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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命运  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胜友  【要点提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中国改革大潮的闸门。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必须搞清楚的首要之义。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提供了有力保证。  改革,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  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如果说,上一个世纪,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曾在欧洲大陆游荡,那么,在改革的激流以其澎湃的潮头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已经发动的现代化进程,更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性与不可逆性。  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明白无误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中国人民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巨大进步中感同身受,从而更加拥护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改革,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中国改革大潮的闸门  人们记忆犹新,当70年代末期,中国结束那场耗时十年的民族大劫难后,中国人才蓦然惊悟:原本准备走进一个房间,最终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一自己把自己的锅碗瓢盆全砸碎了!  出路在哪里?曙光在哪里?希望在哪里?一一中华民族面临一个巨大的“?”。  历史长河,正是在一片迷茫与困惑的空白地带,悄悄地异常迅猛地不可阻遏地选择着突破口……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予以转载,由此所引发的全党、全民的大辩论,预示了一个旧时代的退隐与一个新时代的崛起。  拨乱反正,否定“文革”,揭批查“四人帮”,为“四五”天安门运动正名,冲破“两个凡是”的屏障,平反冤假错案,恢复高考制度……凡此种种,整个思想界、理论界、知识界为之摇旗呐喊、擂鼓助阵;举凡工农兵学商,几亿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裹挟其中,虽则步履维艰,毫无疑义是一次大规模多侧面清理旧的思想地基的如推土机般的顽强掘进。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终宣告了教条主义哲学的破产,恢复了实践的权威;冲决了思想禁锢的堤坝,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内涵及其本质;启迪了人们的心智,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强大的理论驱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使全党完成了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中国改革开放及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号角于此吹响。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必须搞清楚的首要之义  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社会主义事业是既充满诱惑又充满挑战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从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农村“四清”运动、发动“文化大革命”……我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出现一系列的失误(甚至是重大失误允使我们的反思显得异常严肃而沉重。  解放思想,拓宽眼界,更新观念,走出误区,使我们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教条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西方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句话,唯有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出路。  结论显而易见: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中的所有失误,盖源于超越“阶段”的“左”的思想路线所致一超前变革“生产关系”,其结果导致了“生产力”的大滑坡。  指导思想明确,发展思路对头,茅塞顿开,我们明白了如下至关重要的大道理中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基本最实际的国情,也是我们制定发展战略和从事一切工作的依据和出发点。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市场经济模式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纵观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一个民族的大反思和大解放,必然带来全民族的大飞跃。  邓小平以清晰的思路多次向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描述中国改革的宏伟蓝图:“中国的发展战略分三步走,第一步,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使国民经济翻-番;第二步,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一千美元步人小康社会;而后呢再用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使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他又指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有资格说真搞了社会主义。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进一步阐述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从这位伟的中,有几个重要信息,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  ——对毛泽东的评价,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  ―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  一共产主义从来都承认个人利益。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改革”的价值取向就这样越来越明晰了一它的根本宗旨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腾飞,人民富足,国家强盛!  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提供了有力保证中国的“改革之舟”是在没有航标的水域中艰难探索和奋勇前行的。  改革的实质是对旧的扬弃与对新的催生。  饥饿引发了中国农村的一场大变革。1978年12月18日,正值北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之际,数千里之遥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为“把田分下去”而一道按下了鲜红的手指印。今天,当我们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目睹这一张皱巴巴的“契约”时,会油然而生敬意,比喻它为中国农民告别饥饿的宣言书。历史的巧合却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是共和国最高层的政治家与最低层的农民们共同托起了一轮“新鲜的太阳”。  启动农村改革的切人点和突破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解决千百年来长期存在并时而引爆激烈冲突的农民与土地之间的矛盾问题。邓小平曾坦率地指出:“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他同时又阐明:“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一着妙棋,全盘皆活:“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激活了蕴藏于农民们身上的巨大潜力;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现,又促成“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其势锐不可挡,被西方经济学家称誉为“中国第二工业”,几乎支撑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以绝无仅有的速度推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快速过渡、从乡村向城市大迁徙一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这步棋,真正显示了中国政治家们懂透了中国的农村。  1984年10月20日,一个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深刻影响和改变城市市民生活质量的日子一一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了。  挟农村改革之雄风,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口吻告诫全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使社会主义企业和生产单位具有充分的活力。”显然,城市改革的着眼点是理顺职工劳动与生产资料占有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改革一波三折,牵一发而动全身,其艰巨性和复杂性远甚于农村。从让利放权、承包、租赁、兼并、破产、拍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直至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改革一步一步向纵深推进并不断取得预期效果。当然,改革之艰难自不待言:旧经济体制的败叶虽被纷纷摇落,但堤坝尚未最后冲决;新经济体制的芽苞已绽开枝头,但大厦尚未拔地而起一一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正是在两座山峰的峡谷间奔湍飞泻。  对外开放是摆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地球村意识”使我们明白了一个国家不可能关起门来搞现代化建设的道理。邓小平坚定地指出:“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关起门来是不行的!”于是,中央果断决策:1979年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沿海十四城;1985年开发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漳泉厦三角地区;1988年,海南建省办大特区;1990年,开发开放350平方公里的上海浦东新区,以龙头之势带动整个中部地区的经济腾飞……由此,中国逐步形成了由东向西、由南往北,以点及面,从沿海到内陆全方位多层次扇面形辐射的对外开放大格局,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发展,进出口总额跃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670,中国经济快速融人世界经济主潮之中。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二十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87。,为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三倍多。贫困人口则由改革前的2.5亿人锐减至0.5亿人。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产量,钢、原煤、水泥、棉布、电视机等工业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概括而言之:国民经济髙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结构明显改善;国内市场供应充足,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各项事业兴旺发达,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在未来的岁月,中国能以自己的文明为核心,通过强行军在科技领域赶上西方,完全可能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现代文明,从而成为使世界走向大同的地理和文化的主轴。  改革,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  中国经受了“八九政治风波”、百年未遇的特大自然灾害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劲冲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充满着生机与活力,从而又有力地印证了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强国富民”的正确理论。放眼神州大地,欢歌庄严历程,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谈谈经济工作中坚持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 陈重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摸索并确立的党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是这条路线,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也离不开这条路线。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更加深了自己对“实事求是”的理解,下面,就经济工作中如何坚持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谈点认识。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起来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他的晚年却自己背离了这条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率领全党在同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并发展了这条思想路线,全面揭示了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指导作用。  联系到经济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显得更为重要和实际。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使我们在观念上突破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禁区,指导了改革的进程。  早在1978年,当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就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二十年来经济改革的历史证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述是完全正确的。  实践表明,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建立经济特区;从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存在到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从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放权让利自主经营到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创建经济特区到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对外开放;从引进外资到发展具有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到实行政府机构改革,都是破除传统观念、冲破思想束缚、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  我们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实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使我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从而顺利地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而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十年来的历史表明,在我们的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在处理一般的问题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相对比较容易,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时刻,坚持解放思想往往比较困难。而不解放思想,不解除束缚我们事业发展的精神枷锁,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发展,因而在历史的重大关头和改革开放的困难时刻坚持解放思想,就愈是能显示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巨大威力。  例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从“左”的方面看待国际国内出现的政治风波,否定改革开放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潮甚嚣尘上,我们党和国象又一次面临严峻历史关头的考验。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打破了“姓资姓社”问题上的精神伽锁,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把我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1997年,在如何推进所有制改革的问题上,是我们面临的又一次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五大打破了“姓公姓私”的困惑,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努力寻找可以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等等,事实证明,这些重大的思想解放,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新的道路,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第二,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但要立足于我国的现代化实践而且要善于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说到底也就是为『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找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效法,只能靠我们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但这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相反,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不论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都有很多经验教训是我们应当借鉴的。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前者在实现现代化方面捷足先登,后者在赶超发达国家方面成绩不俗。虽然它们搞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但在它们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规律中却寓含着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这些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遵循的。为此,我们不仅要“以社为师”、“以社为鉴”、也必须“以资为师”、“以资为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没有成熟理论和成功先例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通过总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过程的经验,从中剥离剔除其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总结和概括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并把这种一般规律创造性地运用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从而找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  二十年来,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也就是立足于自身实践又以广阔的世界历史眼光从其他国家现代化实践中总结现代化的-般规律,进而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特殊规律的过程。邓小平堪称这方面的表率。他提出:“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还“要吸收国际的经验”,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他的这些思想,成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  第三,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使党的思想路线有根可落。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必须看到,我们所从事的实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因此必须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作为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实践标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具体化。生产力标准是“三个有利于”的核心,“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又是生产力标准的具体体现。“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也就是支持真理标准,同时又是坚持人民利益的标准。正是由于邓小平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因此他们才能够对我国改革开放中各项方针政策的是非得失作出科学的判断,才能够对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及时地发现和给予热情的支持,从而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的认识,是我们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回想建国以来,我们在政策上和工作上的失误都与不实事求是有关。从建国到1978年这段时间,我们工作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相反却一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很好地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用“左”的一套政治说教取代现代经济运行规律,孤立于经济之外,凌驾于经济之上。具体分析可表现为五个方面。  一是以空洞的政治口号冲击经济  把所谓空洞的政治抬到至髙无上的位置,认为所谓政治搞透了,极左的政治口号反复喊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经济越上不去,越惯于用“革命”和“斗争”来转移视线,“抓阶级斗争一心一意,抓经济三心二意”,从这一基本思路出发,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当成决定作用,始终突出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采取单一形式,鼓吹“一大二公三纯”,搞糟了建设,搞乱了思想。  二是以“抓革命”的方式来促生产  没有立足于中国本身的实际搞建设,而把所谓“抓革命”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导致以搞运动的方式搞建设,所以把经济建设谓之“生产斗争”,视为政治任务。违背经济规律搞“大跃进”,结果造成国家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  三是以“反帝反修”来代替国家和经济的幵放  由于教条主义地理解经典作家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理论,没有根据各国的国情和时代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分析,使我们对时代问题的判断出现了误差,导致我们和发达国家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自我封闭使我们无法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和主动去掌握较为先进的技术为我服务。不仅如此,还对推行其他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做法差异而争论采取了无限上纲的方式,冠以“修正主义”,使当时的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关系恶化,从而使国际活动的空间更加狭窄。以“反帝反修”来代替国家和经济的改革开放,结果只能将自己长期封闭、夜郎自大、拉大和发达国家的距离,人为增大追赶的难度。  四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安定团结  建国以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处理失当,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存在阶级斗争,但并不是主要矛盾,而我们却始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制造了许多为害甚烈的矛盾,主张只有“大乱”才能“大治”,更使安定团结的宝贵局面无法形成,使经济建设长期陷于瘫痪。  五是以个人崇拜代替民主集中制度  个人崇拜的形式多种多样,从“三忠于”、“四无限”到“一句顶一万句”,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国家安危、民众的命运系在一个人身上,必然使党的集体领导形同虚设,民主集中制度只是一种广告宣传,这种做法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标准”,重新确立我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践。小平同志针对中国国情,始终把思考问题的中心点、出发点和归宿放在尽快发展生产力,让人民群众摆脱贫困,尽快过上美满、幸福、文明的生活。他着力纠正忽视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的“左”的错误,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他始终认为,判断我们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最终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提髙人民生活水平”,即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按照小平同志指引的方向,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辛勤工作,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就思想路线来说,对于实事求是的要求仍然有很大差距,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思想认识上的僱化现象仍然严重尽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在经济体制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有了重大的突破。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传统思维定式以及“左”的东西的深重影响,思想上、认识上的僵化现象仍很严重。突出表现是,如习惯于凡是对传统的僵化的思想和政策的改变,都要看看书上有没有,文件上写没写,领导人说没说过;也有的同志对于本应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招商引资、证券与资本市场、合资企业中的外方控股权问题等等都予以否认,对市场经济、对资本的流动更是讳莫如深;还有些人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憎恶转化成对发达国家先进管理的反感。对“学会利用资本主义”表示怀疑。上述僵化现象,阻碍着我们对改革的大胆探索,也妨碍着我们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方法来加快自己的发展。  其次是唯我唯上、独断专行、不负责任的现象还很严重在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方面,一些领导人习惯于家长式决策,不进行实事求是的深人研究,害怕民主制度,但决策失误又不承担责任,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即便被査实,也是一纸检查了事,丝毫不影响日后升迁。所谓“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就是形象的写照。  其三是虚报浮夸、好大喜功,大搞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是实事求是的天敌。做不到实事求是的人往往用形式主义掩盖工作的失误。我们有的地方提出8的增长目标,但它的电力增长仅为3,就明显表现出虚报浮夸。有句话叫做:“上边压下边,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边骗上边,层层加水,水到渠成。”统计数字的腐败,祸国殃民,倒可以造就一些干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使一些地方和部门形成了在经济工作中反实事求是的错误路线和风气。  其四经济上的重复建设导致结构失衡  国有企业尽管困难重重,但主要根源之一就是长期的结构不合理导致生产的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而结构的不合理正是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造成的恶果。如目前全国有十几家企业生产冰箱压缩机,年产2250万台,而年需求量只有1200万台,加上出口也不过1500万台;再从一般标准看,汽车整车厂最低经济规模为20~30万辆,而我国年产超过10万台的只有10家,1996年116家汽车厂产量合计为145.62万辆,平均1.26万辆〈而北欧5个国家只有瑞典拥有一个沃尔沃汽车公司沁还如纺织行业限产压锭,1992年开始压锭,1994年制定出到1998年淘汰1000万陈旧落后棉纺锭规划,但一部分地区在局部利益驱动下,压锭同时又新增不少,1992~1996年压了465万锭,但又新增加了444万锭,五年仅净减少21万锭。产业结构的趋同,形成数量型扩张,又导致在出口贸易中不能一致对外,而是竞相压价,使比较优势减弱。  上述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表现之产生,有其各种各样的原因,如人员素质低、制度不健全、认识上的误差以及历史的渊源等等。这些原因在以往的论述中大都有过分析,也十分说明问题。但我认为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利益机制上来分析,就更能揭示其本质,即不实事求是比实事求是有时更能使人得到好处。彭德怀当年敢讲真话,仗义执言,却被革职发配;而林彪奉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大搞形式主义,个人崇拜却得逞一时。正因为有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存在,才使人们在对待问题的对策选择上受到消极的影响。从博弈论的角度讲,这也是一种博弈,是一次对策选择。不少人之所以选择“不实事求是”,是因为这样做就会在讨好领导、迎合上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我们目前在制度上虽然进行了改革,但仍未形成对反实事求是的做法的一种约束机制,有时解决问题靠领导人一句话,往往要比通过正当程序来办快得多,正是这种“权大于法”的弊端,使弄虚作假的人和事有机可乘。这种机制坏了党的声誉、毁了一批干部,也使国家利益受损。  那么,在经济工作中如何才能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呢?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正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实事求是的现象太多,所以才要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我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实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一,提高认识,加强学习,要有意识地培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实事求是并不是对事物的直观的、机械的反映,而是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固有规律,并依据规律,依据新的具体情况和人的多种需要和欲望进行新的设计,能动地改造世界。事物的发展及其规律的运动有一个过程。人们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在客观上受到事物发展成熟程度的制约。从认识上讲,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获得,这中间出现错误是难免的。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深人实践、深人群众,用气力,下苦功夫,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因此,在经济工作中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不能怕花气力,不能偷工减料、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而只能脚踏实地、兢兢业业、讲求实效,扎扎实实地培育良好的工作作风,要把是不是搞实事求是作为衡量经济战线的领导干部是不是称职、是不是合格的最基本标准,要认真通过学习解决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问题。  第二,在价值尺度上要牢固确立以生产力标准作为判断经济工作优劣的睢一标准  为什么有些干部不愿搞实事求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东西会有一定的市场?这是因为我们现行的领导体制存在着印象比业绩更重要的选择偏好。我们考察一个干部往往不看他做出哪些业绩,他有哪些创新,而是凭他在领导人心中的印象,这种以领导的好恶选拔干部的做法就客观上培养了一些惯于讨好上级而不干实事的人,要想彻底根治这一顽症,就必须切实按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做,坚持生产力标准、坚持不含水分的绩效考核。真正做到这点,我们就可以让那些弄虚作假的人无藏身之地。  第三,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保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任何一个拥有权力的地方都存在着滥用权力的可能,而反实事求是的不正之风正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制度建设上形成一整套制约机制。如在领导制度上,要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建立干部任命的责任制,任命的干部出了毛病,领导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组织制度上要坚持集体决策,防止个人专断,限制由于个人决策的局限所造成的损失;在干部选拔制度上,要注意根据多种能力来对干部的实绩进行考察,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要提高对弄虚作假、善于搞形式主义的人进行识别的能力等等。总之,制度建设是保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切实得到贯彻的关键一环。  第四,强化舆论监督  对反实事求是的言行进行打击,依靠舆论监督的武器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因经常揭露弄虚作假、大搞形式主义的现象而令一些人大伤脑筋。但在经济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反实事求是的表现千变万化,形式多种多样,层次有低有高,因此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必须动员全社会的舆论工具来对这些现象进行揭露,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剖析,从而弘扬正气,整肃歪风,使反实事求是的现象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实事求是之风牢固地树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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