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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无担忧地暗忖,以后的时日里如何同吃得这么辣的老乡们打交道?谁料想,没过几个月,我们一些知青,已经习惯地在煮菜炒菜时放上一点辣椒了;而两三年后,一些上海知青,吃起豆花蘸油辣椒、泥揪辣椒(直接将新摘下不去籽的辣椒放微量的盐水煮熟后形如泥嫩)来的水平,比一些当地农民还要高。连我自己,对辣椒很不适应的,竟也能吃一些颇有特色的辣味菜了。甚至在下面条、煮火锅、;吃豆花时,不放那么点辣椒,吃来还不过瘾。这是何原因呢?简单的答复自然是人乡随俗,口味变了。往深处询问,那么为何在短短几个月甚或两三年的时间里,人的口味就会变得这么快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气候与地域了。提起贵州,人们就会自然而然说起“天无三日晴”的民谣。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是贵州山区的多雾多雨,却是实情。绵雨期长,山野河谷里雾岚浓重,空气中的湿度大,自然就潮湿。  农作物受此影响稍不留神便易变质发霉,人体其实也是同一道理,在乡间潮润的空气中呆久了,端起饭碗就想吃点有刺激的食物,到了深秋初冬季节,寒凝降临,不但想多吃点辣椒,甚至想喝几口醇厚绵甜的白酒。故而贵州人的食品中不但少不了辣椒,酒文化也是相当的发达。流经黔北高原的赤水河岸上,星星点点布满了驰名中外的酒厂,以至赤水河被称作一条“淌酒的河”,不是没有缘故的。我的孩子是在贵州山乡出生并在那里长大的,在他每天的菜肴中绝对不能少了辣椒。童年时代带他回上海探亲,去北京、天津游玩时,也曾带他去品尝过一些名点名肴,本意是想让他开开眼界、尝个鲜、过点瘾,却不无论是什么好吃的菜肴点心,他都吃来寡无味,大摇其头说不好吃,并且多次宣称,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辣椒。为此,我们一家人调归上海的时候,特意为他备下了五六斤辣椒,包括前面提到的油辣椒、糊辣角、辣椒酱、酸辣椒多个品种,心头还在担心,这些辣椒一旦吃完,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得到补充。因为上海的各种辣椒、辣火、辣酱实在是不能同山乡的辣椒可比,拿孩子的话来说就是“上海辣椒没香味”。哪晓得,初初回上海吃什么都嫌没味的孩子,在上海住过了几个月,已经不传辣椒了。最近一次家中包馄饨,照以往惯例给他舀上了一小勺辣椒,他竟“哇啦唾啦”喊起辣,并且申明,吃饱饨不要放辣椒。因吃起来没鲜味还辣的喉咙痛。我们原先的担心因此也就不翼而飞了。看看瓶子里,带回的五六斤辣椒,还没吃去一瓶呢!辣椒与我及其他四十一至于我和妻子,在贵州时多少也都每天吃点辣椒的。回到上海之后,竟已毫无吃辣椒的欲望。贵州人食辣,卜海人不吃辣,看来仍同地域气候的差别有关。另一件事大约也可以说明点问题。一九八三年我赴京参加六届全国人代会,开饭时代表驻地有零卖酒供堂吃,让有酒瘾的同志自己掏腰包买来喝。那年头的茅台酒在市场土非常少见,来自贵州的几位年龄稍长的工作人员见柜台上有茅台,兴髙采烈地争相你二两我三两地买来聚在一张桌上畅饮。当天晚上,这几位同志都流了鼻血,第二天早餐时,他们连连摇头说“喝不得,喝不得。北京天气干燥,这几天又晴朗,气温高,一喝白酒就糟了。”尽管在贵州时,即便是酷暑时节喝茅台酒都不碍事的。贵州还有一道土菜叫“折耳根”。其实就是鱼腥草。中药堂里历来是把它当作药的。但在贵州,却是一道名副其实的家常菜。田埂、土坎、沟渠的泥巴里挖来洗净,和葱、姜、蒜、芫荽、白糖、香醋、辣椒拌合,食来辛辣苦涩中透出股惬意的清香,别有一番风味,确是一道独特的土莱。以致自然生长的“折耳根”已供不应求,现在已经人工大量培植供应市场。土生土长的贵州人远离家乡后时常怀念这道菜。一些亲戚朋友不远千里百里送到北京、天津、上海,奇怪的是,这些身处异地的贵州人,食了这道菜却又纷纷说味道不如在贵州吃起来香。  我想,其实这也是食品因地域气候条件而异的缘故罢。各种名目繁多的食品之产生,是同气候地域有着密切关系的;而食品也因地域气候的不同大有差异。人类的口味也是如此。辣椒与我及其他把这一点肤浅的体会谈出来,我想大概不会是无益的吧。说要走、要走、要走,临到真正获知同意我走时,我的心又惆怅的悬浮起来。连续多少个夜晚扪心自问,当真要走了吗?当真要走了吗?一九八五年的春天,七十五岁的老母来信告诉我,她的一只眼睛开始看不清东西,很希望我回去照顾她。她说我离家已有十六年了,很多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都回去了,我也应该可以回家。据此我交了请调报告,当时上上下下是一片挽留之声,领导还派了干部去上海探望我母亲,说服了她。我也便留了下来。一留便是整整四年。一九八九年三月,母亲双目失明,她已不能执笔给我写信,信是亲戚写的,告诉我老人很烦恼,天天喊着请人写信要我回上海,那时我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便写信托自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为友设法,送她进一所市级医院动手术。十二月,我赴京开会后,绕道上海看望母亲。  母亲手术后效果不好,眼睛老流泪水,配了深度的眼镜,只能勉强辨识人影在她身前晃来晃去。我回家十天,她天天要我同意设法调归。她说你十九岁离家,现在已四十一岁,当年说把青春献给祖国,你已经献了,为什么那些家庭没困难的都能回来,你就不能回来照顾老人,你还要我盼多久?我知道母亲的记忆里还残留着她对贵阳的印象。那是抗战初期,日本人打进江南,她携我的大哥逃难路经贵阳,住过一阵。我决定出来插队落户那一晚,她整夜在我床边踱来踱去,翻来覆去讲的只是一句话:贵阳只有一条街。何况你去的是乡村,真是不懂事啊!别茆难四古这一次,亲戚朋友们更是站在我母亲一边,有劝的有说激愤话的。总而言之是要我回归。我只能据实说我何齐不想冋上海,这是我的故乡我自小生活的地方但观。海岜是像买一张戏票那么容易?我去找了上海作协,说了我的困难请求他们帮助。上海作协的领导立即请示研究并以最快的速度正式答复我。同意照顾我调归。于是我在上海当着母亲和亲属写下请调报告,回黔后和妻儿商量定下来,就把报告交了……我十分感激各级领导和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的盛情挽留,我也十分感激他们最终对我家庭遇到的困难表示的理解和同情。当我确知领导上终于同意我调回上海时,整整一个通宵我没睡觉。除了预感到这是我命运中一个巨大的转折之外,更多袭上心头的,是一股依恋的情绪,是由即将到来的离别引出的莫名的惆怅和汹涌的思绪。是的,到贵州那年我十九岁。十九岁的小伙子懂什么呢,一九六九年,又瘦又小的我除了虔诚便是盲目。是贵州的山水土地哺育了我,是贵州勤劳朴实的各族人民养育了我,是贵州的各级领导培养了我。使我从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成长为一个作家。别亦难四十七我忘不了,在偏僻村寨的山野田坝间,跟着世代栖息在这里的农民们学犁田、钻煤洞、敷田*、釆茶叶、熬更守夜看谷场、挖野菜、抗旱、摘红子檬充饥,学做一系列的农活。记得那是一个飘飞凌毛毛、冰雪封山的日子,我髙烧病倒了,孤身一人躺在茅屋里。每天,一个十四岁的娃娃,用竹壳热水瓶给我送来满满一瓶豆浆。那四天里,我就全靠着这豆浆维持着病体。  后来,还是我的这个学生,冒着寒例的北风和雪凌满地的泥泞,到另外一个寨上喊来了医生,打了针、退了烧(今年我才从寨上来贵阳的另一个学生嘴里知道,这个孩子在出外打工时,让倒下的砖墙压死了,我非常难过)。记得那年夏天,不知怎么搞的我脖子后面生了一个疮,吃药、打针都医不好,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日夜痛得不得安宁。是山寨上那个平时说话不多、干活路时爱唱几句山歌的老汉,特意为我跑高高的山坡上采来了草药,敷了几天,竟神奇地消炎退肿了。后来人们告诉我,他虽不是医生,但治毒疮的中草药是他家的祖传秘方,不是他看得上眼的人,他还不一定肯呢……记得我在乡间的那些年黾,外面的世界纷纷扰扰地彳、太平,“文化大革命”激发的权欲满世界泛滥。我在山寨上过日子,虽然生活得艰辛而清苦,却享受着一份出奇的清静。除了累人的劳动之外,倒没几个人来歧视你折磨你,淸贫的日子过得还是相对安宁的。正是这样的年月里,我萌生了学习创作的愿望。那年头,就连一同来插队的知青中也有人说我这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是没有接受好“再教育”。但是纯朴的农民并不这么想,他们看我劳动之余还要起早贪黑写作,干脆把我调进耕读小学执教,让我在教学之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写书”……哦,就是在这样的岁月里,在这些渴求着过吃饱穿暖的生活、然而温饱恰恰又不得很好解决的普通农民中间,我开始认识了祖国农村的广袤大地,开始熟悉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多少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一段生活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如今不论遇到什么风波,遇到什么想不开或是不悦的事,我首先想到的是乡间的农民们,和他们比比,人在物质生活上会感到知足;想想他们,很多想不通的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我同样忘不了,当我的第一本书一九七七年二月出版,当我的其它作品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一本接一本与读者见面时,贵州人民和各级的党组织,给了我很大的荣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青联常委;全国自学成材优秀青年;首届五一劳动奖章;贵州省十大优秀青年新闻义物;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当这些荣誉接踵而至的时候,我真有些受宠若惊了。我深知自己其实并没有做过多少值得夸耀的事,我只不过写了几本书而已。别亦难四十九正是因为这样,我一点也不敢怠慢、松懈。牢牢抓着手中的笔,尽自己的能力创作着。这十几年里我出版了二十八本书(长篇小说十九部,中篇小说与集子九部)。所有这些书全是在贵州的土地上写出来的,评论家们对这些书评头评足,读者们给我写来二千多封热情洋溢的书信……我想,一个作家的本分,无非就是写作,勤奋的写作。正如巴尔扎克说的:今天写作,明天写作,后天也写作,……天天都在勤奋中度过。记不清是哪一位伟人讲的:“逆境的美德是坚韧,顺境的美德是节制。”  在贵州的二十一年,我想,我基本是这么做的要走了,要离开贵州了。从申清调动,到获准并办理一切手续的这段时间里,消息传开后,一些工厂的职工和干部,一些大中学校的师生,曾给予我巨大支持的省青年联合会的朋友们,一些新的老的朋友们,邀我去他们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家里坐一坐,吃一顿饭。形式虽是极为简单的,但却充满了人间的温情……别了,贵州的父老乡亲!别了,朋友们!别亦难啊,别亦难!今天我要离开贲州今天我要离开贵州。醒过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句话。天还没亮,抬腕看表,仅只凌晨四时许。人困,却是怎么也睡不着了。今天我要离幵贵州五寸是的,要离开贵州了。不是像以往那样,是探亲,是出差,是到乡间,是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处开会、改稿。以往走得再远,我终究还是要回来。因为我的家,我的妻儿,我的事业和工作的单位,都在这座小小的称作贵阳的省城里。在这里,我已经当了七年半的居民但是今天,一九九〇年的九月一日,我将永久地离夫、。告别贵州。以后即使再来,我值仅只是作为一名故地重游的客人来了。在木板床上翻身,声音吱嘎作响。妻也醒了,她大睁双眼:“为何醒这么早,今天是没有多少事了。”是啊,去上海的火车要在晚上二十点十一分才开,还有整整一天呢!和忙忙碌碌奔波不息的前几天相比,今天是没有很多的事了。该带回上海的几千册书籍,连同一点点物和家用电器,已在昨天装满了两大集装箱,托运走了。  在贵州二十一年,无论是在山乡,在省城,各族各界中都有不少的朋友,无法一一告别,一一去说那些重复的惜别之言,我已写下一篇短文交给了《贵州日报》,嘱他们在我离去之后,随便挑个稿不挤的日子发出来。在那篇短文中,我叙述了调离贵州的缘由和对故乡上海的眷恋之情,但更多地叙述了在贵州二十一年走过的人生之路,以及别离所带来的悬浮惆怅的心情。取名《别亦难》。好像也没有其它的话讲了。好像也没有不甚妥贴的事了。但我仍然睡不着。于是索性坐起身子,和妻一起聊着当年到贵州来的情形: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列车在一个寒冽的黄昏将我们送进小而简陋的贵定车站,一人发四只油饼一碗汤,当晚住在贵定中学腾空的教室里,地上铺的是谷草。第二天又由卡车将我们送到修文、息烽、开阳三县交界的山乡里,开始了艰辛、苦涩、累人的插队落户生涯……天渐渐焭。窗口爬进了曙色。家具什物搬空了的四室一厅的房子,显得空荡荡的。今天我要离幵贵五:八时许,约好的车开来了。去贵阳车站行李托运处想把一件昨天“漏网”、忘了托运的孩子睡的钢丝床托运掉。报出价来是六十八元八角。比床的身价竟高出一倍之多。  于是只得说:“我不托运了。”无精打彩拖着钢丝床回到家。请司机去忙他的事,我顾不上发一声牢骚,便又马不停蹄地直奔电信局,往上海家里发电报,通知我们的归期车次。顺道又去了银行,办理一点旅行支票?去电信局和银行,自然又免不了无可奈何地排队静候,回到家已近中午一时广跎次返海,除了书,除家电,婚后我们陆续添置齐的一套土漆家具,以及小铁床、缝纫机等悉数送了人。没想到他们竟像约好了似的,全在中午时分赶来了东西未搬完,《山花》编辑部来人请我们,说是离开贵州了,编辑部邀我们夫妇吃一顿便餐。妻不愿去,我说我曾在《山花》当了四年半主编,冲这一点吃顿告别餐,大概误不了什么事的餐后小说编辑拿来几本第九期的《山花》,那里面刊登了我写的《小说三题》。几年没给《山花》写稿了,这一组稿,也是写来放在那里,作为告别之作发的。回到家。家已真正地不成其为家了,所有的东西都已搬空,只剩几个随身携带的包裹和箱子。从此时起直至傍晚,来话别、来相送的朋友们只能站在屋里,幸好昨大在六七只可乐瓶里灌满了开水,还有口水可喝。车是近七点的时候来的,送别的朋友、同事满满坐了一面包车;到了火车站,软席候车室里也挤满了来相送的人。这是出乎我意料的,我不一一去告别,只是请《贵州日报》发一篇文章,就是不想惊动什么人。但现在他们都来了,而我的车票只能买四张站台票,怎么办呢?幸好软席候车室的两位检票员都是熟人,她们敞开大门,让所有来送的客都上了站台。车是准点开的,八点十一分。今天我要离开贵州车开出站,我仍呆痴痴坐着,足有一两个小时。不想说话,不想动弹,似乎也没在思考什么。、只是心绪波动。脑子里翻来覆去念叨的,只是一句话:生活了二十一年的贵州,别了。五十六北上川。日本东北地方一个不足十万人口的小城市,秀丽而又静谧。即使在《本知识辞典》里,也找不着关于这个城市的辞条。但她确是个颇有特色的城市。且不说她的工业基地如何发达,且不说她的夏油温泉、水神温泉、濑美温泉如何驰名,且不说由已故当代作家井上靖先生提议的日本现代诗歌文学馆就建在这里,且不说那一首《北上夜曲》传遍了全日本,年年都要在日本的电视上举行演唱比赛,赛出名次,授予大奖。光是留连于北上川的湖光山色,听听当地的日本友人介绍这条秀美的河流曾孕育了多少文人雅士和传颂千古的诗词俳句,也是一件快事。但是在这里,最最吸引我的,还是北上川的民间艺术鬼剑舞。初到日本的那天晚上,日本的西洋画派美术家利根山光人先生就给我介绍,在我们即将去的北上川,我们能见到饶有情趣的鬼剑舞表演。到达北上川那天,刚步下新干线子弹头型的高速列车,就见车站月台上,摆放着几尊鬼剑武士的模型,形象逼真,神态生动。后来我发现,鬼剑舞这一富有特色的民间艺术,几乎成了北上川的象征。不论是彩色导游画片上,还是在一些商店、商场的陈列橱窗里,或是在博物馆、宾馆的厅堂里,甚而至于所有的封套上,都有鬼剑舞武士的造型和模特。  当夜,在北上川市政府欢迎我们的宴会上,我们终于看到了鬼剑舞表演。只见一个个英武汉子,戴着鬼面,挥舞雪亮的腰刀,舞出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动作,表现了舞蹈的豪壮潇洒、锐势逼人,显示出一幅又一幅跃动、勇壮、华丽的画面造型。川市的市长高桥盛吉给我介绍说:鬼剑舞中的“鬼”,和中国聊斋故事里的“鬼”一样,都是驱邪避灾的好鬼:在鬼剑舞中,表现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往往是作为鬼的主人翁,扮演一个惩恶扬善的角色,直至把危害民众百姓的恶魔消灭为止。所以舞蹈中总有不少撕杀拼斗的场面。当他们表演完毕,我们一行数人,一面上台去向演员们表示祝贺,一面和他们侃侃而谈。并好奇而细心地观察演员们的穿戴。正是盛夏酷暑季节,北上川的炎热比不上东京,可每一位演员全身上下厚实的披挂,仍是相当重的负荷。只见他们头上戴着红色的毛帽,脸上戴着鬼面,胸膛穿着胸护甲,手臂上套着网眼状的锁锥子,腰间挎着大刀。腰眼里扎的白布,还拖下几截飘飘悠悠的彩色脱垂。腕处戴的是手甲,一手持把小扇,一手拿两根竹片般的金刚杆,身后披着盾牌般的大口,足蹬草鞋,脚背上拴着足袋,小腿上穿着脚绊。一身的披挂刚健奇特、色彩浓烈。由于表演刚结束,尽管室内冷气很足,每位演员不论老少都是大汗淋漓,说话时气喘吁吁的。合影之后,他们才稍稍缓过气来。瞅着他们,我不由得想起了贵州安顺的傩戏。那是我插队的地区近年来十分活跃的一项民间艺术,被世人称为戏剧活化石,在国际上也引起轰动。我曾在《上海戏剧》杂志上专门撰文写过一篇《我看傩戏》的感想。单从表演形式看,傩戏和鬼剑舞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仔细地观察,我又发现日本的鬼面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他们所戴的面具,小巧而又紧仄,有种绷在脸上的感觉,比演员的脸庞还要小一些。我询问这是何故?答曰:日本古时演出时,大都是给贵族看的,场地不大,面具做得小,观众照样看得清晰。原来,鬼剑舞是假面艺术之一种。假面具是在唐代随着伎乐、散乐、舞乐一齐由中国传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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