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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冬明有些发蒙,他想起周书记说的话,觉得这中间似乎掩盖着什么,自语道:“莫非真的要出什么事情么?”他去乡财税所找到财税所长刘宏业说:“明天一早,你和派出所金所长一块跟我到竹山垭村去收集资款。”刘宏业说:“你交待各村支部书记了,五天以后乡政府才下去收集资的,这才过去两天,哪有集资款收啊。”“下去了解一下情况,帮全支书的忙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他们将集资款收齐了,还要我们下去做什么,他们将集资款送到乡政府来不就得了。”刘宏业说:“我真有些担心集资款收不上来。”“你们怎么都没有信心呀。”李冬明有些生气地说,“明天吃过早饭我们就下去,不要顾虑这顾虑那的。”李冬明点名带刘宏业和派出所金所长去竹山垭村收集资款,他心里有个小九九,九个村,除了大岩村的条件比较好,村支书的能力比较强,其他八个村的条件都差不多,但村支书中,全安的能力算是最强的一个了。李冬明心想我如果去大岩村,你们或许还不服气,我把竹山垭村的集资款如数弄上来了,你们别的村还有什么说的呢,还不想办法把集资款弄上来呀。  可是,李冬明万万没有想到,全安这三天一分钱都没有弄到手。李冬明心里老大不高兴:“老全,我还以为你办事牢靠哩,我不下来,竹山垭村的集资款不是黄了么?”全安一副木讷的样子,说:“李书记,这次我是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的。说句实在话,修桥的集资款我是没办法收上来的。  大家都说没有,我有什么办法,我不能到各家各户去强讨恶要呀。”李冬明心里的火气没有办法压住了,口气硬硬地说:“收不上来也要收,有钱交钱,没钱交的就抬猪。家里没有养猪的就担谷子。八月了,粮食进仓了,总不能说做农民的连粮食也没有吧。”李冬明顿了顿,“老全,我对你说,我们已经喊多少年了,老百姓也盼望多少年了。今年乡政府是铁了心的。别说县委赵书记给我们下了硬任务,还给我们拨了一百万。别说这桥修好了能给苦藤河乡带来多大的好处,想一想每年苦藤河都要淹死一两个人,我们也要把苦藤河大桥修好,不然,我们怎么对得起苦藤河乡的群众。你知道不知道,伍老倌至今还在哭他那被淹死的儿子。他到乡政府来找我几次了,看见我就只是哭,说是苦藤河再不能发生淹死人的悲剧了呀。”全安嘟哝说:“眼下又要完成农业税,又要交征购任务,还有杂七杂八的提留上交,如今人平又压下来三百,明年五月还有两百,我真的下不了手呀。”全安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他暗想,我这里把老百姓从嘴角里攒下来的汗水钱弄上来,会不会又被他顾家富拿去借鸡给自己下蛋,在火车站旁边再起一幢高楼。  李冬明到苦藤河乡才半年多,他们这些村支书们对他还不十分了解,还不清楚他是不是和丁安仁和顾家兄弟一样的货色。他这里决定暂时按兵不动,让李冬明心急火燎地拍桌子骂娘去吧。  “怪不得竹山垭村收不上来集资,原来你全安自己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呀。你给我通知人,晚上开会。一个都不能缺席。”李冬明简直是在吼了。  全安挨家挨户通知叫人,挨家挨户把乡政府要集资修桥的事说一遍。来到邓启放家中时,看见邓启放和他的妹夫全金来正准备把他们的老娘送到连山镇医院去。邓启放的妹妹邓红玉收拾了一个包袱准备去侍候老娘,一副十分焦急的样子。全安知道邓启放的老娘已经病很多日子了,老人怕花钱,又担心她的小女儿邓美玉母女俩没人照顾,一直不肯去医院,自己在家里弄些藤藤草草煎水喝。  全安十分关心地问道:“老娘的病还没有好呀?”邓启放焦急地说:“病越来越严重了,再不往医院送,只怕要拐场了。”全安一本正经地说:“把老人安顿好了之后,就赶快回来,晚上要召开全村的群众大会,一个人都不得缺席的。李书记来了,要大家交修桥集资款,这次人均交三百,半个月之内交清。  明年五月人均再交两百。总共人均交五百,你们家共计一千五。  你老娘家也要交一千五。两家共计三千块钱。李书记这次说得很硬,不交钱的话就抬猪担谷子。”邓启放抱怨道:“全支书你也不反映一下,人均五百,除了顾家兄弟,苦藤河乡没有几户交得出来。我老娘今年七十多岁了,我小妹连一双脚都没有,她们连吃饭都成问题,这一千五百块钱从哪里来?”全安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两个巴掌一拍,说:“我怎么没反映,再反映也没有用。刚才李书记还批评我,说我自己的思想都没有通,对集资修桥有抵触情绪,怎么弄得到群众手中的钱。”全金来的火气就上来了:“别说拿不出钱,有钱也不交修桥集资款的。我没去乡政府要他们退过去交的集资款就算对得住他们了,他们还来打我们的主意呀。”全安叹气道:“这次修桥可能又是顾家富做后勤工作。如果那样,我们交上去的集资款,就又全落到他的手中去了。”邓启放就骂了起来:“顾家富这狗杂种,喉口还没有填满呀。  全支书你回去对李书记说,我们宁愿过渡船,也不集资修那桥了。他们别借口修桥,三年两年又来放我们一次血,剥我们一次皮,咂我们一次骨髓。日他的娘,我们农民还活不活。”说着,他和全金来抬着哼声不断的老娘急急地走了。  全安冲着他们的背影大声说:“会还是要开,有话你们自己晚上当着李书记的面说。”平时开群众大会,全安只对村会计说一声,由村会计通知各村民小组。今天他没有叫村会计,自己一个村民小组一个村民小组地通知。每到一个村民小组,就把乡政府要集资修桥的事对大家说一遍。还着重说有可能是顾家富主管后勤。他的话招来的是大家咬牙切齿的咒骂,是无论如何都不交集资款的决心。他就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你们别在我面前骂顾主任。在我面前骂没有用,我奈何不了他。你们要骂就当着李书记的面去骂。我和你们一样也要卖猪卖谷子交集资款。”晚上,参加会议的人很多,每家每户的当家人都来了。有的户还来了几个人。李冬明心想,你们只要愿意来参加会议就行,我会说服你们的。  可是,李冬明的话没说完,下面就有人吵了起来。有的人甚至骂起脏话来了。李冬明知道从农民手中掏钱不容易,他们口袋里的钱是汗爬水流做来的,是从口中攒下来的,往外掏如同摘他们的心肝。不像在外面跑世界的生意人,挣钱如同拾树叶子,抛起来也就不心疼。李冬明只得耐心地给大家做说服解释工作,说桥修好了对苦藤河乡带来的好处,说县里和乡政府对修桥的决心,说苦藤河乡的农民群众如何盼望修桥,苦藤河乡的干部和许多农民群众如何支持修桥。还说自己为了修桥,将多年积攒下来的三千块钱全都捐出来了。只是,任你口里说得起血泡,人们却是不认这个理。李冬明就有些沉不住气了。李冬明今年才三十四岁,大学毕业之后,在县委宣传部做了几年宣传干事,还在下面扶了两年贫,但扶贫没有真正在下面,而是四处讨钱给农民修公路,并没有真正到农民家里住几夜,吃几餐饭。后来被常县长看中,调到政府办做秘书,再后来又调到县委办做副主任。今年年初,赵书记就让他下乡来了。虽然李冬明也是农家子弟,读了高中,考上大学,也就跳出了农门。一晃十年过去,对于农村的现状也就不是十分的了解了。在县领导的身边待得久了,便多少学到了领导们处理问题的一些霸气,他心里打定主意,今天是千万软不得的。你这里的口气稍稍松动下来,这集资款就没办法收上来了。竹山垭村收不上来,苦藤河乡其他八个村也就别指望收到钱了。情急中他就拍了桌子:“你们今天是怎么了,想闹事呀。我李冬明不是三岁孩子,你一吵一闹就把我吓住了,就可以不用交集资款了。对你们说清楚,我今天要瞪着眼睛看着你们交集资款。是给你们自己修桥,我就不怕你们告状。你们告到县里告到省里都没有用。决定在苦藤河修大桥,不是我李冬明的主意,是县委赵书记和常县长决定的,他们都是我的后台。我今天要你们交集资款,也是他们同意的,他们要求把苦藤河大桥修宽一些,上面要跑大货车,今后要在苦藤河乡办石灰厂,办水泥厂,办采石场。我给你们限定一个时间,两天之内必须把钱交上来。我和乡财税所刘所长几个人就住在全支书家里等着的。过了两天期限,我们只有对那些抵制交集资款的户采取措施了。家中喂养有肉猪的,就抬猪抵账。没有肉猪的,就担谷子。到时候你们不要说我李冬明心肝上没得血,下得了手。我是没有办法,让你们给逼着这么做的。”李冬明把话说到了这一步,而且他说话的时候脸面板着,两把眉毛横着,牙帮骨一拧一拧的,下面就不做声了,一屋子的人死水潭一般。李冬明粗声大气地说了很久,就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可以提,有想法可以说,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摆一摆。  可是,他连着问了几声,人们却装聋作哑不吭声。相持了很久,邓启放瓮声瓮气说:“什么意见都没有,就是没钱交。”说完这话,一抛手出门走了。走到门口时,还回过头来对坐在门角落里的金所长瞪了一眼,金所长不由一愣,他发现邓启放那张粗糙的脸上带着一种无奈,深陷的眼坑里布满了怨恨。  邓启放这一走,全村的人就都跟着走了。金所长有些担心地说:“看这架式,好像有些不对头。”李冬明心里的火气直往上蹿,吼全安道:“全支书,你们村是怎么了?”全安本来想对他说一说五年前乡政府集资修桥的事,老百姓手头紧是一个原因,主要还是心里的气不顺。气顺了,再没钱也会想办法交集资款的,谁不知道大桥修好了对自己有好处呀。看见李冬明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就懒得跟他说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看起来大家心里都好像有怨气。”全安顿了顿,“刚才走的那个年轻人名叫邓启放,是我们村里的文化人,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对国家的政策比我还知道得多。以前一直是我们村的会计。账做得特别的好,为人也不错,群众都拥护他。  可去年顾乡长在我们村开了两天会,说坚决不能让邓启放做村会计了,再要让邓启放做村会计,上面给村干部的补助,给困难户的补助,乡政府一分都不给竹山垭村。就这样强行把他的村会计给换了。”“那个样子像文化人么?真是乱弹琴。我说顾乡长不要他当村会计做对了。”李冬明真的有些气急败坏了,“再等两天,没人交钱,我们就采取措施。”刘宏业一旁说:“顾乡长不要邓启放做村会计,是因为邓启放这几年一直在告顾家富的状,有这样一个前提。邓启放懂政策,又会算账,又能写,比别的人要难对付得多,我们只怕要慎重一些才行,千万别弄出事来才是。”金所长也不无担心地说:“我们每次开会,上面总是反反复复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别为了弄修桥集资款,让老百姓和我们对着干起来就难得收场了。”李冬明有些为难地说:“你们不知道我的难处啊,每次到县里去开会,赵书记和常县长别的什么都不问,就只问修桥的事。  如今又给了我们一百万,这桥要是还修不起来,我怎么向他们交待。”全安坐那里看着李冬明那样子,心里就有些不忍,不管他李书记修桥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受益的还是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自己作为一个村的支部书记,应该全力协助他把集资款收上来才是。就想劝劝他修桥集资款迟早会收上来的,不要心急火燎地和群众对着来。但他还是忍了没说。  李冬明坐那里皱着眉愣了许久,才抬起头对全安说:“全支书,你能不能带个头,把集资款交了。我这个做乡党委书记的,对大家才说得起硬话。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平头百姓看干部呀。”全安就叫起苦来:“我家里哪弄得出这么多钱。你书记乡长开口就要我们做公仆,要我们心里想着老百姓,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被村里的事情缠着。东家扯皮,西家打架,我们不去解决就不得清场。你乡政府的干部有几十个,各人一个部门一条线,到村里就让我们这些做村干部的一肩扛了。我们比你们脱产干部还脱产。你们有大星期天,还有小星期天,到了星期天就可以回家休息。我们一个星期天都没有,家里的事情帮不上忙,乡政府每个月才给我们五十块钱的补助。我们吃的还是婆娘的一碗饭。”全安这么说的时候,就把脑壳对着正在灶屋忙碌的婆娘瞅了瞅,做出一脸的无奈,“婆娘贤慧一些还好说,婆娘要是不贤慧,那碗饭真的不好吃呀,忍气吞声看婆娘的脸色还算不错了,有时还要跪床脚哩。”全安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李冬明早就不高兴了,说:“你不要在我面前叫苦。你在我面前叫苦,我又向哪个叫苦去。这个头你还得带,实在拿不出钱,就卖猪。你家里猪是养的有吧。”全安说:“行啊。猪在猪栏里,没饲料吃,饿得像只狗娘,还不到五十斤。你们说抵得了集资款,我明天就叫人抬到乡政府去。”刘所长一旁说:“那头架子猪能值几个钱。大伙儿要知道一头两尺长的架子猪能抵得千儿八百块钱的集资,也不会要李书记板起面孔骂人了,都会把猪往乡政府抬。我看,要带头的话就带个好头,把你家养的那十几只山羊赶到乡政府去吧。”全安惊叫道:“你们看见羊圈里的黑山羊了?”“你全安以为我们都是些吃干饭的角色,我们一来就看见你家的山羊了。”刘所长有些得意地说,“这种山羊,肉质特好,市面上的价钱不错。十几只山羊,只怕能卖两千块钱。”李冬明说:“赶山羊就赶山羊吧,你家的山羊一赶走,村里的人就知道我李冬明这次不是说着玩的了。”全安对灶屋指了指,压低声音说:“这些山羊是我婆娘从她娘家村里花大价钱买来的,是良种乌麂山羊。繁殖快,肉也鲜嫩,没有腥味。她是要靠着这些山羊奔小康的。平时喂养它们像是侍候儿子一样,她哪舍得让乡政府赶走啊。”全安过后就叫苦说,“千万惹不得她发火的,惹她发火了,和我计较起来,我就别指望干好村里的工作了。”刘所长一旁开玩笑说:“你刚才说跪床脚的事是真的?”全安哭丧着一张脸:“不让上床那是经常的事。跪床脚的事也时有发生。”李冬明皱着眉头沉思良久,说:“这样吧,先把山羊赶到乡政府关着,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其实,你们这些做村干部的的确也不容易。工作难做,待遇不高,家庭困难。我李冬明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关心你们,实在是乡政府太穷了,没有办法关心你们。正是想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才下决心修苦藤河大桥啊。我看,等把全乡的集资款收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开个会,给你们这些家庭困难很大的村干部每户减免一部分集资款。到时候你再把山羊赶回来。现在就算是借我用几天。你不带这个头,局面就打不开。”李冬明把话说到这一步,全安就不好做声了。只得去灶屋给忙得两脚不沾地的婆娘做思想工作。婆娘听说乡政府要赶她的宝贝山羊抵集资款,死活都不干。因为李书记坐在家里,不好大声地骂男人,就一个劲地数落全安,眼泪也就啪啦啪啦往下掉。全安就急了,说:“我是共产党员哩,共产党员的一条原则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跟着党走。如今我们乡的党委书记坐在我们家里求我呀,我连几只山羊都不愿意借给他,我还算是党的人么?  还不如不在党里面算了。”婆娘见他把话说到这一步,心也软了。毕竟男人是公家的人,是村支书,是上面靠着的人。自己和男人生活了几十年,还是懂得一些道理的,说:“你只说借几天的啊,过些日子你不把山羊赶回来,我叫你没有好日子过。吃饭的时候我就抢你的饭碗。夜里睡觉的时候我叫你睡床脚。”全安得寸进尺地说:“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你多少还得给我一些钱,我才能把山羊取回来。”“他们只要是真拿着集资款修桥,我们家要交多少,我给你就是。你要是像上次一样,帮着顾家好一户一户把钱从大家手中收去,他们却拿着钱给自己搬迁房子。那样的话,别说村里的人要骂你,我也会咒得你把脑壳勾到胯裆里面出不得头。”全安没有对她说李书记要给他们这些家庭困难的村干部减一部分集资款的事。女人的嘴巴不关风,没有决定的事情说出去不好。群众知道了会有意见的。  第二天,李冬明要全安到村里请人给他往乡政府赶山羊。全安找了几家也没人肯干。说你全支书家的山羊一赶走,我们家的猪呀鸡呀就都要叫了,谷仓里的谷子也保不住了。全安只身一人回来说:“找不着人,都说没空。”李冬明说:“都没空你家的山羊就不赶走了?我们自己赶吧。”就带着刘所长钻进羊圈赶山羊。没料到这些畜生还欺生,在羊圈里一边咩咩叫唤,一边打圈圈,就是不肯出来。  刘所长发怒道:“你们这些畜生也和乡政府作对呀。”一步跳过去,就拿脚去踢山羊。没提防一只公山羊从他屁股后面埋起脑壳抵过来,尖利的羊角在他的屁股上抵了巴掌大一块紫疤,疼得他龇牙咧嘴直抽冷气。一旁全安的婆娘怕山羊抵伤了李书记,说:“你们别在羊圈里瞎赶了,我把山羊给你们送上大路,你们再往乡政府赶。我现在担心的是你们这些做领导的还在欺骗我们老百姓。”全安的婆娘将山羊赶出门,那些山羊一路咩咩叫着从村里经过的时候,让人们吃惊不小:“李书记真的动手了呀?”全安说:“没钱交他不动手?今天赶我家的山羊,明天就要担你们家的谷子,抬你们家的猪。”全安这么说的时候,看见邓启放正好从医院回来,就问他,“你家的集资款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的话就交到刘所长那里去。顾主任过些日子可能要出去采购修大桥的物资。”邓启放听到顾家富的名字,脸上就布满了怒火,大声道:  “有钱我也不会交。”去年顾家好不让邓启放做村会计,邓启放说不做会计也好,老子今后专心专意写状纸,不把那些贪官污吏告倒决不放手。气得顾家好只差吐血。人们说邓启放和顾家兄弟作对,与他家里四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让他简直没有脸面见人了,他从那时起就恨极了顾家富和他的兄长顾家好。四年前,顾家富在连山镇火车站旁边修了幢三层楼房开起了酒家和旅馆,将邓启放的小妹美玉召去做服务员。半年之后,邓启放母亲突然发现女儿的肚子大了。问她,她只是哭泣,母亲带着女儿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怀孕几个月了。医院却不敢给她刮小孩,说她有先天性心脏病。美玉在家住了一些日子,肚子也越来越大了,邓启放和美玉的老母亲都拉不下脸来,十几岁的黄花女怎么能生个私生子呢。母亲只得带着她去县医院。美玉那时才十九岁,水灵灵一朵杜鹃花儿,觉得无脸见人,半途中跳了火车。双脚被碾断了,在医院住了两个月,生了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不足月的女儿。美玉成了残疾人,靠着老母亲养活。邓启放为这事曾经找过顾家富。顾家富一口咬定美玉不学好,在酒家做服务员时还不知道跟多少男人睡过觉,怀了孩子怎么能怪他。从此邓启放和顾家富结下了仇恨。邓启放说:“修桥本身是件好事情。桥修好了对我们苦藤河乡有好处。只是,过去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担谷子、抬猪,不得人心。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真心为我们修桥呀。”邓启放也不管李冬明站在全安的背后,正瞪着一双眼睛盯着他。大声地说,“谁不把老百姓当人,他自己就不是人。谁要是鱼肉老百姓,到头来他自己绝不会有好的下场。”邓启放话音一落,人们就嚷开了:“我们钱也没有交的,猪也不让赶,粮也不让担。你们当官的只别把我们逼急了。”邓启放说:“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的负担。我们乡从农民手中收取的各种费还少么,只差敲我们的骨头吸我们的血了。今天又要农民人平交五百元的集资款,没钱交就抬猪担谷子,谁要是把这事捅到上面去,我看他们又准备拿什么话去骗领导。”李冬明脸都气青了,说:“邓启放你不要在这里说怪话煽动人心。你不交钱,我们从乡政府回来就抬你家的猪。你还是村里的文化人,一点眼光都没有。你要弄清楚,集资修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是增加农民的负担。我不怕你告状,也不怕上面派人下来查。”从竹山垭到乡政府有七八里路,全是山坡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八月了,山路两旁的水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了,被晒得焦黄的谷草稀稀落落地立在那里。看这矮矮的谷草,就能猜想今年的收成不是很好。远处的山脚,几栋低矮破旧的木屋立在早起的秋阳之下,淡淡的炊烟像是缕缕轻缦,从屋脊升起,在半空中和升腾起来的晨雾融合,那白白的雾气就变成了灰褐的颜色。半山坡上,几块红薯地包谷地像大字报一样贴在绿树丛中。更远的地方,有一座裸露的大岩山,岩山下,四年前垒起的石灰窑已经塌陷,枯黄的狗尾巴草在秋风中颤抖。远远近近,一些衣衫褴褛的农民在地里劳动。也许是这里的农民见的世面不多,也许是这里的农民被贫困弄得直不起腰杆,说不起话。李冬明觉得他们的神情都比较木讷,对乡干部还有一种隔阂。平时到村里去,很少有老百姓愿意和他打招呼说话的。你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他们也是爱理不理的,有的人甚至还朝你瞪眼睛吐口水哩。听何奔说,人们对顾家兄弟有意见。可自己刚下来,并没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啊,他们对自己为什么也这么一副冷漠的样子呢?人们看见李冬明和刘所长赶着山羊往乡政府去,那目光里除了一种惊怵,似乎还有一种别样的东西,让他感到很是困惑和不安。  山羊走得很慢,有时还极不听话地往回跑。特别是遇到当地的人上工去,他们不但不让路,还故意地吆喝几声。山羊就四处逃窜。两个人赶着山羊,走走停停,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把山羊赶到乡政府。  乡政府只有严卉的办公室开着门。却没有看见严卉,也没有说话声。偌大的一座大院,像一座庙堂一样坐落在山坡上。李冬明站在坪场上连着叫了几声严卉,严卉才和顾家好从办公室里面走出来。顾家好看见李冬明和刘所长赶着一群山羊进了乡政府大院,眉头就皱了起来,走过去说:“李书记,你要考虑后果呀。”李冬明早已累得满头大汗了,听见顾家好这么说,心里很不高兴:“如果不考虑后果,我就不会狠下心来将村支书的山羊赶到乡政府来了。”顾家好对严卉说:“快去打盆水来,让李书记擦把汗。”李冬明说:“不用擦了,我们还要赶回竹山垭去。严卉,你去交待一下食堂大师傅,这十五只山羊一定要给我照看好,不能让它们掉了膘。”顾家好说:“不忙着往竹山垭赶,我有话对你说。”顾家好这么说着,扭身进自己办公室去了。  李冬明交待刘所长道:“你再去对食堂大师傅说一声,交给他十五只山羊,到时候要归还我十五只山羊。任何人都不能打这些山羊的主意,过些日子还要还给人家的。还有,你还要开一张收据回去,没有一个手续给人家,全安不要紧,他老婆不放心的。”这样交待之后,李冬明才去顾家好的办公室,他不知道顾家好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顾家好给李冬明倒了一杯茶,说:“今天早上丁县长又打电话下来,他已经对赵书记和常县长说了,由于我们乡的确十分困难,从老百姓手中集资修桥有问题,县里准备再给我们三十万。  丁县长交待我们就拿这一百三十万修一座桥,能修多大就修多大。还说赵书记和常县长也都是这个意思。”顾家好顿了顿,“我们下去催交集资款,人家没钱交就赶人家的山羊,抬人家的猪,担人家的谷,这不成国民党了么,老百姓会指着我们的背脊骨骂我们的。李书记,你年轻,有文化,赵书记和常县长都很看重你,让你下来锻炼锻炼,最多也就两年时间。将这段日子平平安安渡过去,回县里做县委办主任,进常委,或是弄个副书记做做也不错。丁县长说他已经在电话里对你说过这个事,让我一定要当好你的参谋,不能看着你在这两年里弄出事来。他说县里给我们一百三十万,也是为了让你做出政绩来。”李冬明问:“你的意思是……”“你昨天一走,其他干部就着急了,今天一大早都下去了,这不把苦藤河乡弄得鸡飞狗跳墙呀?我们得赶快把下去收集资款的人员都撤回来,重新召开会议,将乡干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我带下去催农业税和征购上交,一部分你带着修桥。家富昨天从县里回来,说县桥梁建筑公司的张经理要下来一趟,看一看我们的准备工作,施工队马上就要进场了。”李冬明说:“前天我去县里,赵书记一再地交待我说,要从农民手中集一部分资,把桥修宽一些,修牢实一些,怎么突然又变了呢?”顾家好说:“前天可能丁县长还没有来得及将苦藤河乡的真实情况认认真真地说给他听。”两人说话的当儿,大岩村的伍老倌一头汗水地跑到乡政府来找李冬明,他的手中还拿着一个小布包:“李书记,我卖了一千斤谷子、三百斤包谷、一百斤黄豆,昨天就将集资款交了。今天我是来捐款的。我把家里养的一头大肥猪卖了,这是卖得的一千块钱。”说着将小布包打开,里面露出一沓钞票,“李书记,你捐了三千,我没有那么多,这一千块钱,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伍老倌年纪不到五十岁,样子却特别的老,满脸的皱纹像老松树皮一样,满脑壳花白的头发像顶着一丛枯死的芭茅。去年五月,他的儿子在苦藤河被淹死之后,他的瞎子婆娘因为悲痛过度,一度精神失常,住了三个月医院才好。李冬明来苦藤河乡这半年多时间,伍老倌多次牵着他的瞎子婆娘到乡政府来找他,哭着求他在苦藤河上修座桥,千万不能再淹死人了。李冬明前不久还到他家看望过他女人,他女人就又在他面前哭了一回。过后,就跪倒在他面前,说他要给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桥,她就在大桥头给他立一块碑,让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德。  李冬明问:“你卖猪捐款修桥,你们莫支书知道么?”“知道,是他要我将捐的钱送到你这里来。他说这次李书记是下决心要修大桥的。我们村里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高兴得不得了,都说就是三年吃糊喝粥饿肚子,砸锅卖铁拆房子,也要支持李书记把大桥修好。”伍老倌揩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高兴地道,“李书记,我们村还有人要把捐款送到你这里来的。”李冬明拿着伍老倌递过来的一千块钱,心里格外的激动,眼睛有些发潮,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群众啊,他们是多么的通情达理呀。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却那么担心农民群众不愿意集资呢,甚至还担心因为集资修桥会弄出事来呢。他说:“老伍啊,你卖猪捐钱修桥,这种精神难得呀,我要苦藤河乡的群众都来向你学习,要掀起一个为修建苦藤河大桥集资捐款的热潮。日后大桥修好了,我不要你们给我立碑,我要在大桥头为你们这些捐款的人立一块大大的石碑,让苦藤河乡的人民世世代代记着你们。”伍老倌说:“给我们自己修桥,还要立碑呀。到时候资金如果还有困难,我把喂养的鸡呀鸭呀全卖掉,三年不吃肉,三年不穿新衣服算得了什么呀。”李冬明也不看站在身后的顾家好的脸色有多难看,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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