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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一切,韩一平一无所知。  他只好按照事先约定的组织纪律,迅速离开哈尔滨,乘车来到绥芬河,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下来。  这天晚上,他按照以往交接情报的联络方式,来到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将一封信投进一户俄罗斯人家废弃的铁艺信筒里,信中写道:父母病故,小弟无家可归,前来投奔姐姐,望姐姐接纳。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大亮,马路上行人寥寥,他化装成一名清道夫,头戴狗皮帽子,拎着一把大扫帚,早早地来到锈迹斑斑的废弃信筒前,看看周围没人,急忙将手伸进挂满霜雪的信筒,可是摸了半天,连个纸片都没摸到。  按约定,他将在这个没有上锁的信筒里摸到一封信,信中用隐形墨水给他下达指示,布置下一项工作任务。  一连几天,都没有收到指示。  他开始焦虑不安,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是联络点暴露了,还是联络人出了问题?  以往,他把情报投进信筒的第二天早晨,准会收到一封回信,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直等到第七天仍不见回信。  他沉不住气了,又写了一封急信:“我要求立刻面见姐姐!如果见不到,我只好去拜见外公!”“外公”是指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意思是说,如果见不到联络人,他只好过境去向苏联远东情报局直接汇报。  这天晚上投完信以后,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躲在附近的墙根下,等了很久,想等到取信者的到来。可是,晚上九点钟全城戒严,他只好拖着冻僵的双脚回到旅馆,坐等天明。  第二天早晨,他又是一身清道夫的打扮,踏着昨天夜里刚刚下过的一场大雪,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早早地来到落满霜雪的邮筒前,却发现,邮筒旁边的雪地上有清晰的脚印,显然有人刚刚来过了。  他急忙伸手去摸信筒,发现里面仍是空的。  他忽然意识到,联络人就在附近,一直在跟他捉迷藏呢,就是不想见他!  根据他多年的特工经验判断,发生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对方已经叛变,一种是怀疑他韩一平叛变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都面临着被捕的危险。所以,他必须马上离开!  他匆匆扫了一眼四周,周围灰蒙蒙的刚刚放亮,本来就住户不多的绥芬河小镇,显得十分清冷,不远处有一个影影绰绰的身影在扫雪,头上包得严严实实的,看样子像个俄国老太太。远处传来一阵整齐的皮靴声,那是日伪宪兵在巡逻呢。  他急忙回到小旅馆,却发现,门缝里塞进来一封信,打开一看,他一眼认出了那熟悉的笔迹,斜斜的俄文,笔锋中带着匆忙的潦草以及命令的强硬,有的字迹穿透了纸背。他迅速扫了一眼短信,仿佛掉进了万丈深渊。  “你已被怀疑是叛徒和间谍,再往前走一步等待你的将是坟墓!立刻回去,只有让时间去检验你的忠诚与背叛!”  他知道一定是联络人送来的!只有联络人才知道他的下一步打算。他在信中告诉联络人,见不到联络人,他将去苏联直接向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汇报。  他如梦方醒,原来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已经怀疑他是叛徒和间谍了。  他在苏联留学多年,对那里的政治环境十分了解,一旦被怀疑是叛徒或间谍,等待他的只有坟墓,连申辩的权利都没有。几年前,一个叫高庆有的中国同志,亲手创建了沈阳和哈尔滨两个国际情报站,对国际情报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在1934年被苏联远东国家政治保安局,以“援助国际资产阶级”为名秘密处决了。还有一对从事国际情报工作多年的中国夫妇,在莫斯科“红军之家”同时被捕,被苏联最高法院以“叛国罪”“日本间谍罪”等诸多罪名,分别判处死刑及十五年徒刑。  他知道干特工这行,一旦在上司那里失去信任,那么,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被人消灭,一条是自我消失,永远不能再露面!  没有第三条路可选择。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非常感谢那位从未谋过面、多年打交道的同行,感谢他对自己的信赖,否则,他死定了。  他脱下清道夫的装束,化装成商人,迅速来到绥芬河火车站,上午九点,正好有一列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他顺利买到了一张硬座客票。  就在他排队接受警察检查票证准备上车的当儿,只见一个穿着破呢子大衣,头上裹着黑色大披肩,看不清长相的俄国老妇人,跌跌撞撞地来到他面前,用俄语低声问道:“先生,请问您是回哈尔滨吗?”  “啊,不!我去新京,只是在哈尔滨换车。请问您有什么事吗?”他用俄语回答。出于职业的敏感,他没有说回哈尔滨。他奇怪,老太太为什么问他“回哈尔滨”,而不是问他“去哈尔滨”呢?  “啊,是这样……我本想请您给我弟弟捎点东西。您在哈尔滨换车,那就算了。”  “请问您给弟弟捎什么东西?”韩一平忽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穿戴寒酸,行动迟缓的俄国老妇人,就是自己苦苦寻觅的秘密联络人,一个经验丰富的苏联共产国际特工。原来,几天来她一直在秘密地跟踪他,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  “谢谢!不必给您添麻烦了。祝您一路平安!”老妇人说道。  “快点儿!快点儿!”这时,检票口的警察骂骂咧咧地催促韩一平,“你他妈想不想上车了?不想上车痛快滚开!”  “好好!我马上就来!”  过了检票口,韩一平急忙回头望去,只见老妇人站在检票口的送行人群中,向他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他摘下帽子,向这位第一次谋面的同行微微鞠了一躬,以示对她深深的感激及敬意。  他知道,如果不是她与他多年的秘密合作,对他的人品高度信赖,从而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他肯定怀着对组织高度负责的态度,跑过去向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汇报情况,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到那时,他即使不被处死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了。  当他再抬起头时,发现老妇人已经转身离去,留给他一个蹒跚的背影。  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但他对这位特工同行永远心存感激。  就这样,韩一平怀着莫大的痛苦与委屈,不得不跟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脱离了关系。  不久,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以叛徒、日本间谍等诸多罪名,对韩一平向中共中央发出了通牒。与此同时,哈尔滨日伪特务机关那边,也把韩一平列为共产国际特工的要犯来进行追捕。  一时,他成了双方都力求消灭的对象。  韩一平倚窗坐在列车上,望着窗外,心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绝望,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弃儿,一只断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双方都视他为敌人,都想消灭他。  他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眼前一片白茫茫的悲凉,就像窗外白皑皑的雪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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