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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5月29日至6月8日,98所高等学校、14个有关报刊、出版单位的代表,在西安举行“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方法学术讨论会”。讨论主要集中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上,争论的焦点与各方的观点具体如下:  一、从文学史上看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能不能结合  一种意见认为:现实主义十分注重于文学真实,要求按照生活固有的样子去反映生活;浪漫主义描写从既定现实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理想和愿望出发,要求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去反映生活。这两种创作方法各具所长。历史上一些进步的作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两者互相渗透和互相补充,使自己的作品焕发出更多的光彩。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中就有一些诗篇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古曲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虽然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悲剧,但结尾却突破了现实主义界限,按理想的样子作了处理。这对当时处于封建桎梏之下的青年男女不能不是一线希望的光辉,这自然又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还有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超出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写了纯真爱情的胜利。又如,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却有现实主义的骨骼,杜甫是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诗篇里却流动着浪漫主义的血液。像这样既具有现实主义,又具有浪漫主义的例子还有我国古典小说《水浒》、法国小说《巴黎圣母院》等。据此可知,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进步作家还不可能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高度统一起来,只达到了一种粗糙的、不完全的“结合”,但这也证明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不是互相排斥、彼此绝缘的。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要比各自独立存在更为有力。  另一种意见认为:现实主义强调“生活的真实”和“细节描写的真实”,它虽然在描写客观生活的时候也有理想和激情,但首先要从事实出发,真实地揭示现实生活的客观关系和固有规律;浪漫主义则主要追求从客观生活基础上产生的主观的“理想的真实”、“感情的真实”,不是追求客观生活描写的真实。每个作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理想,但在表现理想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程度和方式上都是绝然不同的。前者把理想、感情的倾向渗透到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描绘中去,把主观的思想感情的抒发,同客观生活结合起来,而在主客观发生矛盾时,又以主观想象服从客观生活的逻辑和规律为依归。后者在抒发主观的理想和感情时,则可以完全打破客观生活发展的常规,根本不管细节描绘的真实,完全根据作家主观理想和情感的要求去组织自己的生活印象和材料。《西厢记》和《牡丹亭》就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二者都是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歌颂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斗争的。《西厢记》按照生活固有的样子,勾勒了一幅现实的人生图画,把作者自己“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渗透在对张生和莺莺现实的爱情生活描写中;而《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则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情感的要求,给人物制造了一个奇特的“幻境”,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理想是在摆脱了一切现实关系的束缚后实现的。人物复活后,再强迫现实接受他们幻境中的事实。在叙事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区别还集中表现在人物塑造上。现实主义在人14物塑造上由于它要求写“真实”,就不仅要求“神似”,还要求“形似”。人物的思想、性格、所作所为,都应该像现实生活中的人那样,要合乎生活的逻辑;浪漫主义则是按照作者所想象、所理想的样子来塑造形象。因此,它只求“神似”,不求“形似”。浪漫主义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个奇特的、理想化的“超人”,是“神”或“半人半神”,是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离騷》中的主人公等。因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虽然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二者有联系,但是,从它们主要是写什么样的生活,以及是以怎样的手段去表现这种生活来看,两者又是绝然对立的,是不能混同的,要把这两种创作方法“结合”起来,是办不到也不可能的。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从非常广泛、宽阔的意义上来理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从来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渗透和互相兼有的。但这种“渗透”和“兼有”仍能显露出或者以现实主义为主导,或者以浪漫主义为主导,不是你我不分,没有倾向的“两结合”。把从“关关雎鸠”以来的大部分古典作品都说成是“两结合”的,这就把一部文学史说成了“两结合”史,是违背历史的。  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能否结合  一种意见认为,文学史上就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传统,而我们无产阶级因为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就更有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可能。而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史也表明,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完全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国际歌》、《母亲》首先体现了“两结合”的精神,我国在“五四”前后出现的鲁迅和郭沫若两位杰出作家,虽然各有其主导倾向,但总的来看,他们的作品大都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出现了许多“两结合”作品,如《白毛女》等。进人社会主义时期以来,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就更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主流,如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以及《红岩》、《创业史》、《李自成》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随着无产阶级文艺实践的发展,逐渐聚拢、融合,是明显可见的历史趋势。考其原因,有这样两个:其一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热情洋溢、充满理想的时代,要充分表现生活中现实与理想辩证统一的关系,要反映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必须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其二是无产阶级文艺不仅应当成为生活的镜子,还应当成为人民生活的教科书。作家站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高度,在对生活进行真实的、具体的、历史的描写过程中,还必须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揭示现实生活向前发展的总趋势,教育人们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文艺的战斗作用。  另一种意见认为,以“生活充满理想”和“文艺要能动地改造生活”来证明“两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说服不了人的。如果说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本身就充满着理想、乐观的精神,那就是说这种精神已经是一种现实,成了社会主义新人的一种特质。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生活中已经包含了一些共产主义的因素,那就是说这些“因素”已经成了社会主义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东西已是“现实”,反映它们,还是现实主义。反之,某些事物还没有出现,将来才可能出现,现在还只是表现为人们的一种愿望和理想,这种东西再好也还是一种设想,不是活生生的现实。文艺是以具体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而理想总还是抽象,文艺要反映它,也只能按照理想的样子来反映,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这就是说,我们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可以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可以用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二者既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浑然融合,只有同时提倡这16两种创作方法,才能完满地反映社会主义现实。从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史来看,也无所谓“两结合”的作品。《国际歌》、《母亲》典型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点,《红岩》、《创业史》也是如此。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有的属于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的属于革命的浪漫主义,说它是“两结合”的,不符合作品实际。至于《李自成》,正是由于作者采用了所谓“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才导致了这个作品的失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李自成集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于一身,不符合历史真实。因此,只有严格按照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各自的原则去创作,才能创作出既符合历史和生活的真实,又能富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真正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  三、如何理解毛泽东同志有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论述的精神  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提出了“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首次提出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盛行起来。建国以后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经济上出现了初步繁荣,文学艺术也有了初步发展,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队伍初步形成,已具备了提倡作家、艺术家采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条件,加之“反修防修”斗争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同志于1958年正式提出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三次文代会上,周扬、茅盾同志的报告中对“两结合”作了强调宣传,是符合毛泽东同志指示的精神的。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把革命气概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这种辩证的革命思想也体现在他对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上,他在肯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等的同时,也极欣赏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李贺的诗歌。并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努力体现“两结合”。  另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同志从未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提出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话,是在谈到诗歌时讲的,是从内容上讲的。是要求艺术作品要在内容上做到革命理想与现实生活的有机统一。作品内容与创作方法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在1958年那一段时期,郭沫若、周扬、茅盾等同志的文章都是从内容上去理解和阐述的。把“两结合”作为独立的创作方法是周扬同志在三次文代会上正式提出的。这是一种引申和发挥,不符合毛泽东同志讲话原意。至于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提出的“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口号,不仅说明不了毛泽东同志主张“两结合”,而恰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同时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  四、“两结合”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  一种意见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为“两结合”的提出提供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背景。“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而产生和发展的。它的雏形早就出现于巴黎革命诗歌以来的无产阶级文艺实践。1958年的政治形势以及民歌运动,只是起了历史赋予的催生“两结合”的使命的作用。至于当时出现的形势方面的一些缺点和宣传方面的某些偏颇,并未对“两结合”发生什么影响。  另一种意见认为:把“两结合”的背景上溯到无产阶级文艺的孕育诞生期,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什么不迟不早,偏偏在1958年提出,这不能不与当时的具体背景有关。对1958年的形势一分为二的来看,革命人民意气风发、干劲冲天,焕发出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当时在不少地方指导工作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18性,大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和“砸锅”、“吃食堂”的共产风。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大跃进民歌如《红旗歌谣》等,好的作品当然不少,但廉价的乐观主义、荒唐的浪漫主义之类的东西也很多。这种片面夸大主观精神力量的偏颇宣传不能不对“两结合”发生影响,“两结合”正是为了适应突出表现主观精神的浪漫主义而及时提出来的。因此,“两结合”建立在本身就不科学、不实际的基础之上,这就给它带来了先天性的不足。  五、“两结合”的实质是什么?  一种意见认为:“两结合”的实质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二者的“结合”。在“两结合”的整体中,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二者没有主要和次要之分,没有重要和不重要之别。抓住了“结合”二字,就抓住了“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精神实质。  另一种意见认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作为“两结合”里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不可能一半对一半,也不可能浑然一起而不可分。任何事物如果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话,必有一方是主要方面,一方是次要方面。“两结合”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提出来,意在突出强调革命浪漫主义方面。比较流行的关于“革命的浪漫主义是主导”的说法,就把革命浪漫主义规定为导航定向的方面。当时,郭沫若、周扬同志的文章也都着重强调了这一方面。这些文艺界权威人士的看法,显然不能忽视。  六、“两结合”有没有创作基础  一种意见认为:从无产阶级文艺产生以来,就出现了一系列体现“两结合”的作品,《国际歌》、―《母亲》是“两结合”的;我国的《红旗谱》、《创业史》、《红岩》、毛主席诗词以及郭小川、贺敬之的一些诗歌都是“两结合”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为“两结合”奠定了雄厚的实践基础,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又促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另一种意见认为:把《国际歌》、《母亲》等都说成是“两结合”的作品,既不符合作品实际,也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挤出了无产阶级的文艺园地。“两结合”的代表作品只是大跃进民歌、小说《金光大道》、诗报告《西沙之战》以及八个“革命样板戏”。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许多人公认的。现在也不能因为这些作品大多是失败的,就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另换一些作品来证明“两结合”的正确。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两结合”是“生”不逢时,从提出到现在21年,中间就经过了林彪、“四人帮”长达十余年的干扰和破坏。所以作品甚少是可以理解的。以后各方面工作走上了正轨,作品或许可以多出现一些。  七、“两结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  一种意见认为:“两结合”创作方法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又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全面、更科学、更理想的崭新的创作方法。二者既有紧密的联系,而又有着“质”和“形”的不同。  另一种意见认为:“两结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并行不悖的两种创作方法,而是对同一种创作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作出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从指导思想和政治方向上来概括的;“两结合”是从历史渊源和本身特点上来概括的。二者除了强调的重点不同外,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八、创作中背离、歪曲生活的现象与“两结合”的提倡有没有关系  一种意见认为:“两结合”提出以来,文艺界内部对它作了某些片面的、错误的解释,把注意力引导到浪漫主义这方面来,而又用“虚张声势”和“想人非非”代替了浪漫主义,忽视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艺术的真实性以及现实主义原则等重要问题,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四人帮”一伙有意歪曲和篡改“两结合”,更是对文艺创作造成极大的破坏。这些东西完全背离了“两结合”的根本原则,与提倡“两结合”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不过是使“真理”蒙上了“尘埃”而已。一旦洗去了这些不属于“两结合”本身的东西之后,它依然会熠熠闪光、大放异彩。  另一种意见认为:“两结合”本身内涵不清、玄妙而不可捉摸,缺乏严密而又明确的质的规定性,必然给文艺创作中带来影响。“两结合”提出以来,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成功的典范之作,而看到的主要是混乱。如滥用幻想和夸张,大搞“古今同台”、“人神同台”,说大话,唱高调;认为越虚、越假越好,不从实际生活出发,沉溺于小资产阶级的胡思乱想;把人物“神化”和“鬼化”,任意拔高英雄人物,搞“超人”主义,任意丑化反面人物,搞脸谱主义;廉价的乐观主义盛行,不准写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不准写革命、建设中的困难和挫折,不准写英雄人物的牺牲,搞团圆主义,等等。这些现象都与“两结合”的提倡不无关系。因为人们不知道“两结合”是什么东西,总是想尽办法去适从它和把握它。而按照那些解释“两结合”的流行性观点来看,这些似乎并未过分地超出“两结合”。还有现今仍然存在的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也是与提倡“两结合”不无关系的。  九、当前的一些文艺作品运用的是什么创作方法  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出现的以揭批“四人帮”罪恶为主题的作品,大胆触及时事,揭露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阴暗面,较深刻地表现了“四人帮”给人们带来的深重苦难和心灵上的创伤。对这类作品,肯定其积极作用甚至予以适当褒奖,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些作品显然不是按照“两结合”的原则创作出来的,不属于“两结合”的作品。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历史的进程虽然出现了曲折,但就整个历史来说,仍然是一支短小的插曲。而且在林彪、“四人帮”最猖獗的时候,英勇的共产党人和伟大的中国人民,始终未停止过战斗。从整个情况来看,我们的时代还是前进的时代、光明的时代。仅用“悲愤”来概括我们时代的特点,是不准确、不全面的。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映了时代的真实的话,那只是部分的真实。我们的时代不仅需要文学发出“醒来吧”的叫喊,更需要从正面引导为主,塑造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血肉丰满的无产阶级时代英雄。从这一点上来说,所谓“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提法是不够全面的。  一种意见认为:“两结合”中,首先的和主要的还是革命现实主义的问题,从文学史上看,真正具有撼动人心力量而成为不朽之作的也大都是现实主义比较充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班主任》、《丹心谱》、《于无声处》等都是“两结合”的。它们既揭露了黑暗和创伤,又歌颂了光明和未来,显示出了强烈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力量。“悲愤”是客观存在,抒发它是为了前进,而且由于长期以来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被摒弃,现今提出“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问题,是适当的,必要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的作品不能拿“两结合”的框框来套。《班主任》、《伤痕》、《于无声处》等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调,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从森林里走出来的孩子》等以革命浪漫主义为基调,是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如果按照流行的“两结合”原则来衡量,这些作品显然是“离经叛道”的。因此,盲目坚持“两结合”,只能扼杀已经出现的优秀作品,束缚未来的文艺创作。  十、怎样估价创作方法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  一种意见认为:过去片面强调了世界观的指导作用,忽视了创作方法的相对独立性。现在重视和强调创作方法的作用,是完全应当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从作家的创作实践来看,往往并不是在进人创作之前,就有一个明确的创作方法,并自觉地遵循它。某篇作品是什么创作方法,常常是批评家在作品发表以后才指出来的。创作方法在创作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创作同时还受到作家的思想、生活基础以及所表现题材的制约。因此,不能盲目夸大创作方法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更不能绝对地把某些创作方法说成是最好的。曹禺据说是运用最先进的创作方法写出了《王昭君》,但总的看来不是成功之作,甚至不及《雷雨》、《日出》的认识价值。过多地强调创作方法的作用就会走向“唯武器”论。  从讨论的情况看,同志们在提倡创作方法多样化上,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大家认为,现实生活本身是五彩缤纷的,反映这一丰富现实的文艺的创作方法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仅要大力发挥革命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以及“两结合”等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的巨大作用,而且应当允许清醒的现实主义(或者叫严肃的现实主义)、积极的浪漫主义等社会主义文学的同盟军的创作方法的存在。作家在政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可以自由选择、自由竞赛。赞同“两结合”的同志表示不“独尊”“两结合”,不排斥其它创作方法;不赞同“两结合”的同志,也认为先不急于彻底否定“两结合”。大家共同主张:各种创作方法的优劣,让文艺实践去检验,让群众去评判。  (原载《文学研究动态》197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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