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密码: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人民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毛泽东  初次采访邹本兴,我没捞着多少“干货”  新千年伊始,我接受一个任务,去石家庄采访冀联医学院院长邹本兴,邹是部队离休干部,曾任某集团军后勤部副部长,年近7旬为民造福,当属壮心不已,老有所为。在见到邹本兴本人和到冀联医学院采访之前,我手头上掌握了这样一组数字和文字资料:——“冀联”在国家没投一分钱,没有接受社会任何赞助的情况下,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发展成为融教学、科研、医疗为一体的民办高等医学院,学院占地110亩,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已为国家积累固定资产6000万;  ——“冀联”在校学生4000多人,已培养大中专毕业生6300余名,就业率达95%以上;  一“冀联”先后9次被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和河北省、石家庄市教委评为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邹本兴曾获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冀联”的办学方向和宗旨是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为社区培养中高级医学人才;“冀联”精神是自信、刻苦、勤奋、顽强、超越、奉献;“冀联”目标是树人育德,培养白求恩传人;“冀联”特色是优师严教,高效兴学;  ——“冀联”创办13年来,共为老少边穷地区的学生减免学费40多万元;  ——“冀联”聘有专职教师260名。80%以上为副教授,其中有30多名为研究生导师;  ——“冀联”设有国家高考文凭考试部、自学部、中专部,三个部七个医学专业,同时开设技能课程,加强英语、微机、汽车驾驶等技能的培训,针对学生创业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  ——“冀联”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全封闭式办学,班主任多为部队离退休的师团职干部。  面对这样一组数字和文字,使我的受命采访变成自觉行动,积极性也日趋高涨,同时心理准备也很充足,主观愿望料定会很顺利,谁知事与愿违,每次采访都遇到一些磕磕绊绊的事。  第一次采访是跟北京的一大堆记者去的,在这之前,北京军区党委刚刚做出<关于开展向邹本兴同志学习的决定>,北京各大报刊的十几名记者呼呼啦啦拥向“冀联”,争抢独家新闻,各捞各的“干货”,不经意间露出“新闻大战”之势,作为报告文学创作,我对炙手可热不感兴趣,但报告文学本身也含有新闻性,所以首次采访和新闻界的朋友一道展开,我还是满有兴致的。  采访地点在某集团军招待所会议室,一道接受采访的还有“冀联”医学院的党支部书记陈丕海、副院长孙宝太、杨树青等人。首先发言的是邹本兴。这是一个年近7旬的老人,虽身穿笔挺的西服,仍看出背有点驼,一张布满皱纹的脸记录着老人所经历的历史沧桑。老人讲话胶东口音很重,甚至有些话都听不清。但看得出,老人很和蔼,很有长者风度。老人讲了自己的办学经历,讲了与几位老同志之间的合作,讲了一大堆革命道理。老人讲完,大家开始提问,至少有5名记者问:“邹院长,你究竟为什么要办学?”  邹本兴的回答不紧不慢,跟材料上的口径几乎完全一致:为了牺牲的战友,他们死的时候都说自己没完成任务,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们活下来的人应该替他们为革命多做些事情;为了解决农村特别是革命老区缺医少药的问题。毛主席讲,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在职的时候,经常带医疗队到革命老区巡回服务,去的时候,群众敲锣打鼓,走的时候洒泪相送,所以我发誓,一定要为农村培养一支留得住、用得上、过得硬的医疗队伍。  说这些,对搞新闻写作的记者们大概已经满足了。可我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满足,我总觉得作为一个老革命,这些言语是不是太闪光了,能不能再掏点真的,更适合现代人口昧的东西。我憋着劲,没提任何问题,吃过晚饭,我大老早来到邹本兴的房间,结果门开着,人不在,问问服务小姐,说是被别的记者拉走了。我挨个屋找,总算把人给找到了,还好屋里只有两个记者。但让我失望的是,邹本兴还是老调重弹,只不过比在会上谈得活泼了一些,内容万变不离其宗,搞得几位记者绞尽脑汁无所适从。大家变着角度问,邹本兴却把目标转移了:“学校是我和几个老同志一起办的,要宣传报道,不能忘了他们。”话里话外,又透出一种高风亮节。记者们一般都皮厚脸憨软磨硬泡,直到把采访对象的“油水”榨干拉倒,但面对邹本兴绝对一致的“口供”,也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在大伙沉思的空当儿,我调了一个话题问邹本兴:“听说你在朝鲜战场上反细菌战的时候,发明过‘篱笆胡同隔离法1,还立过二等功,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我在野战部队当干事的时候,搞过军史,采访过好多老干部,跟他们在一起交谈,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战争。这个话题果然引起了邹本兴的兴趣,他的眼睛忽然间闪亮起来,但他的第一句话却是:“这些你都知道啦。”  邹本兴的表情激动,语言也变得生动,但谈的都是战友们的故事,或描述一场战斗经过,就是不提自己。就这样,两个多小时稀里糊涂过去了。  送邹本兴下楼来,我们意外地发现老天下起了大雪,是新千年的第一场雪,在人们的不经意间,没打任何招呼就下了个铺天盖地满目洁白,谁也不敢预测,这场雪对我们完成采访任务是怎样的预兆。  五进石家庄,我想吃点独食。不然,我造不出这十几万的文字  春节过后,首都各大报刊对邹本兴的宣传掀起高潮,在各种媒体“狂轰滥炸”的情况下,电视媒介先声夺人,不过那一阵儿正赶上同时报道马永顺、邹本兴两个老同志,一个种树,一个办学,又都是连续报道,互相有些“打架”,同时也有不少熟人问我:“邹本兴办学不是为了赚钱,究竟为了什么?”我知道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法,不那么容易让人心服口服,因为连我自己都不大相信。不行,看来跟大伙一起采访,挖不出真东西,我必须吃点独食。于是,正月十六,我二进石家庄。  进石家庄之前,我没跟邹本兴打电话,一下火车直扑“冀联”,结果正赶上邹本兴主持院务会。我在他办公室等了一个上午,直到吃中午饭才见着人。下午刚谈了十几分钟,省教委来人检查工作,我只好主动“让位”,白呆了一天的时间。  正面“进攻”受阻,我只好来个“迂回”战术,采访书记陈丕海、副院长孙宝太、杨树青、张建奇和班主任、老师们、同学们,到干休所采访邹本兴的老战友,到医院、乡村卫生所采访“冀联”的学子们,到邹本兴的儿子、儿媳的所在单位采访有关领导和同事们,所到之处,都有所收获。这么一折腾,两个礼拜过去了,笔记也有了五六万字,按着我的计划,“外围”扫完,我该攻坚了。  我和邹本兴约好,第二天下午到他办公室谈,我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政治任务,必须给我一个上午的时间。还好,他答应得很爽快。可就在当天晚上,我接到单位领导的电话,令我第二天回京,这次采访不得不暂告一段落。  3月下旬,我三进石家庄,邹本兴正准备全国民办高教委在“冀联”召开的学术交流会,忙得焦头烂额。我无功而返。  4月上旬,我四进石家庄,按说这次机会不错,集团军正组织“邹本兴模范事迹报告团”在所属部队作巡回报告。报告团成员实行封闭性管理,晚上一律住招待所。这下我很得意,白天我坐在底下听报告,利用空闲时间,我和邹本兴约好晚上谈,邹本兴也满口答应。带队的集团军王副政委也下命令让他必须和我谈一晚上。我很高兴,决心利用这一晚上的时间把邹本兴挖空。  吃过晚饭遛弯儿回来,我捷足先登钻进了邹本兴的房间。还好,他正一个人看《新闻联播》,看样子心情还不错。等《新闻联播》一完,他很自觉地把电视关了,跟我扯一些采访以外的话题,我认为工夫耽误不起,赶紧言归正传,看来邹本兴被我挤对得没什么退路了,只好从头“招”来。他正要张口,有人推门进来,说是集团军首长要接见报告团成员,看来我又要让路了,邹本兴看样子有些不落忍,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估计时间长不了,你在我房间等一会儿吧。”我真的实实在在地在房间傻等,一个钟头过去了,还不见他回来,我心里有点着急了。我在部队当过新闻干事,调军区机关以后,也采访过一些典型人物,大部分都是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特别是有些老典型,过些日子没记者骚扰,就觉得寂寞,接受采访惯了,一说一套一套的,又会总结又会归纳,弄得记者都不知道该记些什么。而像邹本兴这样“金口”难开的还真没见过。但我很自信,我会如愿以偿的。  一个半小时以后,邹本兴回来了,进门很歉疚地对我说对不起,接着看看表又说:“看来今天谈不成了,我马上得回去,明天上级要到学校检查,我回去准备汇报材料,实在对不起了,下次吧,下次咱一定好好谈。”他一边说着一边收拾东西,最后把桌上的两个苹果硬塞给我以示安慰。就这样,他用两个苹果把我“打发”了。  4月下旬,我五进石家庄,之前,我为自己立下军令状:不采访到“真货”绝不回京!  还好,这次邹本兴配合得不错,吃过晚饭,很顺从地跟我去了招待所,但开口还是“牺牲的战友”、“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一类的老话题,并对我说:“我们办个学校算什么,比起‘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差多了。”停了一下,他又对我说:“你这本书等二十年之后再写吧,到那时候‘冀联’就值得大书特书了。”我一听,傻了,二十年以后,我是不是还会写作呢?我耐着性子听了一会儿,对他突然发问:“你的一些老战友对你办学有没有偏见,是不是有人怀疑你赚了大钱?你在办学过程当中经历了哪些酸甜苦辣,有没有一筹莫展苦不堪言的时候?”  我一阵连珠炮的发问,邹本兴大概有些始料不及招架不住,他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眼圈发红了。我见“强攻”奏效,赶紧扩大战果:“你心里有话在家里不能说,在单位不能说,跟老战友们没法说,你就把我做一个知心朋友,把心里话好好倒一倒吧。”  邹本兴终于被我蓄谋已久的心理战术击垮了……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

| 写评论 | | 返回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