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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从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的新诗评论绝大部分都在这里了。翻阅之余,一则以喜悦,一则以优惧。喜的是,毕竟生活证明了,当年本着诗的信仰,为朦胧诗率真地抗争,义无反顾地坚守,已经为历史所肯定;如今看来,其精神价值,不仅限于诗论,同时也不失为冲击思想牢笼的一枝响箭,这种超越了纯诗范畴的价值,也许是历史最大的褒奖。但是,这不但不能使我沉迷,相反,一种不可抑制的忧惧油然而生。  少年时代就立志以诗为生命,青年时代,更升华为以生命为诗。在“文革”浩劫中,被困于绝望之中,除了读诗能给我一点生命的精彩以外,我作为一个活人的一切感觉都麻木了。那时,我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贫困得只剩下诗了;同时,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只要一打开诗,就感到比任何凌辱我的左派在精神上要富豪。1971年,有整整七个月的时间,我失去了自由,包括没有阅读的自由,我唯一的精神天国,就是打扫厕所时偷偷得来的一本《西厢记》。我舍不得一下子读完,秘密用发给我写交代的白纸,以仿宋体手抄,来从容滋润、激活我瀕危的生命的感觉。灾难有多深,对于诗情的渴望就有多深。对于诗歌艺术的忠诚,正是在灾难中养育起来的。也许就是凭着这一点,时机一到,我就义无反顾,悍然为朦胧诗摇旗呐喊,冲锋陷阵。当时那股傻气,那股疯劲,那种自信,真有一种不虚此生的甜蜜。但是,回望近三十年的生命,仅有为朦胧诗辩护这么一点亮色值得自慰。从那以后,也就是后新潮诗出现,在新诗进入新的探索时期以后,我就感到困惑。我对诗的忠诚,对诗的理解,和我许多挚友不能达到高度的一致。坚持我对诗歌艺术的信仰,就不能完全认同新一代的弄潮儿;要从我所信奉的艺术观念为后新潮诗作出阐释,就不能不自我否定。虽然谢冕兄反复说我“永远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第一次感到自信的缺乏。对已经发出的批评,虽然出于信仰,但是,却失去了为朦胧诗辩护那时的激情。  对于一个从青年时代就以身许诗的人来说,是不是有点郁闷?  读者不难发现,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面对新诗争论基本上沉默了。  这不但因为我信奉历史的实践具有证明和证伪功能,而且还因为我怀疑从西方引进的某些理论。年轻的朋友正是这些理念指导下,进行灵魂和语言的探险的。在很长一段时间时,我不能确定这些理念是把诗歌艺术推向绝境,还是拥向胜境。我选择了在沉静中观察。忠于自己的观察和深思,不能不感到,那些号称最为前卫的理论,并不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甚至当它们从欧洲出口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也并不是没有怀疑的。我的朋友刘亚猛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起,被我国理论界奉为圭臬的美国理论家J.希利斯·米勒“对1960年代以来美国思想界从欧洲大陆的大规模理论引进进行了反思,得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结论”:  理论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超脱大度”(“impersonal and universal”),而是跟它萌发生长的那个语境所具有的“独特时、地、文化和语言”盘根错节、难解难分。又如,在将理论从其“原址”迁移到一个陌生语境时,人们不管费多大的劲总还是无法将它从固有的“语言和文化根基”完全剥离。“那些试图吸收外异理论,使之在本土发挥新功用的人引进的其实可能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或者是一种计算机病毒,反过来控制了机内原有的程序,使之服务于某些异己利益,产生破坏性效果”。  从他那里,我长期的困惑得到理论上某种程度的阐明。我们引进的那些西方理论,我们模仿的那些西方的诗风,是不是可能“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或者是一种计算机病毒呢”?是不是“反过来控制了机内原有的程序”,对我视为生命的诗艺“产生破坏性效果”呢?这一点,我们是有过切肤之痛的。上世纪引进的那些苏式文论中的特洛伊木马和计算机病毒留下的伤害是不应该忘记的。乔纳森·卡勒说过,作为理论,其本身的准则就是反思。  回顾自以为奉献给诗的生命历程,忧惧之情油然而生。整整七十多年的岁月,对诗真正有把握,不过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不到十年的时间,在七十年代以前,我为正统诗坛的假大空的权威所窒息,在九十年代以后,我又为新诗的眼花缭乱所迷惑。  人,甚至像我这样一个并不太愚蠢的人,实在是很渺小的。  虽然渺小,但聊可自慰的是,毕竟这是一个追求诗歌艺术的人心灵探险的记录,一个颇有时代特点的个案,其中许多观念和细节,也许还有历史文献的价值。  正是因为这样,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的研究转向了新诗历史、诗学审美和新诗经典文本的解读,写出了《新诗的第一个十年》和《“再别康桥”解读》等等,在这种领域中,我欣慰地感到,我又恢复了谢冕所说的“良好的自我感觉”。这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把理论创新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西方诗论,而不知理论更丰富的宝库就在我们的历史实践之中,究竟引进的是特洛伊木马、计算机病毒,还是灵丹仙草,只有历史实践才能证明。  2009年5月3日-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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