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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评论的评论的对话  白烨 近来我读了一些老评论家的理论批评文章,收益不少。我感到对于他们的评论实绩的沽计,还应当再充分一些。比如像周扬、何其芳、冯雪峰、邵荃麟、侯金镜,包括现在还常写文章的陈荒煤、冯牧、陈涌等人。  他们写于过去年代的理论批评文章,确实不乏一些闪光的思想,但在当时那样一个左的思潮盛行的大环境下,他们想要说的话,不可能都说出来。比如何其芳同志,他在五十年代几次写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现在读起来很有意思。他看到了照搬《讲话》中某些过时的提法可能带来的弊病,因此,对《讲话》中的一些论述,尽可能从正确的一面给予解释,一种把理解和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弊病减少到最小程度的解释。从中,人们不难看出这位老评论家的苦心。他对文艺批评标准所作的政治是第一不是唯一的解释,对文艺与政治关系所作的文艺从属于政治但不等于政治代替文艺的解释,以及认为《讲话》的基本精神既反对宗派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批 “右”又批左等,都是这样的。他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别人不愿作也不敢作的事情的。冯牧同志在评论《达吉和她的父亲》时明确提出了“劳动人民的人情美和人性美问题”,关于反面人物,冯牧同志也发表过很精辟的意见,他说我们写敌都是“千人一面的孱头”,结果,使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显得并不高明。所以,他讲写敌人也要写出个性。我觉得在当时提出这个看法很了不起。还有邵荃麟同志,在大连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上,针对当时文艺创作的浮夸风,提出不回避矛盾,向现实主义深化,这都是应当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写上一笔的理论壮举。  王愚 当时侯金镜评茹志鹃,就是针对一些人不切实际的批评,指出:茹志鹃有自己的个性,她当然还可以再提高,但不能不切合自己的实际去写别的。  白烨 另外,周扬同志在过去的一些报告和文章中,几次都讲文艺创作不要过于紧贴政策,不要为一时一地的政策服务。  朱寨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也是周扬同志提出来的。  白烨 我感觉到,这些老的评论家在过去那种困难的境况下,不可能对一些文学问题自由地发表见解,但是他们还是利用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才能,他们的影响,为当时的文艺事业排除左的干扰而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他们的历史作用应当充分肯定和评价。我们在前面谈到十七年文学创作的许多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应当说也有当时献身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理论家的一份功劳。他们在这中间起了相当重要的怍用。当代文坛上的许多作家,都是经他们的手扶持起来的,包括今天已成为创作和评论的中坚力量的一大批中年作家和中年评论家。当然,用今天发展了的眼光来看这些老评论家的评论,也会感到,他们的评论,路子比较单一,方法也不够多样,大体上都还是历史比较的方法社会批评的方法。他们十分注意政治功利等文艺规律的关系问题的需要,而又怎样按照自身规律去发展,他们想的比较多。这跟他们都是党在文艺战线各个方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关,也跟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关。刚才咱们谈到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我很同意大家的意见,因为时代变化了,进步了,我们的理论批评摆脱了左的桎梏、真正变成了文艺性的批评,这是确实的。再一个就是,在认识丰富的文学现象方面,视点和方法也同样丰富了,多样了,有点向多元化的趋向发展。过去,基本上是一祌:历史的、社会的批评方法。即使这样的一个方法,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也未得到充分发展,一些老评论家的才华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一些同志讲到,周扬同志具有别林斯基那样的才能,因而很不幸。这应当说不仅仅是他个人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这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我们文学的不幸,历史的不幸。一句话,时代没有给他提供使他取得别林斯基的成就的必要条件和可能。对周扬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里的功绩,应当充分肯定,充分估价。他在开展理论批评、指导文艺创作、组织文艺队伍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实际上起了新时期文学的主帅作用。  何西来 对于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力量,它的性质、发展趋势以及它的历史意义,周扬同志都是判断得最清楚的,这决不是过誉。  朱寨 粉碎“四人帮”后,新时期文学很快地走上正轨和发展起来,与我们理论上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很有关系。建国初期,关于《红旗歌》的讨论,有人因为这个剧写了落后的工人,批评得很凶,周扬同志出来写文章支持一后来出现的什么“工农兵文艺”、“工农兵电彩”、“写中心,唱中心”等等错误号,都不是文艺评论界提出来的,像茅盾、何其芳等都出来讲了话,给予纠正。  王愚 《青春之歌》有人否定时,茅盾也是出来讲了话的。  白烨 另外,还应当提出来的是,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和以前比较起来,有一个新的气象,就是开始有人注意对于评论的评论。而评论的评论在十七年中就很难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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