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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初秋时节、我们才得以离开土城,奔往茶淀农场(劳改单位内部称它为“清河农场”)。仍然和去塞外营门铁矿那样,列车一分为二,前几节车厢坐的是公民,后几节车厢拉的是囚犯。  跟去营门不同的是,我妻子张沪就在这块土地上改造,命运也把我抛向这儿来了,这多少带给我一点幻想的快意。列车过了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塘沽,铁路沿线开始荒芜起来。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盐碱滩外,到处是茅草和芦苇塘。  这挂列车由于拉了我们这些特殊公民,车尾显得超长,以致我们到站下车时,没有站台可踩,路基是个斜坡,站立不稳的就要滚到坡下。腿脚不十分灵活的肖乃信,行李就是和他一块打着滚儿下来的,他站起来拍拍尘土,看看周围岗哨林立,不但有机枪,还有马队巡逻,便又耍开了半疯。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嘻嘻地向岗哨及马背上的士兵大声吆喝“仪式可太隆重了,谢谢列队欢迎!”  战士没有理睬他,带队的队长却训斥他:  “你这老反革命,不老实铐起你来!”  押送囚犯的劳改干部,衣里总是要装着几副“镯子”的,在这漫荒野地里下车,手铐对囚犯起着威慑作用,行车途中,前节车厢中有个扒窃犯想跳车逃之夭夭,就“咔嚓”一声被戴上了“铁镯”,然后以他作典型,到各个车厢去作示范。待到从火车转乘大卡车时,三个武警表演装车绝技,一人抓住带铐人的后衣领,另一人抓住他的双脚,像往车上扔一麻袋粮食似的,在下边悠了几下,便狠命往车厢板上一扔;这时第三个武警,趁势向上一托,那个逃号就被掷到了卡车上,身体撞击车身发出“嗵”的一声巨响。  这儿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边关押着万名左右的各种类型的囚犯,是北京市的最大劳改点之一。解放前这儿曾是海盗出没的地方,解放后犯人在这儿开始了劳役性的屯垦,到了我们去这儿服劳役的1961年,里边已是岗楼和铁丝网交错,稻田、葡萄园和茅草、野蒿相织的劳改“圣地”了。  “圣地”二字是我们用的形容词。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其自然环境。这儿遍地长着铁杆芦苇,特别是被称之为“西荒地”的西半球,只见芦苇不见树,只见碱蒿不见土,是个混沌待开的自然世界。要是单从空气新鲜这一点来说,这儿理应属于第一流的休养圣地。东半球由于囚犯开发较早,到1961年已初具小小市镇的规模,有一个造纸厂,有一座大葡萄园,葡萄园中矗立着一座白色的二层楼房(人称“小白楼”),里边住着总场的政治委员,往西走不远还有一所公安医院,这医院是为劳改干部和囚犯而开设的。总场场部下设一个犯人剧团,梅葆玖、叶盛长、赵慧绢等名角,都曾是这个犯人剧团中的成员。著名古典文学教授文怀沙、作家孔厥也都在这东半球上服过役。  西荒地则是以阿拉伯数字排列的:有581分场、582分场、583分场、584分场、585分场和586墓地(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埋在“586”的乱坟岗子中,本书第二部《折梦“桃花源”》中有所记述)。“581”到“585”一律是单一模式建筑:几排红砖房,中间有一广场。周围挖有积满污水的壕沟,壕沟旁编织着铁丝网,以示楚河汉界。“586”没有壕沟,死了的“大劳改”和“二劳改”在那儿获得了自由,离地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个个小木牌或竖起一块红砖,上边写着死者的姓名。  我实在无法估计大跃进后的饥荒,在这个偌大劳改农场究竟投下多么浓厚的阴影。我最初的落脚点是“西荒地”的“583”,卡车刚刚开进壕沟包围的院门,就看见衣衫褴褛的老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秸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里送。他们对这些新号的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头也不抬地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  这个镜头对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对这一场面的记忆仍清晰如初。难怪营门铁矿那些老号谈起去农场,惧之如临虎口呢!按说这儿是生产粮食的地方,理应吃饱肚子,恰好相反,奔波了一天的我们,晚上领到的“进口货”是两个鸭蛋般大小的“红色窝头”,它不是红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窝头爽口,吃第三口觉得顺食管往下咽很滑溜,吃第四口时一个小窝窝头就光了。两个小窝头下了肚子如同没吃一般,在营门铁矿不知饥饿滋味的我,头一天就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汤,里边有几条像蚯蚓一样的麻绳菜,喝到最后缸子底部沉淀下一层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泼掉了它。  几个老右重新回归到五毒混杂的队伍当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个组。肖乃信和我分开了,但还在一个中队。领队出工的两个小队长皆为在这儿改造了两年多的右派,一个叫朱诚,另一个叫徐洲。朱诚原是北京市某小学的小学教师,人长得魁梧漂亮;徐洲原是北京丰台区某中学的音乐教师,人很温良恭谦。掌管我们的劳改队长姓刘,部队转业军人,共和国之初曾经入过朝;教导员姓姚,老号们偷偷叫他“姚菩萨”,从绰号中可见他对劳改分子并无恶迹。但这些干部都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处境,刘队长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我相信党处理你们是正确的(先给自己支撑起保护伞),就是有处理不当或个别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这儿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这儿是执行单位,谁闹事惩处谁,准消极混泡收拾谁!”话虽说得过于粗鲁一点,实际上就是那么一回子事。  我们队属于大田队,干的是挖沟开渠一类的活儿,间或也到田野里收割稻子或砍高粱。到这儿不几天,就听见一件这样的事儿:有两个莱园队新号,偷拿黄瓜带回宿舍的手段令人心颤,甲和乙各把一条拉秧的黄瓜,塞进对方的肛门里去,以躲避回宿舍时的检查,偷拿手段如此下流,但还有能识破这种下流手段的岗哨(此工作由改造中的“积极分子”承担),这两个人被脱下裤子,从肛门中各被拽出来一条黄瓜。乍听到这条新闻时,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后被菜园队的一个老右证实——他亲眼目睹了这个悲凉场面。  “黄瓜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劳改农场的饥饿程度。说起来也很好笑,我和杜高(“二流堂”吴祖光小集团成员)所以能在农场里蝼蚁般的人丛中相见,也是饥饿当了我们的引线。一天黄昏收工后,我照例拿着我的饭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饭,当我从那扇小窗口拿到两个白薯面窝窝头和一碗菜汤,匆匆往宿舍走时,发现了一个面孔消瘦的年轻人,一边跑着一边往嘴里填塞着窝窝头,一个长着螳螂腿的人,在后面边追边喊:“喂!你站住——”  “嘿!他抢走了我的窝头了!”  “大伙截住他。”  我顿时明白了。前头的那个年轻号,是抢了后边那瘦汉子的晚餐。虽然这儿贼多如牛毛,但在饥饿年代抢吃别人那口饭,仍然是众矢之的。于是有人奔了过去,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大伙朝那抢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汉子和众人赶到“小强盗”身边时,他已经把两个白薯面小窝头都填进了肚子,并可怜巴巴地说:“我得了浮肿!等肿到肚脐眼,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啦!你们愿意打就打,愿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吧!反正早晚我得死!”  真有几个年轻号上去揍他!可这瘦汉子长叹了两口气,把年轻号给拦了:“算了!算了!我饿一顿认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窝窝头来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又黑又瘦的汉子很面熟,片刻的回忆之后,我喊出了他的名字:杜高。他也认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尴尬。昔日在北京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艺的剧作家,居然在这里见面了,那抢食的浮肿号当了引见的红娘。荒唐?是够荒唐的,怪诞?这见面的场景就是一幕时代的怪诞戏剧。一个瘦弱的书生没有保卫那一口食的本领,被人嘴边夺食之后,还去阻拦别人不要殴打那个抢食的人,这可能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同类所特有的悲哀吧!  人群散了,我俩才开始叙旧。得知杜高在1958年就发配到兴凯湖农场去了。中苏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使得兴凯湖凡属右字号的,像候鸟南飞一样,离开了那冰铺雪盖的世界。到清河农场之后,老右就化整为零,分散在了东、西两个半球的各个劳改分场。其中文艺界的人士不少,我能记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志杰,中央工艺美院的何雁呜,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巴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汪明。著名女歌唱家张权的爱人、男高音兼指挥莫桂新,本来也应随候鸟南飞的,但是在兴凯湖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死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了,葬身的乱坟岗叫太阳岗,多么辉煌而美好的讽刺,囚徒死后才能得到太阳的照耀,真是个绝妙名字。那儿临湖风光十分秀丽,小小土丘一字排开,上边插着一块块小木牌:劳教分子×××之墓。后来干脆用红砖代替了木牌,红砖上用白粉笔书写上死者的姓名,一场大雨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后来,在劳改队,偶然间遇到了巴鸿(《智取华山》导演之一),他说他在莫桂新临终时,曾有幸见过莫一面。当时,莫刚刚被一辆牛车从七分场拉到总场医院门口,巴鸿当时在文教队改造,匆匆赶到现场去看他,莫桂新此时已骨瘦如柴,分辨不出站在牛车旁的就是巴鸿;之后,巴鸿到分场演出,归来时莫桂新已经不在人世了。使巴鸿深感悲凉的是,莫桂新葬身的坑穴,就是巴鸿和另外几个演员挖下的。当时文教队的任务除去排“革命戏”外,就是在“太阳岗”挖坟坑;每个人定额三个坑,挖完收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时坟坑不够用。巴鸿还干过埋死人的活儿,从总场医院把尸体弄上担架,直奔“太阳岗”。要是赶上“大烟炮”飞舞的冬天,尸体冻得邦邦硬,抬尸人到坑前把尸体向沟里一翻,再把担架抬回来,莫桂新的命运也不例外,他的一腔忠魂留在那块冷土上了。几铲黄沙一盖,他就去了天国。  初到清河农场时,我觉得这儿比兴凯湖要人道些,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的暮色中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586”行进(各个分场都是夜间埋死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见的是一口无底的棺材,到“586”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把,人就顺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一个棺材罩不够使,就干脆裹上被褥,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586”。我不太相信这老号的话,有一次干稻谷装车的活儿时,我悄悄地向车把式验证真伪。车把式戏谑地对我笑笑:“你是新来的吧?实在只有一口无底儿的棺材,那是变戏法给路人看的!”(我的长篇小说《龟碑》中,写了这一细节)。  原来这是伪装出来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我甚至想象过我或许有那么一天,也被罩起来拉往“586”,因为每天能听到农场往外拉死人的消息。为了抵挡饥饿,为了活下去,队伍出工和收工时,不断有人跑出队列,蹲在那儿拔一株野蒜或抠一个漏挖的萝卜头什么的,性急的在衣裳上蹭蹭,就塞进嘴里;不太急于“进口”的,把路上捡到的野物装进衣兜,晚上下锅煮熟后才吃。这成了每个人的条件反射,走路时眼睛总像满地找银子似地向路边窥寻着。我没有勇气跑出队列去挖野食,但用铁锨翻菜地时把翻出来的一个个白菜根,装到兜里,回去煮白菜根以充饥倒是常事。初冬时节,每到吃晚饭的时候,各个墙角都闪烁着火光,好在清河农场处处是芦苇,拢上一把当干柴,把铝锅往两块砖头中间一架,就吃起“加餐”来了。  记得,有一次疏浚排水沟,以加深沟的容水量。就业的“二劳改”队(解除劳教的人员,住在铁丝网外的红砖房内)紧挨着我们的工作段挖河泥,一个叫刘岳的“二劳改”的活段正好和我邻界。我正在低头干活,耳畔忽然听得“咯吧咯吧”的声响,有意无意地扭头望去,顿时使我瞠目结舌,原来他正在嚼着一条水沟里捉到的活鱼,露在嘴外边的鱼尾巴左右摇摆,发出咯吧咯吧的抽打声(若干年后,我看见电影《苦恋》中有个镜头,正和刘岳饥不择食地生吞活鱼的情景一模一样)。我怕他不好意思,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干活,哪知他反而吆喝起我来了:“喂!水沟里有鱼。咱们身上就缺动物脂肪。这东西虽有点泥腥气,但能解饥就行!”听了这汉子的动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细想想,若不是饿得难耐,他会把一条活鱼生嚼了吗?“活下来就是胜利”,是这儿劳改人员的口头禅,它不是很唯物吗?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去那层清高的外皮,露出原始的形态,前文提及到的工程师肖乃信,在土城骂流氓骂得那么尖刻,但在一次晚间集合站队时,我亲眼目睹他捕捉飞向电灯亮光带翅的蝼蛄,抓住一只往嘴里填塞一只,直到队长向他大声斥责为止。  事后,我曾问及肖乃信:“什么味儿?”  “没吃出味儿来,只知道往嘴里填。”他说,“肚子总像个无底洞。”  “克制一点不行吗?”  “你家里老母亲给你邮寄食品。我是孤坟野鬼,谁管?只有在困境中自己求生!”他振振有词地回答,“我一不偷,二不摸,吃野食不算丢人。”  “我担心你吃了有毒的东西,坏了自己的肚子。”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  不久,从六中队传来一个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陆丰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里洋场,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他属于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出身。在北京农业机械学院即将毕业的日子,赶上了反右派斗争,他在民主专政与“内行”、“外行”问题上鸣放了一下,被戴上右派铁帽送进了劳改农场。昔民,一个吃蜜也嫌不甜的小少爷,在这儿竟然吃开了五毒,他把捉到的一条蛇、一只蛙、一只癞蛤蟆和一只老鼠,放在一口小铝锅里煮熟吃了。夜里,他开始上吐下泻,浑身哆嗦。几小时之后,他已经神智不清,生命垂危。多亏分场的医务室里一个“二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人员)医生全力抢救,总算把他从死神的怀抱中抢了回来。因为我和他常在墙角煮食时见面,虽然不在一个中队,还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后我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神智虽已清醒但面色蜡黄。在炕边上,我说:“你怎么能乱吃五毒?”  “饿。”他声音十分微弱。  “那也不能胡吃海塞呀!”  “我知道癫蛤蟆有毒,剥了皮先洗了几次。”  “那蛇也可能是毒蛇。…  “我开了膛,把五脏是扔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空头安慰几句,便匆匆而回,事后,他身体略略好了一些时,并没有改变他煮食小动物的习惯,只是不敢再把癫蛤蟆掷进铝锅里就是了。至今,他那口破了边沿的铝锅模样,在我记忆中形象仍十分清晰:被苇火熏得成了炭黑色,上边只剩有一只锅耳(中篇小说(白云飘落天幕》中,我借用了这口锅的形象)。他的命运也像这口缺耳的残锅一样,留给历史一个残缺故事,后文将有详细叙述。  面对饥饿引起的种种惨状,好心肠的劳改干部装作视而不见。比如,绰号“姚菩萨”的教导员和镶着一颗假金牙的刘队长,在队列前训话时偶尔提及两句“不要到处点火熏黑了院墙”,“上边有令不许点火煮食野物”等等,这只是官样文章,实际上对饥饿的囚号煮野菜充饥,是一种出于同情的默许,更确切地说在那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饥饿也危及到了那些奉公守法的干部家庭,他们的家属宿舍就在壕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家家户户的檐下晾晒的青菜叶和萝卜干。基于如此严酷的事实,他们对囚号点火煮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是挺合乎逻辑的事情。  但是绝非所有干部都具有这种心肠。有一次我因患牙疼在监舍休病假,看见有几个身患浮肿的老残病号,用锅不知煮什么东西。这时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场长(我已记不起他的姓氏来了),来到宿舍院内,他看见墙角有人煮食,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把所有的破锅都用大头鞋踢翻了。从其中一口破锅里淌出来的是一只鞋底子,那场长声严色厉地训斥道:“你为甚煮这东西?是不是想成心丑化无产阶级专政?”那浮肿号低头弯腰地解释道:“没有人给我寄吃的,我饿。”“这鞋底子能当食物吗?”那场长继续暴跳着,“你马上给我扔到厕所后边去。”那浮肿号只是两眼盯着那只快要煮成烂泥一样的鞋底,舍不得把它扔上垃圾堆,连连说:“红军过草地时,不也吃过棉絮吗?”那位场长不再说话,弯腰拾起鞋底,用力向厕所方向一掷,鞋底断了,只扔出去折断的半截,另外半截仍留在场长手里,他把手中半截鞋底往地上一摔,狠跺两脚,便扬长而去。  我蹲在墙根下,亲眼目睹了踢锅事件,只觉那只病牙疼上加疼。更使我心颤的是,待麻脸场长走后,那老号又蹒跚着两只肿腿,把那半截鞋再捡起来,夹着铝锅另找生火的地方去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位麻脸场长为什么踢锅,因为市公安局要来什么大人物到“西荒地”检查卫生,早上直属队留下几个人用刷子沾着白灰浆,把院内熏黑的墙都刷白了。但是不久,白墙又变成了黑墙,因为人在饥饿中求生的本能十分顽强,这不是任何命令可以制约住的。那位麻脸场长的下场也并不美妙。记得是在过春节劳改队吃饺子的夜晚,院内各监舍都听到了枪声。传出来的消息是,这位麻脸场长因为和某干部之妻搞男女苟且之事,事情败露,这个大麻子于午夜开枪自杀了(亦有一说,他先开枪打死了那女人,然后开枪打死自己)。  饥饿的人们对伤风败俗的桃色案件不感兴趣,能活下去是囚号的第一宗旨,在这一主导神经指挥之下,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是否具有延长生命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刑事罪犯这么干,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在这个环境里也无法脱俗,原中央戏剧学院声乐教师张欣,他在早上去打粥时,先悄悄在饭盆底下挤上一点牙膏,打上熟粥后用筷子一搅动,粥就显得格外地稠。牙膏中究竟有什么化学因子起到了凝固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是那稀粥变稠粥确是事实。当然按照物质不灭定律来解释,加上牙膏而变稠了的稀粥,还是那么多的米,还产生那么多的热量,但饥饿中需要用精神幻术来自我解脱。我的“同类”,原北影导演巴鸿告诉我,他在田里经常抓蛇吃,剥掉蛇皮,就地用柴火棍儿一烧,半生半熟时入肚不但解饿还香得很哩!有一次他的“同类”在田埂上捉到一条蛇,正要剥皮时,劳改队长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急忙把蛇扔掉,而是“咔”地一口先咬下三角形蛇头,并迅速把蛇头吐到埂捻下的水沟里;第二个动作是把无头的蛇装进衣兜,让蛇已然成为他的“进口货”时,才回答队长的质询。无论怎么说,那条在衣兜中蠕动的死蛇,他也没交出去,队长口头上批评两句,走走过场也就算完了。至于在菜地吃菜,收稻子时吃生稻谷,则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虽然没有饿到那样的程度,但是采一些绿树叶回来,放在暖瓶里泡食以解饥,或到萝卜地干活时,偷偷拔几个萝卜吃是常有的事。其实,萝卜是助消化的,越吃越饿,但在当时几乎无人考虑生理学中的因果关系,肚子中有食就是最大的精神自慰。  我所在的583分场,中队建制约百人左右,因饥饿而导致的浮肿号约占1/2左右。严重的不断死亡升天,其他的病号有的只能在炕上挪动,而不能下炕走路;有的虽能走路,两腿一按一个大坑。浮肿是自下而上地发展的,濒临死亡的病号连生殖器都肿得怕人,脑袋肿得像个老窝瓜。在这种形势之下,人人自危,便拼命往嘴里塞食,以挣脱死神的拥抱。  这里,我不能不写上一笔知识分子在饥饿的生死劫中,自身素质上的亮点和霉斑。当时,巴鸿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令人悲恸的事情:有个“右派”叫林澄,他是协和医学院的高才生。由于兴凯湖缺乏医务人员,他到兴凯湖二分场服劳役后不久,就被调到八分场犯人队去当狱医。在劳改单位狱医是最吃香的,因为他不但给犯人看病,还给劳改干部看病。无论从生活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都和一般服劳役的老右有着很大的差别。住房是单间不住大连炕,吃饭吃干部小灶而不吃囚号的大伙房;相对他讲,他还有一定的行动自由,背起红十字药箱来,可以涉足劳改农场的每一寸土地。饥饿对于林澄不存在,训斥对于林澄也不存在,是刑事犯和政治犯羡慕不已的一份差事。但林澄对此并不感到有丝毫幸运,正好相反,他觉得他和许多献身国家建设的知识分子,都不该承受这样的劳役惩罚。为此,一天他趁在田间巡诊之际,一个人躲在小土坡后,掏出红药箱中的手术刀片,割开了腿部大动脉,面对波浪滔滔的兴凯湖以死抗议五七年对知识分子的“仁政”。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古代传统中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生活信条,潜入他鲜红的血液和每个细胞。他用自己的死,在“太阳岗”为这一时代的殉难者,立起了一座非大理石的苦难纪念碑。  我没有死的勇气。  我是弱者。唯一能够实践的是:洁身自好,尽量尊重自己的良知,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记得,那是1961年的寒露时节,古农谚中说“农十月,高粱红”,清河农场的高粱地却缺乏那种醉红的色泽。这儿是开发出来的盐碱地,高粱不易成活,尽管场里种的是抗碱的多穗高粱,但十月秋阳中仍然难见高粱的红色。尽管这是高粱绝对歉收的年份,囚号们对于收割高粱,还是有极高的热情。如果把收割高粱,比喻成蝗虫飞进了庄稼地,那是有些夸张,因为这些浮肿的囚号,既无蝗虫的翅膀,也无蝗虫一跳八垄的弹跳能力;但是蚕食起生高粱米粒来,却不亚于蝗虫过境。他们先把高粱折倒在地,穗头部分铺上一块手绢,用鞋底一搓,高粱粒儿就滚滚而落;然后把手绢往嘴里一扬,当场偷吃,或把手绢里包着的高粱粒儿抖进衣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好在前后左右都有青纱帐遮目,饥汉们当然可以美美地野餐一次。我的胃不习惯于嚼食生粮——尽管它对我有强大的诱惑力——我手拿镰刀割砍高粱时,不断把甜甜的高粱秆儿伸进嘴里,按照营养学的解释,人体不可缺乏糖分,那不长穗子的矮子高粱,甘甜程度和甘蔗相差无几,我觉得补充人体内的糖分,或许比吞吃高粱粒儿,肠胃吸收得更加直接。  领班干活的小队长是我的一个同类,对这些只装没有看见。但到收工集合站队时,他在队列前呼喊开我的名字。  “有事吗?”我诧异地问道。  “今天是你‘值星’(值星是值日的同义语,即轮流值日一个星期的意思)。”他说。  我头脑轰鸣了一声,顿时明白了其中含义:这是让我在这儿执行检查任务,要把人们身上带的粮食都检查出来。我装作不解其意的模样,把球踢了回去。我说:“小队长,‘值星’是指内务卫生而言,监舍大院之外的事情,没有‘值星’的责任。”  “干活的事你也要管。”他说。  “这不是干完活了吗?”我反唇相讥。  “还有个任务你没完成。”他态度变得蛮横起来。  “什么任务?”  “队长有过指示,凡是到菜园或粮田里干活,集合站队回号以前,都要搜身。”  我急了:“对不起,这差事我没有干过。”  “什么?”他听出我话中的讥讽意味,便指责我说,“没干过也得学着干,政府改造的就是你我的反动思想。”  “我就是不干!”声音是斩钉截铁的。  “你不干不行!”  “我就是不干!”我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为了怕他疑惑我偷了粮食,便把所有衣服兜儿都翻个个儿,抖给他看,“我嚼过高粱秆儿,没带一粒粮食,这是因为我身体还没有浮肿,还咽不下那生高粱米粒儿!”  争吵之际,几个身上揣粮的浮肿号央求说:“小队长,这么办吧!为了不使你为难,我们走到大门口时,要是看见有检查岗,就把高粱粒儿倒在地上喂田鼠,要是没设检查岗,你就高抬一把手,装成不知道。咋样?”  我的这位魁梧而英俊的“同类”,看看事情已然僵到这种程度,便退却了一步。他说:“大伙也得替我想想,队长让我干这份差事,我总得对得住政府。我不是不知道大伙肚子里缺少油水,但也得让我过得去。话得说狠一点,要是有检查岗,都得把粮食扔在道沟里,要是翻出来谁带粮食,那是‘值星’拒绝执行搜身任务而非我的责任。”  我的这位“同类”到底还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认这一条件。一路上我心里虽然忐忑不安,但总觉得没有出卖良知。幸好,那天大门没出现检查岗,事后我的那位“同类”,并没有向上报告我的“恶迹”,因而没有酿成一个事件。过了许多日子,那位“同类”找我道歉,我们都深感自己灵魂深处,深埋着许多杂质,在生死劫难的面前,暴露出知识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来了,饥荒造成的浮肿大面积扩散。上边下令:劳逸结合。遇有风天、雪大,便坐在炕上“认罪学习”,专政机构的词汇叫它“冬训”。封冻的大地上无食可觅了,便倍感严冬之漫长,监舍里无火取暖,大家就围着被子打坐说道:我偷吃过白菜啦!我偷吃过高粱粒啦!我偷过伙房一个窝窝头啦!我偷吃过……夏日里使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物,此时都成了犯罪材料,因为凡是产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哪怕小到一个菜帮菜叶,也都姓公而不姓私。于是在检查中纷纷上纲上线,编演着一出既荒唐又虚假的时代闹剧。除了闹剧也有真戏,这事情发生在秋天:我们一个“同类”(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因浮肿而死亡被大车拉往“586”,他爱人在某医院是个大夫(模糊记得是西四人民医院的大夫),当时正好来探望他;当她追踪到“586”,对着小土丘痛哭了一阵后,里边居然有了微弱的回应。凭着医生的职业敏感,她意识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开他丈夫身上盖着的一层薄薄新土,真是历史戏剧《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过来。这件奇闻像一阵风一样传遍“西荒地”,成为饿汉们闲扯淡时的热门话题。  当然,这样的奇闻少到绝无仅有,“586”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着的净是饿死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苇子的劳动中,瞻仰过囚号的天堂圣地。它的周围有密密的铁秆芦苇当作屏风,大有要在“天堂”与“人世”间架设高墙之势,没有被秋风吹尽的银白色芦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为这些死鬼插着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坟场选择在苇塘沼泽中的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形豆包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成了平地,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是因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的木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作坟头标记的,上边的死者姓名已荡然无存,不知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联想到天下父母生养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  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1961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仅有劳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我手拿割苇的镰刀,一个个地查阅牌上姓氏,这固然对我有所安慰,但接着就是一连串悲恸的问号:  我们的法律到哪里逍遥去了?  我们一直标榜比“人道”更高的“社会主义人道”又到哪儿去睡大觉了?  那么多“有名氏”,变成了“无名氏”,万一有死者家属来收殓尸骨,该怎么对号入座呢?  就是家属不来收殓尸骨,清明节时来上坟,该往哪座坟上拍土?该哭哪座坟头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计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来,一旦倒下就要来与这些“无名氏”为伍,过不上一个夏天,有名有姓的张三李四,也就变成无名野鬼。  这些活着的人,分明都害怕到这儿来,但到劳动歇息时,却又都喜欢到这里来转悠。周围芦苇沙沙作响,成群的“苇扎子”(水鸟)喳喳地叫个不停。从这儿一直向南走,就是波光粼粼的金钟河了。那儿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着堆堆白骨,它在蓝天和白云之间,编织的是一个轻柔的梦。  至今,回忆起“586”来,还像是一场怕人的梦。当时,尚未泯灭良知的劳改干部,也常常使出浑身解数来为本队成员寻找补充热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难忘,那天早晨下着初雪,队长让我们集合出工,队长特别强调,希望爬得动走得动的浮肿号都要出去转转。浮肿号们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惊愕地观望之际,见小队长朱诚和徐恭瑾抬一口大铁锅排在队列前头,似乎意识到和“进口货”有关系,便纷纷尾随在队尾,出了院门奔向田野。  原来刘队长偶然发现有两块漏收的胡萝卜地,他叫我们到地里来吃一顿加餐。有人架锅,有人烧火,有人用铁耙和铁锨,去挖刚刚上冻的胡萝卜地。那是少见的劳动场面,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身体好一点的干挖胡萝卜的活儿,那些浮肿号有的拾捡干柴,有的当“火头军”。面对着一大锅冒着热气的胡萝卜,囚号们忘记了天上飘飘飞的雪花,忘记了自己是在冬天的旷野上进食,有人竟然呼喊开了:“刘队长万岁!”“胡萝卜万岁!”  由于这一发现,刺激了囚号们的联想,有人拿铁锨到界邻的白薯地里试了几下,居然挖出一块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于是,人们疯了般地涌向了白薯地。这块地不同于胡萝卜地,漏挖的胡萝卜,能隐隐约约看见头上枯萎的黄叶;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尽管连挖带刨仍难见收获。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刘队长的机智,他派人去喊猪倌,叫他们赶着猪来白薯地当雷达探测仪,凡是猪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里边一定有白薯。遇到这一情况,囚号们把猪一脚踢开,顺势来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说《风泪眼》中,对这一绝妙的细节,我进行了移花接木)。  这位想出轰猪来当探测仪的刘队长,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难忘他在困难年代中对囚号施行的仁政。一个分场里有几个中队,还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位以诚待人的队长,他积极想各种办法减少浮肿号,使尽浑身解数增加饥汉们的热能。可想而知,在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这种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则是我难以忘却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刘队长(包括绰号“姚菩萨”的指导员)对我个人也曾给予人道的待遇。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站在队列中等待出工,这位刘队长突然把我喊出了队列,问我:  “你想去看看你亲人吗?”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来:“想。”  “我早就觉察出来了。”他说。  “我没有对人说起过。”  “这还用说?”他咧嘴笑了,“都是人么,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介绍信递给我,同时叮嘱我说:“姚指导员给她们女队打过电话了,她们队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证说:“队长放心,我下午就赶回来!”  他笑笑说:“用不着当天就赶回来,你在那儿可以过一夜。七月七还有个‘天河配’,你跟你爱人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褴褛的衣衫刚要启程,他又从背后叫住了我,递给我一把雨伞:“天不保险,带上它。”  从西荒地“583”分场到东区的女号驻地葡萄园,大约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刚行至大堤下的农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伞只能遮住上身,而裤子淋得湿透。加上清河农场为黏性土质,粘泥很快就沾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来,夹在腋下。尽管这样,我还没走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浑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东西没有沾上湿泥,那就是行前我领到的三个大米面窝窝头。我必须把它保护好,我想和妻子会见时与她同吃。离开土城前,家里转来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说她身患浮肿,没有力气出工,不能出工的病号定量21斤,其饥饿程度可想而知。那么,这三个大米面窝窝头,就算是受难丈夫向受难妻子馈赠的礼物吧!  大雨连哭带嚎,“西荒地”的农道上看不见一个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绪十分复杂:时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体浮肿到了什么程度。见面该怎么说第一句话?她性格比我坚强,一定不会掉泪;而我则难以保证这一点,因为此时此刻我的酸楚泪水已经与雨水同流了……二十多华里的路,走了五六个小时,走出,‘西荒地”踏上了沙石公路时,雨停了。我到一个水沟旁洗净脚板上的污泥,蹬上那双解放牌矮帮绿球鞋,按着路人指点的方向,直奔女号的驻地。关于那儿的环境,事隔二十几年记忆已经模糊了,外边似乎有木栏状的围墙,在大门口的大值班是个年轻的姑娘,可能这儿绝少出现男性之故,当我出现在门口时,她觉得有些惊奇。  “你……”  我没说来看张沪,先递给她那封介绍信。她看完信仿佛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说:“你先进来,我去禀报队长。”  “她在吗?”我追问了一句。  她知道了这个“她”的含义是谁,点点头说:“下雨天,没出工,正在学习呢!”  片刻之后,一个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队长走出院子,她的背后跟着我妻子张沪。她比一年前更瘦了,脸上颧骨外突,身上那件补着补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显得过于肥大。她两眼直直地凝视我,泪光闪烁在她那双黑眸当中;我强制自己不能流露心声,我生怕一场见面的“天河雨”,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那健壮的女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问空旷的小屋,对我俩说:“本来劳教分子是没有彼此会见的权利的,经过我们双方队部研究,觉得叫你们见面谈谈,对改造你俩的反动立场有利,就破例作出这样的安排。你们可以在这儿团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队。”她走了,又折回身来,补充了对张沪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队去葡萄园了,上午在家帮着大值班整整院内卫生吧!”她去了,并不失礼貌地关上了房门。  我不想在这篇回忆录里,详细回忆那次的会见。  对于我它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纪念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苦难时代悲怆乐曲中的一个小小欢快音符。即使在这小小音符中,欢快中也充满凄婉的底色。那是一问没有桌椅板凳的房子,地上一角铺着厚厚的稻草,张沪把她的行李从宿舍里搬到这里,稻草就是我们过夜的床。据她告诉我,这儿原是武警豢养警大的狗舍,女号搬到这块地盘,战士迁居后这儿就成了女号的接见室。那是一个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们低声絮语时,有两只红眼耗子一直在稻草边上跑来跑去。它是来觅吃我们掉在草铺上的窝头渣渣的——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我带来的三个凉窝头,并在一口小铝锅里吃了她打来的大米稀粥。  “还有希望吗?”她是悲观主义者。  “有希望。”我只能这么说,以给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儿子!”她喃喃他说。  我就把在营门、“土城”两次见到老母幼子的情况,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当然,我要删去母子会见时的眼泪,尽量说些使人快慰的话。  她告诉我:知识分子在这块地方生存十分艰难,同一个屋顶下的土炕上,住着洋妓、老鸨、小偷、流氓……无穷的争吵,无穷的格斗,她感到精神上难以支撑。这儿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她们欺侮和嘲弄的对象。她说她正向一个老尼姑学简易的防身术呢(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说《曼陀罗花》。  不会见盼望会见,真正见面了,倒留下一个怪影幢幢而又难以割断的梦。别时到了,还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点我归途上可走的近路,并悄声告诉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1960年底的“严厉打击”,把她当作思想反动分子掷到这儿来了。  去时的一点点欢快之情,归途上一荡而光。来时觉得路短,归时觉得路长。举目四望,“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碱地,黑黑的乌鸦在灰色的云片下噪叫。我坐在农道旁的土埂上休息腿脚,既感到身体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顿。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小说描写两个淘金者历尽艰辛,穿越死亡线的严酷情形。其中的一个途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个经历了人与狼的搏斗,终于逃离了死亡地带,后来疲惫地走不动了,便像龟一样硬是爬到了海边……我想我和张沪也是一根绳索上的两个弱小动物,正在经历和淘金者场景不同但实质并无差别的挣扎,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丧生的淘金者命运一样,那将会是谁呢?  我身体比她好些。  她意志比我坚韧。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这场漫长马拉松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次像1959年那样自杀。否则,走不到驿路尽头的,一定是我。  到了该年的冬天,浑浊而多云的天空仿佛微露了一隙蓝天,不知从哪儿传出来的“谣言”,说是“右派要受赦免!”“右派要时来运转了!”“右派要离开劳改单位,另外安排工作了!”对此种种,劳改干部表示沉默。这块地盘,凡是不予追查的“谣言”,事后常常得到证实。有一天晚上,中队集合站队进行点名时,指导员“姚菩萨”在队前训政时,讲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虽说都在这儿改造思想,但是人跟人不一样。反动知识分子喝过墨水,有文化有知识,只要擦净脑瓜子里的反动污泥,就像钟表一样,还是能够使用的嘛!”话里有话,弦外有音,这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的可能性——1962年早春,公开的命令终于下达了:凡是犯了右派罪行的,一律集中到“584”分场去学习待命。  地富反坏右中的老未,行情突然上涨。本来在社会最底层的劳改队,知识分子在其中又属于最底层。搬迁那天,那些犯流氓盗窃的囚号,居然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行了!你们是有盼头的人了,要是出了大墙。铁丝网,别忘了一块受过罪的哥儿们、爷儿们。我心情惶惶,真不知老右是否真正发生了什么命运的转机。“584”集中了右字号的有二百多人,话题的中心是分析形势。从京、津、沪三大城市来探视亲人的右派家属,带来如下的消息:一,社会正在给反右倾机会主义中落马的“右倾分子”吹平反风;二,三月份文艺界在广州开了一个“广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居然讲到,在过去的两年中,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受到限制,心情也不愉快云云。从大气候上分析,显然是从“多云”向“半阴半晴”转化的迹象,或许是这股暖风吹到“西荒地”来了吧?  主管“右字号”中队的指导员叫李文山,个子又瘦又小,行动风风火火。我们到“584”集中的第三天,就开始了跑步出操。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以喜庆的调子说道:“为啥要出操哩?回到社会上去工作,也得有个新的精神面貌么;从今天起,不能总低着头和老二(指生殖器)算账,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回答是响亮的。  气氛宽松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点。每天早晨每人有一大碗白米粥喝,这也被老右们看成气温回升的具体标志。在一片天真的狂热中,我难以忘记同类陆鲁山,因为他和我都是独生子,家中又都只有一个年老的母亲,因而闲聊的时间,比和其他同类要多一些。他说:“我固然可怜,我看周围的同类,比我更可怜!”他的理由是,在阶级斗争喊得山响的政策下,虽然偶然出现某种缓和,这可能酝酿着“暖后大寒”。  我不以为然,说:“也许中央发现了五七年的失误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摇着头,“你看不见吗,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曹操杀杨修的典故,你忘了吗?”  我虽然从理智上承认他是对的,但幻想着对改变处境的渴求,因而谈问题常常在理智中掺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纯酒中掺水。便说:“刘少奇也许能起到一点制约作用!”  “算了吧!”他谈话从不含糊,“在我看来,咱们从‘583’到‘584’来,是向‘586’更贴近了一步。”  “这倒未必。”我觉得由于他的激烈,使判断流于偏颇。  “唉!”他长叹一口气,“前途在哪儿,有人编了顺口溜,有意思极了。”  “说说。”  “向前看,老残班;再向前看,冒青烟!”  老残班的含义我懂,就是说一直要改造到老,进了老残队为止。至于“冒青烟”,我还不知其意。  他说:“‘冒青烟’就是进火葬场呵!当然了,这儿现在没有火葬场,等到咱们到了老残年龄,这儿保险会出现一个炼尸排气的大烟筒!”  这段谈话所以记忆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为他的这些激烈言词,在事后都被铁一样事实的验证,还有一个比上述两个原因更为使我悲恸而难忘的因素,陆鲁山和另外几个同类,孙本桥、姚祖怡、王同竹,在“文革”中被枪毙于南京。姚祖怡原是外贸部的工作干部,王同竹是马列编译局干部,陆鲁山和孙本桥都是大学生,青春和年华凋谢于悲惨的年代(见书后附文《金陵寻梦》)。  当时,对形势具有陆鲁山这种尖锐观点的人,在老右群体中是绝对少数;多数老右对现实均抱有幻想,我则处在理性和感性剧烈冲突之中。比如:指导员李文山找曾经在北京丰台区当过中学音乐教师的徐洲谈了话,询及他一旦重回社会,手指能否适应再弹钢琴的问题,就立刻被老右视为一颗解禁的信号弹,升在了阴霾的天空。前文提到过,因煮吃癫蛤蟆险些丧命的“上海少爷”陆丰年,似具备从细微中透视宏观的特异功能,他说:“不要忧心忡忡了嘛,咱们集中到‘584’来,本身就是向社会跨了一大步。你看咱们后院的成员,属于社会上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不属于劳改范围。由此可以推论,我们正在向回归社会过渡。”  “584”的后几排房,确实住着一些非劳改成员。他们是来自北京市内无依无靠的老者。后来渐渐知道了这些鳏寡孤独所以弄到这儿来,而没有留在北京市的街道抚养,并非乐天派陆丰年推论的那么简单。我和一个老者交谈过,他告诉我,凡是到清河农场来的老人,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来国民党的遗老遗孀;或解放前天桥的混混和妓院的老板等,貌似由民政部门抚养,实际属公安局十三处管制。我确信这个老头儿的话并非虚言,因为他本人就是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再看看这些老头儿老太大的生活处境,更觉陆丰年君的推论过于浪漫:他(她)们的衣衫皆褴褛不堪,老太太蓬头垢面,老头儿甚至伸手向老右要烟头吸,他们的房前屋后堆放着垃圾,闲饥难忍的遗老们,半天半天机械人一般地在垃圾山边翻腾,仿佛下边埋着金银财宝似的。但那一双双长满黑皴的手指拾进锅碗里的东西,不外是烂菜叶一类的玩艺儿。有时,他们排成一溜儿,坐在向阳的墙根下,闭目养神。奇怪的是很难见到他们彼此说话,一个个的形象倒是酷似电影《红岩》中的疯老头子华子良。他(她)们似乎靠回忆为生,在向阳的墙根下静待夕阳落山……  希望在我心中破灭了。  没有希望的日子愈显其长。  有的不甘心这种命运的人,开始挣脱铁丝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志华。他原是北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极其聪明,还常常制几句诗以露文采。有一天清晨,他一人推着一辆小车(上边装有铁锨、扁担和抬筐),提前往场工地运送工具。待等大队人马抵达工地后,只见工具车放在那儿,人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们都以为他躲在土坡后或什么避风的地方拉屎,因而并没在意;时至中午收工集合时,才发现张志华逃跑溜号了。这无异于另一颗信号弹,他给在幻灭中彷徨的“同类”心中塞进了一团疑云:既然是前途充满了希望,为什么他还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给我灰色的心田,带来了一丝曙光。大约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张玉华背着食品从北京到劳改农场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队长不在屋的瞬间,递给我一封短信;信尾没有署名,但那字迹我分辨得出来,这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我,王蒙重新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邵燕样在《人民文学》上也有诗作问世;他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将在《北京文艺》上亮相云云。这个信息,对我说来比姨兄带来的那一堆食品还重要,因为那是冰河解冻的消息,是关联到劳改农场一大批落难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所以,我姨兄一离开农场,我立刻把这一准确的佳讯,告诉了我的那些“同类”,于是老右们心中渐渐熄灭的火,又重新开始冒烟,大家都把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视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征兆,觉得同类已然能在刊物上发表作品,解放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太遥远了。  有人唱歌。有人写诗。简陋的监舍里,偶尔还能听到二胡琴声,有京剧爱好者,还常常来上一两段清唱。大家归心似箭,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话题几乎都是一个:我还能不能重新从事过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时日中的种种表现,既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更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说其可爱,是他们中的多数不计恩怨得失,尽管他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几年的惩处,但是仍揣着一颗赤诚报国之心。说其可悲,也正是由于这种屈原精神,限制了他们对社会的透视和洞穿的能力,他们往往不去思考功与罪的界限,而沉溺于个人前程的幻灭感之中。因而一颗小小的星火,哪怕是旋即熄灭的荧光,也会在他们心头掀起波浪——我也不能摆脱知识分子心灵上可悲的积淀,认为解禁的日子确已到来。  所以,在1962年暮秋,农场里传来“老右”再次集中,乘火车去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的消息时,这些“老右”的心迷醉如痴。在去往茶淀火车站的途中,不知谁带头在卡车上唱起《歌唱祖国》,立刻一倡百和。  歌声穿过荒芜而饥饿的土地。  歌声在黄尘滚滚的农道上飞扬。  “再见吧!清河的芦苇塘!”  “再见吧!死亡的天国‘586’!”  “我们‘拜拜’了!”  “我们去北京!”  梦!这些痴情的知识分子,幼稚的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  1988牟秋于北京在昔日乾隆帝狩猎的行宫旁  如果劳改农场也能按人类的宗教概念,区分为“天堂”和“地狱”的话,我们这些来自茶淀农场(对外叫“清河农场”)的老右,来到团河农场则如同从“地狱”走进“天堂”。团河农场位于北京城南十多公里的“团河宫”之畔,“团河宫”曾是昔日乾隆皇帝狩猎之后落脚的行宫。我们所以能知道这个历史典故,因为我们老右中间有一个”地理仙”。当我们刚刚登上从茶淀开往北京的火车,押送我们上路的劳改队长,就把我们的下一个驿站团河农场的字号,告诉了我们。  人都离开了茶淀,保密已无任何必要。何况老右们的命运,此时行情看涨,有什么必要还让我们蒙在鼓里呢?  如同一声惊蛰春雷,惊醒了冻土层里的一条条蚯蚓,车厢里开始活了过来。老右们刚才好像被茶淀的夜风吹僵了,“团河”这个字眼,使我们有了热力。首先开口出声的就是原北京师大的地理系学生曹克强,他说:“那儿是一块风水宝地,由于乾隆皇帝到过那儿,那儿便有了亭、台、楼、榭甚的。地理位置还紧挨着一条小河,那河叫甚的名字来着?”他一边叩打着脑门,一边回忆着那条河的名字。此时我们那一节车厢里的人——包括那位队长,都在倾听曹克强君的白花。  当然,我们听曹君的话,比听那位队长的话精神要专注得多——因为那是我们这群“黑乌鸦”将要栖息生存的鸦巢。中央在广州召开的有关“为知识分子‘脱帽’问题”大会的事,虽然没有明确包括我们这些被打入最底层的老右们,但这股风必然会波及我们的命运,则是大家公认的。不然的话,把我们调往北京市郊来于什么?!基于这种心态,老右们迫不及待地向这位“地理仙”询问起有关团河的其他问题。  事隔多年,我的同类究竟向曹克强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已无从回忆;但是曹君的风趣之谈,我却记忆如初。他说:“我记起来了,那条小河名叫凤河。我这个老西子喜欢觅古,到北京来上学,每到星期日就在皇城各处乱转。团河宫早已经败落荒凉,至于当初乾隆皇帝在凤河边,是不是演出过风流的凤求凰和凰求凤甚的,我就无以奉告了。”由于曹克强的幽默诙谐,使我在火车上就结识了他。他是山西人,脸黑得像山西出的煤,大概因为水土的关系,牙齿上长满了黄斑,再加上架在鼻梁上那副圈套圈的近视眼镜,也可以称得上老右中的一怪了。  “地理仙”的话并非虚言,团河农场确实在凤河旁边,这是我们抵达农场之后才知道的事情。它分南北两区,南区是在押犯人,主要劳动项目是种水稻:北区则是劳改队,完全经营果园。当我们从永定门火车站下车,几辆汽车把我们拉迸农场场区时,那无边无际的葡萄架,一直伸延到我们目光的尽头。此时虽已入冬,但果园的色彩依然斑斓,对我们这些来自荒芜大盐碱滩的老右来说,确实有喜出望外之感。特别是在沿途没有看见一个岗楼,没有看见一个士兵;田野中的尚没褪尽的绿色、黄色、紫色……使我们产生了走进油画之中的美感。  这一切似都在启迪我们:我们冰冻的生命或许真的临近了解冻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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