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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契约主义的方法  契约论是个人主义方法的必然结果。从抽象的个人出发,必然会把产权关系理解为个人之间的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产权结构的任何变迁,如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变迁,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等,都可以根据自由契约的逻辑加以解释。但是,人的独立性以及通过契约建立的独立主体之间的自由交易,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则是建立在血缘、宗法或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的,个人并没有从对自然和社会的依附中解脱出来,获得个人契约的自由。因而,用契约关系来说明它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度变迁,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客观的。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秩序下,商品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了统治地位,特别是随着劳动力的商品化,劳动力获得了人身自由,赤裸裸的阶级统治被法律上的自由契约和等交换所代替,因此,就市场秩序来说,契约主义的方法至少在形式上具有它的合理之处,可以用来解释和分析大量的经济现象和制度现象。但是,这种合理性只是在现象形态上才具有科学的意义,如果把这种契约主义强调到了极端,当做了解释所有经济现象的唯一逻辑,那就难免会导致许多荒谬的结论。资本主义所有制最重要的特点是资本对劳动的雇佣,这种雇佣关系首先是一种契约关系,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因此,产权经济学把这种契约关系当做解释企业产权结构变迁的唯一根据。然而,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双-布罗姆利所说的那样,认为市场交易不存在强制的说法并没有逻辑根据。市场的自由只是表面性的,实际上它所需要的条件比解决的问题还多,因为个人并没有不参加交易的自由。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来说,他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并没有其他的选择。这种强制与其他形式的强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对于这种自由契约的真实含义,马克思则做了更加准确的说明,他指出:  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因此,这种自由契约实际上是以残酷的自然规律即饥饿为基础的,在形式的自由下掩盖的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强制。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归结为自由的契约关系是根本就不能成立的。  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本质特征不在劳动与资本的自由交易,而在于资本可以通过商品交换这个中介在生产过程中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资本雇佣劳动,资本的所有者可以无偿获得剩余,这是一个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产权经济学都承认的客观事实。但产权经济学的核心却在于把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当做了价值判断的基础,产权经济学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它运用契约主义的方法对于这种客观的存在的事实给予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或辩护。产权经济学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是合乎理性的,而公有制则是非理性的。这种理论的意识形态成分远远大于科学意义。  劳动与资本的真实关系只能通过对生产过程的考察才能揭示出来。契约关系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并归根结底受生产力发展的支配。生产过程对交易过程的决定作用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例子中得到说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个阶段,即简单协作、手工制造业和机器大工业。在前两个阶段中,劳动对资本的隶属还是形式上的,因为在简单协作和手工制造业阶段,劳动者凭借他们的手工技术还有可能独立谋生,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工人的劳动日益简单化片面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新月异,离开资本,劳动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这样,工人对资本的依附由形式上的转变为事实上的。又如,进人20世纪后,随着生产过程的日益复杂,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日益明显,管理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资本所有权的地位又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为基础的。但是,按照契约主义的方法来解释,所有这些变化只不过是劳动与资本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的结果。在简单协作和手工制造业时代,是劳动力稀缺,劳动的价格昂贵;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是劳动力过剩,资本稀缺;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则是人力资本价格的上升,物质资本的价格下降。显然,这种解释是极其表面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运用个人主义的契约理论研究制度问题时,个人的偏好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目标是考察问题的出发点,为此,首先必须假定经济主体的偏好是已知和稳定的,这样才能根据不同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计算各自的成本和收益,进而确定各经济主体的契约的集合。例如,如果我们把企业当做一个由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建立的一个契约结构,就必须首先把握生产要素所有者所具有的成本收益函数;把国家当做一个由利益集团之间建立的契约组织,就必须首先把握各个利益集团具有的特殊的偏好。但这些不同经济主体和组织所具有的特殊的成本收益函数恰恰是由生产过程中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的,或者说是它本身就是特定制度的产物,作为生产要素所有者效用函数的利息、利润、地租、工资等经济范畴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由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的,并且在不同的制度中具有不同的具体经济含义。因此,从制度变迁的长期和整体的历史过程看,经济主体偏好不变的假定是不恰当的。个人的效用函数既不是稳定不变的,也不是主观随意的,它本身就是经济制度的产物或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并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  关于成本一收益分析法  把微观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法引人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最具有特色的地方,正是依靠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新制度经济学才实现了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的整合,使制度分析纳人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依靠成本收益分析研究制度现象的最早和最主要的领域就是产权问题。科思在他的经典之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中所讨论的交易费用,就是指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实施的成本,即“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费用”。交易成本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交易费用现象。但是,产权经济学却把这一概念的作用夸大到了极端,把交易费用当做了解释所有制度现象的万能钥匙,当做了说明产权制度变迁的唯一因素,从而陷人了错误的泥潭。  尽管交易费用已经成了产权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各种交易费用理论中,仍然缺乏一个准确的能反映交易成本本质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交易成本的外延或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不确定的。从大的方面看,对交易费用的定义主要有三类:一是把交易费用定义为“利用价格的费用”,这一定义是科思提出的,并为斯蒂格勒所阐发。由于这一定义没有对交易费用的具体构成和形成机制进行明确的解释,混淆了交易费用与信息费用内涵的差异,并且缺乏行为理论基础而受到了各方面的攻击;二是把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这一定义是由阿罗、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比较制度分析上,但由于比较静态分析要求有可供对比的多种制度安排为前提,而可选择的制度安排往往又是不存在的,只能靠分析者的主观构想,他们所提出的定义也就失去了分析的意义;三是把交易费用定义为“所有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这一定义是由张五常和诺思等人提出的。这一定义把交易费用扩展到了整个人类制度范围,但是,在处理制度绩效和成本收益问题时仍然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  交易费用理论面临的致命挑战还不仅仅是定义的可操作性问题。交易费用理论是以个人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但是交易费用概念的本身却选择了一个客观的社会性的效率标准,这样就陷入了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之中。按照产权经济学的逻辑,任何一种产权制度都是理性的个人根据成本一收益比较而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都可以根据理性人的成本收益函数和自由交易的逻辑加以解释,但是,这种以个人主义方法为基础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贯彻到底必然会陷人了逻辑上的困境。首先,根据个人主义的观点个人的效用只有它自己才最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成本一收益函数,而且这种特殊的成本一收益函数又是建立在每个人不同的心理偏好及行为目标基础之上的,目标函数不同,成本与收益的标准也就不同,这样,由于个人的成本一收益函数是个人心理偏好的产物,任何人都无法准确地加以说明,产权制度的变迁最后就仅仅变成了个人的心理偏好问题。其次,更为严重的是,按照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只有个人是真实的存在,集体和社会只是一种虚幻,只有个人才会选择,才会行动,因而,只有个人的成本和收益,没有社会的成本和收益,或者即使存在着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也因为个人目标函数无法加总,使它们只能成为无法捉摸的“幻影”。但是,产权制度却是社会的,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因而交易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就其本质来说只能是社会的,否则这一概念就失去了意义。  交易费用理论包含的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彻底的个人主义理论和彻底的整体主义理论两个方面的批评。从马克思主义客观的整体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来看,交易费用理论把交易作为了制度选择和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将人与人的关系筒单地归结为抽象的契约关系,从而根本上否认了不同历史和不同社会环境下人类行为的差异和生产过程对交易过程的决定作用。而彻底的个人主义理论则从不存在一种客观的价值标准出发,否定了交易费用存在的可能性。布坎南提出的“一致性同意”规则认为,只要交易是公开的,只要没有发现强制与欺骗的行为,并就这种突易达成一致协议,这种资源配置状态就是有效率的,交易费用的概念是不必要的。还有人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和哈耶克的扩展秩序出发,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内在矛盾作了尖刻的揭露,试图用博弈均衡和知识结构代替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作为制度演进的基础。边界依赖于其他人的选择,所以不存在孤立的个人选择的均衡。一切均衡都是一般均衡或相互作用的多人均衡;第三,如果在多个可能的博弈中,观察到了一个稳定的均衡,那么正是特定的知识结构使得人们“选择了”这个均衡;第四,所谓“交易费用”,应当理解为制度的成本,每一个博弈均衡都说明了一套行为规范从而定义了一个制度,所以一个制度对于一个博弈者而言的机会成本应当定义为那些没有得到实现但经由他的影响可能实现的博弈均衡中具有最高价值的均衡的价值,但由于主观价值不可比较,所谓制度的“社会成本”是无法定义的;第五,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对于它的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人们只能从传统习得他们的制度性知识,因此,是博弈的均衡和知识的结构决定着制度的演进,由此出发得出的结论是,产权在人群中的分布取决于技术性知识和制度性知识在人群中的分布。虽然这种纯粹个人主义理论否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但它对交易费用理论的批评是深刻的。  的同时,也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但是,按照个人主义的逻辑,制度的均衡只能是一个虚假范畴。因为,制度均衡表示的是制度创新利润为零的一种稳定状态,但大多数的社会制度是非中性的,不同的人对于同一种制度有不同的效用评价,因而这样一种状态不是不存在,就是绝无仅有。又如,产权经济学一方面认为企业的存在是因为交易费用太髙,另一方面又认为交易费用的髙低是由企业内部交易与市场交易的费用比较来确定的,从而陷入了循环论证,等等。  六、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  从前面的比较和分析不难看出,西方产权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恰恰是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的优势所在。只有坚持马克思的所有制分析范式,才能使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沿着完善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正确方向发展。而西方的产权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的逻辑和政策结论是以肯定私有制和自由的市场经济,否定公有制和社会调节为核心的。完全按照这种理论的逻辑思考问题,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对公有企业制度的彻底否定,也就谈不到改革和完善公有制了。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财产关系是建立在与私有制完全不同的宪法制度(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的,是一种新的制度现象,这种产权形式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反映了社会理性的要求。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愿意或是否意识到社会理性的逻辑,生产的社会化都会把产权的社会化问题摆到人们的面前,迫使人们通过社会联合并按照社会理性的标准对生产资料进行调节和使用,这种社会化的逻辑是不可能从个人理性和自由交易的结果中推导出来的,是不可能简单搬用私有制下形成的产权范式来加以说明的。  当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相互隔绝的,由于它们建立在同样的生产力基础上,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而且都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因而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在制度结构上必然会存在许多相似的或共同的地方,资本主义企业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完全可以被社会主义企业所吸收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内容也可以为我们研究和认识公有制企业的运行规律提供有益的参考。但是,这种吸收和借鉴是有条件的,不仅在基本的制度结构和基本的理论体系上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己特殊的逻辑,而且对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内部形成的许多与资本主义的产权结构相似的制度现象,也由于它们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宪法制度基础上的,因而存在许多根本差异。比如,两权分离、委托代理关系、劳动与资本市场、剩余索取权等经济范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只有批判性地借鉴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西方的产权理论,才是研究国有企业产权结构中应当采取的一种科学的态度。  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企业产权关系的理论基础。首先,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以强调整体性、生产性、历史性和经济性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产权范式,与强调个体性、交易性、自然性和法权性为特征的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在理论上更加严密,更符合客观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更能经受逻辑和实际的检验,因而也更具有科学性。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系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织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并把它当作社会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第三,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这一现象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逻辑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如果用西方的产权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来指导国有企业改革,最后的结论只能是私有化。  总之,研究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而不是西方的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实质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而不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坚持和发展是统一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所有制和产权理论的研究来说,也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进行不断的检验、修正、补充、完善和创新。应当承认,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科学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中的产权问题方面,我国的理论界还做得很不够,取得的进展还是比较有限的,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例如:  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所有制和产权问题应当在这一原理的指导下加以解决。目前,根据生产力的标准选择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合理地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分析是以生产的社会化为基础的,而生产的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本身经历了若干重要的演化过程和发展阶段。从大的方面看,蒸汽机、电动机和微电子技术的发明,构成了科学技术和产业结构变迁的三次重大革命,同时标志着社会化生产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生产社会化的性质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要求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复杂的,绝不可简单而论。合理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面临的许多问题,如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问题等等,归根结底都与对当代社会生产力的性质的准确把握有关。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缺乏正确认识,必然会引起实践上的盲目性和混乱。  2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是从所有制理论引申出来的,一个科学的所有制理论是科学的产权理论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所有制概念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題》一书提出的生产关系三个方面中所包含的所有制的定义。这个定义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当做独立于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过程的一种抽象存在,把所有制概念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由此形成的一种普遍的做法是,把法学里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以至于让渡等概念引人所有制研究,用这些权利来构造所有制关系,结果就使得社会主义所有制变成了一种先验的没有经济内容的法权规定,并把所有权这种法律的权利当做了生产、分配等经济关系产生的基础,事实上这是在重复古典经济学家们同样的错误。这种理论的政策结论就是把社会主义国有化当做了一种法律行为,只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剥夺者,把一切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发达的社会主义就可以建成了,用同样的方法很快就可以建成共产主义。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即使在1979年改革开始以后,这种用法权概念代替经济分析的做法仍然是相当普遍的。近年来,有相当多的人在把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的产权理论混同起来,把法权当做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把复杂的产权结构归结为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权能组成的法权体系,脱离开生产力的组织方式和客观的生产关系来把握所有制和产权关系的做法仍然十分普遍。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被简化成了没有多少经济内容和解释力量的空壳。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和实用化的态度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又不利于以完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经济改革的正常发展。  3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它们对于具体的产权问题,即产权的交易过程和法律过程的分析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特别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产权问题他们更不可能做出具体的设想。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必须深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产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对西方的产权经济学理论进行批判性地借鉴是必要的。西方的产权经济学虽然存在许多根本缺陷,但它对现代市场经济中产权机制运行的概括也不是绝无可取之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一种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曾经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形成的重要来源,因此,没有理由把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包括产权理论排斥在自己的视野之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西方产权理论的缺陷不在于它研究了产权的法律形式,研究了交易费用、个人选择、契约关系、委托代理问题等制度现象,而在于它用个体分析代替整体分析,用交易过程代替生产过程,用法律关系代替经济关系,在于它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把个人的自由交易当做了决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因素。在克服了这些根本性的错误之后,产权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以至某些具体结论是可以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为经济改革的实践服务的。不过,这是一个需要另写一篇文章来辨析和说明的问题。  提高我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对策研究  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副局长 周广仁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要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逐步提高财政收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税收是国家财政收人的主要来源,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简称60?,下同)比重,是衡量政府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集中程度和反映政府对经济社会调节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税收占00?比重很低,制约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影响了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进程。因此,正确认识我国税收占00?比重的现状,客观分析税收占00?比重很低的成因,深人研究提高税收占00?比重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税收占00?比重的现状税收占的比重,即是国家宏观税收负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政府以税收形式取得的物质财富在总的物质财富中所占的比重,是税制的核心,它是根据国家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它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极大。  106求索与奋进  (一)我国税收占00?比重的变化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宏观税负变化过程主要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7年)是我国税收制度创建和发展阶段。根据当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采取了多种税、多次征的复合税制,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规定了不同的税率。这一阶段税收占的比重一般为1096左右。  第二阶段0958-1977年)是我国税制曲折发展的阶段。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税制进行简化、合并。这一阶段税收占00?比重仍为10左右。  第三阶段〔1978~1993年)是我国税制全面发展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国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但由于受减税、让利的改革思想影响,税收占00?比重从1985年的20.489,下降到1993年的11.551。  第四阶段0994~1997年)是我国税制建设和发展的新阶段。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要求,我国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了新税制,税收收入稳定增长,基本实现税收与03?同步增长,但由于国民收入分配秩序紊乱,导致我国税收占00?的比重下降到1997年的10.589。  (二)税收占以)?比重的国际比较  按照世界各国税收负担水平,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髙税负国家。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属于高税负国,这些国家税收占或60?的比重一般在35左右,其中:比利时、荷兰、挪威、法国、奥地利、丹麦、瑞典等国家都在409以上。  第二类是中等税负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中等税负国,这些国家税收占01犯或60?的比重一般在2070左右。  第三类是轻税负国家。这类国家税收占(?或00?比重一般在109左右。这些国家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如:玻利维亚税收占00?比重不足1070;有的依靠非税收人为主的资源型国家,如:阿联酋财政收人9570以上来自非税收人;有的属于避税港国家,靠低税负吸引国外资本。  我国目前税收占00?比重不足119,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是很低的,不仅大大低于经济发达国家,也远低于发展中大多数国家,属于世界上最低税负国家之一。当然,我国也有一些不可比因素,影响税收占00?比重的计算,如1984年以前我国有企业利润不缴纳企业所得税,而以利润形式上缴财政;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采取财政退库,直接冲减企业收人(国有企业所得税〉;尚存在多种影响00?真实性的因素等等。  (三)税收占比重很低的相关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政府筹集资金以提供公共商品和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形式。西方国家学者们常把税收收人占00?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在经济、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标识。我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税收占00?比重很低,已经产生了相关的严重影响。  1.经济结构调整乏力。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的过程。我国长期以来,农业所占比重过大,第三产业不够发达;产品结构老化,花色、品种少,质量差,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滞销积压严重;企业技术有机构成低,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技术创新能力差;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绝大多数企业达不到经济规模,小而全,小而散,冗员严重;地区产业结构低水平重复,导致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过度竞争。由于税收占00?比率低,国家财力匮乏,对经济结构调整心有余而力不足。  1.经济波动频度加快。据有关专家分析,我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发展巳经出现四次较大的经济波动,四次扩张高峰期分别为1978年、1984年、1988年、1992年,四次收缩谷底期分别为1981年、1986年、1990年、1998年。由于税收占00?比重很低,非规范收人规模大,国民收人分配过于分散,而且缺乏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约束制衡机制。各地区、各单位“一哄而起”仓促上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基本建设规模超越国力和资源供给能力,投资效益下降;企业、单位使用各种预算外资金,扩大集团消费、职工消费和各种福利。从而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3公共商品严重不足。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较为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方式,但由于市场经济在一些领域失灵,政府必须扮演公共物品提供者、公共设施投资者、收入分配调节者的角色。由于我国税收占60?比重很低,国家财力拮据,用于国防、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以及能源、交通等公用设施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4火滋生腐败民怨沸腾。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人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产生很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追求生活水平提高、工作条件改善、事业发展加速的欲望强烈。由于我国税收占00?比重很低,财政供给的资金严重不足,诱发党政部门、政法机关、军队武警、学校医院等均设法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以及利用掌握的各种“资源”经商办企业,所获收人为本地区、本单位局部利益服务,甚至被少数个人非法侵占。“三乱”导致企业不堪重负,民怨沸腾。  5财政调控功能弱化。财政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功能主要体现在财政支出和税收两方面。当经济持续衰退(紧缩时,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通过扩大政府财政公共支出,增加政府投资,扩大社会需求;另一方面通过降低对企业和个人税收来刺激消费和投资,扩大社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近年来受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出现了紧缩,党中央及时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扩大财政公共支出,拉动内需,但由于税收占00?比重很低,减税刺激社会投资和消费的空间很小,影响了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  114求索与奋进  二、我国税收占00?比重很低的成因  国家税收占00?比重的高低,主要受国家经济能力制约以及国民收人分配方式、税制结构、税收征管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00?由1978年3624.1亿元,增加到1997年74772.4亿元,增长20.63倍,可能获得的税收收人也与之骤增,但是实际税收收人由1978年490.52亿元,增加到1997年7914.55亿元,只增长16.14倍,年平均税收占00?比重只有13.179,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有企业发展缓慢  我国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微观经济的主体,也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尚未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机制,在转制过程中生产萎缩,效益锐减,举步维艰,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能力和税收贡献能力均不断下降,影响税收占00?的比重。  1.国有工业企业相对衰落。1978年~199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570,其中:国有工业为了.85%,集体工业为19.34,城乡个体工业为59.959,“三资”及其他类型工业为47.449。国有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77.639,下降到1997年25.529。  1.国有工业企业效益下降。国有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由1980年24.50元,减少到1997年7.58元;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利税率由1980年24.10元,减少到1997年10.44元;国有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由1980年23.50元,减少到1997年6.27元;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额由1978年42.06亿元,增加到1997年830.95亿元。  3国有企业税收贡献能力减弱。国有企业上缴的财政收入占财政收人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86.981下降到1995年71159;1997年国有企业上缴的工商税收占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比重仅为56.339。  (二)低税⑶?比重增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经济类型的构成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种种原因,农业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对国家的税收贡献能力较低,影响了税收占00?的比重。  1.农业经济税负较轻。我国农业60?占全部60?的比重1978年为汊.19,1997年仍为18.689,而同期农业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1978年为5.79,1997年仅为5.029,其税收负担均低于第二、第三产业。  2,个体经济偷税严重。1997年城乡个体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口.92%,而同期城乡个体经济缴纳的工商税收占全部工商税收的比重仅为6.719。  3外资企业税收优惠较多。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很快,但由于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较多,从而影响税收增长。譬如:1994年老三资企业出口产品实行不征税不退税政策;1994年以后设立有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实行税收免抵退政策;进口来料加工复出口不征增值税、消费税;新办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的优惠等。  (三)非税收入急剧膨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处理堆积如山的“历史欠账”,启动体制改革和经济现代化宏大工程时所面临的巨额资金需求,预算内资金无法满足,便走上了多渠道融资之路。各部门、单位在利益驱动下,仿效政府做法,通过扩张可支配的财力,以寻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以费代税,以费挤税,影响了税收占00?的比重。  1.巧立名目乱收费。自80年代初国务皖决定相继开征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以来,各级地方政府也先后开征物价调节基金、防洪保安基金、地方经济发展基金等;各有关部门争相设立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截至1996年底中央和省两级政府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就达3000多项、基金80多项,是我国现行税种数量的130多倍。  1.费大于税。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1996年中央和省两级政府批准的收费和基金已达4000多亿元,占当年税收收入的509以上,占当年00?的比重约为奶0。据有关专家估计,1997年我国各种预算外资金总额达9000亿元以上,是当年税收收入的114倍,占当年60?的比重为12.04。  3以费挤税。由于收费项目多、数额大,直接挤占税收。一方面向企业收取的各种费、基金、集资和摊派,直接影响企业盈亏状况,侵占企业所得税税基;对于面广量大并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税款的个体经营者来说,由于收费数额一般是税收3倍以上,且又以税收征收定额为基础收费,致使税收定额很难调增,甚至出现集体罢市、暴力抗税,从而影响税款足额征收。另一方面向企业收费往往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性,迫使企业在资金紧张情况下欠税交费。  (四)现行税制不够科学  我国现行税制对原有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奠定了基础,但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税制相比,仍显露出税种不全、税基不宽、税收优惠不规范等问题,影响了税收占00?的比重。  1.税种不全。世界各国实施的税种主要分为六类:所得税类、社会保障税类、财产税类、商品和劳务税类、关税、其他税类。发达国家基本是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直接税为主体,商品劳务税为辅助的税制结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奴:!))个国家1985年、1989年、1992年税收情况的比较分析(详见附表五〉,可以看出社会保障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税种。我国至今没有设立社会保障税,但分散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使用的社会保障基金数额也相当可观,据有关部门统计,1995年中国社会保障福利费用金额达2300亿元,占当年税收收人的40以上,占当年以)?的比重约为470。另外,我国至今未开征遗产与赠予税、证券交易税等。  1税基不宽。我国现行增值税实施范围较窄,对关联度较髙的交通、运输、建筑安装等行业未纳人增值税征税范围,导致增值税“链条”中断,同时在增值税核算中,又将发生的运输费用、购进的农产品等允许计算抵扣增值税,严重影响税基的完整性。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其税前列支项目、标准又受企业会计财务制度制约,造成部门间工作扯皮,税基管理困难,导致税款流失。  3税收优惠不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是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现行税制中按特区、开发区、开放区等区域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所得税税法,并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规定较多的所得税优惠;对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等等。这些按区域、企业类型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既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又有碍于企业公平竞争。  118求索与奋进  (五)税收征管不够有力  我国现阶段依法治税的观念比较淡薄,征管手段比较落后,税收监控体系未能形成,征管能力不足,税款流失严重,影响了税收占60?的比重。  1.漏征漏管情况严重。由于我国对工商业户办理工商登记和办理税务登记缺乏有效配合,出现了大量已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小型商贸企业未依法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的税收漏管漏征户。据有关部门清查统计,税收漏征漏管户约占正常税收管理户的207。左右。  2偷逃税款普遍存在。纳税人违反税法规定,对发生的应纳税行为,采取隐瞒应税收人、非法取得税款抵扣凭证虚假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虚列成本费用等手段偷逃国家税款。据有关专家估计,个体户普遍偷逃税,小型企业50以上偷逃税,大中型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偷逃税款问题,每年偷逃税款约占同期入库税款的209左右。  3欠缴税款居离不下。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的情况比较普遍,严重影响税款及时、足额人库。据有关方面统计,累计欠税约占当年人库税款的1070左右。  三、提高我国税收占00?比重的对策  我国现阶段税收占比重很低的问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累积反映。为了实现我国跨世纪现代化宏伟目标,必须进一步强化税收在政府收人中的地位和作用,努力提高税收占60?的比重,使其比重近期达到20左右,中长期达到25为主。一方面通过提高税收的外部整合能力,使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通过税收形式转变为政府资源;另一方面提髙税收的内部整合能力,即严格税收征收管理,强化税收稽查,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流失。  (一)整顿分配秩序规范收入机制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取得收人的方式和数量不仅要规范化,而且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实行依法治国,减少收人分配机制方面的税收流失。  1.确定政府收入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课税。”“賦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税收是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来源和保证,是政府部门运转的基础和维系政权存在的重大政治问题。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都以税收作为政府收人的主要形式,并重视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实践证明,采用非法手段向公民强征暴敛是政府堕落的表现。因此,要尽快将各种非规范性的政府收人形式改变为以税收为主的规范化收人形式。  清理整顿各种收费。必须痛下决心对我国目前各级政府及其行政、事业单位收费,采取断然措施进行全面彻底清理、整顿。一是坚决取缔各种不合理的乱收费;二是将一部分具有税收性质或具备征税条件的收费项目,通过税收立法,开设新税种或者纳人现行税种扩大税基、提高税率,实行依法征收,使税收规模幅度增大;三是对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确需保留的少数、合理的收费项目加以规范,严格控制收取范围和标准,纳人财政预算管理。  3硬化财政预算管理。由于在现行财政体制下政府间财力分配的不规范、不合理造成政府各级次、各系统彼此戒备,促成其尽可能扩张不纳人体制分配的资金,导致财力资源严重分散。因此,要完善并坚决执行《预算法》,规范各级政府财政收支范围,提高预算透明度和约束力;要彻底清理预算外资金,理顺政府间以及政府与部门间的收人分配关系,实行收支两条线,尽快结束两种预算并存的混乱局面;研究税收支出预算管理,使税法规定的减税、免税步人规范、科学管理的轨道。  (二)深化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现行税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减少税制方面的税收流失。  1.开征新税种。社会保障税在西方国家比较普遍实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客观要求政府加大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鉴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程度很低的实际情况,拟将目前征收的职工养老基金、职工失业保障基金、职工医疗保障基金等,改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将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过闸费、各种运费附加费和管理费,改为交通设施建设维护税;将教育附加费、车费购置附加费等,改为社会教育税;开征证券交易税、遗产与赠予税等。  之.加强税基管理。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先将与物质生产领域直接相关的建筑安装、交通运输等行业纳人增值税范围,然后再逐步将第一产业中农产品以及第三产业中餐饮业等纳人增值税范围,保持增值税“链条”完整性,增强增值税的内在监控功能;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一些税基较为稳定的超前消费商品和服务项目纳人消费税征收范围;硬化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管理,改变企业所得税计税依据受制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做法,确保企业所得税税基不受侵蚀。  3规范税收优惠。遵循国民待遇原则,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法,取消新办企业减免所得税规定,公平内外资企业税收负担;取消按不同区域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改为按国家产业政策制定鼓励发展行业和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对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改为对社会公共事业部门和社会特殊群体由国家提供公共商品和社会保障。  (三)严格税收征管,做到应收尽收  税收征收管理是整个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项税收政策得以贯彻实施的根本保证。因此,必须严密纳税户籍管理制度,严格纳税申报稽核办法,严肃税收人库纪律,保证税收及时足额人库,减少税收管理方面的税收流失。  1.严密纳税户籍管理制度。统一社会单位、个人代码制度。改革现行新开业户先到工商行政机关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再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的管理制度,实行新开业户先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报办理工商预登记,然后持有关证件、资料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待新业户办妥税务登记手续后,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对无误才颁发营业执照的纳税户籍管理制度。尽快实现税务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以及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的户籍信息计算机联网。  2严格纳税申报稽核办法。严格现金管理制度,广泛推行银行结算办法,实行存款实名制,全面准确反映个人资金运行情况。科学确定涉及纳税人货币资金、物品采购储备资金、生产过程相关费用以及商品销售资金等方面的财务税收指标体系,尽快建立纳税申报计算机评估系统,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数额进行计算机自动稽核,将纳税申报异常情况自动分成不同类型,并视其异常程序进行排序,以便税务机关安排检查,促使纳税人依法准确申报纳税。  3严肃税款入库纪律。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缓缴税款条件、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审批缓缴税款,不得以缓代欠、以缓代免;要严肃税款滞纳金制度,对逾期不缴税款的,要依法加收滞纳金;对欠税屡催不缴的,要依法采取银行扣缴、限供发票、查封扣押拍卖商品货物、新闻媒体曝光等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发扬“挤柠檬”精神,最大限度压缩欠税。  (四)强化税收检査,依法打击偷税  强化税收检查是税收征管、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的重要措施,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偷骗税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必须重拳出击,依法查处偷骗税行为,减少税收查处方面的税收流失。  1.完善税收检査办法。要加强税收日常检查,对纳税申报稽核出的异常情况,分别采取调阅资料案头检查、对纳税人质询检査、派员实地检査等检查方法,不放过纳税申报主要异常户,建立人、机结合的稽核检查体系;要突出税收专项检査,定期组织开展对个体税收、涉外税收、重点行业、重点税源户等专项检査,以查促管,规范行业性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漏洞;要抓好税收大要案检査,对发现的税收大要案必须组织精干力量一查到底,依法惩处,震慑税收犯罪;要健全税收检査工作质量考核体系,推行案件主审制度,提高税收检查工作质量和效率。  1.加强税收检查队伍。针对我国目前偷骗案件多、査处难的实际情况,要尽快落实中央关于组建税务警察的重要决定,建立一支数量充足、素质过硬、装备精良、保障有力的税务警察队伍,对税收治安、涉税违法行为侦查、税收处理决定执行等专业化管理,增强税收刚性,加大税收执法力度。  3建立税务专业法庭。要借鉴国外做法,总结我国建立税务巡回法庭的经验,研究在审判机关内设立税务专业法庭,对涉税刑事犯罪案件和税务行政诉讼案件进行专业化管理,提高税务案件的审理质量和速度,维护税法的尊严。  (五)实行配套改革,理顺体制关系  税收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提高税收占00?的比重,必须进行配套改革,减少管理体制方面的税收流失。  1.完善税收管理体制。按照“税法统一、税权集中”的原则精神,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在税种设立、开征停征、税收政策制定等方面的管理权限;科学界定国家税务局系统和地方税务局系统的税收征管范围,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税收成本,方便纳税人,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逐步建立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垂直管理的税务机构体制,精兵简政,弱化直至消除干扰税收执法的体制基础。  1.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扩大中央与地方共享税范围,并适当提高地方在共享税中的分配比例,调动地方发展生产,支持税收工作的积极性;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行税收收人占00?增长挂钩办法,依据税收收人占00?比重计算财政转移支付额,弱化直至消除影响税收收人的利益基础。  3建立目标责任制度。将提高税收收人占00?比重的任务列入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根据全国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结合各地经济结构及00?增长等实际情况,确定恰当的短期和中长期税收占00?比重目标,防止掺对水分,截留税收收入的不良做法,促进经济发展既有较快的速度,又有较好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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