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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的《围城》曾一度受到冷落,原因是作品写于1946年,而当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经有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写工人、农民、士兵的新方向,而钱钟书笔下却全是一批并没有反抗现实、投身革命愿望的知识分子。自然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能占有任何地位。  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在旧书摊上买到了1946年至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杂志《文艺复兴》,主编是郑振铎、李健吾,那上面连载着钱先生的《围城》。那是1953年,我17岁,对于钱先生的讽喻笔调完全看不懂,好像是没有看完,也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后来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整整5年,没有一个教授和同学跟我提起《围城》。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甚至并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  《围城》受到艺术界注意的是在70年代末,主要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先生的功劳。他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了《围城》相当大的篇幅。至于一般文艺爱好者接触《围城》,则是在根据《围城》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成功地演播以后,到了1991年《围城》累计印数达到59万。《围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猛然高升。但是,在艺术上真正赞赏《围城》的评论家或者对《围城》这部小说入迷的读者似乎并不多。虽然,在一些现代文学史教材或者某些学院气很重的文章中对《围城》的评价用了许多辉煌的字眼,可是,在我看来,《围城》最大局限是它缺乏一批自发的爱好者。作为小说之所以受到这样的重视,自然主要是靠它的艺术感染力,但同时,毋庸讳言,也由于它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压抑。  现在不公正的压抑解除了,《围城》能不能成为文学史的经典就要凭它自己固有的艺术价值了。  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放在读者面前:《围城》能经得住未来岁月的考验,保持它艺术的魅力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问一问,《围城》给中国现代文学史带来什么新的心理奇观。如果钱钟书所写的都是他以前的作家所展示过的,那么,《围城》不管多么轰动一时,它也不可能顶得住时间的严峻考验。  在《围城》里最为独特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揶揄和调侃。这种揶揄、调侃,早在鲁迅的小说中就出现过了,在《幸福的家庭》中为温和的同情,而在《高老夫子》中则为尖酸的讽刺。在艺术上这两篇都比较单薄,缺乏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中那种常见的深厚和博大的气象。后来,鲁迅的这种风格为张天翼所继承,但张天翼最好的作品如《华威先生》都不是以深厚见长的。他之所以不深厚,原因在于他过分着重于社会讽刺,而对人心灵本身的复杂结构缺乏探究的兴趣,往往抓住一点可笑的现象以嘲讽了之。张天翼风格中的漫画因素常常把他的人物简单化了。另外一个对知识界小人物有所讽喻的是老舍,但是同样有漫画化之嫌。  但是,他自然是独树一帜的,原因是和巴金、茅盾对知识分子的热情赞颂和客观分析相比,他更有喜剧性的趣味。  钱钟书显然比张天翼更深刻,更执著于描写知识分子自身的生存状态。他的方鸿渐,既不像巴金笔下的充满社会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又没有茅盾笔下的随社会革命运动时而辉煌、时而灰暗的心灵变幻,然而又不像张天翼笔下的知识分子那样虚荣,那样陷于口头与行动之间的矛盾。  应该说,钱钟书笔下的知识分子,虽然带着喜剧色彩,可并未因不适度的夸张而变得简单化。他最根本的特点是对于知识分子爱情题材的反浪漫、反滥情倾向,他的爱情主题中没有理想人物,没有为热情而献身的英雄主义,当然也没有被社会压碎的小人物,有的只是知识分子的虚荣和空虚。在对爱情人物的冷峻方面,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前无先导的。  喜剧性对比和细腻的心理层次的展示使钱钟书在表现中国知识分子方面超越了鲁迅和前人,而且在50年代至70年代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能在冷峻的喜剧性上望其项背。正因为这样,《围城》可以肯定会经得起未来岁月的考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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