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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分析的两种范式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林岗  尽管经济学界对于产权的概念和分析规范众说纷纭,但追根寻源都派生于这样两种最基本的理论范式: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一是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大体说来,在9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学界对于产权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按所有制理论范式展开的。而从90年代开始,这种研究则更多地是按西方产权经济学的范式进行的。产权经济学影响的日益增长是近些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向。这种趋向反映了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潮流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广泛影响。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和西方的产权理论都是以产权和制度为研究对象的,同时由丁在许多具体观点上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要在这两种理论中寻找出某些共同的地方并不困难。例如,二者都强调产权和制度现象的重要性,把制度安排当做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都把产权关系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把利益问题当做产权关系的核心问题;都研究了资本的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股份公司的所有权以及所有权与支配权的分离等产权现象;都研究了商品所有权之间的等价的交易关系,等等。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也有不少人把这两种产权范式混同起来,结合起来加以使用。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两种理论范式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具有完全不同的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它们是两种对立的理论体系。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产权问题是坚持个体主义的方法还是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是经济关系决定法权关系还是法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产权关系是一种交易关系还是一种生产关系;财产权利是一种自然权利还是一种历史权利。  一、个体方法与整体方法  从鲁滨逊式的孤立个人出发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个人主义这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核心要素在经济学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否接受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区别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这也是旧制度主义无法挤人西方经济学主流,而新制度经济学能够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并成为一种“显学”的奥秘所在。一本西方经济学的权威辞典是这样来说明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个方法论前提的:  只有个体才进行选择和行动,而群体本身既不选择又不行动,如果所分析的群体同样进行选择和行动,则就不符合科学的准则。社会总量被认为只是个体所做的选择和采取行动的结果。  按照个体主义方法的逻辑,产权关系首先是个人对于财产的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而这种排他性的占有在给经济主体带来收益的同时,又引起一定的交易成本,如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与强制合同执行的成本等。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就是由个人在交易成本的约束下,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自发交易的产物,因而对产权问题的分析完全可以建立在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范式的基础上。在理性人的范式中,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阶级中的具有十分具体的社会和历史属性的人,被抽象成了无差别的鲁滨逊式的个人,他们基于各自的成本一收益计算的自由交易创造了整个世界。  与西方产权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相反,马克思对于产权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整体主义方法基础上的,是一种整体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认为: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由特殊的结构联系起来的社会整体规定了个人的属性,决定着个体生存发展的空间,因此,思维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的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个人。人是处在社会的整体联系中的,是多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根据这种整体主义的方法,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的自由选择导致了产权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迁决定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因此,产权制度首先不是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而是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来说明资本这种财产形式或产权形式的本质的: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结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  马克思对于所有制关系的整体性分析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为了揭示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实质,马克思首先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现象即商品货币关系人手,说明了商品、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然后进人到资本主义占有关系的核心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又是紧密地结合生产方式即分工协作方式的发展而展开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所反映的不是单个的工人和单个的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而是资本和劳动两个阶级的生产关系,这就是资本所有制的本质。但是,这种本质并不是脱离开现实的经济现象而存在的,在《资本论》的第二和第三卷中,马克思从对生产过程的分析转人到了对流通和分配总过程的分析,从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关系的分析转人到了对资产阶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的分析。只有在这时,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不同的经济主体如工人、货币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企业主、经理人员等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易关系才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整体图景才完整地再现出来。这是用整体主义的方法分析问题的典范。  二、法权关系与经济关系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总体上说,古典经济学对财产所有权的解释,都是以在古罗马民法中就已经形成的个人对物的排他的占有权概念为基础的,在本质上是一种非历史的民法观念。虽然现代产权经济学对产权概念的理解,已从人对物的支配转移到人与人的交易关系上来,但产权经济学的所谓“交易”,是在脱离历史的鲁滨逊式的个人之间发生的权利交换契约;作为这种交换的前提的权利即产权,被看作是一种由法律规定和实施的由使用权、收益权等权能组成的排他性的独占权;这些权利不是在历史地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而是以反映人的超历史的自然本性的法律为基础的,是法律创造了产权。在这里,经济关系与法律关系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是混在一起的,并且二者的关系也被颠倒了。产权经济学的始作俑者科思在其《社会费用问题》一文中所讨论的产权问题,主要就是围绕着产权的法律界定及其产生的成本和收益问题而展开的。产权经济学派的另一重要人物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是授予特别个人某种权威的办法,利用这种权威,可以从不被禁止的使用方式中,选择任意一种对特定物品的使用方式。诺思则认为,产权是个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形  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由平狄克和鲁宾费尔德合著的《微观经济学》一书则把产权定义为“描述人们或厂商可以对他们的财产做什么的法律规则”。在所有这些产权概念中,法律形式具有决定性意义,产权首先是一个法权概念,它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立法者创造的,法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从认识到法权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根本区别,并把法律上的财产关系当做生产过程中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开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分析了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制定的共同规章即法律,实质上“只是为私有制才存在的”。但由于“一切共同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由此便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现实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这样,在“在私法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表现为普遍的意志的结果”。构成私法中所有权规定核心内容的使用和滥用的权利表明了一个幻想,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是以个人意志,即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的。实际上310上(滥用〉这个概念对于所有者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因为仅仅从对他的意志关系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的过程中并且不以权利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真正的财产。”他们还指出,“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是获得财产的新方式”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乎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在后来论蒲鲁东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又明确地指出什么是财产?一一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批判地分析政治经济学来给予答复,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进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进来。”在认识到所有制关系对法律关系的决定意义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便把对财产关系的研究纳人到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并把财产关系的经济内容即所有制关系当做了对财产关系进行研究的重点。他们深入地考察了历史上存在的各种财产形式,特别是深人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如资本的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和劳动力的所有权以及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等产权形式。这些分析都完全是对具体的生产关系的分析,都没有脱离开实际的生产过程,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而不是法学研究,是所有制理论分析的展开。资本的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在这里反映了劳动与资本之间在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服从于经济过程的内在逻辑。财产关系的法律形式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加以涉及。例如,在《资本论》中对交换过程进行研究时,马克思指出,为了使商品交换得以进行,商品的监护人即所有者必须作为有自己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在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时,他也曾专门分析了工人争取正常工作日斗争及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但是这种关于法律关系的分析是服从经济分析的需要的,是为了更加全面深人地揭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  三、交易关系与生产关系  交易费用理论是产权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基石。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理解成为一种抽象的、静止的和无磨擦的世界,因而,制度在这里不起作用,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稀缺资源在供求和价格的调节下的自发配置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是从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制度问题的忽视出发的,它的实质是把制度分析纳人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实现制度方法与新古典理论的整合,而实现这种整合的基本工具和关键环节就是交易费用理论。  把交易当做了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并把交易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和所有权的转移是康芒斯首先提出来的,但由于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是描述性的,没有把对交易的分析纳人理性人的框架之内,因而交易在他那里还不是一个现代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学范畴。从旧制度经济学向现代产权经济学的转折是由科思完成的。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思首创了交易费用这一概念。现在,这个概念成为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基础性范畴。  建立在理性人范式和交易费用基础上的现代产权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必然是契约主义的。产权关系被认为是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理性的个人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契约关系,而特定契约关系的形成又是比较不同契约安排的交易成本的结果。在产权明晰化的条件下,理性的个人将寻求导致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契约安排。按照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产权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市场交易需要花费成本,不同的产权结构可以产生不同的效率结果。因此,交易费用的大小就成了决定和选择产权结构的主要根据。  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不同,所有制或产权问题在马克思那里首先是一个生产关系的概念,而不是交易概念。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为了使生产过程得以进行,就必须把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组织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形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形式,或者说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或财产关系,它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所有制关系进行分析的具体方法来看,作为一个生产概念的所有制关系本质上是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过程,这一过程与分配和交换不是割裂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产品占有关系和劳动交换过程本身就是生产环节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由于所有制关系或产权关系首先是一个生产范畴,而不是交易范畴,因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产权关系的产生发展过程是由生产方式的内部运动决定的,而不是由交易方式的变化决定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构成了产权关系发展变化的最终力量。具体来说,生产力对于产权关系的决定作用是通过生产的技术组织形式对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决定作用实现的。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和劳动的社会形式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从人与自然的技术关系,一个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决定着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的主要内容就是分工与协作的方式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分工协作方式对所有制关系变化的影响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体现在该民族的分工的发展程度上,而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马克思从不否认交换过程特别是商品交换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就是从商品开始的,商品流通既是资本的逻辑起点,又是资本的历史起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所有经济关系都首先表现为一种等价的商品关系,交易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基本形式,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根据商品所有权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对于揭示资本主义占有关系的本质来说,交易过程中的这种契约关系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它不仅不能真实反映生产关系的本质,反而掩盖了生产关系的真实性质。在《资本论》中,在分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流通过程之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劳动力交易的契约关系的虚假性作了这样辛辣的讽刺: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賦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  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只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一一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一一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巳经起了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  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工人,畏葸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一一让人家来鞣。  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考察是从流通过程的现象人手而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其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陚予了人们对客观生产条件的占有以特定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形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相互关系,就是一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财产关系不过是这种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  由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以生产为基础的,而西方的产权理论是以交易为基础的,二者在财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许多差别。例如,马克思所说的产权主要指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马克思产权理论的一个贡献就是他把生产资料从一般的产品或资源中分离出来,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当做决定一个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当做一个特殊的概念来加以使用;而西方的产权理论则把财产概念泛化,他们所说的产权不仅包括了人们对一切可交换的稀缺资源和产品的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等等,而且还包括一切可以产生个人效用的其他权利。又如,马克思的产权特别强调以分工协作的形式为内容的劳动方式对所有制的决定作用,把产权的起源与分工的发展相联系;而西方的产权理论则特别强调交易成本对产权的决定作用,把产权的起源与资源的稀缺性相联系;再如,马克思对于产权的经济绩效的评价主要以生产的效率为基础的,而西方的产权理论对于产权的经济绩效的评价主要是以交易成本为基础的。  四、自然权利与历史权利  把财产制度当做某种先验的超历史的自然权利,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又一个重要传统。这是从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出发考察问题的必然结果。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财产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不是从客观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而是自然的人类本性造成的。这种观点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发秩序当做了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因此,私有制被看作是人类利己本性的外在表现,自由契约被看成是天賦人权,等价交换是平等和正义的象征,交易成本、契约自由、个人选择、相对价格等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范畴不仅可以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产权问题和其他的经济现象,而且可以用这些范畴来说明包括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计划经济等所有的社会经济现象,理性人的范式成为了解释一切产权现象的万能钥匙:农奴制度的兴起是由于土地丰裕而劳动力短缺,因而建立一种农奴一领主契约就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随着人口的增长使劳动的价格下降,土地的价格上升,要素的相对价格又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了封建所有权的逐步瓦解3甚至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也可以用交易费用的过高来加以解释。  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制度和产权关系的认识是与这种超历史的观点完全相反的。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任何的社会制度都是历史现象,都是暂时的。没有一般的生产,只有特殊的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因此,不存在什么永恒的适用于任何时代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形式,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历史的,都是特殊历史阶段中特殊社会结构的产物,都具有自己特殊的运动规律,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寻得自己存在的根据。没有一种制度是永远合理、完美无缺的,也没有永恒不变的公平和正义。  马克思承认,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共同的规定,例如,都要使用工具,都存在所有制,但是,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可笑的是,资产阶级学者从这里一步就跳到了所有制的一定形式,如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认为,把生产的一般抽象出来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就忘记差别,例如把奴隶与奴隶主、农奴与封建主、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不加区别地等同为相同的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把不同历史形态下的所有制关系混同为同样的人对物的占有和支配,等等。马克思不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于研究其他社会制度的重要意义,但是,他同时指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性: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  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巳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留存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的解剖对于猴体的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巳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由于把制度现象当做一种历史现象,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任何制度现象的分析和评价都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来考虑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即使是奴隶制度,也曾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即使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一资本主义制度也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否定过程中向前发展的。  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的根本区别。这种根本区别的存在,决定了两种理论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重要差别。在产权的起源、产权的作用、产权的具体结构、产权的演变规律、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的效率比较等一系列问题上,两种理论的解释都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  五、西方产权经济学范式的重大缺陷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说明,在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的产权经济学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理论体系,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从总体上看,西方的产权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我们不妨在前面比较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础上,以构成产权经济学范式的硬核①的个人主义、契约主义和成本收益方法为例,对此作一些进一步的分析。  关于个人主义的方法  产权经济学对于产权制度的分析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分析方法基础之上的。它的核心前提是只有个体才进行选择和行动,而群体本身既不选择又不行动,如果所分析的群体同样进行选择和行动,则就不符合科学的准则。社会总量被认为只是个体所做的选择和采取行动的结果。”②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说,理性人的假设至少就现象上看是有合理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现象,如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成本、利润、利息、地租等关系和范畴的分析也都是以经济理性为前提的,没有理性的假设,就不会有经济学,甚至也不会有社会科学。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理性完全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是与不同阶级和不同个人的不同社会规定性为基础的。这与那种把理性的抽象的个人当做了历史和社会的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演绎出整体的制度结构,从而把资本主义自发秩序的观点推广到了整个人类历史的个人主义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对于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和许多其他的理论流派不仅从经济学方面,而且从哲学上进行过了深刻的批判。这种理论的最主要缺陷是它把个体与社会等同起来,把社会当做个体的简单加总,从而无法对社会有机体做出科学的解释。  事实上,虽然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社会并不等于众多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是按照特殊的规则和特定的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一旦形成,就具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单个的个人所不具有的特殊属性。社会、阶级、国家和文化对单个的人来说,是一种独立的外在的和客观的力量。个体的属性与社会的属性,个体的行为与社会的行为,个体的功能与社会的功能,个体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个体的意识与社会的意识,都是有性质区别的。一句话,个人与社会是既相互联系但又性质不同的两个系统。在自发的社会秩序下,社会甚至异化成为了一种与个人相对立的外在力量。从理性的个人出发无法解决社会与个人之间存在的这种根本差异,无法实现社会与个人的整合。按照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产权制度的确定是由理性的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决定的,产权决定经济绩效。但是,正如诺思认识到的那样,一方面,由于国家规定着所有权结构,最终要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影响着个人的心理偏好和效用函数,因而,制度结构是由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这实际上就承认了产权制度的变迁是社会制度整体结构的产物。但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固守着个人主义的范式,他们虽然认识到了产权决定的整体意义,但却没有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最后陷人了产权决定经济绩效,国家制定和保护产权,因而,国家最终对经济绩效负责的悖论之中,这就是所谓的诺思悖论。  当然,承认产权决定的整体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个人自由意志的作用。马克思就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社会的运动是由个体的选择和行为汇合而成的。但是,问题在于,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并不完全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并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们主观愿望和心理偏好。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它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此也就不能自由选择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法律表现一一产权结构。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看,无论是原始的公有制、私有社会的奴隶占有制、封建占有制和资本主义占有制,还是现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都不是从人们自由意志中推导出来的,而是人类社会整体结构长期变迁的产物。不是先有了某种个人的偏好,然后根据这种偏好进行自由契约,再由此决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相反,从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过程看,是生产力―即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他们之间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进而决定这种占有的法律表现即产权形式,并最终决定着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利益关系、价值取向和心理特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行为方式和选择的空间。就单个的主体看,他的行为也许是自由的,他们之间的产权关系也许取决于他们个人的意志,但是就社会看,由于无数的个人意志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冲突,因而他们的自由是有限的。社会结构的运动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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