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密码:
  《回眸历史解读定南》  缪俊杰  一千多年前,一个叫王勃的年轻人写了一篇赞美江西的文章,流传千古。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江西的党政干部、人民群众还用他的名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来形容江西的优势,并引以为骄傲。这篇名文叫《滕王阁序》,写于公元676年。  王勃才华出众,但命运不济。他十四岁中进士,授朝散郎。被沛王李贤召为王府修撰,也就是在中央当个“高级编辑”吧。但唐高宗不喜欢他,把他逐出王府。他只好做个“闲散人员”,自费到各处走走看看。他父亲因他株连,从中央贬到广西边界的“交趾”当个县令。王勃二十七岁那年去交趾看望父亲,渡海时溺水身亡。《滕王阁序》就是他这次探亲途中,路过南昌时写的,成为他的“绝唱”。  王勃是山西人。他为什么能写出赞扬江西的好文章?我想,一是因为他是外地人,博学多才,又没有偏见,对江西的人文地理、各种优势看得清楚,能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二是因为他觉得江西的地方官重视知识分子,像“徐孺下陈蕃之榻”(豫章太守陈蕃热情招待南昌寒儒徐孺子)的事例,使他印象深刻。王勃被革了职,差点掉了脑袋,但当时担任洪州都督的阎公,不仅不回避他,反而热情邀请他参加滕王阁的官方宴会,使他很感动。“士为知己者歌”。王勃即席赋诵了这篇《滕王阁序》,大大地赞扬了江西一番。  江西有幸,定南有幸。在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前夕,邀来万绍芬、王巨才、陈世旭、陈美兰、何镇邦、张宝林、王必胜、吕先富、石湾、钟鸣天、郭建、郭晨、韩小蕙、宗连坚等各路名家造访定南。这里面有卸任的“封疆大吏”,也有“名士贤臣”;有文人高士,也有博学名儒,济济一堂,不亦乐乎。定南县委、县政府领导,热情礼待,提供各种条件,让他们了解定南。诸位名家不辞辛劳,不避酷暑,走遍定南的山山水水,聆听各界人士的介绍,阅读各种史料和现实材料……倾盆大雨,和风细雨,感性的,理性的,历史的,现实的信息,同时进入他们的脑海。相信他们此次定南之行,必有鸿文问世。敝人有幸,能和各位名家在一起坐而论道,切磋琢磨。在许多问题上得到共识,于是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写了这篇“解读定南”的文章。  回眸历史,对比现实,是定南人交给我“解读定南”的一把钥匙。  两个皇帝“朱批”和30多处出土文物  定南,我生于斯,养于斯的这片热土,为什么叫定南?我过去对此不甚了了。最近重读定南县志,才明白,这与两个皇帝的“朱批“有关。  在华夏大地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定南仅占七千分之一,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圆圈。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边远县份,明、清两个朝代的皇帝都作过“朱批”。在全国2400多个县份中,这种“机遇”不多,不可“小视”。因此,我这篇解读定南的文章,还得从两个皇帝的“朱批”开始。  定南过去属虔州府,没有单独建县,没有受到皇帝青睐。  第一个对定南作“朱批”的是明朝穆宗皇帝。穆宗为什么要对小小的定南作“朱批”呢?事出有因,不属偶然。还在他父亲世宗做皇帝的时候,即嘉靖36年(公元1557年),赣州府属下的下历井坑乡(今定南历市镇),乡民赖清规因不堪封建朝廷的黑暗腐败,揭竿而起,聚众起义,响应者数千人。义军在信丰、龙南、会昌、龙川、和平、兴宁等地坚持武装抗暴达九年之久。嘉靖45年(1566年),也就是老皇帝死后、新皇帝穆宗上台的第二年,南赣巡抚吴百朋率军镇压,终于把起义镇压下去。这一年,穆宗任命张居正为宰相,赣南的地方官也换了新人。掌握赣南大权的都御史提督张翀于隆庆二年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疏”。“奏疏”大意是说:江西的龙南、高沙、下历三堡与广东和平岭岗毗邻,离县城遥远,行政教化,难以达到。以致多年来百姓思想落后顽固;又因这里地处两省交界之处,百姓僻居山谷,往往因小的意气即呈凶报复。他们依山傍险,各据一方,自成巢穴。去年,大军剿灭了这里的祸魁,跟着又设官镇守,余孽也就怯皇威而感皇恩了。按理可说是万无一失了。但广东上、下陵这些地方,都是盗贼丛生的地方,本府信丰南坊、上里、员鱼、迳脑;安远的大石、小石和伯洪等地也是盗匪出没之地。恳请圣上参照南安府桶冈峒改建为崇义县,以致迄今太平的先例,请封镇守、巡司等官吏,吊割各方人丁粮饷,建立定南县治,那就是使这地方有所依赖。奏折奉达之后,皇帝朱批恩准,从此就有了定南县。定南,是因其地处江西最南,扼江西、广东咽喉。“岭表之所谓长治久安实赖其地”(《定南厅志》)故名定南。原来,定南这个地名,也是皇帝“恩准”的。  第二个对定南作“朱批”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乾隆为什么又要对定南这个小县作“朱批”呢?也是事出有因。自明朝隆庆皇帝恩准定南设县治,200年来,此地并不太平,仍然不好统治。当时担任提督兼巡抚的海成,又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札《定南改厅疏》。其中说到:赣州府所属的定南县,距离府城四百多里,坐落在万山丛中,……它的范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共计二百多里,重重山岭,层层高岗,确实属于山多田少,习俗刁蛮,百姓狡诈的地方,加上广东没有户籍的贫穷百姓,来到这个地方开荒耕种,不同籍贯的人混杂相处,管理事务一天比一天繁重紧张。况且山路深幽复杂,更加容易隐藏匪贼,暗藏奸邪。而且吏部选用的官员都多数是刚踏上仕途的人,对险要的山区和横蛮狡诈的百姓实在难以指望他们管理得好。《奏疏》建议,改定南县为“定南厅”,官员配备按“厅”的编制安排。乾隆皇帝接到《奏疏》以后,并没有立即“恩准”,而是批给“吏部”,要吏部会同中央官署一起会商后再奏,再行批复(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先批给中组部,由中组部会商有关部委议定后再批复)。海成“改县为厅”的“奏疏”得到吏部的赞同。再奏皇上,于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朱批”,定南又由县改为“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改为副地级的县)。  综观两位皇帝的“朱批”,建立“定南县”也好,“县改厅”也好,不外乎认为,定南是个“蛮荒之地、俗悍民刁”的地方,不好统治。要使定南这地方“国泰民安”,就要加强政权统治。  我们在读了王勃的文章和江西地方官的“奏疏”之后,完全是两个印象。在文人王勃眼里,江西这块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封建统治者眼里,属于江西的定南县,却是“俗悍民刁”的“蛮荒之地”。同是一个地方,认识上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  定南是“俗悍民刁”的“蛮荒之地”吗?我这里还想引用另外一些材料,人们可以看到,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已在这里播下了文明火种。定南是华夏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定南至今还没有一个博物馆,令人感到遗憾。但定南的古代历史并不是一片空白。我在《定南县志》上看到一个关于定南考古发现的资料。资料说:早在1955年,定南中学一位教师在县城的夏岗(原定南中学旧址)发现了磨制石器和印纹陶片。省博物馆来人,采集到了西周遗物。1957年,省博物馆再次来人,又在下历、恩荣、旱坑、司湾岗发现了遗址3处。接下来,从1978年9月开始,又发现了古代遗址30处,计有北山遗址,屋背山遗址,屠宰场遗址,九井垇遗址,老屋下遗址,黄沙湾遗址,营下岗遗址,东山下遗址,周田岗遗址,虎形墩遗址,社背岗遗址,大岗上遗址,矮寨遗址,下排山遗址,牛神遗址,石井遗址,狮神墩遗址,天光脑遗址等共30余处。这30余处遗址多分布在历市镇及天花、鹅公、柱石四个乡镇。迳脑、老城、三亨、月子和龙头次之。还有些乡镇尚未发现。考古人员的大致印象是,(1)凡有石器之处,均有印纹陶片并存;(2)大部分遗址都有石镞、石刀、石磨;(3)从陶质来看,有软硬陶、夹砂陶、泥质红陶、夹砂泥质灰陶,没有发现一件彩陶;(4)从陶片印纹看,都属群体形印纹,纹锦以曲折、旋涡、方格凸点、菱形、锯齿纹为主。由此可以断定,现在定南县这一区域,至晚在西周时期就有着我们祖先在从事着生产劳动,繁衍后代生息。而决不是历代统治者所说的“山瘴丛莽”、“荒无人烟”的蛮荒之地。定南人的聪明才智古已有之,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在定南这块地方播下了文明的种子。  客家,客家围屋和农村变迁  定南的考古发现表明,几千年前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定南应该是个古文明之地。但长期以来,人们又有这样的说法:闽粤赣湘边境地区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作为江西南大门的定南县,更是客家人的家园。按照常理,这里应该是原住民与客家人并存。比如广东省就是广府人与客家人并存的。在定南县境内,原住民应该是这里的主体,怎么又成了客家人的聚居地呢?这里似乎存在着矛盾。要解读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探讨一下客家的源流,搞清楚中原汉族民系是怎样来到这里,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人的?  什么叫“客家”?我过去对这个问题没有作深入研究,目前也没有看到很权威的解释。查资料,查出了一条,1936年中华书局印行的《辞海》中说:“客家:闽赣粤湘交界地,及广西之武宣、马平,四川之隆昌、荣昌、成都、重庆,台湾之彰化、诸罗、风山等地居民,有所谓客家者,其人坚固耐劳,勇于进取,清季太平军首领洪、杨诸人即为此族。”此条目后面还附有注解:“《新方言·岭外三州语》称,广东惠、嘉应二州,东得潮之大阜、丰顺,其民自晋末逾岭,宅于海滨,语言敦古,广州人谓之客家。”这里所说的闽粤赣湘交界地,指的就是这几省结合部。定南正是处于“鸡鸣三省”的结合部,是历史上客家人移居的地方。  那么,客家人是什么时候来到定南这个地方?怎样在这里繁衍生息的?  客家是我国两晋时期,由于战乱和灾荒,从中原地区迁徙到南方的一个汉族民系。当时由于“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大规模的战争,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豪强战中土,庶族走南疆”的局面。大批中原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不堪战乱之苦,便舍弃中土的繁华,举族南迁。这些被称为“司豫流人”或“秦雍流人”的民众,其中一部分从河南、河北及黄河沿岸地区南下,沿汝水,下长江渡江之后,分布于鄱阳湖区;或继续沿长江而下,达到皖、苏中部;有的则溯赣江而上,到达粤赣闽交界处,即现在的赣州、梅州、龙岩一带,在那里安家栖息。赣南客家是两晋之后从中原南迁而来,大致是不成问题的。  客家人什么时候在江西安家?又是什么时候到达定南的呢?据专家考证:普遍认为,客家历史上有五次大规模的迁徙,前后绵延千年。第一次是西晋,“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乱华”,迫使大批中原汉人南迁,客家先人辗转迁到江淮,以南昌“筷子巷”为中心,流布到鄱阳湖一带;第二次是唐末黄巢起义,烽烟弥漫,南迁的汉人北归无望,反被战乱所迫,继续南迁,进入福建宁化县一个叫石壁“葛藤坑”的地方安身立命,由此再迁徙繁衍,形成如今南方的客家民系;第三次在宋朝,金兵入侵,动乱与生存的压力,使刚刚形成的客家群体,继续向更南的闽西、赣南、粤北迁徙;第四次是清末明初,明末的大动乱,闽西、粤北的客家人又往西南,到四川恳殖,史称“湖广填四川”;第五次是清代末叶,广东“土客械斗”之后,粤东、闽西、赣南这个“客家大本营”的客家人,为开拓生存空间,又大批外迁,进入广西、海南,进入港澳台,甚至漂洋过海,到达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  赣南的客家大致是第一次西晋时期和第二次唐末黄巢起义以后迁到这里来的。唐朝江南第一位宰相钟绍京就是兴国的客家人;唐朝岭南第一位宰相张九龄是广东曲江客家人;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曾巩是江西吉安、南丰的客家人,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做过赣州知州)也是客家人。可见唐宋之前,客家人已经在赣南“落地生根”而且“奋进开拓”了。定南的客家同赣南客家形成的时间大致是一致的。苏东坡曾作诗云:“回峰乱嶂郁参差,云外高人世得知,谁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这里说的“木客”是不就是居住在山里的客家人呢?诗人朱彝尊在一首诗中说:“黄芽峡外野人居,潭影空明漾碧溪。长箭短衣朝射虎,鸣榔持火夜罾鱼。”这里所说的鸣榔持火的捕鱼方式,至今还留存在定南客家人的习俗里。  说到“客家”,自然要谈到客家人居住的“围屋”。这是最能体现客家文化特色和性格特征的物质存在,是客家人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在闽西、赣南、粤北客家人聚居的地方,都有着许多这样的特殊遗产。福建客家把它称为“土楼”。以闽西永定县(就是胡文虎的家乡)为例,1949年之前,客家人居住的全部是“土楼”。据统计,永定全县有土楼围屋共2万多座。形式多种多样,有殿堂式围屋,府第形方楼,五凤楼,八角楼,走马楼,吊脚楼,圆楼,方楼。仅府第式方楼就有4500多座。以湖坑镇湖坑村的“振成楼”为例,此楼建于1912年,楼主人学贯中西,建筑时土洋并举,用中国的八卦学说设计,用西式结构施工,从外观来看,有点像古罗马的奥赛竟技场,内部九井十八厅,设备齐全,四面炮台,能攻能守,封闭几个月,仍然能生活得下去。在客家土楼中,蔚为壮观。永定土楼已列入联合国物质遗产名录,成了客家生产环境的“活化石”。广东人的“围屋”,一般称为“围龙屋”,大都呈圆形(或半圆形),建在山脚下,背靠一座山,山下一座屋,屋前一口塘,塘边一条河,很符合“风水”学说。赣南的围屋也有多种形式,如龙南杨村的燕翼围,关西新围,桃江龙口围都很有代表性。  定南的围屋,同闽西围屋有许多相似之处。据说全县遗存的旧围屋还有一百五十多座。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就还有几座围屋。这次到定南采风,参观了鹅公、镇田的围屋,在天花看了热水圳的围屋,特别是在岭北看了方屋排的虎形围,对定南的围屋有了更多了解,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对虎形围的印象。  虎形围座落在神仙岭北历市镇(原车步乡)一个叫方屋排的地方。这座围屋建在一个典型的山间小盆地之中,四周砂山屏立,面对轮廓秀美的笔架山,近有小溪缠绕,远有百亩良田,在围屋的视野里,宛如一幅层次丰富的山水田园画卷。据说这座围屋是由当地著名风水大师赖布衣第十三世孙赖名山设计的。他从“风水”的角度,观察地形,认为此地现青龙昂首之势,虎形山宛如卧虎,从而把这个方家围屋设计成一所虎形围屋。围屋的大门是虎嘴,边上加两个圆形窗户,表示虎眼,正立面两侧的炮楼是虎爪,围屋的后面只设一座炮楼,是虎的尾巴。房屋主人相信赖名山的设计,但寻不到称心的建筑工匠,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才找到一家工匠,按设计施工,将虎形山与虎形围建造形成一个整体,恰似一只出山猛虎,嫌虎势过猛,又在大门外加了一座院门,将院门朝向东方,门楣上书写上“常临光耀”四个字横匾,期望从文昌盛。据有的专家考证,这种虎形围,在江西省内实属罕见,具有宝贵的文物价值。方屋排的虎形围因出了一位稍有名气的文人方其道,又增加了它的文化色彩。方其道早年担任过《大江报》记者,因其同北京女子师大学生、后来成为“三·一八惨案”烈士的刘和珍(就是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中写的那位刘和珍)订有婚约,并支持其上学,至今还传为佳话。  客家围屋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它留给客家人太多的回忆。闽西的客家围屋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充分证明这种围屋在世界建筑史上的独特价值,也是研究客家人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的一种特殊依据。这里面包含着客家深厚的文化底蕴。客家人当然不会忘记围屋给予他们的安定与温馨。但大多数围屋毕竟逐步老化,有的成了废墟。人们站在废墟旁留恋不已,但他们不会再仿效祖宗,建造更多的围屋。现在人们高兴地看到,一个崭新的更加体现现代文明的新农村,正崛起在定南大地。  我们在报刊上已经看到许多关于建设新农村的报道。起先,我对“新农村”的概念有些疑问。我想,告别旧时代已经快60年了,最近几年才提“新农村”,难道过去建的是“旧农村”?事情并非如此。我们这次到历市、莲塘、天花、龙塘、鹅公、柱石一些乡镇走了走,看了看,这才明白,定南人说的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对传统农村的生活模式、生活习俗的一个历史性的改造。我们看到的是同过去的客家围屋不同特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比围屋更加文明、更具有时代色彩的客家农村。定南的执政官员告诉我们,定南正在举全县之力,因地制宜,对农村进行多种形式的建设和改造。  怎么改造?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是村庄整治型。政府对原来规划建设较好、规模较大、基础更雄厚的村庄,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实施“三清(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三改(改路、改水、改厕)一拆(拆除夹杂在住房中的猪牛圈和破旧险空房、断壁残坦)一分(实行人畜分离)一绿化(做好村庄绿化)”。我们在历市镇的修建村、方屋排村,天九镇的新坳村,岭北镇的玉石村,都见到这样新村。农村的道路改造了,垃圾清除了,破房拆了,人畜分开了,山场坡道绿化了。进入这个村子,再也看不到过去的破败景象,村庄显出秀美,更加亮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二是生态农庄型。人们可以看到,村子充分保持原有的自然风貌,依山就势,顺其自然,做到不推山,不填塘,不砍树,尽量做到建植物围墙,搞庭院花圃,致力营造具有浓郁农家色彩,给人以十分清爽的感觉。我们在鹅公镇大风村,岿美山镇羊陂,龙塘镇的吴屋、白驹村等,都看到这类有山有水有林有道,风景宜人的特色生态农庄。  三是拆旧建新型。有的农村呈破败态势,空心房,危房较多,经济发展缓慢,起步艰难。对于这样的农村,因地制宜地对部分地段先进行折迁改造,通过解决农村建房用地,逐步推进村庄整治,像天九镇的各布村,龙塘镇的长富村、外寨等,都进行了拆旧建新的改造。  四是产业依托型。根据各村庄的地理位置和传统产业的基础,制定不同的产业发展规划,推进试点村的农业结构调整,依托产业发展,建设新型农村。定南是个农业县,立足于脐橙和生猪两大产业。在新农村建设中,以这两大产业为轴,协调推进新农村建设。现在新农村中,新增脐橙种植村16个,生猪养殖村20多个。现在全县脐橙面积不断扩大,生猪养殖规模不断拓展。  新农村正在崛起。定南的干部告诉我们说,定南县为改造、建设各种形式的新农村,投入了大笔资金。从2004年以来,全县硬化修整通村公路357公里,新增改水25300户,改厕13268户,修砌水沟38200米,拆除空心房147000平方米,拆除废旧猪牛栏厕所118800平方米,修整房屋474000平方米,种植绿化树44600株,等等。这样就使农村建设点的面貌焕然一新。数字虽然是枯燥的。但这数字后面显示出人们付出劳动的艰辛和它给人们带来的喜悦。  定南的新农村改造,不仅是新村建设,而且产生了生产结构的改变,超越了家庭联包责任制,在新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了一代新农民。  我们从围屋看到了客家人的辉煌的过去,从新农村看到了美好的未来。真是时代变了,民居也变了。这是客家人的幸运,定南人的幸运!  “三家豆腐店”和繁华的工业园  定南历史上虽然有过两个皇帝的“朱批”,但它仍然“名不见经传”。中国有多少人知道定南?世界有多少人知道定南?我们过去向人推出定南,他们一般都要问两个字怎么写?我们只好说“决定的定,南方的南”,或者再解释,赣南有三南,定南是三南之一,云云。  定南过去之所以不为人所知,不是因为面积太小,而是因为没有品牌。没有工业品牌,没有农业品牌,没有文化品牌。  定南原来没有品牌,这不是定南人民的悲哀,而是历史给定南留下的不幸。定南确实没有太多值得骄傲的遗产。  下历司(现在叫历市镇)过去留传着一个顺口溜:“小小定南县,三家豆腐店,城内磨豆腐,城外听得见。”言之不实。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反映了一定的客观现象。定南确实太小,经济基础太薄弱了。  不过,作为一个县城,下历司在历史上也并不从来如此荒凉。据有关记载:下历司(圩)始建于明朝万历十三年(公元1588年),到现在已有四百三十多年历史。后因战乱频繁而废圩。到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4年),定南改县为厅,下历圩复圩,商业曾一度繁荣。县志曾记载:下历圩乃“龙信安长之通衢,生齿日繁,工商云集,宁安之日,人民嬉游,交易市廛,有终身不履厅域者”。说的是,定南发展繁荣时,也曾有人“乐不思蜀”。这同当年扬州繁荣时期,有些贵胄子弟“腰缠十万贯,骑马下扬州”的情境是一样的。不过,定南毕竟不是扬州,也没有变成扬州!  民国十六年(1927年)县治从高砂老城迁至新城,下历圩成为县衙所在地,也成为定南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民国老人回忆:就是这个“中心”,也仅有店铺60余间。计有布匹店四家(和盛、远盛、崇信、广时生);南货店3家(和盛、远盛、钟正丰);国药店6家(永生堂、中和堂、仁寿堂、张井盛、刘金生、金义兴);客栈豆腐店7家(熊泰和、合源、运丰、运盛、和昌、广华兴、朱成利);糕饼店1家(谢隆兴);黄烟店1家(广美兰);银饰店2家(宝昌、华昌);棺材店2家(李宣古、肖富才)。此外,还有半商半农的店铺5家:即林盛、中兴(缪凤祥)零食店,钟水香卖酒兼宿店,许景兴酒店,赖庆全香烛店。还据老人们回忆,当时全圩有鸦片烟馆10家,赌博打牌店6家。这些商店多属夫妻店、兄弟店或合伙店。  抗战期间,赣南粤北一些城市相继沦陷,各地难民纷纷过境。尤其是广东揭阳、兴宁、五华等地疏散人口,下历圩成为江广过往客商行人之要道,下历圩人口骤然增加,流动摊贩也增多,货源及交易额也随之增加。那时除商铺之外,又新开了一、二十家油盐杂货、酒饭客栈、缝衣、理发等商铺,还增加了百货、洋货、布匹摊贩三、四十个。只是到日本占领下历圩时,商店关门,十室九空,市面萧条,生意冷淡。  抗战胜利后,圩场居民商店陆续迁回,重新开业,直到解放前夕,下历司正式商铺还有四十几家。计有布匹店2家,南货店10家,国药店5家,客栈豆腐店3家(“小小定南县,三间豆腐店”的顺口溜,可能就是据此而来),糕饼店2家,酒店饮食店12家,理发店2家,缝衣店6家,补鞋店2家。大部分商铺都延续到解放前,甚至到1956年工商业改造。比如中兴号,是我的老家天花宾光村人缪凤祥开的,直到解放初期还开着。他是我在县城认识的店老板。他们夫妇都很和善。我到龙南读书时,回到定南就住宿在他店里,不收住宿费,吃饭也不收钱,我一直很感激这对同乡老板夫妇。  民国时期货币极不稳定,有各种钱币。大都使用铜钱银币。有康熙雍正的“大青钱”,有乾隆的“金敦古”,还有“光绪钱”,此外还有民国时期通用的铜板、银毫、大洋。市场交易以大洋为主。“北军”占领以后,强迫用纸币;“南军”占领后,又强迫用“广东银行”发行的纸币。金融极不稳定,货币信用不高。因此,商业得不到发展,更谈不上工业。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很长很长时间。  全国解放以后,经济有所发展,有了国营的百货公司,粮油供应店以及电影院、新华书店等等。但工业企业仍然了了无几。定南的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来定南改变传统的“农业县”的结构,提出了“工业立县”的口号,才使定南的经济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全县人民正在努力打造一个新定南。县里紧紧把握京九铁路和赣粤高速公路穿境而过的交通优势,依托县内矿产和生态的资源优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社会地位不断上升,影响力逐渐扩大,谱写出了“小县大作为”的新篇章。  “小县大作为”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过去定南人喜欢用“三间豆腐店”来调侃自己。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看:原来只有几千人口的下历司(县城),到2001年常住人口已达5万人;2004年已达55万人,2008年上半年,常住人口已愈7万人。城镇化水平已不断提高。原来只有几十间店铺、一条街。现在已先后完善了城北新区、定南工业园(辖良富、富田、城北、太湖、竹园5个工业小区),详细规划并对城北生态公园、森林公园、滨河路、教育路、龙亭路、工业大道、东风东路进行了景观设计,基本形成了由登峰路——东环北路——东环南路——太湖路——西环南路组成的内环路,总面积约69平方公里。总面积约375公里城外大外环的设计已经完成。县城将紧紧围绕“两条轴线,三个中心,五大片区”的规划结构模式发展,将建成以车站前路——京九大道——建设路——工业大道为城市发展主轴,以龙亭路和东风路为城市发展的次轴。在城区内要建成“三个中心”——商业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和行政中心,和“五大片区”——老城区、城北新区、城东工业区、城南良富工业区和城南交通物流区。在碧波荡漾的龙神湖畔,国际饭店拔地而起。这小小山城同“国际”挂上了钩。我们在这里享受着清风凉意,观赏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感到格外温馨。是啊,一个新定南的崭新蓝图,展现在定南人的面前。令人激动,令人鼓舞。作为定南人,难道不为之自豪,为之骄傲吗?  老子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在缺乏资金,缺乏技术,缺乏经验的困难中,如何摆脱困境,他们想出了办法。定南人是现实的。如何实现这个计划,如何把蓝图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定南历届执政者在思考,定南人民在思考。他们运用“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方法,从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的深圳、珠三角地区那里学到了一手,叫“招商引资”。他们要用海内外企业家的钱,来建设自己的家乡。定南人充分利用各种媒介推广宣传定南。他们积极参加国家、省、市在香港、广东、福建及中西部等地区组织的招商引资洽谈会,大力宣传定南,推介定南。他们利用京九铁路、赣粤高速公路穿境而过的交通优势,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南来北往客商到定南考察投资环境,把资金投向这片热土。  这一着果然有效。定南实行招商引资的各种措施,逐步取得显著效果。我看到这样一个有关招商引资的材料:从1992年至2008年,全县共引进外商投资企业78家,利用外资总额近2亿美元。再往细里讲,那就是:1992年1月引进江西玉龙汽车货运有限公司;1997年6月引进江西五丰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30324万港元;1998年10月引进恒达(定南)交通开发有限公司,总投资1557万美元;2002年5月,引进江西明骏实业有限公司,总投资632万美元;2003年6月,引进赣州新桥艺品有限公司,总投资1000万美元;2005年8月,引进赣州华高实业有限公司,总投资500万美元;2006年5月,引进优利玛工艺(定南)有限公司,总投资900万美元;2007年3月引进煜晖拉链(赣州)有限公司,总投资120万美元……  这些引进外资的企业,它的投资总额,同国家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相比,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同深圳相比,也许被认为是“小巫见大巫”。但对于定南县这个小小山区县来说,对于原先只有一些鸡毛小店的小县城来说,那就是个很了不起的数字,“小巫”也值得大书特书。  除了招商引资,定南还利用本土资源优势,发展自己的工业。如前定南制药厂发展起来的江西保利制药有限公司;由江西钨业集团投资控股的定南县南方稀土有限责任公司;由江西稀有稀土金属钨业集团公司入股的江西鑫盛钨业有限公司;由江苏客商投资的稀土深加工企业——定南县大华新材料资源有限公司;由台商投资的宇瑨实业(赣州)有限公司,等等。与此同时,从1996年开始,定南开始“筑巢引凤”建设工业园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从原来的一园一区到如今的一园五区。2008年上半年,园区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2亿元,占GDP的比重达71%,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高达32%,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从2002年底的17家企业发展到现在的94家企业。2006年,定南的工业园区已被省政府确认为“江西省重点工业园区”。  我们来到县城太湖工业小区的定南县大华新材料有限公司,走下汽车,看到这里洁净的花园式厂区,不像到了工厂,而像进入花园,耳目为之一新。从江苏来定南投资的客商魏先生说:“我们从江苏斥资到定南办厂,主要是看到了这里优越的投资环境和充足的劳动力资源。2004年投资1亿元,主要从事稀土金属、稀土发光材料、稀土永磁材料,兼营稀土分离和氯碱生产。现在已经成为全县最大的稀土深加工企业。看来企业潜力还很大。”“大华”取得了丰硕的收入,也为定南作出了贡献,年交税4240万元,成为定南的利税大户之一。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

| 写评论 | | 返回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