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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北宋的欧阳修给梅圣俞一封信中的话。  “某启,承惠《答苏轼书》,甚佳。今却纳上。《农具诗》不曾见,恐是忘却将来,今再令去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信中所言的“轼”,即苏轼,上年他首次出川,赴京应试。试毕,他与苏辙,兄弟为同榜进士,一时传为佳话。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激动之余,给同为考官的梅圣俞写了这封信。“当避路”,“放他一头地”,欧阳修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奖掖后进、拔擢新人的古今典范之言。老作家、老诗人,有这等扶掖后来者的心胸,难能可贵。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老作家、老诗人,都有如此雅量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尤其这些年来,文坛上前辈斤斤计较于晚辈,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了。  而若细细品味欧阳修的这两句话,那才体味大师那达者的识见,和智者的参悟。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会从心底里涌上来这份善意和雅量,张开双臂,去热情拥抱新生代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其中这一个“胜”字,让“蓝”比较伤脑筋,也就注定了两者矛盾的必然性。  在西方社会,人和人相见,拥抱是一份感情的流露,成为社交礼节。如果拥抱不足以表达热烈的话,还可以贴之以脸,甚至于接之以吻,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也怪了,我们好像从未见过西方的文学大师们,相互拥抱的留影。究其根本,恐怕文人身上的磁场,相互颉颃,很难交融。所以,文人与文人,表面应酬是一回事,内心深处,总是相拒绝,相排斥,而不是相吸引、相亲和的。  在我们中国,文人相轻的传统,经过五千年的发酵,更为悠久普遍,而且根深蒂固。  所以,文坛之上,掐和咬者多,帮和扶者少,乃司空见惯之事;文人之间,离死亡越近者,对离死亡尚远者,之嫉恨倾轧,之排斥压制,也不必觉得大惊小怪,匪夷所思。因此,破土而出的文学后生,要想指望大师“避路”,要想等待大师“放一头地”,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宋代苏轼碰上宋代的欧阳修,会有这样的幸运,当代的苏轼碰上当代的欧阳修,就不会有这样的幸运了。  问题就在于中国的人口,从民国的四万万五千万,发展到共和国的十四亿,国土面积仍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过于拥挤的人口密度,过于紧绷的人口压力,而形成的粥少僧多,或狼多肉少的生存状态,使得大师们既不敢大意,也无法大度。若是谁高风亮节地“避路”了,也就等于从此一切都没有了;若是谁德高望重地“放一头地”,也就等于从此再无立脚之地了。  因此,任何一位当代大师,要想在他的佛龛里坐得长久,坐得稳当,最佳之计,就是在视野所及的范围里,最好不要出现许多同类项。为了保持这种“蝎子巴巴独一份”的绝对优势,第一种方法,满面笑容,慈祥亲切,作弥勒佛式的宽宏大度状,表示提携,但绝不腾位,绝不挪窝,绝不“避路”。第二种方法,一脸铁青,两眼冒火,作灶王爷式的找碴挑刺状,这也不够,那也不足,条件尚未成熟,交班哪有可能,岂可随随便便“放一头地”?  现实就是这样功利,这样严峻,或者,还可以说,就是这样残酷。丸子只有一个,蛋挞只有一块,给了你,就没有他的,给了他,就没有你的。一句话,都是由于人口密度过高之故。人多以后,毫无疑问,作家自然跟着多,诗人自然也跟着多,而附着于作家和诗人的文学评论家,便特别地繁荣昌盛起来。记得20世纪30年代,五四新文学发轫以后的第一繁荣期,作家诗人加在一起,也就三位数的样子,评论家,充其量,两位数就打住了。文学环境也要讲究和谐,也要维系生态平衡的。犹如自然界,一定数量的花,和一定数量的蜂,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花很多,蜂很少,不好;同样,花很少,却有太多的蜂,在那里嗡嗡个不停,也是不好的。  可是,你不让他嗡,行吗?为什么许你嗡,不许我嗡。于是,作家也嗡,诗人也嗡,领导也嗡,民众也嗡,平面媒体嗡不上去,在网络上嗡,在博客里嗡,嗡了半天,总体水平也未超过《红楼梦》里薛蟠薛大爷的“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的“哼哼韵儿”。然而,一部中国的文人相轻史,随着总人口的增加,文人队伍的扩大超编,也就愈嗡愈烈了。  试想一下,《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那位英国人和他的奴仆礼拜五,生活在荒岛上,这两个人必须相依为命,甚至亲密无间。在椰林下,在沙滩上,远眺碧蓝的大海,享受和煦的阳光,没有塞车之虞,没有按揭之苦,没有甲醛之害,没有沙尘暴之侵袭,该是多么惬意和自在啊!如果,一万个鲁滨孙和一万个礼拜五挤在这个不大的海岛上,估计就没有太平日子了。  还记得十年“文革”期间,全国只有一位小说作家,那可是太清静了。没有任何嗡的声音,老实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嗡,他住在承德行宫的烟雨楼里,无干无扰,有吃有喝,过着神仙也似的日子,从事文学创作。让那些关在牛棚里,拘在干校里的同行,羡慕得眼珠都绿了。当然,来自农村,热爱土地的浩然先生,未必追求这种优渥的生活,未必热衷这份尊崇的待遇,然而,千顷地,一棵苗,中国文学的香火,当时确实就系于他一人之身,也就由不得他,不让别人把他像菩萨似的供起来。如今,在全国范围内,至少能找出一万位与浩然先生创作水平相等,甚至还要超过的小说家,一与一万之比,那意味着什么呢?银行票子发多了,就毛,作家诗人太多了,就贬值,也就不好抱怨什么了。  比起《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没有礼拜五陪同的浩然先生,更为自在惬意。在烟雨楼里,奋笔直书他那名著《西沙之战》。那时举国上下,无人写小说,赤县神州,无人读小说,当这部急就章在《人民日报》初初刊登出来时,立刻不胫而走,顿时纸贵洛阳。虽然后来,连作家自己对这种一句一行、一行一段的写法,也不以为然了。但为什么当时却视若壤宝,誉满中华呢?道理很简单,物以稀为贵。如今,年产长篇小说一千部到一千五百部,中国当之无愧也是这个世界上的“小说制造大国”,然而,中国人却不大阅读小说。因为普通的小说太多,精粹的小说太少,而从不值得费眼睛的一千四百九十部小说之外,找到十部值得拿起来聚精会神一读的小说,实在不堪其苦,于是,只好放弃。  “文革”前十七年,只有“三红一创”等不足百部长篇小说,大家抢着看。  “文革”期间,只有浩然的《艳阳天》等有限的几部长篇小说,大家必须看。时下的这种小说高产状态,正应了“谷贱伤农”的古训,倒无人问津了。熬灯费油,绞尽脑汁,辛辛苦苦二三十万字,四五十万字,陈列在新华书店的柜架上,能进入购书者的眼帘,付之一瞥的可能,不过是一千分之一,或一千五百分之一的机会。若是不大张旗鼓炒作,若是不拜托名流嗡嗡,绝大部分作品,逃脱不了“泥牛入海无消息”的下场。  这一切,说了归齐,都是多之患。长篇小说丰收之日,也是长篇小说作家郁闷之时。事实上,即使那些名家大腕的书,也只是以码洋的意义,堆存在书库里,发不出去货呢,当然也就顾不上后起之秀,明日之星了。所以,古人欧阳修能说得出,做得到“避路”,而今人,那些德高望重的扛鼎之辈,那些红得发紫的栋梁之才,却说不出,做不到“放他一头地”呢?就在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丰收成灾上。  欧阳修那时,人口不若后来之多。因此,第一,他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天地很宽阔,每个人有其足够的展现空间;第二,他也不怕“放虎归山”,回过头来咬死自己。自身的实力摆在那里,毫不在乎这种文学上的竞争,这就使他从容得多,潇洒得多,为苏东坡的生长,发展,成熟,前进,可以作出他能为他所作到的一切。  据史料,北宋王朝的总人口,以公元1080年(神宗元丰三年)为例,才3300万,以公元1110年(徽宗大观四年)为例,也不过4673万。虽然,那时的国土面积约等于当代中国版图的二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也不到。即使将如今的十四亿,除以二,宋代的人口密度,也只有现在的十五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因此,负有发现人才使命的欧阳修,对于苏轼、苏辙两兄弟在全国会试中崭露头角,表示出来莫大的欣喜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与焦殿丞千之书》)  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的欧阳修,受命主持这届会试,梅圣俞也是考官之一。时间为公元1057年(仁宗嘉祐二年),地点为当时的首都开封。苏轼苏辙兄弟,一举中的,双双上榜。消息传到宫里,皇太后都向宋仁宗祝贺其得人之盛。  欧阳修所以连呼“陕哉,快哉!”其间还有一段隐情。苏轼的考卷,显然先由梅圣俞阅核,拟为第一。宋陈善《扪虱新话》:“东坡省试论刑赏,梅圣俞一见,以为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欧阳修在为最后圈定时,留了一个心眼。因为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文章实在精彩,但生怕这份糊名的卷子,会不会为其门生曾巩所作?因之不禁踌蹰,为总主考官的他,居然高中了自己的门生,居然还让他名列榜首,倘如此,必定要遭人物议,难免要被那些爱嚼蛆的家伙们拿来说事。于是,大笔一挥,将此卷改判第二。结果,一发榜,不是曾巩,乃是名字相当陌生的眉山苏轼,令他大喜过望。由不得感慨系之,庆幸国之得人。“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  (《欧阳文忠公文集》)  更有趣的,试后,苏轼谢师,拜谒梅圣俞。“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驰,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日杀之三,尧日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需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宋赵令畴《侯鲭录》卷七中也载:“东坡先生召试‘直言极谏科’,答《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日杀之三,尧日宥之三。’诸主文皆不知其出处,及入谢日,引过,诣两制幙次,欧公问其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尔。’数公大笑。”  那年,苏轼才20岁,而欧50岁,梅55岁,这些近乎父执之辈的文学大师,对苏轼为自己杜撰之典故,那种毫不觉得有什么差错的堂皇神气,一笑了之。  古人之厚道,之宽容,之海量,之理解,着实令人敬佩。如果落在那些“魑魅喜人过”者的手里,还不得大做文章,以逞己能,而大嗡特嗡。  现在回头去看一千年前的宋朝,经过五代十国的相互残杀,狼烟四起,兵匪肆虐,天下大乱,终于得以弭平战祸,政求清明,休养生息,民生安宁。也许那时的文学大师们,处于辽阔弘大的日月天地之间,心胸要自由开阔许多,处于疏朗宽松的人际环境之中,襟怀也就要坦荡赤诚一些。因此:  一、他们从心底里欢呼这种新人辈出的大好形势。  二、他们有足够的自身实力,能够坦然面对新生力量的挑战。  三、他们不是唯恐别人超过他,为使华夏文化得以薪火相传,永续长存。他们愿作推手,甘当人梯,作促进派。开展良性竞争。  由于梅圣俞的竭力推荐,欧阳修的欣然相应,遂有了推诚相与的这段佳话。  在中国文学运动史上,欧阳修所起到过的拨乱反正作用,与唐代“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差不多的。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这样评价他:“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由于他任过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政治上的高位优势,由于他的文学创作上的超常成就,由于他倡导的平实文风,由于他不遗余力,拔擢后进的精神,让贤避路,甘为人梯的态度,使得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才华之士,得以脱颖而出,恐怕是北宋文学得以辉煌的原因之一。  所以,嘉祐二年的这次会试,对于宋代文风的扭转纠偏,影响至大。  苏轼是这样评价欧阳修此次文学革命的:“天下之事,难以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愈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浞而不至者为孙樵。  自樵以降,无足观矣。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谢欧阳内翰书》)  这次会试,因为举子中精于时文者被黜,勤于古文的入闱,还引发过一次不大不小的学潮,那时倒没有游行示威一说,但跑到贡院门口,聚众闹事者有之,鼓噪不公者有之,颇弄得执政当局,穷于应对,难以平息。后来,当历史掀过这一页,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在其《先公传略》中,还特别提及此次考试风波。  “嘉祐二年,先公知贡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而变而复古,公之力也。”  欧阳修坚持主见,绝不退让,就因为他看到,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为五代十国的半个世纪,从公元960年到公元1056年,为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的近一个世纪,大约持续150多年,这是中国文人交了白卷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学佝偻病和软骨症的时代。若不改弦更张,恐怕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近人钱锺书先生在谈到唐宋两代文人的传承衔接时,有过这样一番精辟的,见解,他说:“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  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宋诗选注》)  自古以来,大师级的文人,导引着文学潮流,左右着文学运动,非大师级的文人,只能为文学潮流所导引,被文学运动所左右。绝大多数的文人,像候鸟一样,说飞,一窝蜂地朝同一目的地飞去;说落,一古脑地向同一栖息地扎下。爱随大流,爱赶风头,爱凑热闹,爱追时尚,成为血液里流动着的基因。  由于这种胎里带的习性,也就注定了这些文人的命运,大多数人怎么活,他就怎么活,大多数人怎么死,他也不能不同一样地死去。  回过头去看前些年,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起步以后,没有人喊立正看齐,没有人在发号施令,然而,你简直想不到,作家也好,诗人也好,评论家也好,文学编辑也好,如同列兵那样,一二一,齐步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多数人怎么写,他几乎不能例外,也不敢例外地,踩着大多数人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写去。  看一个作家,便知道全部作家,读一篇作品,便知道全部作品。伤痕文学流行,每个人都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反思文学兴起,每个人都目光如炬,眉头紧锁;新潮文学登场,每个人都言必拉美,屁皆洋味;等到裤裆文学泛滥,每个人都聚焦脐下,性腺贲张,就是最好的资证。  继承与发展,改革与创新,便是放在一代一代文人面前的考卷,看你怎么来交给历史一个完美的答案。现在来评价五代十国,加上宋初的150年间的中国文人,便集体缺席,或者是集体失语于那个历史转型期的大时代了。  从五代的花前月下,缠绵悱恻,男欢女爱,醉生梦死的《花间集》,到宋初的无病呻吟,空洞苍白,华而不实,文字游戏的《西昆酬唱集》。文学这条路,便越走越萎靡,越走越狭窄,越走越无聊,也就越走越不通。既然盛唐已是大家跨不过去的巅峰,既然无法超越,而且上帝也没有给我们力量来超越,那还折腾个啥呢?何不就在谷底的泥淖里,沉沦也好,沉溺也好,沉没也好,自得其乐呢?  这就是宋人韩琦所说的“自唐室之衰,文体隳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气益卑弱”的可悲状况了。欧阳修改革文风的意义,就在于他重新振作宋代文学史的崭新一页。“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气焰相薄,莫较高下,何其盛哉!”(《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9币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  从他“奖进人物,乐善不倦,一长之得,力为称荐”的知人识人,从他不畏“怨仇纷纭,文格终以复古”的拨乱反正,从他“天资不群,光辉古今,左右典坟”的高超成就,从他“平生笃于朋友,襟怀洞然,无有城府”的真诚性格,从他“惟视奸邪,嫉若仇敌,直前奋击,不问权贵”的抗争精神,我们可以相信,这位文坛领袖,他既然要“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为苏轼推开未来之门,我想他一定会不遗余力的。  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兴旺发达,年轻人,只有这样被前辈呵护,才能突飞猛进,前程似锦。  那些端着大师的架子,目空一切;拿起前辈的派头,摒斥后进;横挑鼻子竖挑眼,面目可憎;霸着茅房不拉屎,尸位素餐的文坛大腕,是绝对不同的。  这班人,凡谀己者皆荣宠之,凡异己者皆粪土之,踏破门槛者为高足,不去磕头者为叛逆,无所谓是非,更不辨真伪,只以个人好恶而定爱憎,惟以一已之私而权利害,说白了,不过是加引号的“大师”而已。  文人这个行当,是个很奇怪的职业,永远是现代进行时,一朝你披上这袭文人的袍褂,你便终身挂上文人这个衔头。将军转业,便不再弄枪耍炮,木匠退休,便不再动锯用斧,豆腐西施老了,只能喝他人磨的豆浆,电影明星老了,恐怕就只有在影集里旧梦重温,只有文人,譬如老作家,老诗人,手里那支笔,却是一直要写到死的,别的老人都歇业了,他还笔耕不辍,因之,也就总有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  所以,对老了的武人来说,等着你的一句话,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对老了的文人而言,等着你的一句话,是“庾信文章老更成。”从耳朵的角度,显然后者,听起来更受用些。其实,世间万物,难逃新陈代谢的规律,文人也会衰老的。与时下文坛上那些以为自己将要不朽,或已经自觉不朽的作家,人还未死,作品已亡的状态相比,文人的老化现象,既现实,又真实,这种生理上的老而衰,和创作上的弱而竭,是谁也无法逃脱的。虽然,两者并不成正比,也无必然的关联。有些高龄作家,照样才华洋溢,笔力雄健;有些年纪尚轻的作家,很可能中气不足,未老先衰。问题就在于想写和能写,写差与写好,写多与写少,与年龄,与体力,与主观愿望,与名声地位,应该说毫无关系。由此可知,大师二字,不是随随便便,像萝卜白菜一样论堆卖的东西。欧阳修读给梅圣俞的信,我们为之大声喝彩这种避路精神的同时,也看到他那种大师的自信,唯其自信,敢于避路,让出一头地。而有些加上带引号“大师”的前辈,唯其不自信,才对年青人,横挑鼻子竖挑眼。  作家的自信,是和他的创作状态,紧密相关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有其创作的始创期、鼎盛期、衰微期三个阶段。一旦到了写不出,即使写出也写不好的那一天,便不大愿意看到别人好过自己,更不愿意看到小字辈超越自己,这种类似妇女更年期的折腾现象,也是许多作家难以逃脱的病态。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向作家本人打听,“您是属于三者中的哪一期?”因为所有作家都相信自己处于良好的状态之中。即使连一个屁也放不出来了,这作家招牌也不会放下的。历史上,只有一位作家,甘于承认自己不灵的,那就是南朝的江淹,至今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老实坦白。所以,有“江郎才尽”这成语。除此以外,我们没听过有张郎李郎王郎赵郎才尽这一说,都认为自己的才华如不尽长江,滚滚而来。  永远的现代进行时,有好的一面,一息尚存,战斗不止,也有不好的一面,占着茅房不拉屎。  文人有两类,一类,有文才的同时,有思想,一类,有文才,也许有很大的文才,但缺乏思想。前一类,看到。自己,也看到整个文学的运动过程。后一类,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就像北宋初年的杨亿、刘筠、钱惟演,官做得不小,日子过得滋润,诗写得固然很美,但宗法李商隐,得其皮毛,无其神韵,走进死胡同。欧阳修面对这种毫无生气,了无起色的文学现状,很想向唐代的“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学习,扭转颓势,重整旗鼓。  中国当代文学所以出现这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文学运动前后承接、上下相继的转型期中,尚未出现登高一呼、力挽狂澜的,像欧阳修这样提携后进、改革文风的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里,就设想到这样一种败家子的后果:  “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纪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祷。”  因此,我们从宋代这位文学改革家身上,学习到一些什么呢?他相信后生可畏,相信新陈代谢,相信青出于蓝胜于蓝,相信世间万物,无不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运动形式,在进展着,在变化着,这才使他敢于承认现实,能够放下身段,坦然平视后辈,感到自己不足,甚至“不觉汗出”。同时,又为这种新人涌现的文学现状,为之欣慰,为之喝彩,举起双手热烈欢迎,大呼“快哉快哉”。这等言,这等行,绝非那些狗肚鸡肠者,说得出,做得到的。  宋人朱弁,在他的笔记《曲洧见闻》里提到:“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其子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从这一席他与儿子的私下谈话,哪怕是千年以后,我们也能够体会到欧阳修对于苏轼的赏识和关爱,体贴和温馨。对于有才华的年轻人,认为应当让出一条路来,使之有大展手脚的天地,有绽放才华的机遇,有出人头地的空间。虽然欧阳修说,三十年后,我就没戏了,但实际上他到今天,千年之后,还是相当有戏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正因为大家,才有此坦荡胸襟,才有此逊让心怀,老实说,除了老绝户,没有人不期待后来居上的。一个真正的大师,永远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应该支持的文坛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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