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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这本书,最早写成于1993年。此前3年,我在中央电视台作了一个20集的《幽默漫谈》节目。书稿是应某出版商的要求,在“漫谈”脚本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稿子都排印成清样了,出版商却失约了,稿子就冷冻在家里了,直到4年后才获得出版机会。最初的印数少得可怜,只有1500本。10多年过去了,我的幽默学的研究,虽然核心观念没有多大变化,但在范畴的系统和具体论述方面有了不少的进展,可这本书却绝版了。不少读者对本书情有独钟,时时来信询问。两年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的王玉荣女士,慧眼识珠,主动提出出修订版。这自然可以说是天赐良机,但我却不想匆促付印。尽管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合同期限早已超过,向来以快手著称的我,对本书的修改、补充时间前后却长达两年。这两年的工作,主要是补充和删节。补充了一些资料,重点是一些学术上的理论根据;删去了一些资料,主要是一些陈旧的漫画和一些不够精练的语言。本来我的雄心很大,曾经设想将学术材料作更加严密的疏理,但后来发现在这样一本要兼顾通俗和学术两个方面的书中,过多的学术性内容并不明智。好在在幽默的学术性建构方面,我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如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论幽默逻辑的二重错位律》和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的《论幽默逻辑》。我决定不再大动干戈,而是把这两篇论文附录于全书最后。这两篇论文,后者更能代表我的学术追求,它还曾经被《新华文摘》转载。此外,我还出版过《幽默基本原理》一书,书后有古今中外大师们关于幽默的论述,加以引用,不再使很复杂,甚至免不了繁复的注解占据可贵的篇幅,从而保持了本书灵动亲切的论述风格。当然,立意的反复,使我在时间上付出了代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的耐心是惊人的,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回想起来,我闯入幽默领域,实在有些偶然,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那是1990年初,我的两个学生拿来了一个出版社的选题,叫做“幽默五十法”,请我写一本书。他们说,有好几个人都在争取,但编辑部认为,其他人谈吐不够幽默,只有我适合这项工作。一方面,很高兴自己被公认为是富于幽默感的人,能在幽默这样一个重要领域里施展一下,毕竟是三生有幸;另一方面,又恼火幽默哪有什么“五十法”,把幽默的方法人为排列成几十条,这本身就无异于是对幽默的讽刺。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并把书名改为《幽默谈吐的自我训练》。当时我正在等待去德国的签证,起码要两个月。反正也是闲着,就抓了一些书来看,把我平时的一些心得和实际体验系统整理了一下,临行之前居然完成了。  令人遗憾的是书名在出版时竟然变成了《幽默答辩五十法》。真是煞风景,根本就文不对题,在我那本书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答辩”的影子。因为以我看来,答辩,无论是诡辩还是雄辩,与幽默都不属于同一范畴,是两路功夫。答辩讲究的是逻辑,传达的是理性;而幽默却是通过超越逻辑,传达情感。雄辩与诡辩追求的是说服、逼服,甚至是压服,而幽默是要把我的进攻变成你的享受。但是书已印成,只能徒叹奈何。  聊以自慰的是进入市场后,也许由于本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有相当的结合,颇受欢迎,居然在两三年内印了30多万册(还不包括书商的盗印)。香港和台湾的出版商是很敏感的,他们得到了我的授权,以惊人的速度出版了繁体字版。一位中央电视台社教部负责人出差到香港时看到了我的书,很感兴趣,回来就找到我,并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制作了一套《幽默漫谈》的节目。  写那本“五十法”的时候,有些在我看来颇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并没有写进去。两年后,我才把这些观点概括为“逻辑错位”,并写成学术论文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但在当时,我觉得把这么重要的学术创见写到“五十法”这类的小册子中去是很可惜的。中央电视台有关部门的领导动员我把它编进脚本中去,我自然同意。这样,一来我可以乘机把荒谬的“五十法”那个愚蠢的平行罗列结构,改成具有严谨层次和系统的结构;二来也可以把我在幽默研究中最重要的心得、最核心的理论较为严整地借中央电视台展示一下。  我的核心观点是:幽默不同于通常的理性思维的一元逻辑,它是一种二重复合逻辑;有时以错位(或篡位)的形式出现,有时以平行反衬的形式出现。  最初,中央台是让我一个人讲。但是,我没有信心单独讲到底,就找了一个主持人做我的搭档。我非常认真地把我的二重逻辑错位理论渗透在原本就很受欢迎的操作性之中,以对话的形式分成语义、价值、逻辑三个层次的错位加以阐述。在我看来,这应是我第一阶段幽默研究的总结。节目在央视还没播完,我就到美国一所大学的英语系讲授中国现代新诗去了。美国也许是世界上幽默的超级大国,不但在日常生活中,幽默有如布帛菽粟须臾不可或缺,而且在他们视为极其严肃的政治生活中,包括总统竞选、议员辩论都常以幽默争取人心。至于美国大学图书馆有关幽默的理论著作以及系统资料之丰富,使我瞠目。不论到哪个大学图书馆,把电脑一按,幽默理论著作目录都能占据好几个页面。这时我才发现,我国图书市场流行的那些分类合编的幽默故事,原来都是从美国一些末流小册子中转手倒卖来的。倒卖的方式很原始,常常是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译了一些,另一些人译了其他一些,于是就像打扑克洗牌似的,把这些故事洗来洗去,居然在三四年中洗出了不下100本的幽默故事。其中最可笑的是某大学出版社的一本《幽默术》,居然把大量与幽默毫无瓜葛的议论都包括了进去。即使在一本非常严肃的叫做《世界幽默艺术博览》的书中,居然也有一些根本与幽默无关的故事。  就在中国书商猛炒美国幽默故事的冷饭之时,美国和欧洲那么丰富的幽默理论却完全被忽略了,几乎没有人去翻译和研究。中国在美国有那么多留学的文科研究生,研究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的很多,而研究幽默学的绝无仅有。这就使我国本来就很贫乏的幽默理论被封闭在了很狭小的思想材料范围之中。近来虽然也出了二三十种幽默理论著作,但其经典材料总是限于百科全书中摘引的片言只语。连西方研究幽默的一个最起码、最通用的范畴“不一致”(incongruity)都没有作系统的、深入的、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而另一方面,对于我国相声艺人的经验也没有加以系统化归纳总结,从而构成中国式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这就使中国的幽默理论处在双重的贫困之中,一方面是理论的缺失,一方面是经验材料的贫乏,而这就必然导致幽默研究在低水平上徘徊。  要改变这种状况不是一个人的努力就能够奏效的,也许它需要不止一代人的辛劳。而正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询问中央电视台《幽默漫谈》演播稿的出版信息。考虑到对话体出版不便和通俗漫谈对理论阐述的限制,又承一位远在千里之外不相识的读者的催促,我终于下决心对演播稿本的理论框架和素材作了较大的调整,并在理论上作了更细致的提炼。  经过两个月的挥汗奋战完成初稿以后,我才明确了完整的幽默理论至少应该包括两个部分,这就是幽默心理学和幽默逻辑学。西方幽默心理学的经典著作可以说是以弗洛伊德的《笑话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以及柏格森的《论笑——滑稽的意义》为代表。这两本书已都有了中译本。至于幽默逻辑学,除了一本可以说在理论体系上相当粗疏的《幽默逻辑说》外,在中国就是一片荒芜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各国的幽默逻辑专著没有被介绍到国内,本国学者也大都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以致今天那些苦心孤诣致力于幽默研究的学者还没有意识到幽默逻辑的特异性是幽默研究的核心,不研究幽默的特殊矛盾,幽默研究就会失去对象。非常可惜的是一些研究有素的学者至今仍然没有意识到幽默逻辑与日常的实用逻辑、科学的理性逻辑的根本不同,他们仍然拘泥于德国叔本华、柏格森的思维方式,用理性的一元逻辑去看待幽默,因而也就不能看出幽默二重复合逻辑的规律。事实上我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幽默的二重复合逻辑和理性思维的一元逻辑(以同一律为核心)对比的基础上的,因而我在本书中特别强调了幽默的逻辑特点。  但是,我仍然把这么重要的理论放在了幽默心理的章节之后,这样有利于对逻辑体系讲述的逐步展开;同时又因为我所追求的不是纯粹理论的思辨,而是要把理论的系统性与实践的可操作性结合在一起,因此先阐述有关幽默心理比较容易为读者接受。特别是我并不打算把这本书写成一本以引经据典为纲、有着严密概念和缜密论述的纯理论专著,我追求的目标是可读性、可操作性与理论性的结合。只与那些脸上没有笑容的幽默理论家交流,并非我最大的幸福,相反,与广大读者、幽默爱好者对话,得到他们的钟爱,才是我的高峰体验。  正是因为这样,我采取了一种亲切的文风,把理论的衍生和感性故事的分析相结合,其中还穿插一些经典名著的片断。为了扩大读者的视野,我还选取了一系列漫画,分别附在各章之后(除个别章节),并结合每一章的理论作了具体分析。  我想,这样的编排不但能够吸引那些有耐心的、有钻研精神和时间的读者,而且有利于争取那些成天忙碌,既没有时间也不是很有耐心的读者。  事实上,我深切地感到,人们不仅对幽默理论有所需求,而且对生活中的幽默更加渴求。  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在朋友、同事的聚会上,最可爱的不是那种一来就弄得大家鸦雀无声,连发言都要选择字眼,走路都要踮脚尖的威风凛凛的大权威,而是那种他一出现,就使得满座表情活跃、神经轻松,他一讲话,就欢声四起,他一举手一抬足都能把人从紧张的竞争和世俗的劳累中解放出来的人。我们应该把这种富于幽默感的人称之为“和平欢乐的天使”。  当今社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日渐加剧。市场竞争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它需要人们调动全部的智慧和才能;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激发了人们邪恶的本能。智慧和才能自然是越多越好,而邪恶的本能却不能任其自由泛滥,除了法律的强制和道德的约束外,就得靠人们之间相互情感的熏陶和沟通,而幽默感则是特别有利于人们情感的沟通和升华的。幽默感,在人类精神的免疫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幽默在日益严峻的社会竞争中,是人与人之间的润滑剂!  自然,幽默也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谈吐之中。言语,不过是幽默最普通的载体,最高级的幽默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幽默与契诃夫、马克·吐温、萧伯纳、鲁迅等伟大作家的名字连在一起,又与红极一时的笑星如影随形。但是,本书说的不是文学作品的幽默,也不是舞台表演的幽默。艺术作品的幽默,是供人欣赏的,任何看了喜剧小品而发出笑声的人,都有欣赏幽默的才华。然而这不能使我们满足,我所讲的不是如何去欣赏别人的幽默,而是如何让别人欣赏自己的幽默。但是我们并非是上舞台表演,而是要在日常谈吐中自然地流露。  也许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既没有契诃夫、鲁迅那样的天才,也没有侯宝林、赵本山那样的机敏,但你也一样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在生活中变成一个可爱的人;也许你是一个内向的人,平时十分木讷,不善言谈,但你也可以领会幽默之三昧,在高谈阔论的朋友当中,突然妙语惊人,引得一席皆欢,也为你自己留下愉快的回忆。  在西方,幽默被看成人生之要义,甚至会有“不会真笑的人,不是好人”〔(英)嘉勒尔〕之说。弗兰克·英尔·科尔比1976年7月4日在《纽约每日新闻》上发表妙语:“(美国)男人情愿承认犯了叛国罪、谋杀罪、纵火罪,装了假牙,戴了假发,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缺乏幽默感。”而查尔斯·林纳德则说:“对于一个有幽默感和两条腿的人来说,如果不能两全,最好的选择是失去一条腿。”幽默感在美国人眼里比在中国人眼里重要得多。我们许多人自卑过甚,总以为中国人缺乏幽默感。非也,中国人在非正式场合,开玩笑、耍贫嘴的才气,绝不亚于任何一个美国人;只是在正式场合,才显得拘谨过甚,不能发挥自如。但是,一些伟人如毛泽东、鲁迅在正式场合却有足够自由的心态,常常是妙语惊人,创造出欢乐的气氛。连刘少奇那么一个严肃的人也曾说过“剥削有功”,“资本家先生,你剥削我一下吧,你剥削我一下,我就舒服了,你不剥削,我就不舒服了”这样的话。敢于用俏皮话(用我的理论术语来说就是“语义错位”)来解释政策,正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刘少奇“自由”心态的表现。  中国人不是没有幽默感,而是他们在正式场合受到传统文化和现代教条的无形束缚,缺乏足够自由的心态,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可否认的现实:相对来说,在中国,幽默不那么普及,幽默盲较之文盲不知要多出多少倍。要让幽默感从没有道理的拘谨中充分解放出来,除了政治、经济、文化上开放这一基本条件以外,还必须要让幽默理论得以普及。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那种思辨色彩甚浓的论著,也不仅是专门研究契诃夫、鲁迅以及喜剧笑星的文艺美学专著,我们更需要把幽默的研究从美学的殿堂带回到朋友的聚会、欢乐的婚礼上;带到教师的讲授、政治讲演、学术报告中;带到商务谈判乃至外交活动之中。让幽默脱下神秘的外衣,回到普通人中间。这样,它才能在生动的谈吐中获得新生。问题不在于我们多么迫切地期待幽默,而在于我们如何掌握它,在于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样的逻辑来运用它。这些,正是本书所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实用性与理论性的结合。  夸张一点说,对幽默可操作性的论述,中国可能还未曾有过,就连美国也没有这样系统的论述,这就使我在写作时充满了使命感。  2008年1月改定  楼肇明序  孙绍振本来是研究新诗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横空出世,在遭受长期围剿之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经典文献“三崛起”之一。但是,他好像并不像他的战友谢冕那样对于新诗艺术从一而终,不久他转向了美学和文学创作理论的研究,又参与了80年代中期主体论的论战,成为批判陈涌的一员悍将。经过80年代末的风波,他可能是有点幻灭了,加上又是去德国进修,接着又去美国讲学,他在理论上沉寂了几年。熟悉他的读者发现,他的兴趣转向了幽默,很快以一个幽默散文家的面貌出现,出版了好几本幽默散文,其中《美女危险论》还成为他的代表作。在写作幽默散文的同时,他收集了大量幽默的学术资料。早些时候,他也做些通俗的、以操作性为特点的关于幽默的研究。这很快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的注意,1992年,他在中央电视台做了20集的《幽默漫谈》节目。此时,他的幽默研究,有他一贯的乘兴而为、随机而行的风格,然而,他很快就走向了自觉。中央电视台讲座的思路,成为这本书的理论基础。他告诉我,本书的理论核心,也就是幽默逻辑的“错位”规律,就是在讲座的过程中,即兴冒出来的。他觉得这一点很宝贵。后来他写了两篇论幽默逻辑的论文,一篇还被《新华文摘》转载。在这以前,他早就写成了这本书,但为出版商所误,几乎不了了之了。最后在1998年,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印了可怜巴巴的1500册。  这次经过作者大幅度的修改,本书增加了近10万字的篇幅,令人耳目一新。  喜剧大师、相声大师未必都是幽默理论家,并非所有从事喜剧研究、撰写幽默学术著作的学者都能在幽默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一个席位。幽默是文艺美学的一个分支,幽默理论同样也是一种艺术,而不单单是理论。发现它的奥秘的人必须具备多个层次的先天素质和后天素养。  按照孙氏的幽默理论,幽默是对常规逻辑的解构和超越,主要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逻辑。很显然,这个理论适于缓解生活中紧张的人际关系,释放某种焦虑、紧张的情绪,是一种用来排解紧张关系的缓冲剂或精神消毒剂。这就要求某种对于世俗功利和认知的超越。心灵的自由和智慧的充分发挥,是互为肌理的。因此,如果如他所说,幽默是对理性逻辑思维的心照不宣的超越,具体说来就是逻辑的“错位”(或“篡位”),那么,它恰恰又是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思维的驱使之下对常规思维、常规逻辑的“复位”,而不是由于神志不清、精神紊乱而造成的疯狂。所谓幽默的情感逻辑,不是在笑话背后不要逻辑,不要理性,而只是情感对常规逻辑的扭曲变异;不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活动,而且是理性对于非理性的一种错位,是理性逻辑对情感逻辑的反衬。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对于从事幽默研究的人来说,将幽默作为文艺学(特别是喜剧美学)的一个分支来著书立说的人,没有超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是不可想象的。在孙绍振的写作生涯中,自《文学创作论》之后,从他关于真善美三维“错位”和小说人物对话中的心理“错位”的研究,到后来的《论变异》,以及这一本以逻辑“错位”为理论核心的幽默专著,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内在的发展线索一以贯之。这条线索就是有关生活与作品、情感与逻辑、心理活动与言语,以及心理活动中清醒的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差异、“错位”的精湛研究。我们完全可以说,孙绍振是我国第一位研究文学领域内各类“错位”精神现象的专家,“错位”是他的全部文学理论辐射的核心,迄今为止他的全部著述就是一个有关“错位”范畴的规模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而这在20世纪末,包括西方各家各派的文艺理论在内的万紫千红的园地里,也是独树一帜的。  听过孙绍振课的学生,或听过他演讲的人,从不曾感到过疲倦。他的演讲是幽默的,同时又是雄辩的,深入浅出,悬念跌宕,赞赏者赏心悦目,连持异议者也往往忍俊不禁。他曾多次向朋友们透露过一个心愿,他本来的职业应该是去学法律当律师。此言并非“装傻充愣”、“故作大言”的幽默法则的运用。他同时还常常在朋友中间不无自得地谈起他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刻苦阅读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情景。他说,他得益于两本研究《资本论》辩证逻辑的学术著作。他对《资本论》的辩证逻辑进行了一番刻苦钻研之后,终生受用不尽。孙氏学养的这一内情,是鲜为外人所知的。孙绍振老是不客气地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藐视态度,鄙薄那些矛盾百出、连形式逻辑也半通不通的论敌。舒婷曾说,辩证法在他手里成了“玩熟的鸟”,他以幽默的谈吐和辩证的具体分析,陷论敌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在这里,我也许还应指出,孙绍振在遇到根本不是对手的对手时,有时不免恃才傲物,鄙视过甚,就是在学术论文中,也以幽默和诡辩结合形成一种亦庄亦谐的风格。刘再复在20世纪80年代曾称颂孙绍振是我国与他同辈的学者中“运用辩证逻辑最为娴熟”的一位。这是有史为据的,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他支持刘再复反击陈涌辩论的那一篇大作。说他文风雄辩且幽默,并非全然是溢美之词。在我看来,孙绍振娴于逻辑,对逻辑破绽特别敏感,用之于论争使他高谈雄辩、语惊四座,而今用之研究幽默,又使他似乎轻易地发现了幽默的错位逻辑。  孙绍振本来献身于诗歌创作,出过诗集,但不久便致力于文艺美学,后又偶然地介入幽默领域,是颇堪玩味的。仅就孙氏自身的素质而言,他天生就是一个幽默家,高谈阔论,欢声四起,正因如此,他似乎比职业的喜剧家、以幽默学为终身事业的人更能在理论上对幽默挑幽剔微。  当然,他之所以富有幽默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心胸豁达。如果没有这一条,其雄健的理性思维和错位幽默逻辑将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霍布斯曾说,幽默是“突然爆发的优越感”。他所指的应是对于世俗功利的优越感,因此我想这里所说的优越感好像翻译成超然感、距离感更好。而优越感和距离感若没有豁达的精神,没有对人对事的雅量和胸怀就不可能产生。距离感不等于优越感,但优越感必以距离感为先决条件。小而言之,对一般存在的人际关系,大而言之,对人和人性的弱点,对历史的盲区和误区,没有距离感,就根本不可能把它们转入幽默的逻辑。绍振兄有时不免一时情感冲动,卖弄聪明而得罪人,但就我所知,虽然青少年时期备受压抑和挫折,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复仇主义者,这也不是说孙绍振是一个善于忘怀的昏昏然者,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他每每珍视对方的好处,亲情交流、友情交流,他总是铭记住那些美好的东西,而把不愉快的背离,以至我们常人难以忍受的出卖、背叛、欺压一笑置之,他也总是尽其可能地寻找那些能为他人洗刷清白的历史原因和客观情境。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他的坦荡胸怀,一方面常使他心不设防,但另一方面,又为他的心灵自由,为他在逻辑解构、价值错位、心理落差等的研究赢得广阔而深邃的思维空间。  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我想干脆挑明的是,幽默学科尽管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时代已经开始,中经亚里士多德、康德、叔本华、柏格森,到了当代已成为整个文艺学科的前沿阵地。孙绍振在本书中所揭示的逻辑错位论,可算是一大发现。正如孙先生在本书第十二章中所指出的,所有西方经典的幽默理论,其根本局限在于用西方传统的一元逻辑去解释幽默的特殊逻辑结构,因而总是到了一定的深度就难以深入了。孙先生从他在研究文学创作所得出的真善美价值“错位”理论和情感逻辑与理性逻辑“错位”的理论出发,进一步阐明了幽默逻辑结构的“错位”特点。与审美的情感逻辑一样,幽默逻辑超越了理性的一元逻辑,用这个理论已经可以诠释康德的期待——落空理论、柏格森的机械镶嵌理论、叔本华的观念与对象“不一致”(incongruity)理论;但是他还颇有野心地进一步提出,这些大师们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但在于观念上的某些漏洞,而且在于方法上局限于一元逻辑。强大的西方传统一元逻辑惯性使得他们只看到幽默现象中一元逻辑的中断,因而导致期待的失落,但是幽默逻辑并不终止于中断和失落,在失落之后,还有一个落实或者顿悟。这是由于幽默逻辑从一元逻辑失落之后又在另一重逻辑上回归了。也就是说,从一元逻辑悄悄地滑行到第二重逻辑上去了。正是因为悄悄地滑行到第二重逻辑上去,才使得失落变成了顿悟。孙先生把这个现象归纳到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去,称之为“二重错位逻辑”。在理性思维过程中,二元逻辑本来是可能导致混乱的,但是由于在二重逻辑的交叉点上有一个概念,不但适合于第一重的显性逻辑,而且适合于后来产生的(亦即第二重的)隐性逻辑,这样,就使得二元逻辑没有互相冲突,也没有互不相干,而是变成一种奇特的从显性的失落到隐性的落实,其隐性逻辑又在顿悟过程中转化为显性逻辑,这是一种二重错位的结构。解开这个错位结构之谜的关键,自然是其逻辑结构的从显性的中断到隐性逻辑的重新连续。但是,构成这种连续的,或者使得这种从中断到连续的过程得以自然地进行的,却在于孙氏的另一发现,那就是这个中介概念被隐秘地偷换。由此孙氏得出另一结论:隐秘地偷换概念成了幽默逻辑操作中的另一个关键。  孙氏在本书中还揭示了幽默、滑稽、讽刺之间的反比定律,诡辩、雄辩、幽默之间的互相消长的关系。在这样一本并不算太厚的书中,竟然集中了这么高密度的学术见解,实在是很难得的。由此我完全可以说,孙先生在西方经典笑的期待——落空理论和机械镶嵌理论、“不一致”理论之后,以他的逻辑“错位”论开辟了诠释幽默逻辑法则的新天地。这样一本学术性很强的著作本该以学术论著的形式出现,但是考虑到过分学术化会影响读者接受范围,孙先生乃决定用比较通俗的文体来展示他这几年的学术成就。这从学术上来说,不免多少有一些损失,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又何尝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呢?有时,对一个问题的最简明的、通俗的阐述往往要比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需要更加深邃的才智,更加融会贯通、更加灵活的思维。不过,孙先生好像总是不能满足于通俗地叙述他的研究成果,所以,本书的某些章节其文风就比较学术化。我指的是曾经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本书的第十二章第四节和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的其他章节,我相信,敏感的读者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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