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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书城>都市小说>走西口
  西方的上帝对他的臣民说,你已经拥有的,我将给你更多;你已经失去的,我将让你失去更多。  中国的神对中国东部汹涌澎湃的人潮说,我赐你们以出路。然后转过身来,顺手打开了通往西部的大门。  你以为走西口就是骑着马挎着猎枪喝着酒唱着歌搂着婆姨醉入花丛?  一、走西口不相信眼泪  多少年前的某一天早晨,陕北高原的一座土庄院里,一扇破烂的木门哗然打开。门里走出一条汉子,头裹白羊肚手巾,扎着一条粗毛线织成的腰带,身背一副鼓囊囊的褡裢,肩上扛着一条扁担,他望了一眼远天远地,叹口气,然后朝门外走去。  这时,门里又飘出一个女人,她的身影很虚,像一盏在风中摇曳的用红纸糊成的灯笼。她跟在汉子身后,亦步亦趋。汉子回过头,张口想说什么,又什么都没说,只把羊毛腰带紧了紧,转回身,低了头,继续走路。女人抬手抹了几把眼泪,紧走几步,与汉子并肩而行。  到了村口汉子站住了,女人也站住了,四目相对,许久无言。  汉子说:“别送了,你回吧。”转身就朝村外走去。女人的眼泪顷刻间泉涌而出,泪眼朦胧间,汉子的身影越来越虚,变成一片随风飘荡的枯叶。  女人遥望着天边渐飘渐远的枯叶,突然间展喉而歌:  哥哥(了)(你)走(得)西口,  小妹妹(我)实难留,  双手(我)拉住(了)情郎哥哥的手(啊),  送出了(就)大门(哎嗨)口。  女人歌声刚起,远方那个树叶似的人便定格在那里。这时,又一阵寒风刮来,从女人的身边旋起一股尘埃,直向汉子的方向追去。女人的歌声已落,蓄满眼眶的泪水像久旱不雨的天空突然起了急雨,噼噼啪啪,倾泻下来。女人没有擦眼泪,她仰脸望着那股尘埃卷地而去。汉子依然站在那里,在狂暴的尘埃中凝然不动。女人情不自禁,又接着唱道:  送出(了)大门(哎嗨)口,  至死也不丢你的手。  两眼的泪珠(儿),  一道一道一道一道  朵朵朵朵朵的往下(哎嗨)流。  好似万里黄河到了壶口瀑布,猛然间飞流直下,撼天动地。女人也没想到,她柔弱的躯体里竟然一下子爆发出了如此巨大的能量,她觉得头晕目眩,立脚不住。而此时迫切需要几滴眼泪滋润心田的她,却泪干眼枯,只觉天地倒悬,日月无光。她依稀看见,那个虚行的身影正向自己飘来,便强自镇静,立稳身子,决绝地朝那个身影挥了挥手。  那个身影终于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  那个汉子和那个女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俩塑造的本属人间正常风景的这一幕,却永远留在了长城外,古道边,永远写进了中国人的生存史和心灵史。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亲手拉开了中国人上演了数百年,而且还要继续演下去的一幕大戏一一走西口。  男人出门远行,女人依依送别,这实在是人间最寻常不过的风景。可是,当一个男人踽踽离家而去,融入苍茫天地;一个女人别情婉转,涕泪滂沱,千千万万个男人这样,千千万万的女人也这样,那么,就像漠漠烟尘中突然涌出无数棵落叶萧萧而下的古树,古树丛中万花落红,一派萧瑟一样,谁能不为之愀然动容,怅然而叹呢?  走西口正是这样一种风景,男人的座下没有一跃千里的骏马,手中没有咤叱万夫的猎枪,杯中也没有邀月共饮的美酒,也不会唱着杏花春雨的情歌,怀中更没有呢呢喃喃的女人,他们拥有的只有一副盛着粗食干粮的褡裢,只有一根用来桃起生活重担,又可抵挡野狗恶狼的扁担,如果说有什么浪漫的念想,那也只是对远方生计的默祷和对自家婆姨的相思。而那些女人呢,拥有的也只有焦灼的等待,唱一首送别的歌儿,那也是眼泪凝结成的花瓣。  走西口的路上,一个男人是一个故事;留守在家的女人,一个女人是一则寓言。这故事、这寓言都是一首歌,这首歌的主旋律是凄婉。  《走西口》的歌儿版本不尽相同,不同的版本唱出共同的命运,命运的基调是凄婉。  第一个版本就是那位陕北女人唱的,歌声化入长空,沉落尘埃已多少时日,我们仍然能看见那眼泪“一道一道一道一道”往下流,仍可听见那眼泪“朵朵朵朵朵”的滴嗒声。  第二种版本的《走西口》我们仍然看见的是眼泪,词曰:  哥哥(哟)走西口,  妹妹(呀)犯了(这)愁,  提起哥哥(哟)走西口,  (哎)妹妹(这)泪长流。  哥哥(哟)走西口,  妹妹(呀)送你(这)走,  手把上(的那就)手儿(哟),  送出了大门口。  第一种版本的(走西口》,显然是汉子乍离家出门,前途末卜,女人初次遇到这种事情,难免生出生离死别的情感,说不出话来,收不住泪水。第二种版本的《走西口》,看来男人已走过若干回西口了,雁去雁回,只待时令。女人虽可坦然而对,可是别后之寥落毕竟要自己承受啊,忍不住的还是眼泪。伤感虽伤感,浪漫的成分也许还有些,让没有经历过走西口的人体验一下此番苍凉,更为艺术家们情所独钟。也许正因为这份缘故,解放初期,王方亮、张树楠二人将这个版本改编为无伴奏合唱,中央陕北合唱团演唱出来,立即风靡全国,至今不衰。现在人们所习惯唱的便是这个版本的《走西口》,这是众人普遍能够承受得住的凄婉。  第三个版本的《走西口》就絮叨多了,像一对天马行空的情人,正卿卿我我得热烈,忽然间碰上吃饭穿衣这类恼人的事,女方还有许多的悄悄话儿要说,还有许多的娇未来得及撒出来,男方忽然就要走了,走到一个不知有多远的远方,而女方仍沉浸在头昏脑胀的爱恋中。当把新婚的丈夫送出村口,才恍然觉出她依偎的那个人儿真的要走了,于是,她唱道:  正月里娶过奴,  二月里走西口,  手拉着(的那个)哥哥的手,  两眼儿泪长流。  送哥到大门口,  小妹妹不丢开手,  有两句(的那个)知心的话,  哥哥你记心头。  走路你走大路,  万莫要(就)走小路,  大路上(的那就)人马的多,  好给哥哥解忧愁。  絮絮叨叨,要说的话像长河一样长。可是,无论你是新婚夫妇,无论你难分难舍,也不论你呜咽泪雨,该走还得走,这就是生存啊,在生存面前,无可奈何。  走西口,不相信眼泪。  然而,不相信眼泪的还有陕北神木的一位小媳妇,听听她是如何送丈夫远行的:  哥哥你走西(呀哎嗨嗨)口,  小妹妹也(呀)难(哎)留,  止不住(呀哎)(哎嗨哎嗨)伤(啊)心(呀)泪,  一道一道一道往(呀哎)下(呀哎嗨嗨)流。  正月里娶过(哎哎嗨嗨)奴,  二月里西外(呀)行,  早知道(呀哎)(哎嗨嗨嗨)走(啊)西(呀)口,  那如不(呀哎)成(呀哎嗨嗨)亲。  不相信眼泪,但仍止不住泪水长流。怨也罢,后悔也罢,伤心也罢,任你哭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丈夫还得走西口。这是命运,在命运面前,我们只好闭口无言。  比如陕北府谷的一位小媳妇,在送丈夫出门时就什么话也没说,第五种版本的《走西口》是这样唱的:  哥哥走西口,  小妹妹(哎)也难(哎哎)留,  止不住(呀哎哎嗨嗨嗨)伤心泪,  一道一道一道往下(哎嗨哎嗨嗨)流。  伤心极处是无言,一滴眼泪就是一颗破碎的心。西口外的古道上洒满了太阳永远也晒不干的泪水。  走西口不相信眼泪,走西口,走不完的是眼泪的长河。  二、为了一张口,走遍天涯路  中国地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任谁有多么优秀的想像力,身处中国的任何一寸土地上,也很难真正想象出中国究竟有多大,难怪当西方人将炮口对准中国的大门时,我们几乎所有的人仍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优越感中。其实,中国地大,人也多,却有近一半的国土并不特别适合人类的生存。若将肥沃的土地与汹涌澎湃的人口进行平均分配,那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实在是很可怜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央王朝的更迭,各政治集团的纷争,民众与政府的反复较量,以及内地与周边各民族之间的你争我夺,说到底,不过还是为了争夺更多、更有利的生存空间而已。犹如一碗饭,你吃得多一些,我就吃得少一些;你吃得优游一些,我就吃得局促一些。为了这个,几千年来多少人头落地,多少人血染黄沙?  为了一张口,走遍天涯路,这是生存!  明清以来,中国千千万万的人,风流云散,四处飘荡,或者闯关东,或者下南洋,或者走西口,不是中国人天生好流浪,隐藏在后面的是那挥斥一切的生存危机。  大规模地“走西口”洪流为什么兴于明,而盛干清?  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譬如树叶无风而落,那是因为秋天到了,一岁一枯荣,在自然规律面前,万事万物都得拱手称臣。  走西口,是中国人为了生存的自然选择。  中国的人口在明朝以后一直呈稳定增长的趋势,据明初编制黄册时的统计,全国的户口数分别为: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10654362户,59873305口;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16052860户,60545812口。  两个统计数字相距12年,户数增加约54万,人口数增加了67万。  人口增加,耕地面积也有增加,1391年,全国耕地面积为8804623顷,粮食总产量也在稳步增长,全国税粮,1385年为20889617石,1393年为3278980石,8年间,增长1/3。  从人口与土地和生产能力相比较,似乎这个比例还算适当。  进入清朝,情形就不一样了,让我们继续用数字来说话吧。  顺治十八年(1661年):  人口数为105342045,耕地面积为5493576顷,人均5。2亩,人口增加指数为100,耕地增加指数为100,每户占地34亩;  嘉庆十七年(1812年):  人口数为333700560人,耕地面积为5493576顷,人均占地2。3亩,人口增加指数为316,耕地增加指数为144,每户耕地17亩;  光绪十一年(1885年):  人口数为377636000人,耕地面积为691197顷,人均占地2。4亩,人口增加指数358,耕地增加指数为166,户均占地15亩。  面对一串枯燥无味的数字,我们无不感到头皮发胀,可是,没有这些数字,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汹涌澎湃走西口的社会现象了。  一个个数字无异于一颗颗铁锤,重重地敲击在中国人的心口上。从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从顺治十八年到光绪十一年,220年的时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人口增加了三倍半,耕地只增加了一倍半多一点。每人所占耕地的比率从5亩渐次降到2。4亩。  而更为可怕的是,人口的生产能力成倍增长,财富的生产手段却滞后不前,春秋战国时,中国人是二牛抬扛,到清朝末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完成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人仍然在二牛抬扛!  压力,空前的巨大的生存压力降临在中国人的头顶上,中国从来不乏有识之士,洪亮吉在他的着作《意言》卷一第二篇《治平》中说:  “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末尽辟,间廛未尽也。然亦不遇场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  犹如一副翘翘板,田与屋之不足是一头,户与口之有余是另一头,两者的重量相差巨大,平衡便难以实现。  在残酷的生存压力面前,是甘心被压成肉饼,还是在灭顶之灾中顽强地拱出头来?这是摆在中国内地每一个人面前的沉重选择。  走西口,一群中国人为自己找到的一条逃生之路。  三、寻找生命的绿洲  走西口现象,为什么首先出现在陕北、晋西北?  有一首民谣说得好:  府谷保德州,  十年九不收。  男人走口外,  女人挖苦菜,  卖儿卖女当乞丐。  民谣是野史,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不足凭信,让我们翻开所谓的“正史”吧。  据康熙《陕西通志》卷三十二载,明朝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有一位路过延安的官员马懋才,他向皇帝写了一份奏折叫《备陈灾变疏》,陈述了他所见到的情况是:  “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粪者。”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体。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然则现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逝,飘流异地,栖泊无依。恒产既无,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销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为盗乎?”  以上所载,是说明末崇祯朝事,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这是王朝末年,战乱将作,天下扰攘,民为粪土,本属常理,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目光移向号称“盛世”的康熙、乾隆时代。据《西北灾荒史》记:  1721年(康熙六十年):  榆林地区南部:春,旱。夏,饥。  黄陵:春、夏,不雨,大饥,斗米钱千文,饿殍相望。  清涧:春,无雨,夏禾绝,六月乃雨。民荒极,多逃亡,男女孩易米二、三升,夫妇不相顾,复多疫,死者相枕籍,南门外掘万人坑,存活者十二、三。  延川:大旱,斗米一两,僵尸遍野,人民逃亡。  其实,不用繁琐举例,科学工作者早就发现了西北地区的旱灾规律,经过对数千年来有文字记载的旱灾统计,陕北地区每三年必有一个旱灾年,而每八年,则必有一个大旱灾、特大旱灾,甚至毁灭性旱灾年。可以想见,陕北人的头顶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他们的生活像个终生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创造,毁灭,重新创造,重新毁灭,永远处在一个白手起家的生存层面。  陕北如此,晋西北也同样,还有河南、山东,还有中国东部的广大地域。  “永久饥馑之国”是日本学者橘朴在他的《中国社会研究》一书说的,因是学术着作,自然比不上“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那样影响深远,因而也就没有激起更多的同胞的同仇敌忾。其实请随手打开任何一本中国人写的中国历史着作吧,每一页都有一个抢眼的词:饥馑!如果您无暇翻书,就请问问您的上辈吧,留在他们心灵中最真切的记忆仍然是:饥馑。  四、千里无人好流浪  内地人口急剧膨胀,与之俱来的便是,本来有限的生存空间愈见狭窄,就像一个只能挑百斤担子的汉子,不由分说,在其肩上压上了千斤重担一样,或者甘愿被压死,或者设法逃离,陕北、晋西北的人纷纷逃向边地。与此相对应的是,西北五省区(包括内蒙西部地区)向来地旷人稀,而在中部、东部地区人口急剧膨胀之时,西北地区的人口数量不但未见增加,却呈下降趋势,这其中有天灾的因素,也有战乱的原因。一面是迅速膨胀,一面是更趋寥落,“走西口”于是成为可能。  万里黄河富宁夏,广阔的河套平原与中原甚至江南的生存条件应该不相上下,可是在同样数量的土地上承载的人口,仅有前者的百分之一,甚至数百分之一。据统计,在明末,宁夏仅有人口5万余,至清乾嘉朝,宁夏人口与全国各地一样,迅速增长,但也不过135万。后来屡经战乱,尤其是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后,到1925年,宁夏人口由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的135万人,减少到39万余人,百多年间,人口净减百万之多。到抗日战争时期,宁夏人口虽有所恢复,但直至1943年,也不过70余万。  甘肃人口在乾嘉最盛期曾达到1200万,但此后的百年间(1749—1862年),甘肃人口基本上等于零增长,每年净增4000人左右。  1863年至1873年,陕甘回民起义,清廷派大军剿抚,10年间,甘肃人口锐减,279。6万人,净减960。8万。  此后,甘肃人口数量有所恢复,但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也只426万多人。过了三年,一场旱灾,全省人口又降至267万人。  进入民国,甘肃人口时升时降,但始终保持着地旷人稀的状态。1922年,全省人口为520余万,可是,经过1927年的甘肃大地震,1928—1929年的特大旱灾,全省死于饥饿者达140余万,死于瘟疫者达60余万,死于河湟事变者30余万,三项重大灾难,甘肃净减人口达230余万。直到1936年,人口才恢复至640余万。  青海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总人口约为70万,到咸丰三年(1853年),共约90余万。到了清末,人口总数最多不超过110万。  进入民国,据1930年统计,全省约有150万人左右。  新疆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人口仅40余万,至道光年间有所增长,可是因同治战乱,新疆人口损失较大,至清末,虽有较大规模的增长,也只200万人左右。  到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新疆人口已达到436万余,除了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外,“走西口”而来的移民当占相当比例。  由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在占全国土地面积一半以上的地域内,只生活着1630万左右的人口。  是什么原因使陕西北的人口不但未见增长,反而下降呢?  答曰:战乱,天灾。  从战乱方面说,有民族纠纷,有官民对立,有外敌侵入,有军阀混战,战争的性质不一,有正义的抗争,有非正义的劫掠,但其共同的后果则是对社会经济的毁灭性破坏。从近代以来,西北各省影响较大的战乱计有:  1820年,新疆大和卓之孙进攻喀什。  1822年,青海循化、贵德藏民啸聚暴动。  1826年,张格尔在英国殖民主义分子的支持下攻陷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田等地。南疆军民死伤极多,回族居民年龄在15岁以上者逼迫当其协从,不从者,格杀勿论。  1846年,循化藏民起事,清军大肆焚屠。  1850年,西宁周围藏民起事,战火烧及甘肃河西。  1853年,陇西北山白莲教徒起事。  1855年,甘肃驻军因扣饷发动叛乱,波及多年。  1858年,浩罕助和卓攻陷喀什等地,残杀居民甚众。  同治年间(1862—1873年),陕甘回民起事,战火延及西北全境,清廷倾全力镇压,左宗棠率十万大军云集西北,战争持续10多年,战场厮杀及民族仇杀,屠城洗村事件比比皆是。生产秩序被彻底打乱,人民因饥荒而毙者,甚于杀戮。以号称“富邑”的兰州为例,战乱中曾多次被围困,“及乱定,省城粮价益贵,斗至三四十金无粜者;道殪相望、饥民割死人肉食之;继之杀人而食;携持男女赴河者,官至不能禁。城中生灵存者不能十一二”。加以清军内部矛盾,导致军队经常哗变,乱军窜扰杀掠,毒害至剧。事变第一年,仅西宁一县近郊各庄死亡人数即达16276人,碾伯、大通等地居民被杀者更多。清军对起事回民大肆镇压,之后又进行“善后”杀戮,使回民死伤尤为惨重。  1886年,宁夏宁灵厅哥老会赵神仙起事。  1895年,“光绪事变”爆发,战乱波及甘、宁、青各地,甘肃人口又从400余万急跌至260余万。事变之初,汉民多死,如西宁北川各堡,“汉民被杀万余”,“东川曹家堡,西川新漆堡皆陷,两堡汉民被杀七千余人”。前来镇压的清军纪律败坏,董福祥军在西宁郊区“家搜户索,银钱粮草,掳掠一空”。  进入民国后,战乱更甚,1914年,张广建与马安良争夺甘肃的控制权,祸及兰州、河西。1919年,甘肃地方势力反张通电,又是一场骚乱。1924年,白朗甘。1925年,陇东各县民变,数万人反税围城,同年,又有大规模的张九才起义,武都民变,平凉兵变。  1928一1933年,河湟事变,波及西北各地。“尕司令”马仲英率军所到之处,大肆屠戮,破永昌城,杀男子2299人,使其变成”寡妇城”,破民勤,又杀700人。事变过后,甘肃人口降至260余万。  从天灾方面讲,西北向来诸灾俱全,旱、风、水、雹、霜、震等等灾变,交相发作,将西北民众更进一步地推进灾难的深渊。较大的旱灾如民国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西北连续旱、雹、洪、虫、疫相加,致使甘、宁、青各省尸横遍地。当时称:“天祸吾甘,灾歉频仍,民九地震惨变,元气尚未恢复。近年旱戾虐肆,灾祸又复相行,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数十县人民,死亡逾三百万人。幸存之人,流离失所,愁云迷漫。”甘肃省政府也称:“甘肃连年大旱,夏秋无收,加以兵迹匪蹂,劫烧杀戮,惨无人道,破坏至五十余县,死亡达三百万人,其幸存者衣食居住,一例荡然。”当时兰州斗麦至7。3万钱,人相食,死者枕籍,东、西门外掘万人坑埋之,数逾万。宁夏、陇东至洮岷、河西等地,“积尸梗道,人相食,甚至有掘尸碾骨,易子而食者”。据统计,仅民国十八年一年,甘肃饿死140余万人,死于瘟疫60余万人,死于兵匪者30万余人。兰州因死人太多,省政府用大车将尸体投入黄河,辕门外竟有公开卖人肉包子的小贩。  上面提到的民元九年震灾,即指发生于1920年12月16日晚7时的地震,几秒钟时间内,西北地区23万人便魂归西天。  西方的《圣经》中讲了一条人生定律,大意是,你拥有的,使你继续增多,你没有的,让你继续减少。这就是著名的“马太效应”。体现在中国人的生计问题上,这条效应也无处不在发挥作用。中原地狭人多,便让人口无限制地增多,土地更加狭小,西北地旷人稀,便以天灾人祸的方式,让闲地更多,人口更少。  要不,中国的文化史上何来“走西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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