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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蛋糕”是怎样使联盟瓦解的  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多人博弈的故事,现在我们要讲一个多人多次博弈的故事,可以说,这种博弈是经济领域最常见的博弈。  话说公元前三百四十年,秦国在商鞅的统率卜I大败魏国。魏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把大将吴起率众开辟的河西疆土全部拱手奉献给秦国。至此,魏国的首府已经完全暴露在秦国的眼皮底下了,与秦国只有一条黄河之隔。为了国家的安全以及国君的安全,魏国首府只好向东迁移,将首府设在了当时的重镇大梁,也就是现在的开封。  秦国竟然已经强大到了迫使当时的超级大国魏国割地迁都的地步,它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其他六国的极大恐慌。  在这种高度紧张的局面下,为了应对日益强大起来的秦国,当时产生了两种崭新的也是针锋相对的战略思想。  一个是由周王国的苏秦提出的合纵对抗政策。也就是围堵政策,主张从南到北,各国缔结军事联盟共同抵御秦国的侵略扩张,是谓合纵。秦国如果对合纵成员的某一国发动侵略,就等于向所有的盟国侵略,各国都有出兵作战的义务,一同抗击秦国。  一个是由魏国的张仪提出的连横政策。主张秦国拉拢一些山东国家,进攻其他山东弱小国家,然后逐渐将合纵国家各个击破。是谓连横。  公元前三百三十三年,苏秦来到燕国拜见燕国国君姬文公,提出了自己合纵抗横的主张,得到姬文公的极大支持,获得空前成功。接着苏秦又拜见了赵国国君赵语,赵语也非常赞赏这个策略,于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了,韩国、魏国、齐国、楚国在苏秦的说服下也相继取得共识,加上赵国一共六国,他们共同签署了合纵协议。在各国的推举下,苏秦理所当然地担任了这个合纵联盟的宰相,相当于现在某某联盟的秘书长。  站在合纵国的立场上,应该说合纵抗横政策应该是合纵各国唯一正确的选择。然而,这种高屋建瓴,深谋远虑,放眼未来的策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只有那些具有大政治家眼光的人才能够想得出来。各国有各国眼皮底下的利益,人们多半是鼠目寸光的,是贪图眼前利益的,面对眼皮底下的利益,各个国家一般很难拧成一股绳,他们仍然会发生互相残杀的闹剧。  合纵联盟签订盟约之后的第二年,秦国开始实施他们的连横策略.并且主动向魏国让步,答应把从前侵占魏国襄陵(现在的襄汾)地区的七座城池归还给魏国。这七座城池距离魏国先前的首府安邑(现在的山西夏县)一百六十里,在防务方面是魏国最需要的一个地理屏障,收回这七座城池,住在安邑的国君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魏国 梦寐以求的事情,现在这个蛋糕突然间摆在了餐桌上,魏国能抵抗住这样的诱惑吗?魏国在这个硕大无比的蛋糕面前垂涎三尺,也没有想一想这里面有没有耗子药,急于要把这个蛋糕吃到嘴里,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秦国的要求,从合纵联盟中脱离出来了。而且,更加令人担忧的事情紧接着就发生了。魏国为了进一步扩张土地,还向赵国发动了进攻。同时,齐国在秦国的鼓动下,认为这是一个浑水摸鱼的好时机,为了从中分得一杯羹,也加入了魏国进攻赵国的作战。  魏国和齐国虽然都相继被赵国击溃,但是这场战争却创下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开端,使苏秦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张罗起来的合纵联盟只维持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宣告土崩瓦解了。苏秦面对魏国和齐国不信守盟约的行为也束手无策,联盟自动解散,苏秦也没有脸面待在赵国了,他卸掉了联盟“秘书长”的职务,只好再回到燕国去专任燕国的宰相。  秦国不过用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六国的合纵联盟就轻易瓦解了。然而,这六国的合纵联盟瓦解之后,秦国答应魏国的那七座城池却迟迟赖着不给,把魏国弄了一个里外不是人。魏国在盛怒之下对秦国发起进攻,结果魏国被秦国轻松击败。  于是,秦国的胆子更大起来,它或蚕食或鲸吞不断向东扩张,各国眼看着秦国日益强大,子是再次想起了苏秦的合纵策略。公元前三百一十八年,魏、楚、韩、赵、燕五国再次组成合纵联盟,这次推举楚王芈槐担任联盟的第二任“秘书长”。联盟集结五国联军向秦国东方重镇函谷关进军,一场声势浩大的战争即将爆发。然而,面对五国联军,秦国的守关大将樗里疾却毫不退缩,关门大开,出兵迎战。五国联军在秦国巨大的声威面前却退缩了,胆怯了,他们面面相觑,谁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担心自己的实力受到削弱,都不肯主动出战。僵持了几天之后,楚国的粮道被秦国切断,如惊弓之鸟一般的楚国率先从战场上撤退出来。接着,其他四国也跟着仓皇撤退,合纵联盟就这样再一次轻而易举地瓦解了。  在其他六国之中楚国是领土最广大、人力最雄厚的大国,秦国王当然不能小觑;此外,在函谷关战役中,齐国没有参加,这对秦国王来说也是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信号。秦国宰相张仪把这一切都了如指掌地看在眼里,他决定出使楚国和齐国,以期取得连横的更大胜利。  函谷关战役之后的第五年,张仪到楚国访问,向楚国芈槐建议:“只要贵国与齐国断绝邦交,秦国愿意把从前占领你们的商于(现在陕西丹凤至河南西峡一带河谷)六百里的土地归还你们。”芈槐是历史上最大的糊涂虫之一,听了张仪的建议十分高兴,感觉自己占了天底下最便宜的事情,马上宣布与齐国断交。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坚决,还派人到边界上对齐国国王破口大骂,然后就派遣使臣到秦国接收土地。怎么也让人想不到,张仪交出来的只是他自己的封地六里。  使臣大吃一惊,说:“我奉国王之命来此,说好了是来接收六百里的,现在却变成了六里,这让我怎么向大王交代呢?” 张仪也吃惊地说:“你们国王一定听错了,秦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从血战中得来的,怎么能平白送人六百里呢?” 那个天下最大最大的傻瓜芈槐这个时候才幡然醒悟,派大将屈丐率兵进攻秦国。结果屈丐大败,不仅没有夺回那六百里土地,反而又丧失了汉中地区的三百里疆土。芈槐气得发疯,决心发动全国兵力和秦国决一死战。这一仗的确锐不可当,一直攻到了距离秦国首都咸阳八十里的蓝田,秦国陷于岌岌可危的境地。然而,当秦国向齐国求援的时候,战局急转直下,齐国兵团开始大举进攻楚国,韩国、魏国也觉得有机可乘,分别集结军队准备南下瓜分楚国。楚军只好忍痛而归。  公元前三百零六年,楚国、齐国、韩国第三次缔结合纵联盟,由楚国国王芈槐担任合纵联盟的第三任“秘书长”。可是,联盟刚刚签订,芈槐这个大傻瓜“秘书长”又一次变卦。秦国国王赢谡邀请芈槐在黄棘(现在的河南南阳之南)相会,当面把从前占领的上庸地区(现在的湖北竹山)的土地归还楚国,芈槐这个吃一百个豆也不嫌腥的家伙马上被面前的一片树叶把眼睛给遮住了,率先退出了联盟。第三次合纵联盟就这样胎死腹中了。  齐、魏、楚、韩、赵、燕六国就这样被秦国玩弄于掌股之间,合纵联盟一次次缔结一次次瓦解,秦国在这种近乎游戏的交易中不断成为大赢家,终于奠定了它统一中华大地的强大基础。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东方六国在稀里糊涂的相互厮杀中被秦国灭掉,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多民族的东方大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合纵联盟为什么这么容易瓦解呢?这里面有什么更为深刻的经济学原因呢?  合纵联盟的瓦解和“囚徒困境”中的囚徒是一样的:  联盟之中的个体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眼前利益。合作中,由于联盟中的个体担心其他各国不信守盟约,面对秦国送到眼前的诱人蛋糕他们每次都难以抗拒,而合纵联盟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在这样的眼前利益面前显得非常地苍白无力。  我们再回顾一下三次联盟瓦解的简单过程:  第一次联盟,秦国答应把从前侵占魏国襄陵地区的七座城池归还魏国,魏国在这个蛋糕面前流出了口水,合纵联盟瓦解; 第二次联盟,楚国担心自己的实力受到伤害,率先从战场上撤退。接着,其他四国也跟着仓皇撤退,合纵联盟再一次瓦解; 第三次联盟,秦国国王当面把从前占领的上庸地区归还楚国,楚国在这个蛋糕面前再一次禁不住诱惑,联盟第三次瓦解。  人们都是游戏中的囚徒,是生活中的囚徒,是商场中的囚徒,是战争中的囚徒。合作比不合作要好,这是每一个人都懂得的道理,但是现实中的人们却总是面临各种联盟的瓦解,这使人们很悲观,很失望。有了第一次联盟的瓦解,第二次联盟就更容易瓦解,因为人们在多次博弈中已经对对方失去了信心。  经济生活中的博弈基本上都是多次博弈。  很多经营者为了长远的利益,都会用各种办法提高自己的诚信度,使彼此的交易由一次变成两次三次,最后成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日常的生意都是一次性交易的话会怎样?如果是那样,我们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了。每个人之间的交往都是一锤子买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也就无法进行了。  在“囚徒困境”中,双方由于处于隔离状态,所以无法合作。而现实中的人们却不是处于被隔离状态的,虽然现实中的人们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但是人们可以沟通,通过沟通实现双方的互信。在订立条约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谈判、讲价、协商进行真诚地交流,取得意见的一致。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经营过程中,大生意常常都是从小生意开始的,经过小生意的无数次试探,最后双方奠定了合作的基础,于是大单生意才逐渐增多。这多次小宗生意其实就是彼此的多次博弈,正是这种博弈使双方建立了彼此的信誉。  但是,为了保证合作各方的成功,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注意:一定要订立一项必要的、严厉的违约惩罚条款,惩罚联盟中的不合作行为,以此来约束联盟中的各个方面。无论联盟中的各方与你是什么样的关系,这种惩罚条款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保证联盟中的各方、整体实现共赢的必要条件。  要记住,生活于私有制社会中的人们任何时候都是利己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眼前。  焚书坑儒为哪般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群雄逐鹿的纷乱年代结束了,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多民族的国家在世界的东方出现了,这就是秦王朝。  秦王赢政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卓有成效的一个帝王。他统一中国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而且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使他以后的历朝帝王都为之黯然失色,正像台湾作家柏杨所说的那样:“无论后世的人高兴或不高兴,赞美或诅咒,却几乎件件都影响中国历史至少两千年之久。” 赢政一改过去“国王”的称谓,而改称为皇帝;秦始皇还规定,今后皇帝的命令一律称为诏书;秦始皇又规定,用一个特殊的字“朕”作为自己的代名词……虽然这只是在一些小事情上采取的改革措施,但是这些改革却一直为历朝历代所沿用。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做了很多在历史上名垂千古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统一了文字,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制度,还统一了所有马车的轮距。同时,秦始皇还建立了很多丰功伟业,开凿运河、修筑公 路、建设长城、种植行道树……  在创立了不胜枚举的丰功与伟业之后,赢政这个飘飘 然的始皇帝可能有一点沉醉了,也开始犯起了糊涂。他先 是相信起了那些炼丹方士的胡说八道,并且期望依靠那些 乱七八糟的“仙丹”而长生不老,甚至派徐福率领五百名 童男童女到蓬莱仙山寻求不老药;他还不断地到外面出 巡,每次出巡浩浩荡荡,威风凛凛,每到一处大张旗鼓地 竖立功德碑……  然而,就是这个功德碑给儒家带来了一场无妄之灾:  秦始皇的功德碑上极尽美誉之词,夸耀征服六国、统 一天下的伟业,而这些东西正是儒家最擅长的手段。公元 前二百一十九年,立在泰山上的功德碑就是儒家学派的博 士与鲁国的儒家学者共同携手创造的杰作,秦始皇看了非 常高兴。  龙颜大悦进一步刺激了儒家的学者们,他们决心在秦 始皇面前再露一手。公元前二百一十三年,儒家的著名博 士淳于越上书说:“从前商周两个王朝,立国都近千年, 主要原因在于分封儿子兄弟做诸侯国的国王,现在陛下虽 然统一了中国,可是您的儿子们却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 旦到了国家危急的时候,便没有人可以救急。凡事不效法 古人,就不能长久。”真是一派胡言乱语,也算秦始皇英 明没有相信他们的鬼话。  当时的宰相李斯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他完全不同意儒 家博士淳于越的建议,奋起反对儒家的一派谰言,他说:  “五帝的制度不相重复,三代的制度也不相抄袭,他们各 自制定自己的制度,并不是故意反古,而是时代在前进, 不得不如此。陛下创立了统一六国的宏伟大业,这是流芳百世的事业,儒家学者真是孤陋寡闻,对眼前的形势竟然不能领略。淳于越所说的是两千年前三代时期的事情,怎么能够效法呢?你们儒家学者不向时代学习,不能与时俱进,而一心一意地是古非今,真是扰乱民心啊!” 秦始皇绝对是一个创新者,从内心深处来说他是一个“非古是今”的人,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领导者。如果按着儒家所说的那一套去立国的话,那秦始皇的一切改革不都付之东流了吗?社会不就倒退了吗?所以,赢政根本不听儒家那一套,而采纳了宰相李斯的意见,这还不算,为了防止儒家学者那一套迂腐理论的广泛流播,他对儒家采取了异常粗暴的手段。他甚至下令焚烧了儒家的诗书,超过六十天仍然不焚烧的要处以黥刑,罚出苦力;赢政还下令,两个人以上谈论儒书的一律处决;凡认为古代的东西才是好的,现代的东西都是错的,这样的人要全家斩首……  所幸,秦始皇在打击儒家的同时,并没有赶尽杀绝,政府图书馆收藏的各种儒家学术著作并不在焚烧之列。而且赢政对儒家学者也保持了一种宽容的态度,仍然保留了他们的职务,允许他们继续从事各种学术研究。  但是,在发生焚书事件的第二年,又发生了一个“方士事件”,这一次可真的惹恼了秦始皇。  “方士事件”是这样的:  侯生、卢生两位方士宣称自己有绝世法术,结果在演示法术的时候,他们的法术屡试屡爽,侯生、卢生担心被砍头,就悄悄跑掉了。临走的时候侯生和卢生散布说:  “赢政这个人,天生凶恶,只信任自己手下的官吏,博士 虽然有七十余人,不过吃吃闲饭,受不到重视。他又喜欢杀人,拒绝改正自己的过失。方士们的法术偶尔不灵验就被处死。他只知道炼丹求药,没有人会那么傻,把长生不老药送给他。” 秦始皇听到了这样的话勃然大怒:“我请来这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目的就是给大家创造和平与幸福的生活,他们向我夸口说可以炼仙丹祈求长生不老,像徐福之流,浪费了我无数的银子,什么结果都没有。再说这个侯生、卢生,我非常尊重他们,他们竟然把毛病都推到了我一个人的身上,真是可恶之极!” 赢政终于对知识分子失去了忍耐,下令把咸阳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逮捕起来,调查他们平日里的言论,看有没有对始皇帝的讽刺与诋毁。结果有四百六十人被确认曾经发表过讽刺、诋毁始皇帝的言论。后来,这四百六十人全部被残忍地活埋。这其中多数是道家的方士,但是因为秦始皇对崇古也非常痛恨,所以这里面也包括了很多儒家的学者。  后来人们就将“焚书”和“坑儒”合称为“焚书坑儒”。  焚书与坑儒的导火索缘于淳于越的是古非今以及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诽谤。但是,这两件事真的就能够引起秦始皇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皇帝如此激烈的反应吗?  其实不然。  淳于越的是古非今,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无端诽谤,不过是秦始皇的一个借口而已,这些事件的发生其实另有隐情。  从春秋时代开始,奴隶制度逐渐没落,土地所有权开始从国君和贵族手中滑落,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出现。在这种社会剧烈变革的黄金时代,思想界、学术界也相应的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历史奇观,其中,最主要的有四大学派,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而这其中儒家和法家又是两个最有影响的和针锋相对的两个门派。儒家思想是保守的,认为社会是不断退化的,古代的东西是最好的,现在不如过去;法家思想是一种统御术,认为崇古是一种罪恶,最好的时代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只有君主严厉地实行法治,才能治理好国家。但是法家也好,儒家也好,这些各种各样的家其实都是文弱的书生,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主张要得到发扬光大必须依靠皇权的支持,因此他们必然要想方设法在皇帝面前游说,以期自己的主张得到皇权的认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焚书坑儒”正是法家和儒家竞争的结果。  可以说,这种竞争正是一种特殊的博弈——“零和博弈”。  什么样的博弈是“零和博弈”呢?  所谓零和博弈,是指博弈一方所得到利益的正是博弈另一方所失去的利益。我们看,假设博弈一方得到的收益是1,那么博弈的另一方所获得的收益必将是,两个人所获得的收益之和为零,所以这种博弈被称为“零和博弈”。生活中的零和博弈非常多,任何一场游戏都是一场零和博弈。比如一场足球比赛,假设规则为取胜的一方得1分,失败的一方失一分,为-1,总和为零;如果双方打个平手,双方都得零分,总和仍然为零。  现在我们再来看法家和儒家的竞争。 当法家和儒家成为两个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时候,这 很有点类似于现代市场中的双头竞争。法家和儒家为了获 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彼此都要使出浑身的解数,竞争的 结果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彼此勾结,实现双赢。但是这 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儒家和法家的思想是针锋相对 的;因此他们之间的竞争注定了必然是你死我活的,也就 是说他们的竞争是一场“零和博弈”。法家和儒家谁的主 张获得了皇帝的认可,谁的主张就可能在全国推而广之, 谁就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同时,获得皇帝认可的一方就必 然要不择手段地封杀和他对立的一方。  竞争使儒家得到封杀,被坑杀,儒家逐渐失去了“市 场”,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不利于法家的各种儒家思想的传 播,最后导致了信息的不对称。儒家的思想、是古非今的 主张在社会上的影响范围更小了,这就使秦始皇的统治更 稳定;法家思想的传播更加深入人心,这样法家占据了主 导地位的人们管理社会的成本也变得更小了,实现了管理 者利益的最大化。儒家的市场占有率下降,而与此同时法 家成为稀缺的资源,奇货可居,他们在皇帝面前的要价就 变得更高,他们比以往更加受到皇帝的重用,获得升迁, 享尽荣华富贵。  不要小看学术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这些问题 和一个人的经济利益,一个集团的经济利益,一个民族的 经济利益.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将毫无疑问地被归结为经济的 问题。  “难得糊涂”的经济学  郑板桥生于1693年,卒子1765年,是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他是清代著名诗人、画家、书法家,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做过两任县令。郑板桥一生疏狂不羁,不畏权贵,具有名士风范,雅士仪表,因此无论官方、民间、书籍、口传对他都有颇多记述。  郑板桥为百姓所喜爱,不仅因为他是个著名的文人,最主要的是他同情人民,不趋炎附势。他早年生活贫困,做过塾师,卖过画,四十四岁才考中进士。后来在山东范县、潍县做了十年七品芝麻官。他做官时不阿谀奉承上司,胸怀社稷和子民,关心百姓疾苦,后因开仓赈济贫民,得罪了朝廷大吏而被罢官。他丢官以后,又回到扬州以卖画为生。  郑板桥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潦倒文人、下层官吏,不可避免地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如他有消极出世的思想、悲观失望的情绪等等,这是不可取的。然而,他经历了人生的曲折坎坷之后,悟出的一些蕴含着人生智慧的哲理,还是可供我们参考的。  也许人们要问:郑板桥怎么会说出“难得糊涂”这样令人难以捉摸的“昏”话呢?  有人说郑板桥是愤世嫉俗才说出此等“谬语”的,有人说郑板桥是看破红尘才说此等“方外话”的,有人说这是正话反说,有人说这是反话正说……众说纷纭,可以肯定地说,“糊涂大师”的糊涂真言决非一般糊涂俗语所能涵盖。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郑板桥的生平故事,同大家一起探索这位“糊涂大师”的糊涂本义。  传说“难得糊涂”几个字写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  九月,是郑板桥在潍县当县令时,在莱州的云峰山写的, 当年他56岁。莱州在潍县西北,背临大海,城的东南有 云峰山,山多碑刻。那一年,郑板桥专程至云峰山观览郑 文公碑,因流连忘返,日落西山,不得已借宿山间一小茅 屋,屋主是一位儒雅的老翁,自命糊涂老人。老人室中陈 设最突出的是一方桌面般大小的砚台,石质细腻,镂刻精 良。糊涂老人请板桥题字,以便镌于砚背。板桥想老人必 有来历,便题了“难得糊涂”四个字,并且用了“康熙秀 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印。因砚石过大,尚有余地,板 桥说,老先生应当写一段跋语。糊涂老人便写道:  “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  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也用 了一方印,板桥看看,印上的字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 试第三”。  郑板桥见了大惊,方知老人原来是一位退隐的官员。  细谈之下,乃详知原委,有感于糊涂老人的命名,当下见 糊涂老人那方大砚尚有空隙,便也补写了一段:  “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郑板桥写的一段精彩名言与糊涂老人的深邃睿语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老人见了,抚掌大笑不止。一位是饱经沧桑的七品芝麻官,一位是曾有显赫功名的退隐官员,两人在此遇到了知音。可以说,“难得糊涂”四个字是他们沧桑一生的感悟经过心灵的碰撞之后在这方大砚上所进行的精湛合作。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那么“难得糊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认为这是郑板桥的自我解嘲。  公元1751年,郑板桥在潍县就任,此时“衙斋无事,四壁空空,周围寂寂,仿佛方外,心中不觉怅然。”板桥想:“一生碌碌,半世萧萧,人生难道就是如此?争名夺利,争胜好强,到头来又如何呢?看来还是糊涂一些好,万事都作糊涂观,无所谓失,无所谓得,心灵也就安宁了。”于是,他挥毫写下“难得糊涂”四个字。因此《广陵奇才——郑板桥传》这样评价这四个字:“真乃绝顶聪明人吐露的无可奈何语,是面对喧嚣人生,炎凉世态内心迸发出的愤激之词。” 也有人认为郑板桥的这四个字是他对社会的抗议之声。  公元1751年秋天,郑板桥由山东范县调任潍县知县,上任之时正值潍县遭遇百年未见的旱灾。而钦差大臣姚耀宗却不闻不问,反而向他索求字画。于是郑板桥以鬼为画讽刺钦差,钦差姚耀宗大怒,当场把画撕得粉碎。郑板桥见百姓惨相,心力不支,非常忧郁。老婆却无所谓地相劝:“既然皇上不问,钦差不理,你也装糊涂嘛!”郑板桥怒言:“装糊涂,我装不来。你可知道,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变糊涂更难,难得糊涂。”由此而有所启发,当下装了一把糊涂,把一切都抛到了脑后,开官仓赈灾百姓。  台湾徐兰州在《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抗议之声》里这样评价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这句话文义,似乎喻人凡事不要太认真,得过且过,所谓‘不痴不聋,不做阿家翁’的另一注解。加以句读,聪明者有庸俗之智慧,有赖于人的先天遗传和后天的环境教育,才能培养成完美的性格,是以人欲聪明并不容易。”苏东坡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所以,聪明人难做。  什么是糊涂呢?糊涂就是不精明。糊涂有两种:一种是真糊涂,懵懂处世,似是与生俱来,装不来,求不到;一种是装的假糊涂,明明是非黑白了然于心,偏偏装做良莠不分,即由“聪明转入糊涂”了。根据郑板桥的这种性格和心理结构,出污泥而不染的高雅品格,要他违背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行为,显然是一种痛苦与折磨。聪明人基于良知道德本可以有所为,而要他装做糊涂而无所为,的确很难。所以徐兰州又说:“郑板桥这段感慨‘难得糊涂’的题书,其中有段非常感性的心路历程,也是知识分子从政,在专制制度腐败政权中无法展现宏志的一种抗议之声。它具有为所当为的失败含义,不可为而为的胆识。因此,这种心理调节乃是试图把自己的心理反差平衡一下,以求得方寸的短暂安宁。” 还有人认为,郑板桥说出这样的话是为了求得心安理得。  郑板桥任潍县知县时曾写下“难得糊涂”,“吃亏是 福”两幅字。并在“难得糊涂”下加注“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在“吃亏是福”下加注“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渐,损于己则盈于彼,各得心情之半,而得心安既平,且安福即在是矣”。此处引用的诗句其实为同时期的大学士张英所作,而此处将“难得糊涂”比喻为就是聪明;难得做一次糊涂,心安理得,也可取得心态平衡。因为“吃亏是福”即是“难得糊涂”最恰切的诠释。  那么何种解释更为恰切呢?看来,“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世,亦不可以谬其文也。”(《文史通义,文德》)后人难知前人心态和处世的复杂文化环境,要有正确的解释,有时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难得糊涂”,其实并不是真糊涂。对一个一心想要当官的人来说得过且过本来并不难,但是对一个一心想勤政执法,为百姓做事的人来说想要“糊涂”却很难,因为他心中并不愿意这样做。依郑板桥的心性,他是绝对不想做一个糊涂官的,他不愿昧着良心去“糊涂”,也不想与官场的黑恶势力同流合污,但是以他一个七品县令的芝麻小官,又抗争不过官场的黑恶势力,所以他感觉做一个装“糊涂”的县官的确也是很难的。正直、率真、清正、廉明的郑板桥在当时黑暗的官场上很吃不开,常常受到恶势力的嘲讽、刁难。他虽然以嬉笑怒骂来抗争,但是他的嬉笑怒骂却解决不了问题,因此他又彷徨悲观,产生了脱世思想。这时他的情绪,是压抑、苦闷、孤独、自嘲、彷徨、悲观、痛苦交织在一起的。就是在这种情绪下,他写了“难得糊涂”的字幅,不久便辞官归隐。  郑板桥真的糊涂吗?  其实郑板桥一点都不糊涂,郑板桥的糊涂是一种策略,是他在与官场的黑恶势力博弈时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优势策略。  什么是优势策略?所谓的优势策略就是在你可能选择的所有策略中,对你而言相对于其他策略,有一个策略是最好的,这个最好的策略就是优势策略。也就是说,你采取这个策略,无论与你博弈的对手怎么行动,你都不用担心,你获得的收益是最稳定、最安全的,比你采取任何其他策略都好。  郑板桥面对官场的黑恶势力,他以“难得糊涂”的行为准则去应对,这的确很难,但是对郑板桥来说,装“糊涂”却是他的优势策略,相对于其他策略而言,他的收益的确是最大的。  因为面对官场强大的黑恶势力,抗争是没有效果的,抗争的结果只能给自己、家人、社会带来不幸,甚至被革职,而新来的知县也未必就比自己好,这样不但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也不会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面对官场的黑恶势力,合作,对自己来说应该是效益最大的,既可以升官又可以获得钱财,但是所谓的合作其实也就是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这又不符合郑板桥的性格,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是不符合自己的个人偏好,所以这种选择对郑板桥来说虽然效益大,但是不会产生效用,因为不符合他的人生信条。所以,在这种局面下,郑板桥只能装糊涂,小心从事,知进知退,不冒失,不惹祸,以此求得心里的安宁,一生的平安,最起码在平安中还可以为社会做一点自己该做的事情,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另外,“难得糊涂”四字真言也并非全是来自于官场的感慨,它也反映了郑板桥对待生活的一种豁达大度的性格,生活之中博弈无处不在,无论大的博弈小的博弈都是博弈,因此郑板桥的“糊涂”哲学总是无往而不胜。你想,如果一个人处处都要弄个明明白白,这个人就一定会处处树敌,卷入兀穷无尽的是非之中,还有时间和精力做事吗?常言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生活之中的很多事情其实并不像算算术那样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小事上糊涂常常使人获得在大事上成功的机会。生活场不同于官场,糊涂一点,吃一点亏其实无所谓,因为不较真,不与人对立,所以常常在合作中会获得更大的收益,可以将先前的“吃亏”一并赚回来;相反,如果处处精明,占便宜,势必处处以邻为壑,在竞争中使大家都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反而将先前占有的小便宜都一并丧失了。  这本经济账郑板桥算得不错。  因此,我们说还是要正确地看待“难得糊涂”这四个字,这种心理和处世哲学,有它积极的一面,因为它表现了不同黑恶势力同流合污的立场和骨气,因为它表现了生活中不计较细枝末节的豁达和大器,因为它表现了经济学中与人合作的科学原理,使人们在合作中实现了共赢。  所以,面对生活还是糊涂一点好,付出更低的人生成本,获得更大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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