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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几个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时真叫人感到好笑,同一个作品,可以在一个版本里只字不提而在另一个版本里被捧上了天。中国文学史家的艺术感受力和判断力究竟是怎么回事,实在令人费解。远的如沈从文、张爱玲且不说,只说近来对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轮又一轮的溢美之词,已经叫人有点怀疑中国读者对于“一窝蜂”现象的批判力已经所存无几了。  钱先生的《围城》自然有它艺术上独创的地方,最主要的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透视别开生面,钱先生既不像巴金那样把知识分子的热情、理想放在他所向往的社会革命中去检视,也不像鲁迅、张天翼那样,从思想启蒙和道德的重建对知识分子加以严峻的剖析和讽刺。自然,作为留学生文学,他又不像郭沫若那样是以浪漫的宣泄为能事,更不像张爱玲、白先勇那样充满了挽歌的悲哀。  钱先生并没有纯从革命的、道德的、社会的价值方位来透视他的人物。他没有赋予他的人物以道德的理想的光环,也没有对人物加以政治的和道德的审判。从这一点上来看,钱先生更接近沈从文的审美价值观念,更把审美价值的独立性看成是艺术的生命。如果不是这样,同样的题材让巴金、茅盾、老舍、张天翼去写,时代背景又是抗战期间,民族战争的胜负又那样直接地影响了主要人物的命运,而且成了情节发展的动因之一,不知道会有多么强烈的政治色彩。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成为钱先生审视他的人物心灵结构的屏障。钱先生把政治背景、战争乃至于环境仅仅当作地平线上的一缕风烟,始终让它进入人物活动的近景或中景。正因为这样,钱先生的对于知识分子的虚荣的庸碌,对于其爱情的空虚和失落都有冷峻的剖析,这正是革命作家和社会人生派作家所不能到达的境界,也正是钱先生的私有领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钱先生的审美价值观念最富于独立性,是没有依附性的。  但是《围城》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钱先生的风格还在于他是鲁迅以来少有的幽默作家。《围城》行文的风格,融和调侃、机智、风趣、嘲弄、庄重的叙述于一体,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构成独此一家的叙述。  正因为这样,夏志清先生在他那本用英文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了它以极高的评价。近十年来,内地的文学史家追随着夏先生,一个接一个地对《围城》赞不绝口,尤其是1991年《围城》被改编成电视剧并获得成功以后,评价就更直线上升。似乎《围城》一下子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  其实,《围城》固然有其独创性,但是它绝不可能列入现代文学史上经典著作之列。  要成为经典著作,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它在文学史上确乎起过重大影响,不但在出版的当时影响重大,而且在后来产生了一系列追随者,《围城》并不具有这样历史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钱钟书和张爱玲一样不可能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作家之列。《围城》最初连载于1946年创刊的《文艺复兴》,主编为郑振铎和李健吾。在当时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到了50年代,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香港也都没有什么追随者。第二,有许多文学史出的经典著作,在当时是并没有多大影响的;也有不少在当时很有影响,后来却湮没无闻的。这就要看它在艺术上有没有开一代新风的实绩了。说实在的,钱先生的叙述,从文学发展历史的价值来说,并非无懈可击。钱先生的特长是幽默,但这种幽默有三个缺点:第一,它几乎完全靠一种特殊的比喻,造成一种渲染效果,与钱先生叙述的暗示力是矛盾的。而且这种幽默比喻大都以无类比附造成怪异之感,反复运用,失之单调。第二,这种幽默仅限于叙述以及部分对话,除个别场景(如为方鸿渐和赵辛楣撮合婚姻)以外,并不涉及情节的构成和场景的整合,因而这种幽默是浅层次的:没有喜剧性的情节,光靠叙述,不能摆脱表面性。第三,钱先生的幽默,往往过分尖刻,因而虽超越于滑稽,但近于讽刺,还缺乏幽默大师之雍容。因而不管时下论者对《围城》多么溢美地推崇,但是在读者中,仍然缺乏《围城》艺术的入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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