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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哈尔滨以后,他不知家里的情况,不敢回家,只好跑到偏脸子租了一间低矮破旧的小草房住下来,到租车行租了一辆人力车,用拉洋车做掩护行动方便,也能有一些生活来源。  偏脸子是哈尔滨的贫民窟。  从前那里是一片沼泽地,是野鸭和狐獾等小动物的栖息地。19世纪初,大批穷困潦倒的外国逃亡者跑到这里,建起了简陋的栖身房舍,渐渐形成了破烂不堪的居民区。后来,哈尔滨俄侨自治会在这建起收容所,起名纳哈罗夫卡村,意为懒汉无耻之徒。哈尔滨人仍然叫它偏脸子。许多逃荒、落难的中国人也跑到这里,寻找一席落脚活命之地。  第二天早晨,他拉着洋车早早地出了家门,警惕地四处查看一番,只见早春的贫民窟就像一个灰头土脸的婆娘,灰蒙蒙的,弥漫着呛人的柴草味儿,一间间破草房趴在雾霭之中,用炉灰和垃圾铺垫起来的街道上,走来一只戗毛戗刺的夹尾巴野狗,蔫头耷脑地东闻闻西嗅嗅,没见什么异常情况,他这才拉着洋车匆匆离去。  他来到马家沟的巴陵街,压低了帽檐,路过家门口,看见那熟悉的院落静悄悄的,残雪刚刚融化,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楚,很想推门走进去,回家看看她们母女俩,过得怎样?看看电台还在不在?  几个月来的逃亡生活,使他对家充满了无限的眷恋。他很想回到家里,坐在烧得暖烘烘的壁炉前,吃一口热乎乎的饭菜,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几个月来,他从没洗过澡,身上都快长漆了。  可他知道,万万不能回去!周围可能有眼线,双方都在抓他呢。  他拉着洋车围着自家院子转了一圈,始终不见人影。他不敢逗留,生怕引起别人的怀疑,只好来到稍远一点的巴陵街路口,蹲在路边佯装等活。  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见妻子挎着菜篮子,低着头,忧心忡忡地从家里走出来。他急忙拉着洋车迎了上去。  “夫人去哪?请上车吧。”他低声道。  “不。我不用车。”  “上车吧!我不收你钱。”  “那哪成呢?我听你这声音……好像有点耳熟啊?”  “夫人,难道我的声音你也听不出来了?”  “啊?你是……”妻子秀英终于听出了丈夫的声音,又惊又喜,刚要喊他,却被韩一平打断了。  “别说话,快上车!”  秀英坐在洋车上,看到丈夫穿戴寒酸,又黑又瘦,裤腿上沾满了泥点子,脖子上围着一条卤渍渍的、辨不清颜色的毛巾,像驴似的在刚刚开化的马路上颠颠地跑着,忍不住哭了,问他:“你在外面混成这样,咋不回家呢?”  在她的记忆里,丈夫是个念大书的文化人,向来儒雅,从没干过这种粗活。她不知丈夫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了,为啥会落魄到这种地步。  韩一平压低声音叮嘱她:“别哭!快把帘子放下来!我问你,那东西还在吗?”  “在。”  “太好了!有人来咱家找过我吗?”  “来过好多次呢!前两天还有人来打听你的下落,还问我你来没来信呢。”  “啊,是这样……”韩一平明白,无论是敌人还是地下党,他和电台都是十分重要的追捕目标。他们一直没有放松对他的追捕。  韩一平拉着妻子一溜小跑,离开马家沟,来到东郊一片僻静的树林里。  妻子告诉他,他走后第二天家里来了好多人,个个都像凶神恶煞似的,把家里翻个底朝上,连地板都撬开了,什么都没找到,就用枪顶着她的脑门问她,你丈夫在哪里?她按照他教给她的,就说:“我男人跟我吵架气走了。我也不知他跑哪去了!”  又问她发报机藏在哪里?她装傻:“我家只有两只老母鸡,都在鸡窝里呢。再没有别的鸡了。”  听她这么说,一个留着两撇小黑胡的家伙,拽过女儿韩雪,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厉声道:“你的再装糊涂,我把她的带走!”  她急忙上前护着女儿,说:“她还是个孩子,啥都不知道!要带你们带我好了,别吓坏了孩子!”  韩雪却说:“妈,我不怕!咱家根本没有那东西,我才不怕呢!”  没想到,小韩雪在学校里受日本奴化教育,常挨校监训斥,挨老师打,对日本人充满了仇恨。再说,这孩子从小就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小姑娘,你的怎么知道家里没有那东西?你是不是见过发报机?”  “当然见过了!”  “在哪?”  “韩雪,不许你胡说八道!”秀英急忙嗔斥女儿,怕她胡说。  “快说,你的在哪里见到的?”那家伙急忙追问。  “在你们宪兵队里!”  “你去宪兵队什么的干活?谁派你去的?”  “我同学韩慧珠带我去的,她父亲在宪兵队,去找她父亲要钱看电影。不信你们去问问她!”  几个家伙毫无所获,最后只好悻悻地走了。  一天深夜,又有人来敲门,是个男的,长相很憨厚,进门就叫钱秀英弟妹,说他是韩一平的同志,是韩一平派他来取一样东西。  “取啥东西?他自个为啥不回来取?”她问他。  “啊,他被日本特务盯上了,一时脱不开身。”  “啊?”一听这话秀英顿时慌神了,“日本人会不会杀了他呀?”  “别担心,弟妹,我们会救他的!他派我来家里取走那个东西……”  “啥东西?是棉袄,还是棉裤?”  她牢记着丈夫临走时的叮嘱,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出那东西。但她对这位长相憨厚的来者还是充满了好感,以为他真是丈夫的同事,一再问他丈夫在哪呢,啥时候能回家。  来人却说韩一平在新京呢,过一段时间就能回来,还说:“弟妹,这发报机对我们地下党组织来说非常重要。你马上交给我带走,藏在你家里不安全,会给你们母女带来杀身之祸!”  “我问你,这个人长什么样?”韩一平迫不及待地问道,“多大年龄?多高个儿?穿什么样的衣服?”韩一平意识到,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真正的叛徒。  “啊,他好像是穿着灰色长袍,戴着礼帽,帽檐压得很低,又是晚上,看不清眉眼,只看见他下巴长得挺黑,看样子有四十多岁,个子比你猛点儿,好像戴着眼镜……”  “你好好想想,到底戴没戴眼镜?”  “啊,戴了。他说话时好几次正眼镜,好像不太习惯戴眼镜似的。”  “啊,是这样……说话是什么口音?”  “有点天津口音,但又不太像。”  “好好想想,他还说什么了?”  “他看我半信半疑的样子,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说是你给我写的。一听这话,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人根本不是你派来的。你知道我不识字,不可能给我写信。你也从来没给我写过信,我寻思这一定是个圈套!”  “那你怎么说的?”  “我没说我不认字,我故意扫了一眼信纸,说我家从来没藏过啥东西!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鸡?是公鸡还是母鸡?我让他快走。我要关门睡觉了!”  “那封信还在你手里吗?”  “没有,那人揣起信不情愿地走了。”  “秀英,谢谢你!”韩一平紧紧地握住妻子的手,真诚道,“没想到你这么聪明。”  “聪明啥呀?我连封信都看不懂。”听到丈夫的表扬,秀英觉得有点难为情。  从妻子不太准确的描述中,韩一平记住了这个人,四十多岁,肤色略黑,中等略高身材,有点天津口音,是不是戴眼镜不好说。  他在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揪出这个真正的坏蛋!  他又问妻子,那个人后来又来过没有?妻子说再也没来过。  她说有一天晚上,韩雪跑到她的房间里,神神秘秘地问她:“妈,爸爸到底去哪了?”  她说不知道。韩雪又问她:“爸爸把那东西藏在哪了?”  她说哪有啥东西呀?不许她瞎说。  韩雪却说:“我才不信呢!要是没藏啥宝贝,为啥天天有人盯着咱家?”  “韩雪说得对,我也发现咱家周围黑天白夜总有人盯着,害得我提心吊胆,成宿睡不着觉,生怕你回来被他们抓住。我还发现咱家前院那家白俄人家,经常有人从窗子里探头探脑地盯着咱家院子。”  韩一平知道,敌人和地下党都派人在日夜监视他,只要他一进家门,立刻就会遭到逮捕。  “对不起,秀英,让你们娘俩儿也跟着我担惊受怕。”  韩一平对妻子说了些歉意的话,又问到女儿的情况,得知韩雪的学习很好,已经上了滨江省立第一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他很高兴,又叮嘱妻子,不要把见到他的消息告诉女儿,韩雪年龄小,不经事,怕她说漏了。  妻子问他住在哪,每天吃饭咋办?一天像驴似的跑一天,回去连口热饭都吃不着,她很心疼,想去给他做饭。  他却说:“不用担心,我什么都能干。”  临分手,韩一平跟妻子约好见面地点和联络方式,一旦家里发现重要情况,让妻子将一块小石头放进马家沟河边一棵老榆树的树窟窿里,他就会到马家沟河边来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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