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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白烨先生见过几次面,相互交谈不算多,但这几年从报刊上读到他写的一些有关新时期文学论争的理论综述文章,使我对他产生一种敬佩之情。我觉得正当时下文学评论界有些人试图完全搬用舶来的思想体系、理论观点构建文学理论新巢之际,他却在默默地、认真地做着一件看似不显眼实际上却很有益的事撰写文学理论综述文章。这在有些人看来不过是搜集、整理资料而已,而我却认为,这是文学理论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是研究当代文学历史、发展文学理论科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现在他应读者的要求,将这些年来写的几十篇评述1978年以来有关文学问题论争和探索的文章汇集成《文学论争二十年》一书出版,恰好说明他从事的这项工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得到了读者的认同和肯定。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鈹一池春水”开始,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十年来,我们的文学发展(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尽管有时还遇到“隹暖还寒”的晦暗天气,遇到封建主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左”的思潮的侵袭和干扰,但就总体而言,文学的新时期毕竟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最好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在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之后,具有了自己的独立品格。它既不是盲目地为某项具体政策唱颂歌,也不是庸俗地把文学变成格调低下的赝品,而是在时代潮流的鼓涌下,在社会大变动的环境中寻找文学与时代相联结、与人民心灵相沟通的最佳途径、最佳效益。今天的文学时代,不再是江青一伙独霸文坛那种舆论一律、万马齐喑的时代了,代之而起的是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指引下,诸家蜂起,多种观点纷呈,整个文坛五光十色,杂然纷陈,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这种活跃的、有生气的局面的出现,显然是时代变革的使然,是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双百”方针的使然,是文学领域内的自由争鸣的使然。  就文学论争而言,从1979年开始讨论文艺的“工具论”、“伤痕文学”,到近期讨论文学的功能、价值、文学的主体性等等,争论由浅而深,由小到大,由个别到整体,逐步深化,逐步发展。其范围之广,涉及问题之多,参与人数之众,争鸣气氛之浓,为建国以来所少有。论争的问题既涉及到文学的外部问题,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人性和人道主义等问题,更多的则是文学内部问题的争鸣和探讨,诸如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方法、文学研究方法、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形式等等。这些论争虽然没有(也不需要)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2对开拓理论视野、更新文学观念、摒弃旧说、创建文学新格局是有深远意义的。从历史上说,学术思想的活跃,学术问题的争鸣,艺术问题的热烈探讨和创新,标志着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的开放和进步。像我国的战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出现,都对当时以及以后的文化发展,对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样,新时期的文学论争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与过去不同的是,新时期文学论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曲折和洗劫之后开展起来的,它所论争的问题往往不仅仅限于某个具体文学问题本身,往往是从某个文学问题的争鸣入手,把理论论争与拨乱反正结合起来,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反思走过的道路,探讨社会主义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寻求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所应遵循的规律、原则和方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新时期文学论争体现的这种反思性、探索性和突破性,既是50年代以来文学论争的继续和发展,也是这些年来文学变革的深化;既是对陈旧的文学观念的反拨,也是对铸建文学新格局的呼唤。白烨的《文学论争二十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新时期有关文学论争的各方观点及时记载整理出来,为我们提供了当代文学发展的真实状况和最新信息,提供了丰富而又翔实的材料,这是十分可贵的。  《文学论争二十年》是用理论综述的形式写成的书。过去,人们评论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大多采用论文、随笔、评点、对话、诗话、词话、序跋等等形式,用理论综述这种形式来评论文学似不多见。在我看来,文学理论综述也是文学评论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独特的形式。因为它所评论的对象不限于某个具体作家、某部具体作品,而是当代文坛有争议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热门话题。它不需要整理者对所评对象作出自己的终极评价,而是要对论争的双方观点作出客观而又准确的判断。这种理论评述首先需要占有大量材料,对材料进行筛选、梳理,然而仅仅占有材料还是很不够的,还需要作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观察能力、判断能力、整体把握能力和客观描述能力。选取什么问题作为理论综述的课题,从什么角度进行综述,怎样才能准确地把握论争双方的观点,弄清论争的焦点、核心所在,都和作者对文坛现状的密切关注与思考、对文学问题的敏锐感应和把握密切相关,可见文学理论综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作者长期地积累资料,更需要对资料去粗存精,去芜存菁,从而摭英撷萃,描述新见;需要了解掌握发展中的当代文学状况,更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综合;需要有宽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更需要有深厚的理论根底和较高的文学素养。文学理论综述正是上述种种因素的体现和显示。这些年来,白烨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辞劳苦地写作了一批好的文学理论综述文章,为拓展文学评论领域探寻着新路,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而又繁杂、喧闹而又变幻、热烈而又自由的文学评论世界。愿他朝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也愿当代文学评论世界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长久地喧闹下去。  1989年3月15日匆写于武昌桂子山  这篇序言写于1989年3月,距今已有8年多了。今年9月下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告诉我:白烨的《文学论争二十年》一书要出版了,问我过去写的序言是否根据现在情况需要修改。听了这个消息,我十分高兴,这本书终于出版了。至于序言,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我没作修改。  从1989年至今,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艺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大大地加快了中国经济、政治的历史进程,而且对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首先是观念上的。以文学观念为先导的变革,引起了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一系列变化。如果拿80年代与90年代的当代文学相比较,就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90年代文学所呈现的多种形态、多元格局是过去所没有的,也不是一两句话所能完全概括的。最近我看到报纸上刊登的上海作家协会组织的一次专家座谈会的报道,这次座谈会主要讨论90年代文学潮流及其思想文化特征问题,会上一些专家将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进行了比较,认为80年代的文学重于反思,现实主义创作成为文学的主流;80年代后期由对形式的实验探索而兴起的先锋派创作又成为文坛令人关注的一道风景。到了90年代,文学较多地表现为一种多元杂陈的局面,多种流派、旗帜、口号此起彼伏,可以说多元化局面与大众化倾向是90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文学的商品化、市俗化、浅薄化的倾向也比过去明显。我以为这些看法是符合当前文坛实际的。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指导下,文坛上出现的这种多元杂陈、多元共存、共荣局面,正是我们多年来所期盼的,也是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结果。  再过两年就是21世纪了,我相信新世纪的文学将比今天更加辉煌。  趁《文学论争二十年》出版之际,补充以上几句话,聊表心意。  王庆生 1997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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