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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流循环不息,作家的追逐也不息,难得平静下来修炼文体,可供玩味、品评的精品太少——这已是很多作家的两难处境和平生的悲哀。  我很赞成一位青年作家的话:一般来说,非常时期引起轰动的作品大都比较粗糙,而轰动过后一些真正的文学却又被人忽观,在中国,这几乎成为文学起伏的规律了。  我们似乎总是喜欢处在“运动”状态中,潮流所及,习惯使然,好像谁也很难置身事外。但对文学来说,“运动”状态更能推涛作浪、呼风唤雨,却往往不利于精致佳作的产生。倘若永远为时尚所左右,短篇热闹就写短篇,长篇热闹就写长篇,官场热闹就写官场,女权热闹就写女权,国企热闹就写国企,百年史热闹就写百年史,这样积久成习,恐怕既出不了什么好长篇,也难以出现多少好短篇。其可悲处在于,时尚冲乱了规律,思潮压倒了文体。然而,谁又能脱离得开潮流的巨大力量呢?一部作品假若自外于潮流,游离下社会脉搏的跃动,其活力和吸引力必会大为减少。这也是不少作家宁可权且放下孜孜以求的文体实验,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创作观察先迎头赶上潮流或时尚以不致落伍的原因。必须说明,这里所说的思潮,潮流,并非指临时性的配合政治和中心任务的同义语,它是指社会历史生活的大的流向和问题;同样,这里所说的文体,也并非指纯粹的形式或“形式就是一切”,而是在“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的意义上来理解文体的。我们看到,潮流循环不息,作家的追逐也不息,难得平静下来修炼文体、于是回首自己的创作,但见一个个浪头起伏,却总是抱憾于可供玩味、品评的精品太少。这已是很多作家的两难处境和平生的悲哀。在我看来,历史上的好作品,大都是既在潮流之中,又与潮流保持着一定的审美距离。文学的情况往往是,社会意识尖锐的作品轰动易而持久难,富于情趣、意蕴深永、侧重文体追求的作品,又轰动小而耐读性长久。这样说似乎有二元论的气味,但也确是文学创作中的实情,此真所谓二律背反,只有少数大作家可臻两全其美之境。我一直在想,对每个作家而言,每一具体的创作都只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倘若既能敏锐地感应时代思潮,又能在文体方面独出机杼,既非常重视写什么,又高度重视怎么写,让思想与艺术的结合如一健硕的新生儿般一体化地诞生,我们文学创作的品位将会大幅度提高。本文试图从思潮与文体相互激荡的角度,来描述、评价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些重要流向和审美意识的主要变化情况。  谈论当下的文学,没法回避市场化、都市化的背景,但市场化只是外因,精神的发展史才是决定文学前途最根本的东西。  不管今天小说的地位如何地受到威胁,但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小说愈来愈成为一种伟大的、具有广泛群众性和鲜活生命力的艺术形式。20世纪初,新小说即作为“小说界之革命”的实绩,崛起于我国文坛。继而,五四新文学运动以鲁迅先生为首,开启了一个以人的觉醒为主旨的群星闪耀的现代小说的辉煌时期,以后的四十年代文学,十七年文学,也都各有其丰厚成果。在最近的20年间,我国小说创作的审美意识形态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审美的功能上,在把握生活的方式上,在叙述策略和语言运用上,在风格样式上,都出现了多种可能性和实践性。就小说文本来看,整个80年代的小说被称为新启蒙主义的小说。这一看法大体是不错的。到90年代,特别是近些年来,小说领域连这样的归纳也做不到了,出现了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也就提出了大量新问题需要研究。  若仅从表相观察,近年来的小说,第一个触眼的特点是“杂多”:题材上的更加广泛多样。80年代我们爱讲题材的无禁区,其实,现在才是真正走向了无边界的宽广,从历史到当下,从家族到市场,从社会化到个人化,从政治到性,从官场到国企,从都市欲望到女性话语,可说无所不包,无所不涉猎。第二个特点是“分化”:80年代的作家,其价值立场具有内在的整一性、共同性,即便手法缭乱,借鉴多门,底牌大致如一,都带有受某一思潮即时性影响的痕迹。近年来的作家,其叙述立场和人文态度发生了深刻微妙的变化,他们观察生活的眼光和审美意识,特别是价值系统和精神追求,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理想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也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有女性主义的,也有宽容的现世主义的,甚至准宗教的价值观,都一样的并存着。依照如此缤纷的眼光处理题材,可以想见会带来怎样复杂的创作面貌。第三个特点是“日常性”:文学大幅度地向日常生活贴近,似在告别大起大落,风口浪尖,惊雷闪电,排山倒海般的英雄史诗,也在告别突发性与戏剧化,更多地诉诸勤奋、坚忍、沉默、无奈乃至烦冗的生活流和原生态。第四个特点是“世俗化”:在很多场合下,文学的主人公变成了平民、小人物、左右为难的窘迫者,及其非常实在的悲欢,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忧患意识的消解,化忧虑为达观,化沉重为轻松。为了突出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还出现了不少将历史和现实加以调笑化、煽情化处理,以造成一种使人暂时处于现实之外的幻觉化的倾向。  凡此种种——自然不可能概括得全,我以为首先与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有关系。它们虽然不直接作用于文学,却作为文化生态的大气候影响着文学。知识经济的迫近,“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冷战思维的淡出,带来了思想文化背景的日趋多彩和审美意识的多样,出现了如有人所归纳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大众文化三大板块并存不悖且互为渗透的格局。就小说界来看,则是出现了小说功能的全方位展开与纯文学作家的边缘化处境。由于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淡化的大气候,闲暇时间增多和休闲情趣上升的大氛围,助长了小说功能的扩延和风格形态的多样。其中,大众文化的登堂入室对文学作品的生产,影响尤为巨大,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都不能不受到它的冲击和改造。比如,先锋小说作为精英文化的一种表现,80年代风光一时,而现在处境较尴尬,陷入了我是谁的角色焦虑,在启蒙话语与后现代话语之间摆荡,面对听众越来越少的冷场局面,一些作家虽然依旧坚持先锋姿态,却也开始向本色叙述回归。再如,通常所说的主旋律小说创作,作为主导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发生更大的影响,这类创作也在向大众文化倾斜,包括在主题和结构上吸取某些民间化、通俗化的表现模式。  谈论当下的文学,没法回避市场化、都市化的背景。市场诱导着人们,小说只有尽可能符合大众的社会理想、道德范式、阅读习惯、审美情趣,才有可能占有较大的份额,同时,市场也无情地告诉人们,无视市场的存在,将意味着逐渐地被淘汰。然而,谈论当下的文学,又是绝对不能只着眼于物质气候(市场化、都市化等),而忽视精神气候(民族灵魂、反思潮流、个人化等等)。就某种意义来说,市场化只是外因,而精神的发展史才是决定文学前途的最根本的东西。  历史上不乏由“问题”切入而成为经典之作的例子,但关键仍在如何向现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开拓,否则“问题”完了作品也完了。  现在,无论是谁,都很难找到一种全景式地解析和归纳当今小说流向的最佳方式。我也只能或从题材选择的,或从形式主义批评的,或从创作方法的,或从作家的代际划分和性别划分的角度来展开一些分析,并把重点放到审美意识的发展变化上去。  我想首先提到社会问题小说。小说一旦和“社会问题”沾边,好像就天然地不高雅,就该掉价了。我们确实经常在贬义上使用社会问题小说这一名目,而且确实有不少此类作品是只图暴露的痛快,忘记了文学的审美功能,遂使其名声欠佳。但是,敢于触及问题,直面人生,决不意味着艺术性的必然丢失。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时代的文学,倘若不能触及该时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就不能认为是可与其时代相匹配的文学。事情不在于我们喜欢不喜欢,而在于当社会内在的矛盾、冲突、问题,淤积到了不得不喷发时,它就要选择各种方式,也包括文学的方式来表现了,社会问题小说即为其一。就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远的不说,90年代前期即出现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引起了广泛震动,近年来,这一脉创作又衍化为反腐小说、反贪小说、官场小说、新谴责小说,声势不小,颇受群众欢迎。究其根本,这首先是生活本身的严峻性所决定的。本文要谈思潮与文体之关系,这就是一个突出例证。然而,问题的麻烦在于,“问题小说”本身有个怎样提高艺术品格的问题。即以“冲击波”小说而论,正视广大民众的生存,不惮于揭示尖锐的现实矛盾,是其优点,但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在人文态度和价值立场上的某种游移、困惑,对某些狡黠的政治智慧显得过于宽容,未能创造出有血肉、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以及突不破就事论事的局同等等。在反贪小说、官场小说风靡一时的今天,这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但这是个两难问题:腐败很严重,人们需要反腐小说,没有是不行的;反贪小说一多,马上就陷入模式化的泥淖,甚至使文学不成其为文学了。历史上不乏由“问题”切入而成为经典之作的例子,现在当然是这类创作难逢的好机遇,但关键仍在如何向现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开拓,否则“问题”完了作品也完了。  与寻求强烈的现实感相对应的,是文学也在寻求新颖的历史感。这也是一种思潮,反思的思潮,主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体现出来。事情确实像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像罗兰’巴特所言,重要的不是我叙述了哪个年代,而是我在哪个年代叙述。如果说,80年代在历史领域游刃有余的作家们突然感到历史语境变了,有点跟不上了,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90年代,除了我们烂熟于心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原则外,还有大量逸出规律的现象,所谓正说、反说、戏说、野说,全都出来了,读者和观众不管历史学家如何愤怒,仍然津津有味地观看他们想看的东西,谁也没有办法。把历史现代化、娱乐化、闹剧化的现象比比皆是,以影视中的唐宫戏、清官戏为最。全部秘密就在于,叙述是在当下这个年代开始的,也即不管叙述的故事多么古老,都不能无视市场经济的汹涌和商品化现实下人们的心态。幸好,文学走得没有那么远,但也打上了90年代的某些印痕。总的说来,在这一领域,思想较前解放了,自由度增大了,重史派,重文派,还有我叙述的就是我派,各有表现。  文体的选择,结构的方式,都与反思的潮流密切相关。同样在中长篇领域表现突出的是,家族小说的风行。它从中国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特点生发开来,也是中国文学传统的结构模式之一。也许是作家们以世纪为单元进行反思时,总觉得无处下手,惟感到家国一体化的“家族”最可凭借。然而,创作实践表明,设置或获得了家族式的架构,本身说明不了什么,也不能保证小说艺术上的必然成功,关键要看怎样处理素材,看发现和赋予了多少新鲜深刻的东西。  我还想提到怀旧型小说近些年的流行。这主要在“归来的一代”作家中多有所做。小说被冠以“怀旧”之名好像有失恭敬,好像不如反思小说来得庄重,其实,怀旧更接近文学的本性,更自然也更富人情味,不像“反思”那样用力,那样造势。比如说,反思文学中,有意无意地把“右派”英雄化、神圣化,或沿袭公子落难模式;或为民族扛十字架。现在就不同了,更注重将其还原为一个普通人,有时是善良而卑微的人,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哪个更真实呢,我以为是后者。我相信文学的兴趣是与年龄有关的。近些年来,对于归来的一代作家来说,“过去的生活”成了他们创作上的一个共同的兴奋点和再生资源,其中既包含反思性,又不限于反思性。人放松了,记忆也恢复得充盈,过去被遮蔽了的真切的情感、智慧、意趣,也就容易露出来。在一些知青作家那里,也在努力寻找新的表现对象,也有人在继续反思知青问题,称为后知青文学,其实是忏悔文学。  立足于个体精神成长史的,具有很强个人化色彩的“个体话语”,在一些前先锋作家、女性作家和新生代作家身上,在关于都市生活,性爱生活以及生存状态的描写上,表现得甚为活跃。  如果以上所举属于“群体话语”,大多是立足于民族、家国、历史的基地上展开反思的话语,那么近年来同样表现突出的是“个体话语”,那种立足于个体精神成长史的、具有很强个人化色彩的创作意向。这在一些前先锋作家、女性作家和新生代作家身上,在关于都市生活、性爱生活以及生存状态的描写上,表现得甚为活跃。  这里不妨看看先锋小说的际遇。从思潮的角度讲:我认为先锋小说的命运受思想文化背景变幻的影响非常明显。80年代中后期,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就是“新观念像条狗,撵得人没功夫撒尿”的那个时期,现代西方社科思潮被大量引进,真正中国化的现代派小说也宣告出现了,紧接着是一段繁盛发展。但到90年代初期,学界排斥西方思潮独尊国粹的倾向有所抬头,先锋小说几乎在一夜之间失踪了,恍如隔世。9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才出现了一种比较健全的共识,那就是力求站到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度,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从本土化的诉求出发,认清东西方文化互补性的重要。于是,在小说创作方面,那种西方出观念、中国出生活的写作路径被认为走不通了,一种新型的、很难作出现实主义的或现代主义的划分的、具有强烈隐喻性和表现性、象征性和寓言性的创作形态在长、中、短篇中出现了。它们已不同于原先的先锋小说了。当然,先锋小说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其颠覆、更新、拓展的叙述革命作用,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抹煞的。我们的文学素来热衷摹写与再现;缺乏超越的笔调和恣肆的想像,是先锋小说打破了这一统天下。然而,它不久即因走向形式主义的怪圈,失却生命的血色,渐渐搞不下去了。最近看到有篇文章引用一位身为批评家的大学老师的话:一些先锋小说不再是感悟生活的窗口,而是现实价值之外的冷漠旁观者,展现的仅仅是一些卑微灵魂的卑微欲望的些许满足,在一种虚假的个体私人生存意趣上从事暖昧的语义纠缠,于是成了专供当代文学教师的研究对象而已。这段话批评的是90年代的某些小说,其实有一定的代表性。正因为如此,好像是应了物极必反的规律,90年代又出现了写实风尚压倒一切的大回潮。上面我谈到的一批作家,正是不满于写实的局限,他们追求独异、深刻、人文关怀和形而上意味,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在充分发挥写实感染力的同时,不忘抽象性、寓言性,努力超越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走向整体的象征性甚至不惜采取符号化的表现方法。  应该看到,都市小说的新发展是近年来小说创作中的重大事件。我所说的新都市小说并非以都市为背景的一切小说之谓,而是指都市本身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并影响所有人的命运的人物出场的作品,也就是说,每个真正的都市都是有个性甚至有灵魂的,同时,它又是与正在成熟着、膨胀着的市民阶层和市民社会紧密联系着的。更重要的是,它总是表现人与都市这庞然大物之间的心灵的搏斗,也即主要表现灵与肉、人性与金钱、精神与物质的激烈冲突。这是非常富于时代感的主题。都市化是世界大趋势,也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它的震动强烈度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对于农业文明传统深固的中国社会来说,都市化不但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而且改变着社会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明状态。都市足市场的漩涡、欲望的渊薮,对90年代的中国都市来说,大量人口的流动,城乡价值的错位,都市上层、下层、白领、蓝领以及边缘人,构成了何等浩繁的价值纠缠与精神矛盾啊。毫无疑问,都市生活的沃土决定了都市小说的繁荣。  在新生代作家笔下,都市小说从主题到文风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他们以其他年龄段的作家难以体验到的新的感性,写出了不少视角独特、新鲜泼辣、富于陌生化效果的作品,无论叙述人还是芸芸众生,都开辟着新的生存空间,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都是以前不曾有的。有人称之为欲望化叙述,又说,它们主要表现个体的虚无和无奈的反抗。我觉得比较准确。实际上,质而言之,它们比较出色地揭示了物化现实下生命所体验到的漂泊感和零碎感。我一直认为,从欲望化叙述向心灵化叙述的转变,应该是新都市文学的深化之路。因为,它们常常通过生存虚无和性的放纵来表现人的某种精神状态,这固然生动,但往往抽去了利欲和性事的道德内涵,变成了物理性的活动。这是不利于走向深化的。个别小说迷失得多么远已是众所周知的事。看来,在不远的未来,我们的都市文学面对的生命现象也将是十分复杂的。我忽然想起日本一位作家在描述新新人类时说过的:他们很小时,就早熟了;他们长大后,又像孩子般幼稚;该读书时,他们早恋;该结婚时,他们独身;该上大学了,他们果在家里:该工作了,他们却不干正经事儿。他们与电子物相处的时间非常之多,他们是一些消费动物。这些话很有趣,但也很苍凉且很无奈,其实何止孩子,在物质主义的重压下成人的变形不也是令人惊异的吗?!  我们当然也注意到了女性主义小说的发展,这些年来它极大地吸引了公众的视线,它是90年代以来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但“女性主义小说”并非贴切称谓,只能姑且用之,强调其以女性的性别意识为本位的写作特征。在我看来,这一脉创作自有其贡献,但日渐陷入停滞局面,正面临着或另辟蹊径或改弦易辙的关口。我是这样看的;我们的文学在极“左”思潮下几乎处于无性别状态,到80年代初,由于重塑了女性的温柔、体贴、善良、无私的母性,才结束了无性时代。可是那时对女性太强调其人道的、启蒙的、伦理的意义,将母性与人性、主体性作为启蒙话语混同使用,以致女性意识还是没有得到全面的觉醒。90年代出现了一股女性主义写作潮,主力是一批年轻的女作家。她们的突出特点是,从个人体验出发,对启蒙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加以解构和弱化,而强调女性在社会体验、身体经验、文化构成、心理特征上,皆有别于男性,现在是肯定女性的独立性及其人文诉求的时候了。这一脉创作,总体上看,着重表现女性的性别身份在社会中逐渐形成并受到压抑的过程,也即女性成长主题,尤其注重对视为禁忌的性别体验的描绘,传达女性被压抑在深层的另一种呼声。这当然是有独特意义的,对于她们在与男权、男性为中心的冲突中所表现的自我实现的追求和寻求平等的呼喊,也是成予肯定的。但是,我感到,有些作品“性别自恋”的倾向越来越强烈了,甚至特意与政治性、道德性、社会性的女性区别开来。如果开始这么写时还有种革命性的意味,长此以往写下去就成了一种自限。因为说到底女性也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有人指出,有的作品走向了另一极端,所谓“谈个人,不谈社会,谈私人问题,不谈公共话题,谈卧室、浴室、产房、厨房,不谈广场、市场……”,这批评有点道理。所以,我认为这类创作倘要走向深化和大气,应该回归,应该在保持女性独立性的同时,向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尽可能广阔的层面回归。这是一种螺旋式的前进。  有必要重申文学性的要求,重申隽永的细节、鲜活的人物、可触摸的氛围、扑面的生活气息、绝妙的对话,从字里行间往外冒的情趣、理趣、幽默、哲思,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都不会过时。  在对近年来创作流向进行了一番梳理和评述之后,我深深感到,在当今的小说创作中,在关乎思潮与文体的问题上,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关系存在着,突出的就有:个人化与群体化,诗性与审丑,形象与理念,写实与超越,贴近与距离等等。这些关系并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概念游戏,而是能实际影响创作的精神性和技术性的问题,必须正视之。下面我择几个关系谈点看法。  首先,“个人化写作”就是当下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精神命题,谈论当今文学几乎没法不涉及“个人化”问题。但目前“个人化”是个颇为歧异、含义模糊的概念——难道还有不通过个人化写作的文学吗——显然它不是指创作劳动的个体性,也不是指创作个性或个别反映一般等等。事实上,个人化是一种人文姿态,是对个人独立性和自由意识的确认。但并非所有人或自称是“个人化写作”的人都能这么认为。我理解,“个人化”之被提出,主要是因为现代人面临着商品、物质、财富、专制、权力对人的个性、独立性、主体性的挤压和销蚀,并且被消解到无个性的群体化、符号化生存中去。这种挤压越严重,个人化的抗争也就越强烈。也可以说,个人化是现代人拯救自我的一种方式。马克思早就说过这样的话: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健全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创作上,“个人化”是有感于繁琐、无聊、麻木、浅层次的欲望化以及心灵的萎缩等物化现象,而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终极关怀,并极富个性地表达出强烈的人文精神。所以,现在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个人化,一种注重私人空间,描写极端个人化的生存体验和心灵感受;另一种则是,虽然身处边缘化的位置,但能把当下的生存体验上升到精神体验的高度,以个人化写作来沟通对民族灵魂的思考。前一种个人化,虽也不无批判意味,但后一种个人化,境界就大得多了。我更赞赏后一种路径,并主张多多发扬这种个人化——主体化的创作精神。现在对新生代作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缺乏思想穿透力和缺乏营构黄钟大吕的气质上,实际应批评的是其个人化写作尚未提升到主体化的高度。  我曾提过小说诗意的失落问题。这当然不是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很多读者抱怨当今的小说不好看了,再也没有让人沉醉、流连、荡气回肠、潸然泪下的感染力量了,他们其实并不完全知道这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物质的巨大进步在给人以文明的同时带来了另一种深刻危机,那就是上帝死了,人分裂了,心破碎了,那就是农业文明的均衡和诗意被打破了,掀翻了。于是,图画中出现了扑朔迷离的怪相,音乐出现了尖锐刺耳的啸叫。小说里出现了丑陋、恶心的人事。然而,这似乎并非真正充分的理由。正像我们承认审丑的出现有其合理性一样,我们知道审美特性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的;没有了,就不成其为艺术品了。从古到今,诗意的形态不知变了多少,但诗意不灭,永远存在着。卡夫卡的作品有没有诗意,加缪的作品有没有诗意,更别提众多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了,回答都是肯定的。就在某些新生代作家笔下,我同样看到了陌生而意味深长的诗性的存在。可见,还是应该回到问题的起点,还是应该拯救小说的诗意,只要不是虚假的、廉价的、瞒和骗的。  最后,我还想指出:在形象与理念的关系上,我们也还有麻烦。不知从何时起,总有人不遗余力地在劝诱作家向一种非常可疑的晦涩文风膜拜,学习,他们很有鼓动性,也很有市场,实际是要作家牺牲文学性向某些理念靠近,他们混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文学与文化哲学的界限,并宣称这才是最高文学境界。事实上,如此努力的结果,不是在“回到文学”,而是在远离文学。不错,作品应该有思想、形而上、富于文化和哲学的品格,但它首先要尊重艺术的个别性原则、形象性原则,否则就滑向非文学了。我想有必要重申文学性的要求,重申隽永的细节、鲜活的人物、可触摸的氛围、扑面的生活气息、绝妙的对话,从字里行间往外冒的情趣、理趣、幽默、哲思,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都不会过时。我不明白,有些作者为什么非要把小说弄得很艰涩,很不好看了才罢手,为什么有人总是迷恋于一种榨干了感性汁液的知性化、逻辑化的叙述语言?  坦率地说,小说作家和小说研究家在这新的世纪里,都将面临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守住自己,发展自己的问题,小说原有的文学恐龙地位正在受到挑战。在小说创作中,深度背景的淡化、思想的贫瘠化、文学传统的弱化以及技术的僵化,都是令人担忧的。我以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毕竟是一切关系的根本,不管用何种方法,属何种流派,没有哪一部伟大作品不是表现它的时代的重大精神问题。人是中心,人是太阳,没有哪一部大作品不是书写着灵魂的历史。只要能尊重生命,尊重精神,反抗物化,小说的前景就依然是广大的。  日常性、思考性与精神资源  一  面对今天纷纭复杂的创作现象,我们会突然发现,一些困扰多年的问题依然存在,好像绕了一大圈后,我们并没有前进多少似的。比如,究竟是文学冷落了时代还是时代冷落了文学,究竟应该以社会读者的眼光还是以文学的职业眼光来衡估当前文学的发展,怎样看待市场经济时代的审美趣味,怎样看待写实与想像、真实与虚构的关系,等等。还有,现在我们究竟应该推崇什么:直面现实批判现实的勇气?解构一切的超脱和无意义?不加评判不动声色的冷峻叙述?追求形而上的玄妙境界?显示越来越复杂的形式技巧?摒弃花活返朴归真,首先必须写得好看?如此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我们部不可能找到一元论、决定论式的终极答案,因为我们的确处在一个元化多并存的文学时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听其自然,完全陷入无所谓好坏的相对主义。  人们常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时代在转动,文学必须围绕时代的转动而转动,同时它自身也在不断变形。就拿“时代与文学谁冷落了谁”这个问题来说,写一大本书也未必能讲得清。有人说,“现在是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没有史诗的时代和世俗趣味占主要地位的时代”。只要不把话说到绝对,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根据。90年代以来(其实从80年代末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的确带来了近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审美意识的深巨变化。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凸显,也随着“斗争模式”的消解,虚浮的乌托邦理想的幻灭,生活重心从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的转移,使得多年来形成的以英雄史诗、革命赞歌、抗争姿态为主要形式,以崇高美、对抗美为主导特征的审美文化,逐渐让位于以通俗小说,流行歌曲,小品,轻喜剧,音像制品为基本载体的、以世俗性、消遣性、愉悦性为主要功能的大众审美文化了。何以会如此?论者金元浦曾这样描绘当今的精神现象:“在道德准则上,一批人实际上已经历了由传统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后个人主义的转化。由崇尚精神完善向崇尚物质实惠的转化。人们物质消费的欲望日益高涨,享乐型的生活期待日益膨胀,人们往往不再关注政治历史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主题,而只关心日常生活和身边的‘小型叙事’;人们不再关注哲学文化的形而上终极关怀和未来世界的‘辉煌远景’,转而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生存质量’……”(金元浦、陶东风《阐释中国的焦虑》17页)。依我看,这是触及到了审美文化变化的根本了。这位论者谨慎地使用了“一些人”“一批人”的限量词,当然很对,确实并非全部人和全部现象,但是,谁能说现在不是商品化的时代呢,他所指出的精神现象不足带有某种普遍的时代风尚的性质呢?  时代的风尚和大气候决定着文学的风尚和气候,应该说,是物化的时代冷落了原有形态的文学。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又发现,原先的文学的那种基于“斗争模式”的艺术思维,那种非此即彼的分析方法,那种只重视政治关系而忽视了远为丰富的其他社会关系和人性内涵的把握方式,确已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关系及其审美需求了。所以,不能只说时代冷落了文学,文学也冷落了时代。这种双向的“冷落”在一段时间里无法避免,互相适应的过程又会出现极其复杂错综的情景。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花样翻新,实验频频,尽力开拓视野和更新观念,那是文学在“争独立”,搞“接轨”,自行补课,抓紧时间完善自己。待到市场经济的大潮滚滚而来,自我深造的工程不得不缓一缓,于是,新写实出现了,写生存状态的文学出现了,调佩的“痞子文学”出现了,以解构为主要取向的新历史小说出现了,言情、武侠、休闲的文学大量出现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出现了……这好像是文学对物化时代不得不作出的应急式回应。既想保持独立品格,又要顺应时尚,于是无法摆脱两难处境下的尴尬。不难听到人们对当今文学的不满声:对数量滔滔而质量不高的不满,对缺乏创新意识的不满,对匆忙与浮躁的不满,对回避尖锐矛盾的不满等等,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当今的创作大多缺乏思想灵魂和道德理想的观照,缺乏深厚的人文关怀,不管它表面上多么缤纷多彩,热热闹闹,总体上却还算不得是有力量、有风骨的文学。物化时代最需要于文学的(尤其是纯文学),还是提供精神的抚慰,思想的启迪,人文的关怀,给物欲压抑下的心灵投注理想的光亮和审美的热力。就这个意义来看,当今文学的使命是很艰巨的。  二  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灵丹妙药,我们只能从直接面对的现实出发来思考文学的发展。脱离现实需要,从定义或先验出发,都不是切实的发展之途。我现在意识到,对今天的文学而言,不仅仅是个想像力够不够的问题,首先还是个真实的广度和深度充分不充分的问题。比如,今天一部分小说的审美趋势走向了日常性,就是一种向真实的深广挺进的努力。小说创作中的日常性是由当代生活的日常性所决定的。日常性是与突发性、事件性相对而言的。日常性曾使一些写惯情节小说的作者无所措手,因为借助于外力或某种模式的叙述,借助戏剧性、动作性、悬念性的写作,可使作者进入一种夸张的、假定的境界,与真实生活的间离,可能恰好帮助了它的作者的发挥。然而,生活如流,不舍昼夜,它最基本的状态还是日常性而不是突发性,今天我们的生活尤其如此。人们已经发现,侧重日常性的写作,往往更能透示生活的真谛,抵达生存的深层。人们或会提出疑问:新写实不就很注重日常性的写作吗,何劳你现在又煞有介事地提出什么日常性呢?诚然,新写实面对日常,能写出日常的“烦”,甚至如《风景》等作,写出一种深沉的生存相,但新写实太注重常态的哲学氛围,太注重“原生态”,太注重类的存在方式,切人现实人的欲望和精神矛盾的激烈程度不够,以及泼辣,不留情面和内在的力度,也不够。如果说新写实面对的是欲望之睡半睡半醒的生存,那么在今天提出直面日常性,就是要面对欲望之兽猛醒并强烈冲撞理性、道德之堤的现实,它理应比新写实发现更多更新的文学生长点。  我想以池莉为例。她是《烦恼人生》的作者,有开创性,但她近年的《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似更能得博市民读者的欣赏。作为小说艺术,她写得并不讲究,口语化却顾不上提炼,直白,外露,再加上调侃,结构上比较随意和散漫,还是新写实的余风,但是,你却不能不承认,她的小说是富于刺激力和吸引力的,很能抓人。原因何在呢?首先是她不因纯文学之“纯”而拒绝世俗,对经济迅猛发展中形形色色的新市民的心灵世界和精神苦闷密切关注,而且,她又不满足于原先的经验和发现,不断以新的体验为创作开路。第二是,她敢于面对真实,外在环境的真实和内在灵魂的真实。她不回避今天都市的热狂甚至糜烂现象,她笔下的男女,如果是卑鄙的,那就把全部的卑鄙撕开给人看。且看这样的句子:“一九九六年的人类却已经是那么的居心叵测,利用灯光的目的是使黑暗更加黑暗,使原本单纯的黑暗变成复杂的糜烂的黑暗”,这当然是给王自力式的男人和段丽娜式的女人准备的出场词。她的作品里喧嚣着世俗的热浪,不难找到有关发财,性爱,享乐,人际关系,炒股,成名之类的最新消息,但不等于没有人文立场。第三,她的作法不停留在鲜活的展示上,而是有市民的生活哲学和人生智慧在里面,这也是吸引力来源。比如,“只有爱情在女人心中消失以后,女人才比较地聪明起来,可以用脑子思考问题了。矛盾的是,当一个女人没有了爱情以后,她的女人味也就消失了”,又如,“她的作法是自强自立,让那个男人后悔一辈子吧。当然,让男人后悔的同时女人也是很苦的了,让他后悔一辈子你就得苦一辈子,孤独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些话不是很俗又很哲学吧。  我在这里提到池莉,并非觉得只有像她这样写才好,文学的天地何其广阔,哪里会有疆界。我不过想借此指出,在今天,扩大和深化真实的领域,强化当代性,大胆揭示当代人的精神冲突,是比单独提出增强文学的想像力更能切中要害,对激发文学的活力尤其重要。整个90年代,写实的风尚占了压倒趋势,文学的视角由政治视角、意识形态视角更多地转向了民族文化视角,文学之树更加注意扎根于本土,这是很大的进步和转变。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写作,不但是作家个人的选择,更是历史与时代的选择。艺术语言的新陈代谢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内外复杂因素碰撞的结果。但是,真正写出我们时代的巨大真实并与我们的历史文化底蕴相般配的作品还是太少了。出路不在于孤立地去写历史文化,而应是直面时代的真实,走向综合,更加自觉地追求社会层面,历史层面,人性层面,文化层面的交融渗透。  三  另一问题也很突出,那就是如何在创作中体现人文关怀和道德理想的问题。我自己就多次写文章呼吁,一谈作品的缺点也总不忘指出这一点,弄到后来,有点像楚辞中的“乱曰”和聊斋里的“异史氏日”,成了开药方,与作品是两张皮,近似于说教和空喊。强调入文精神和道德理想当然是非常迫切的,现在的学人谁不知道它的重要,困难的是怎样在具体的创作中,在艺术形象的血肉之中将之渗透进去。这在今天难度就尤其大。被视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一些作品,写了困境,写了窘迫,写了妥协,精神的超越的确不够,对它们的某些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它们的作者却自有苦衷,他们可能认为,写了人物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妥协,并不就是作者自己也妥协,而是不得已。在他们看来,写的都是真的,生活原本就是这样,若为了人文精神的张扬让人们一反窘迫之态,而独来独往,挥舞铁腕,那就有可能牺牲了真实滑向很大空的老路。我想,能直面真的生存,写出严峻的真实,毕竟值得肯定,但若只顾及所谓真实,就事论事,那又有多大深度呢?在这里,我想引入一个观念,就是小说的“思考性”,强化思考性可能正是提升精神高度的途径。思考性的特点是,不对生活下判断,也不把生活矛盾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但它对生活进行紧张的思考,包括对生活意义的思考。富于思考性的小说,不用逻辑方式理解生活,不忙于为结果找原因,为行动找根据,为性格找特征,为心理找动机,为生活找故事,为故事找悬念。许多优秀的小说都具有这种良好的品性。这是小说这一具象的、流动的、排斥逻辑方式的艺术的本性所决定的,同时也非常适宜于我们这个特定的处于文化价值重建的时代。欲望与理智(包括人文精神、价值规范、道德、理想、信仰等等)的冲突是当今生活最主要的冲突,问题出在当今的理智层面无序、杂多,缺乏说服力。事实上,创作中人文精神的不丰沛,根源还在生活中人文精神的不丰沛,不必独苛责于作家。但作家是社会的良知,不能只当记事的“书记员”而不管精神,因而思考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这一点上,我欣赏王安忆的《忧伤的年代》和《隐居的年代》。仅以前者而言,切入角度很小,写一个城市少女在表面上轰轰烈烈而实际上贱视人、漠视人、摧残人的年代里的成长。看起来避开了重大社会主题,却在没有故事的地方生发出故事,在躲避“深刻”中开出深刻,在缺少诗意的年代发掘到诗意——一种忧伤的诗意。这个平常少女,遭到了双重的忽视,一是社会对她的忽视,这是不经意发生的,二是家庭、学校对她的忽视,被社会折腾得忙忙碌碌的家人,不兑现对她的承诺。这个作品揭示了人的被忽视所造成的内在的忧伤,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深刻的精神命题,同时又是世纪之交的90年代的重大精神课题。在当今物化、金钱化、世俗化、欲望化的社会,同样存在对人的忽视,只是更多以不动声色的方式进行罢了。应该看到,90年代文化视野的进一步扩展,古今中外文学思想参照系的刺激,给文学创作注入了活力,一些高品位的文本相继出现。去年的中篇小说,以我有限的阅读所及,像陈世旭的《青藏手记》、李佩甫的《败节草》、刘醒龙的《大树还小》、何立伟的《黄岩坡》、莫言的《牛》、《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何顿的《慰问演出》、方方的《过程》、关仁山的《天壤》、肖克凡的《天津大雪》等,均以作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感悟为根基,是精心写作的产物。  四  最近从书籍市场传来的信息似乎不很乐观,“繁荣”了好几年的长篇小说订数猛然下跌,几近探底,文学期刊的订数大多也继续下滑,有人已经在设想着文学期刊“安乐死”的可能性。文学批评据说出现了“传媒化”倾向,似乎人们的兴趣已不在对文本的分析研究,而转向了关注文学事件的热闹。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四大块”的操作方式该寿终正寝了,有人在摸索如何用“跨文体写作”重新燃起读者的阅读激情。这些情况当然并不就意味着文学正在走向衰落,甚至也不必过分夸大它(圈内与圈外的逆差一向就存在,比如长篇在前几年很“热”,其实相当多的作品写得匆忙,在赶浪头,近来长篇比较能沉住气了,整体质量有上升,读者的热劲儿却又过去了。便是一例)。但是,这些情况又确实在提醒我们,现在早已不再是惊呼“狼来了”的阶段,而是切切实实面临着不变革自身、不强化自身就不能生存发展的问题了。对每一个出版社,刊物,作家,批评家来说,这种危机都是无法回避的。换句话说,文学更深地面临怎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进一步焕发活力和增大吸引力的问题。  现在大家常感慨文学读者群的萎缩,其实并非全怪读者见异思迁,兴趣转移,而是文学提供不出足以令他们怦然心动的思想和声音。缺乏思想魄力,新鲜感和提升力,是刊物和不少文学书籍平庸化的深层原因。百年中国面临世纪转折,没有强有力的思想,是不可能吸引读者的。当下出版物何其多,读者完全可以从随笔,政论,学术著作,纪实作品,以至所谓跨文体的写作中直接感应智慧的启迪,也就不必单从文学中苦苦寻觅了。必须看到,创作要有大的发展,面临着一个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的问题。资源必须开掘,涵养,转化,变成作家自身的血肉。看一个作家是否是有出息的作家,要看他与他的时代他的民族的精神生活有无深刻的联系。一个作家能否写出意识到的历史深度,取决于他的精神视点的高度(这里所说的精神资源,主要是指人文精神,人文话语,价值来源,道德理想等)。现在,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发出过这样的困惑:“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现在非常缺乏安身立命的思想”,“现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创造出中国的新话语和新思想”,“传统中的伟大思想也必须通过有创造性的新的洗礼,才能得到再生,与新情况新问题脱节的传统思想,即使经过所谓的转换,也仍然与现实需要是脱节的”。我们注意到,这些困惑是在经历了80年代的西学热和90年代初的国学热后,在今天真正意识到只有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立足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既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互补性,又强烈感到必须立足于民族的本土文化来发展自身的背景上产生的困惑。  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而言,文学的意义是无可替代的,读者仍希望读到有血有肉有情有灵有当代精神和艺术魅力的作品,仍希望看到文学带来巨大的审美冲击力。物质、经济越是发展,人们对精神的渴望就越是增强。这里潜藏着文学大发展的契机。文学不可能承担民族振兴的全部使命,却可以而且应该以其特有的审美方式担起心灵铸造的重任。时代呼唤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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