶铁钎,我抡大锤。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劳动技能,我一锤打上去偏离了钎帽,铁锤一下子打到徐恭谨的额头上,鲜血顿时淌了下来。他面色苍白地倒在石壁上,我先是用手绢为他捂住伤口,然后叫几个人来架他上了医务所。医生给开了工伤假条叫他休息几天,他硬是头上缠着绷带,重新返回井下。  矛盾!劳改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陷入这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自己冤枉,是政治高压把自己送进了大墙;另一方面在劳改中又显出极度的虔诚,想争取提前走出大墙,幻灭感常常上升为一种希冀,希望早一天从专政对象还原成公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有脚气病,一次在赤足装卸木料时被病菌感染,一只脚肿得像大馒头一样。医生给我的肿脚涂上药膏,缠上绷带,我便拄着一根木头棍子,一步一挪地走上了劳动工地。曹队长逼我回宿舍休息,我就是不回。几十年后回首当年的这种现象,既有50年代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潜影,更有几千年知识分子流传下来的奴性思想基因的影响,总是想通过”逆来顺受”,而最终达到解脱痛苦的目的。  知识分子大脑是发达的,而对迷茫的现实,常常不如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氓爷,更能剖析现实。他们常常对我们的这些痛苦挣扎流露出鄙薄的神态,并编出顺口溜,讥讽我们说。  好好干  闲扯淡  你有千变万化  不如政策一变  意思是说,政策不改,你就是肝脑涂地去苦熬自己,也是白搭。如果政策变了,你就是随大流,也能坐上“解放”牌大汽车。这种“反改造”的顺口溜,不久便得到了证实。我至今仍记得,那大会的召开是在1961年的5月25日的上午。全体成员集合于队部前的一块空地上。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会议,但是那阵势显得与往常集合不同:矿长来了,管教股长来了,劳改队长来了,内勤干事来了……矿长的开场白告诉我们:今天是对全体犯罪分子,宣布劳教期限。  平日集合,喧闹不止;今日开会,鸦雀无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条例规定,劳动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符。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号,我的代号是27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闭灯,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分的,一不强制你剃光头,二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却和劳改划了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叫我们“劳改犯”或“二劳改”。  尽管如此,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劳动教养”期限短一些。所以,肃静的会场上,都在倾听着命运的宣判。宣判期限的干部是管教股王股长,他宣布的顺序是半年、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年为最短期限,三年为最长期限。半年、一年的名单很快就念完了,还没有念出一个右派的名字。到此,营门的十几个右派面面相觑,都知道自己是获得最长劳改期的人了。这真是“好好干、闲扯淡”的具体验证。特别亵渎法律的是每个人的劳改期都从即日——5月25日起计算,那么在“土城”和在营门服劳役的半年时间,算白搭。噢!原来法律是根儿童玩耍的猴皮筋,愿意拉长则拉长,而这些据说是经政府政法部门审定了的,由执行法律的劳改干部宣布它,简直是那个年代一幕最荒诞的政法界头头们强奸法律的恶作剧。  我们这些沉沦社会最底层的右派,本来已被五七年的政治愚弄了;到了底层,又被权法合一的所谓法律,再次强奸。可悲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悲凉,还幼稚地推算着:三年,不过1095天。苦苦熬过这些日夜,就可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了,就可以从另册公民还原到正式公民了。这真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无知,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的人们一经有了“前科”,就别做再想回到伊甸园的梦。那“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将永远把“另册”人员打入地狱。  会后,几个老右偶然在厕所或工地相遇,一边抨击已服劳役的时间没被算到三年期限以内违反天理,另一面又庆幸到底有了个盼头,觉得这是“无期变有期”,谁能想到诡辩术还能把“有期变无期”呢!  老家在上海的右派程海炎,当时正好收到上海寄来的食品邮包,在星期天休息时便叫上我和徐恭瑾到一个背人的墙角去“聚餐”,糕点很少,我记得每人吃上几口就吃光了。但在那个年月,仅此一点已经属于违反改造条例的“彼此拉拢”了。  程海炎生性浪漫,他对形势分析说:“三年后,我们单位可能派人把我接回去!”  “是不是用小卧车?”我挖苦他。  “部里工作需要我!”  “你比彭德怀还重要吧!”徐恭瑾持悲观调子,“别说缺了你一个翻译,就是缺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小道消息说彭德怀倒了大霉,中国这列火车不是也没翻车脱轨吗?”  “党的政策明明白白写着‘既往不咎’么!”程海炎仍然固执地申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写在《人民日报》社论里的!”  “借你的吉言吧!三年后,但愿我们都划到可以团结的范围以内!”  三个老右不能在一起久聚,程海炎把点心渣子往嘴里一扬,我们各回各的宿舍去了。劳改队的星期天是最最无聊的时日,没有书看,没有棋下。年老一点的多在炕上缝穷,把衣服补丁补得层层叠叠,因为天天跟矿石打交道,费衣服费鞋;年轻的“哥儿们”,则躺在土炕上侃大山。内容不出两个内容:一吃——聚在一起精神会餐,从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到西四牌楼的炒肝、东四牌楼的豆腐脑,一边谈着一边蠕动着喉头,把馋水咽下肚子去似乎也是一种精神享受;二色——流氓对女性的专称为“圈子”,他们谈女人的胸脯、屁股、大腿……语言下流淫秽,不堪入耳。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常常坐在房檐外,眺望铁丝网外的青山,如果是晴天,从这里南望,能迷迷蒙蒙地看见长城。往西看是山,往东看是山,往北看还是山,使人倍感天空之大,生存空间的狭小。据这里的一个老号告诉我,在劳改部门,他到过一个特殊角落,那儿是男囚和女囚的精神病院,里边关着一些男疯子和女疯子。有一度他曾在那儿值班把门,一天管女疯子的女劳改队长跑来求援,她说有一个女疯子用扫帚沾上黄屎,满院子追打同伙,连女队长也不敢接近她。这个老号进了院子就吓了一跳,原来这个女疯子浑身一丝不挂,高扬着手中的屎扫帚,追打着犯有精神病的同伙。见此情景,他退了出来,但女队长对她无奈,还是命令他去把她逮住,这老号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干这份差事。几经折腾,那女囚虽然抹了他一身臭屎,但他终于从身后拦腰抱住了这个犯有疯癫症的女囚。那女号自己也弄了一身黄屎,她被几个人强按住,穿上了精神病患者穿的紧身衣,绑在特制的床板上了。她叫着。骂着。当她折腾得没劲的时候,就反复唱那支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时,那女劳改队长才告诉他:“甭理她,这是个极端反动的臭右派。你的任务完成了,可以走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讲的那个疯癫了的女右派,使我本能地想到了妻子张沪。还没有被送进“大墙”时,她已经自杀过一次,她能经受得住劳改队的种种精神煎熬吗?!  直到夏天,母亲拐着那双缠过足的小脚,带着刚满四岁的小孙子,来营门探望我时,才带来我妻子给家里写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淀(即清河)农场去了,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无力出工干活,每月吃21斤口粮,在病号组养病(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3期的小说《曼陀罗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劳改队,要家里转告她我的劳改地点。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笔画绵软无力,看到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胀满了泪水。再看看老母亲脸上的尘土汗痕,泪水立刻夺眶而出。小儿子对这些一无所知,连连叫着:“爸爸!爸爸!我可想你啦!”我抱起他来亲他脸蛋时,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铮铮男儿汉。老母亲和小儿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坝完全崩溃。  陪她一起来的是我的姨兄,他叫张玉华(1985年被一辆拖拉机碾死),共产党员,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从我和妻子划右派后,他就成了我母亲的生活拐棍,这天他背着大包小包的衣物和食品,陪我母亲到营门。他们是按曹队长告诉我的那条路线来的,康庄下车就遇到了往返于营门铁矿的矿石车,好心的工人师傅体谅这一老一小的艰辛,把他们让进了驾驶室里,并一直送到了矿山的招待所。  当时正值中午收工时间,我身穿工服,头戴柳帽走进了接见室。内勤干部严队长看见我进屋,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你母亲和表(姨)兄来探望你了。第一,食品带得太多,每人限二斤,他们带来有十多斤,要动员他们带回去一部分,这是纪律要求;第二,要向家里人汇报你的改造成绩和不足,让家庭也督促你尽早地抛弃反动的右派立场,成为自食其力劳动者中的一个分子!”  接见的屋子是里外套间,严队长坐在外间屋的一条长凳上,面孔严厉地监视着母子的会见。当他听到我抱起小儿子“哇”的一声哭了,便从凳子上站起来训斥我说:“这叫什么话,你哭什么?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认罪的表现。再哭!停止接见!”  我老母亲忙向队长解释:“他想小儿子了!”  “这话没有阶级观念。”  我姨兄忙上前打圆场说道:“队长说得很对,接见是喜事不能哭。姨弟,给你——”他塞给我一块手绢,强作欢颜他说,“三姨,你看维熙劳动半年多,脸胖了,身子骨儿可结实多了!”  多亏这时候曹队长来了。他让严队长去吃午饭,他顶替了严队长的角色,进到屋来就喊了声:“大娘!您这么远路来看儿子,可辛苦啦!您孩子在这儿表现很好,用不着挂记他!”我母亲的神情还没从严队长的训斥中解脱出来,曹队长摇摇桌子上的暖壶空空如也,便说:“这么热的天不喝水还行!你先去打一壶凉开水来。”  奔向锅炉房的路上,我长叹了一口气。我骂我自己确实太缺乏男人气了;当着那位黑脸阎主,一个男子汉应该把眼泪咽下肚子,把感情的寒暑表,降到零下负数。我没能做到,结果招来一场他对老母亲的训斥。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件有愧于苦命母亲的事情。  打水归来时,曹队长已然不在屋内了。不一会儿,一个勤杂工端来几个馒头。一筒打开的肉罐头(当时矿山干部吃这种肉)。一大海碗菜汤和四个饭碗。我心里明白,这是曹队长吩咐下来的。我见过来这儿探亲的家属,吃的倒是干部灶伙食,但需要自己到食堂去买。除非是公安局、劳改局出差的来营门,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  这是我在半年多的劳改生活中,第一次和家里人吃的一顿团圆饭。四缺一,少了我妻子张沪。饭罢,严队长再没有到这个接见室里来。因而我母亲来探视我的时间,得以延长到下午出工。哨声响起之时,曹队长又来到了接见室,告诉我两件事:一,超规定的食品不必叫老母亲带回去了,省得伤老人的心;二、老母亲来一次不容易,叫我多陪一会儿再来工地。  我母亲非常感动,我也十分激动。在劳改队这是破例的照顾。我母亲督促我立刻去出工,我有些犹疑,因为下次见面不知在什么时候。但在我姨兄张玉华的劝说之下,我匆匆亲了小儿子脸蛋几口,带着大包小包,通过必须经过的岗楼,把东西放回监舍。然后,大步流星地直奔矿井。  当天下午,我母亲带着小孙子搭乘矿石车走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既给我留下了安慰,也留下一片灰色的惆怅。在矿井口,我遇到了头戴柳帽准备下井的曹队长,他看到我这么快就奔赴矿井,似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我和他并排顺斜井而下,走了很久他才冒失地说了一句:“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母亲。”  “我可以写信告诉她,您说吧!”  “算了!不告诉她也好,省得老人悬心……”他欲言又止。  限于我的身份,不好向他询及究竟是件什么事情。但从他这句话的意向上去分析,可能不是一件吉利事。过了不久,矿山到处传播着一条小道消息:工业要下马,营门铁矿要关闭了。  可靠吗?  去哪儿?  死寂的矿山,喧嚣浮动起来。大家惶惶不可终日地猜测着议论着。劳改队长只当充耳不闻,既不承认,也不追查谣言。于是这些罪犯们认定:挪窝儿的日子不远了……  本来劳改队的流动性就是“大回旋”的,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我换过十几个落脚的码头。但是离开营门的转移,确属“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缘故。盛夏时节,在噪人耳鼓的蝉鸣声中,我们奉命收拾行装,像在土城一样,这群“五毒”将转移到哪儿,我们是不得而知的。  眼明心快的刑事犯老号作出预测:这回他妈的要远离北京城了。你看,从矿山的机电设备到伙房的蒸锅和笼屉都装上了卡车,或许他妈的是到漫荒野地去开辟新劳改点吧!  行前,几个老右聚在一块也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去哪儿不是我们话中的主要内容,几个人窃窃私语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经济的大滑坡。大跃进吹牛皮的神话已经破产,大炼钢铁的超英赶美更是新的“天方夜谭”;由于这种“杀鸡取卵”的狂热,已经破坏了工业的生产秩序,特别是扼杀了农业腾飞的生机。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举,可能意味着中央头头发热的脑袋瓜,开始恢复正常。会不会对“反右派斗争”也回看一下呢?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卡车长龙的前端,有押车的武警,枪口对着后边。卡车的最后边一辆,也是武警车,枪口对着前边(小说《风泪眼》中有详细描写)。夹在中间的是罪犯们的卡车。在车上灌满耳朵的除去风卷黄尘的呼啸声之外,就是连连的惋惜声:  “这回完蛋了!劳改农场的定量要比矿山少20斤呢!”  “再也吃不上52斤的口粮了!”  “他妈的,粮食不好吃,就去捋草籽填肚子!”  “天无绝人之路,到地方再说。”  到了康庄,卡车并没停下而是一路南下。在一片乱哄哄的猜测声中,卡车驶进了土城。阔别了半年多的土城,依然如故,但绿了垂柳,绿了菜地——我们告别土城时正是万木萧条的严冬,这多少给这群重返土城的归客一点视觉上的差异。  土城原是收容所,在劳改系统的工业落潮声中,这儿又充当了中转站。那一座座陈旧破烂的帐篷中,不仅仅有营门来的人,还有从其他劳改队来的同类。比我们早几天到这儿的人,已经得到了队长口信,全体成员一律发往兴凯湖。那儿大草甸子连着天,正等着服劳役的罪犯去开发哩!  哪一壶不开专提哪一壶,几乎所有成员都怕去兴凯湖,这口厄运算被我们碰上了。我以沉默对之,而那些刑事号对此事却如热锅上的蚂蚁。曹队长出乎人道精神索性告诉我们给家中写信,争取能在此行前跟家里人见上一面,我怕老母亲在见面时承受不了这重大刺激,便在明信片上委婉地透露了一点将要远离北京的消息,让老人精神上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以免为此而突然晕倒在接见场地。尽管如此,那天一见面我就看见老母亲哭肿了的眼泡,老人接到那封明信片后,想必经受了几个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着我的小儿子从众,他戴着一顶布制的大檐遮阳草帽,帽子下一双大眼睛专注地望着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矿上看见我时那么欢快,四岁半的小小人儿似乎知道了他这个右派爸爸,要到离他们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因此那双童眸里流露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家属来探视要排队进行登记。当我母亲出现在登记的桌前时,曹茂林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来。他把我叫到一个僻静的墙角,低声对我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凡属犯右派罪过的,都不去兴凯湖了!你可以告诉老人家。”  “为什么?”我按捺不住欢欣之情,大胆地问道。  “你们去那儿,管理起来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  我马上明白了:当时中苏关系已日渐紧张,兴凯湖地处中苏边界交壤处,把这些政治犯弄到那儿去,上头认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郁积我心中的愁云顿时消散,欣喜的程度近于发狂,所以当我出现在我母亲面前时,没等我母亲哭天抹泪,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她这个消息。  最初,久处逆境的老人,以为我是故意瞒哄她。她那塌陷的一双干紫眼,把我盯了很久,似乎才判断出我讲的是实话。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破涕为笑地问我:  “是真的?”  “这是曹队长叫我转告您的!”  “怎么,那边怎么还有人哭?”  “那不是思想犯。”  她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有你们不去呢?”  “您甭问了,反正我不去兴凯湖了,您放心了吧?”  先悲后喜的母亲,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说:“我连夜给你絮的厚棉裤,不去也带走吧!在漫荒野地里干活,容易得寒腿。”  母亲领着小儿子走了——那次接见时间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觉得母亲微微佝偻的腰仿佛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尽管这算不得什么喜事,在劳改单位,却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而“一幸”的得来,并非专政机构对落难知识分子发了什么慈悲之心,而是出于对右派比对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这一点点欣喜中又深藏了许多难以言喻的酸楚。  当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个帐篷里的徐恭瑾。我们在营门有着劳改的情谊,我那失手的一锤,给他脸颊上留下一块小小伤疤。尽管他表示不在意脸上这小小记号,但我心中总觉得愧对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绝密新闻悄声地转告给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样,判断出中苏两国的“蜜月”期彻底结束,“离婚”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当然要防范老右跨过边界投靠“苏修”了。说话时,我俩的心情十分压抑,因为这预示着我们劳改的岁月还很漫长。之后,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曹茂林身上,觉得在劳改单位他是个少见的劳改干部,他内心同情进了“大墙”的知识分子,但又有国徽镶嵌在大檐帽上,使他不敢过多流露自己的心声。他能做的只可能是这一点,但仅仅这一点也显示了他的人格力量。可悲的是,他的心灵也在被镣铐囚禁,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五七年后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蝉,带上假面具,这是为了生存。  刑事犯不久就开拔了。行前,曹找了几个知识分子分别进行个别谈话。我是其中的一个,他的话虽短却震撼人心:“相聚半年,眼看就要分手了。知识分子在这个环境里一定要自珍、自重、自爱。也许是我的瞎想,终究有一天国家还是要使用你们的才智的!”我们的谈话是站在帐篷外的路灯之下进行的,蚊子在耳畔乱飞,不时要抽出巴掌拍打一下蚊咬,尽管如此,这次谈话的情景,像刀子刻的一般深邃,埋进我记忆的皱纹,使我至今不忘。夜有微风,闪烁灯光下,他那只风泪眼里的泪珠晶莹发亮……  直到第二天,对刑事犯吹响集合笛声时,我突然想起我存放的“英格表”和“派克笔”,还在严队长手里,便匆匆找到了他。他烦躁地训斥我说:“为什么你不早说?”  “我忘了,您管内勤应是不该忘记的。”  他风风火火地检查着存放物品的花名册,又从一个上锁的箱子里拿出“英格表”,叫我签了收条。  “还有一支罗纹派克笔呢!”  “来不及找了,你看,那边都集合好了。”他匆匆装起手表收条,回过头来对我说,“到了兴凯湖给你邮寄回来。”  我讷讷地站了一会儿,目送着那些刑事犯上车。  车开了,曹、严等昔日在营门的干部,都随车去了兴凯湖。  回到帐篷里,心像掏空了一般。是那支笔带来的忧郁?似乎有这个成分在内。这支笔是我写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时使用过的,不知严队长是有意还是无心,反正挺刺激人联想的。当然,更使我产生失落感的,是走了一位有良知的劳改干部,和我们心灵相通的朋友。  刑事犯去了。  政治犯来了。  我至今能清晰地记住名字的有肖乃信(原铁道部工程师)、温承谦(原某工厂技术员)、林盛然(原紫金山天文台搞“数学天文”的科技干部)。其他同类的姓名,因年代久远而忘却了。之所以只记住这三个人姓名,也是不无缘由的。其中的肖乃信,后来和我在一起劳改过一段时间,是个很有意思的右派(见后文)。温承谦是50年代青年诗人温承训的哥哥,我和温承训昔日在北京文联相识,因而我能记住温承谦的姓名。至于林盛然,我所以记住了他,因为他具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苦难经历:他出身贫寒,因其根红苗正被挑中派往民主德国深造,并任莱比锡留学生团支部书记。灾祸是他的堂堂仪表引起的。一个家住西柏林的年轻德国姑娘,对林盛然很感兴趣。有一次便将林盛然带至西柏林她的家中。仅仅这么一次,就铸成了林盛然终生悔恨。他很快被遣返回国,在一个区别于普通拘留所的审讯室,反复追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去西柏林;第二,你为什么又回来了。虽然没有直接询及他是否参加了什么间谍组织,但曲里拐弯他说来说去却正对准这一政治靶牌。林盛然只从违反了留学生不能和外国姑娘谈恋爱的纪律,不断检查自己行为有失检点,但多次检查一律不被认可。就这样,他在一间隔离室被隔离审查了很久,最后并没因无任何凭证而放他回原单位,而是送迸土城劳教收容所。  林君长着开阔的大脑门,两只眼睛深陷在眼窝之中,是一副典型的广东人长相。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偷偷看着一本有关“天文数学”的书。他感慨地对我说:“学我这个学科的人极少,这一行正等着我去为之奋斗呢!但命运不济,一头扎进土城来了。”我从他枕下抽出来书翻了翻,是一本德文的数学书,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小心点,劳改干部不懂德文,会怀疑你读的是一本间谍密码,那你可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眼神里流露出一片凄惶之情,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知识分子呢?我们不都是解放后吃共产党的饭长大的么?现在是把我们当敌人监管起来,你从维熙在五七年想推翻共产党了吗?”  回答就会勾起心酸的往事,我没作回答。  “你是怎么看的?”  “把劲头用在修理地球上,精神上就能有个转移。”  “那不是向猿猴退化吗?”他有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和认真。在讲到“进化”和“退化”问题时,他引证了许多哲人名言。我在这方面知识浅薄,那些哲人的名字,我都淡忘了,却记下了他思索问题时,那双直对着我的炯炯目光。  肖乃信和林盛然的生活态度截然相反。他的岁数居这些右派之首,但最浪漫。走路唱,干活唱,休息时也在唱。他个头矮矮,下巴颏已然钻出了白胡子茬,表现得却像个老小孩。他不唱民族歌曲,专爱哆嗦着嗓子唱西方歌剧《茶花女》什么的。有时他还以音乐先知自居,盘问一下徐恭谨西洋声乐方面的问题。在右派群体中,我们都称他为“老活宝”,对此他毫不气恼,豁达地对待这个戏谑性的绰号。一个昔日的高级工程师,如此和常态相悖,使我们都感到惊奇。有一天我俩奉命去食堂给集体打饭,食堂里的窝头不知因何没能按时下屉,我和他靠在荫凉的墙根下闲扯起来,我才找到了他今日变态的生理依据。从他划为右派分子时,家里的妻子和儿女已声明和他彻底决裂并脱离关系。这个打击几乎将他置于死地。当他从死境中重新有了生存欲念,他就强制自己要忘掉昔日的一切,而昔日家庭的欢乐,是他首先要从头脑中驱除的,所以,他一反沉默寡言的性格,成天他说,成天地唱,不让脑袋有瞬间的空隙,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精神变态狂。但作为社会中的一个能呼吸的活人,无法割断往昔,他以欣喜的假面掩饰着辛酸悲楚的内心,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同情他——从心底怜悯这个“同类”。  后来才知道伙房误了开饭时间的原因:日前伙房里出了一桩凌亵女号的案子,不知是伙房里的哪个男号,在蒸窝头时用玉米面捏了一个完整的男性生殖器,蒸熟了以后故意送到女号那边去。女号发饭时惊叫起来,便找来女劳改队长控告伙房。刚才伙房正在开会,追查制造这个模拟性器官的元凶哩!  “混蛋——”肖乃信提着菜桶,走在归途上愤然地骂了起来。  我只是低头苦笑着,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让我们和这些臭流氓吃一锅子里的饭!”肖乃信的破锣嗓子很响,“这是我们的耻辱。我抗议——我抗议——”  我制止了他,但我尊敬他的这声呐喊,只有在这一刻,他才还原了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他皱着眉头,瞪着眼,唇边粘着白色唾液、俨然像个凶神一般。  吃饭之际,几个老右议论着这件事。有人说这是原始的生殖崇拜!有人说车道沟里的王八身上驮着的圆帽石碑,也是男性生殖器造型。还有的人说,列祖列宗的石碑也是这么延续下来的,说明×是人类得以繁衍的老祖。肖乃信对这些议论十分恼火,他说:“是不是土城把你们都同化了,按你们的说法,那男流氓应该做那个‘玩艺’了?堕落!这是堕落!”  没有人和他争辩,因为他有着绝对的固执。明明身子已全部掉进了井里,脑袋却想留在井上。他想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因而将嬉笑怒骂集于一身,这也是他特殊的精神平衡术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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