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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教育上海的自忠路上发生了一个案子,由新疆回沪的知青子女易军,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亲外婆。不可理解的是,他在肢解外婆的尸体过程中,还若无其事地穿上西装去喝了同事的结婚喜酒。公安局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抓他时,他还漫不经心地问:出了什么事?报纸、电台播发了这个案子的详情,引起上海市民的纷纷议论。在上海这么个大城市里,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时有关于案子的报道,有的凶杀案甚至比这个案子更曲折、手段更残忍。但很少像这个案子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和议论。作为一个读者和听众,我和大多数人的感觉是一样的,觉得这是件令人痛心的事,是个不该发生的悲剧。此案见报的第二天,遇到《上海小说》杂志的主编阿章同志,他对我说,易军杀害亲外婆一案,给你的小说增添了注解和素材。我不觉一怔,他又补充一句:易军是个知青子女啊!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指的是我新近刚出版的小说《孽债》,写的正是几位当年被遗弃乡间的知青子女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  不过,我的小说着重描绘的是父女之间、母子之间、夫妇之间、上一辈人和下一辈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情与理、情与法的难分难解、无可奈何却又不舍亲情的故事,我也写到了其中一位孩子走上歧路。但我构思不出像自忠路三百二十二弄发生的碎尸案。爱的教育思考这个案子引发出的种种议论,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一部书,叫《爱的教育》。同时我又想起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名着《罪与罚》。也许这种联想不那么适时和恰当,但我确是情不自禁想到了。我想,如果我们从遥远乡间冋归上海的知姑姑婶婶,尤其是对老一辈的公公婆婆、外公外婆,多份爱多一份亲热,是不是会更利于孩子和上一辈人的沟通。老人、大一辈的人,看到孩子乖,看到孩子主动亲近,就会立即或至少淡忘住房的拥挤、贴钱的多少带来的种种烦恼。  十同时我想,作为上海的老人,上海的叔伯阿姨辈的大人,对于远方来的孩子,同样也应该多倾注一份爱,倍添一份亲情。要知道青少年的心潭是很敏感的,而远离父母的青少年的心灵尤为敏感,甚至脆弱。处理不好,就会给孩子性格的成长带来麻烦,带来不健康因素,使孩子变得孤僻寡言。时时处处为父母不在身边的知青子女想一想,给他们以关心和温暖,主动创造一种宽松和睦充满温馨的家庭气氛,那么事情似乎会好一些,孩子性格的成长也会健全一些。附带我还想对知青子女的家长谈点看法。在我接触这一领域的素材时,我发现不少知青的子女,自己并不想到上海来,只是他们的父母感到机会难得,积极地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回来。这自然是一番好心。但是孩子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一现象不知家长们注意到了没有?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云南电视台的副台长,他们两口子都是六十年代从上海到云南去的。前年,他俩的一双儿女,一个高中毕业了,一个初中毕业了,父母亲就让两个孩子到上海婆婆家来住上一个月,痛痛快快地在繁华的大上海玩一玩。哪知道,两个孩子只玩了半个月,就双双结伴回了昆明。当父母的奇怪了,那么好的上海,平时你们谈起来那么向往的上海,现在让你们尽兴玩一个月,何以连头搭尾只住了半个月就回来了?两个孩子回答:“上海是爸爸妈妈的故乡,你们当然觉得好。我们从小受你们影响,也总认为上海好得胜过天堂。哪知去了一看,全不是那么回事。上海人多车挤、住房狭窄……我们看一看足够了。那是你们自小生活的地方,不是我们从小生活的地方。我们还是觉得昆明好。”我想这件事是满能说明一点问题的。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对上海的一草一木,每一条马路,都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似乎不回上海,总觉得还没有真正找到归宿。  这种怀乡之情。没有离开过上海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当命运使得我们终于回归不的时候,我们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了。万万没想到,下一代人恰巧并不如我们这代人那么想。这种时候,当家长的,我觉得必须尊重孩子本人的选择,千万别把子女硬塞回来。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童年情结。易军的父母听到凶讯由新疆赶回上海来。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他们的孩子干出来的事。  十四为了说明我提到的童年情结,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两年多以前当我调回上海作协工作时,所有见到我孩子的人,都以一种十分有把握的口吻问他:“上海好还是贵州好?”我孩子答:“贵州好。”几乎所有问话的人(不少是我的同行,作家)都吃一惊,追着问:为什么?我孩子要么一声不吭,要么一口气数落一大堆上海的不是:上海的住房那么小,那么挤,楼梯那么窄,年那么大的老人还住低矮的三层阁楼;上海的公共汽车挤也挤不进,很少见到年轻人给老人娃娃让座……十六初回上海的半年时间,我发现他始终闷闷不乐的。我就有点奇怪了。记得回归之前,我曾经专门和他谈过一次,告诉他生活要有所变化,环境有所变化,首先一点,他回上海之后,不可能像在贵州那样当小干部了,他要有思想准备,不要有什么想法。当干部当群众都是一样的……没等我说完,他就回答我:“我有想法的。在贵阳好好的,你们为什么非要回上海去?回去后,我的好朋友不见了,河滩地不见了,山也不能爬了,也不能去河边玩了。”我严肃地对他说:“上海是爸爸妈妈的故乡,是我们从小生活的地方,还是国际着名大城市。在这个家庭里,我们三个人是平等的,但是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爸爸妈妈想回去,两票对一票,你得跟我们走。”孩子当时撅着嘴,咕哝着说:“国际着名的大城市和我有什么相关?不就是满街的人吗?”我只以为他是耍孩子气,没想到他回来后果然不愉快,在家里遇到不高兴的事,他往往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嚷嚷着说:“我要回贵州!”闹得我无可奈何。那天我送他到学校去,校门还没开,只见很名小明友那里又叫又喊欢天喜地地玩,唯独他,背只书包,孤零零地站在一群小朋友附近,羡慕地望着他们。我的心中忽感一阵不忍,第一次怀疑自己回上海是不是回对了?孩子在贵州的学校里,自小接受的是“我爱贵州”的教育,唱的是“我爱贵州”的歌,他对贵州的山山水水有感情啊!那是他的童年情结。我得赶紧给他补上“我爱上海”这课,于是,我做了三件事。其一,找到孩子的老师,请她和小朋友打个招呼,下课、放学时,主动邀叶甜玩玩,给他介绍介绍班上和学校的情况。张玉兰老师非常好,她很快理解了我的意思,专门找了三位小朋友,热情负责地邀叶甜玩,使他在新的集体中没有游离感、孤独感。其二,凡星期天,节假日,我都腾出时间带他去游玩、参观,一年时间里,差不多市区所有好玩的地方,都领着他去逛过了,一边逛一边给他讲解这些地方的故事和传说。其三,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给他讲解上海的历史,上海的发明创造,上海的贡献,尤其是上海的未来。一年过去了,孩子被班上小朋友选为中队副主席;两年过去了,他考上了浦东唯一的重点中学建平中学,期中考试名列全班第一,还写了一篇作文《我爱浦东》,登在上海的《少年报》上。我不敢说自己是成功的,已经解开了他的童年情结。我只想说爱的教育是重要而有成效的。我相信孩子的心里有时还会想念贵州。  我只告诉他我也想贵州,我也是爱贵州的,我们有机会一起再去贵阳看看。但我也爱上海,贵州和上海都是我们可爱祖国的一部分。我回上海是为了解开自己的童年情结,我希望他顺利地解开他的童年情结。有什么办法呢,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带给孩子的,我们有责任替下一代排忧解难。当然,像我这样和孩子一起回归上海的,是少数。那些把子女送回亲属身边来的家长,包括担当监护人的亲属,更有必要对孩子进行“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我不知这篇短文说清楚了没有,我想说的是要有“爱的教育”,要尊重孩子们的选择,要把更多的爱倾注在孩们身上,尤其是远离父母的知青子女们身上,让他们成长得更好一些。易军堕落成了杀人犯,法律将会对他严判。发生的案子已经无法挽回了。我们应该杜绝类似的不再次发十。家庭琐记八如果说恋爱是从一个人的心灵走向另一个人的心灵,那么,建立家庭之后的夫妻,就是两性之间的心心相印。越过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恋爱阶段,随之而来的便是长期的、由无数平平常常的白天和黑夜组成的家庭生活。这也许没有恋爱时期那样罗曼蒂克,却更需要热情、信赖、忠诚和应付种种琐碎家务,超越日常烦恼的修养和能力。可不可以这么说,成了家,爱情才真正地开始。黔灵山耸立在贵阳城的西北面,我们小小的家庭,就在这座云贵高原名山的脚下。是沾了这座名山的光吧,我们的楼房也高髙地凸现在坡顶上,周围六层楼、七层楼的屋顶,全在我住的五层楼下面。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半座城的风光,可以望到城外那逶迤起伏、连绵无尽的山山岭岭。  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的时候,云去雾来,那米色的稠雾紧裹着山巅,那乳白色的蒙纱雾在岭腰和谷地里缭绕着,一缕缕一簇簇地飘散着,那意境真是美极了。高有高的好处,自然也有缺点。从我一九八二年三月由偏远的猫跳河畔搬到这里,至今,除了节日之外,我们家厨房的自来水龙头里,白天从来没有水。开门七件事里没有水,可没水要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从搬进新居开始,妻说同我分了工,由我负责守上半夜,她守下半夜。恭候水龙王降临这样的生活真是没啥诗意可言,常常搞得很累、很疲乏,情绪大受影响。不少人曾问我,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四年多时间,就这么过来了,而且看来还得这样子过下去。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夫妇之间,从未因为断水、缺水、等水、盼水这件事互相埋怨责怪。两人结合了,就得一起分担人生道路上所有的困难、挫折和苦恼。拿她自己的话来说:“既然我在千千万万个人中间碰到了你,我就认了。我从没想过要沾你这个作家什么光,你在追求我的时候,只是个什么都不是的小知青。  三〇这是大实话。她嫁给我的时候是个人,现在还是个人。她从没要我设法替她调换过工作。我呢,脑子里倒是想过的,确实也不是不可能。但同她一讲,她就说:“算了吧,我的事你还是少费神,多花点精力在写作上吧。”她不是党员,没有入过团,她只是个普通工人。她对我讲这些话,决无向我表示进步和觉悟的意思。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我总忍不住久久地凝视着她,想了解她脑子里闪现的哪怕是稍纵即逝的念头。这是不是爱情我讲不清楚,对我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追溯起来,这习惯还是在我们相识的初期就养成的。屈指算来,我们结婚有七年多了,而我们相识,竟有我们相识在插队时。至今我还记得连接我们两个生产队之间的那条小路,那条弯弯曲曲、时而落下稃底时而爬上坡去的小路。  在初认识的几年间,我们在那条小路上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雨声淅沥的夜晚,我们撑着伞,任凭雨点子稀疏地滴答有声地打在油布伞面上,我们慢慢吞吞地沿着小路,绕过水田,绕过坡土,走进幽静的树林。路窄,我们不能并肩走,只能一先一后。明月在天的夜晚,我们在青杆桦树林子里徘徊,在地面绵软的针叶松林里默默地相对伫立,话在这时候是多余的,即便有,也都在白天讲完了。但我们仍不想分离,静静地悄悄地倾听着风掠过树梢,掠过山崖,入神地瞅着清幽的月光在树林子里投下浓密的、斑驳的影子,好奇地遥望离得远远的山寨上的朦胧灯光。秋末冬初的农闲时节,我们相约着去路边的林子里捡干枯脆裂的松果;雨后的黄昏,树叶子上还挂着露珠般的雨水,我们戴上斗笠去捡鲜美的香菇;烈日当空的酷暑,我们能坐在树荫底下,足足呆一整天……那时候我十九岁,她十七岁,我们都还太小太小,我们都把爱情看得十分庄严和神圣,也许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朝朝暮暮之中加深相互的理解。“爱,是理解的别名。”这话是不是泰戈尔的名言?她是我妹妹的同学,在紧挨着我们寨子的隔邻大队当知青,放假赴场的时候,她常常来找我妹妹玩。我们常留她吃过晚饭再去,她一个人回去不安全,我妹妹送她呢,一个人走回来也怕。  于是乎妹妹常让我送她,起先纯粹是送,后来我盼着她来,希望她晚走,我好去送她,再后来我们便在这条山乡里的小路上幽会了。山乡里的劳动是繁重的,知识青年的业余生活是祜燥的。我之所以能在插队落户的岁月里坚持埋头写小说,一多半都是因为爱情的力量在鼓舞着我。  家庭琐记三十二已经走过来了的这条生活的路,也像两个山寨之间的小路一样弯弯曲曲,崎岖不平。一九七二年冬天,她抽调到水电厂当学徒工去了,而我仍然还孤零零地生活在荒寂僻静的寨子里,直到一九七九年。我们之间仅靠书信相互联系,沟通感情。我们是在一九七九年的元月结婚的。结婚的时候,我还没有工资,连粮票也没有人付给我。而她已是个带着几名学徒工的老师傅了。婚是在上海结的,借的我妹妹那间小屋,想到还将回到遥远的山区,我们几乎没有添置任何东西,仅花一百几十元请了少数亲友。我当时也觉得很寒碜,不过我们更多的是觉得满足,分离了整整六七年之后,我们总算走到一起来了,总算可以一道携手并肩去走今后的生活之路了。婚后我随她来到山清水秀的猫跳河畔水电站,那里的山野散发着清新的泥土气息,那里的草坡上总有各种野花开放着,隔着深渊一般的河谷,时常还能听到猿啼鹿鸣,星期天到山坡上去,总能采回好多草莓和香菇。风光可谓美,山水可谓秀,但毕竟是人迹罕至的山沟,困难是明摆着的。首先是没有房子,她住在集体宿舍里,我也在另外的男职工屋子里搭了个铺。后来同她住一个屋的女生结了婚,那间小小的五个平方米的宿舍才分给我们。再后来电站正式盖了家属宿舍,我们总算分到了两间屋子,有了一个稍稍像样的家。一九八二年初往贵阳城里搬的时候,我对猫跳河畔还真有点留恋,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就是因为我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较人》、《风凛冽》、《蹉跎岁月》是在这里写出来的,我的一些中篇小说也是在这里写出来的。这里远离市井的喧嚣,远离人世的烦扰,长途客车两天来一冋,报纸只能看隔开一个星期的,是个安心写作的好地方。  十四从揷队落户生涯里走出来的对对情侣,大约都有样的体会,在经历了很多的分离,在有过很长时间的两地相思之后,我们都更懂得广爱情需要珍惜,随着岁月的流逝加倍地珍惜。珍惜,就得有充分的谅解和必要的容忍。这并不等于说,在我们的小家庭里永远是阳光明媚,永远像小溪流水般地轻吟低唱。不是的。世上大概还没有一对永远也不闹矛盾的夫妻,在怎样教育唯一的儿子这个问题上,在我的小说进展到不顺利的时候,在她身体不适的曰子里,我们免不了总要伴嘴,有时候也像所有的人一样会发脾气,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到头来总有一个人先冷静下来。而且在事后我们都会先检讨自己的不是。我得坦率地承认,我不是一个模范丈夫。我每天的任务仅仅是送孩子去幼儿园,到了傍晚再去把他接回家来。这对我来说,常常只是离开书桌的一种散步和休息。更多的时候,我总要等到她关照家中没米了。才想到该去买米;也总要等到她提醒我煤烧完了,才跑下楼去煤棚搬煤。这都仅限于我正在读书、看杂志或听音乐时,她才喊我。如若我正在桌前想着什么,写着什么的时候,她是决不喊我的。这样的默契不知是什么时候达成的。这决不是真正的男士风度,一旦意识到这点,我总愿意帮她去干些什么,或者在她干的事情中冷不防插上一手,以此表示自己也是个勤劳的人,但这类良好的愿望,往往是以我的“越帮越忙”、“出尽洋相”被她奚落几句而告终。  尽管如此,我仍希望自己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在孩子要求我的时候,哪怕再忙,我也陪她和孩子去黔灵公园走一走,爬爬山,在湖畔散散步,进动物园逗逗熊猫和孔雀。有时候,我真恨不得千方百计、挖空心思讨好一下孩子,给他买整套整套的小人书,给他买妈妈没买的贵重玩具,可不知为啥,孩子还是和他的妈妈更亲。干六辛散文为此我只得满怀妒忌地望洋兴叹,却又无可奈何有什么办法呢?谁叫我一年中总有半年要出差,要下基层去农村,要应付写作和编务,要一个接一个出去开有时候重要有时候不那么重要的会议呢。不过,只要我从外头回来,一回到我的座落在黔灵山麓的家里,我总会感到疲劳和困倦会顿然消失,总会觉得温暖和在其它地方永远也得不到的快活。就如同游戈驰骋在辽阔海洋上的舰艇到了平静的港湾里。辣椒与我及其他辣椒与我及其他三本来想的题目是我与食品。斟酌一番,觉得这题目实在太大了些,所以改成现在这样子。细细想来,即使改了题目,这类文章还是不好做。原因是极简单的,因为在此之前,有过很多介绍美味佳肴的文章,有过许多详细介绍烹饪的节目。电视台开辟的《学烧中国菜》专栏,已深入千家万户,成为家庭主妇们互相传经送宝的热门话题。名目繁多的中国菜肴的雅名,什么“雪映红梅”(银耳菜心)、什么“凤入竹林”(竹笋鸡丝)、什么“玉树金钱”(冬菇菜心)、“花好月圆”(虾仁鸽蛋)更是令人不暇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少带冇异国情凋的味菜肴与点心,也正、在逐渐走进中国人的家庭。携二二同学好友,团聚日至爱亲朋兴致所至,会不约而同地步人品味高雅的餐厅宾馆,去一尝带有特色的各式菜肴。闲暇时交谈一番品尝丰盛筵席的体会,再不会让人扣一顶帽子遭来非议了。于是乎众多的杂志上,谈吃谈食品的文章也多了起来。诸如去什么湖畔食鱼,到某一名胜之地吃。到带点稀奇的野味,或是在哪个风景地尝到了一道名点心。至于怎么吃得更有营养,如何吃得更舒服,吃的时候有什么讲究的短文,在报章杂志上也是屡见不鲜。浏览众多与吃与食品有关的文章,真可谓在这一领域,也已发挥得淋漓尽致、面面倶到。而我既非营养专家,更非令人羡慕的美食家。这辈子中度过的好些日子,时常还在为填饱肚皮、为解决温饱在挣扎。于是自然而然便想到了辣椒。记得我初到贵州,欢迎我们去插队落户的乡间农民们,摆出一桌丰盛的菜肴招待我们。我一眼注意到桌子上有只耳朵连在起的瓷罐,釉光闪烁,造型别致。这是我在上海的餐桌上不曾见过的东西。于是询问,答曰:盐辣辣椒与我及其他干九权。亦即一边盛着盐巴,一边放着烤干春碎的辣椒(当地人称糊辣角)。当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清水煮白菜端上来的时候,农民们便热情地将一些葱花和辣椒、盐巴拌合着菜汤水搅匀,然后客套地让我们挟着清水白菜(当地唤作把菜)蘸来吃。盛情难却,我们便挟起菜学着尝一点。哪料菜一人口,就辣得我们咳的咳,喊的喊,吐的吐,半天回不过神来,有的上海姑娘连眼泪都给辣出来了,当即逗起农民们一阵畅怀大笑。而看着农民们吃那老钯菜蘸辣椒水,菜皮皮上还沾着一颗颗尖头辣椒的籽儿,我们更是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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