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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之作家,文学评论家的声誉是相当低的,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当代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自古已然;一些评论家,因此而不平。我看,总的来说,没有不平的必要。原因是,以创造才能相比,评论家常常远远弱于作家。  这就使得一些作家很神气,甚至很傲慢起来,连素以善良著称的契诃夫都公然对于评论家表示不敬。有人问他对评论家有什么看法,他说:作家是耕田的马,而评论家则是忙碌飞舞的牛虻,当作家在专心致志地耕耘时,评论家却落在它的屁股上猛刺,逼得作家不得不停下来用尾巴把它们赶走。  把评论家比为碍事的牛虻,本来很刻薄,可是由于契诃夫先把自己降格为动物,而且是有点可怜的动物,这就有点自我调侃的幽默感了。接着下去才笔锋一转,把评论家也当成一种动物,不过并不可怜而是可恶,这样就比单纯地指责评论家可恶显得平和而中正多了。  年轻的时候,我对于评论家曾经有过相当热烈的期待,许多权威评论文章,我莫不细心研读再三,然而其结果不免是大失所望。我所期待于评论家的是艺术的奥秘,但是那些权威评论家常常对此毫无兴趣,每当涉及艺术特点之时,辄以三言两语搪塞过去。  后来,自己也会写评论文章了,才知道那不是因为他们对艺术的真正特点不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对艺术实在所知甚少,哪怕是学富五车的教授也可能对艺术的真谛麻木不仁。  在他们笔下,所谓“艺术特点”,既不是艺术的,也谈不上什么特点。杰出的理论家朱光潜教授有过一个著名的美学观点,叫做“美是想像”,我始终大惑不解,这怎么能讲得通!首先,想像并不一定是美,也可以是丑的。其次,想像也不一定是艺术的专利,自然科学、政治学、经济学同样需要想像。问题不在于想像,而在于什么样的想像才是美的,什么样的想像不美;或者说,美的想像、艺术的想像有什么不同。这就叫做特点。不讲不同点,只讲科学和艺术的想像的共同点,就不是特点,也就谈不上艺术。  许多权威的学术命题,经常显得武断,其原因都是不能逆推。曾经威震中国五六十年代论坛的旧俄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叫做“美是生活”。这个命题是周扬文艺理论的核心,也是我的老师蔡仪“新美学”逻辑的起点。说实在的,我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就不想买他们的账。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个命题不能逆推为“生活是美”。生活并非全是美的,不美的人、事、物比比皆是,但是这个命题雄踞中国文坛几十年,至今未见有人正面挑战。  盲目的权威崇拜再加上行政力量往往把一个民族弄得非常幼稚可笑,哪怕把一个粗糙的命题改正到符合常识也可能要付出可怕的代价。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嘲笑过这个命题,我说:如果有人问花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花是土壤,我们会遭到嘲笑,因为这混淆了花和土壤起码的区别。或者用哲学的语言说,掩盖了花之所以为花的特殊矛盾。同样,如果有人问酒是什么,我们回答说酒是粮食,我们也会遭到嘲笑,因为粮食不是酒。这个回答没有触及粮食如何变为酒的奥秘。然而在文艺理论领域中,当人们问及“形象是什么”、“美是什么”时,我们都不惜花费上百年的时间去重复这样一个命题“美是生活,形象是生活的反映。”在我看来美是生活的逆反命题(即“美不是生活”)可能更深刻。  令我惊奇的是一些学者、教授、作家怎么也转不过弯来。要让他们的学术符合生活常识,好像简直要了他半条命,他们会神经质得叫人感到恐怖。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出于对既得利益的迷恋。但到后来,我不得不承认,他们之中除了把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放在学术生命之上的一小部分人以外,其余的,不乏诚实之士。但是,他们的最大缺点是失去了思考力,而之所以失去了思考力,则是由于他们失去了将一切权威命题逆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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