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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小天鹅我叫顾婷娥,姓顾的顾,婷婷玉立的婷,女字旁的娥,是婷娥,不是天鹅,也不是小天鹅。可是,从小到大,大家都叫我小天鹅。10岁那一年,妈妈请人教我唱秦腔,一唱就红,于是小天鹅就正式成了我的艺名。只有到了每月领工资的那一天,我的名字就还是顾婷娥。噢,对了,后来,死刑判决书上也是顾婷娥。我是怎么成为杀人犯的?还得从麻风病说起——我的麻风病,是我们团化妆师发现的。那天晚上,我们有重要演出,据说是给“真如铁”的专场演出。“真如铁”是当时我们那儿一个很出名的红卫兵组织。后来知道,那也是“文革”开始后的最后一场演出,第二天县革委会就下令解散了秦腔剧团。当然,后面的事情跟我就没关系了。当时,化妆师正给我化妆,突然她怪叫声:“妈呀,小天鹅你脸上这一大片总不是麻风斑吧?”她这一喊,我浑身就软了,舌根也软了,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上来,等干自动承认了。因为我担心自己得麻风病已经好几天了,我偷偷查过资料,我身上的很多症状太像麻风病了。你知道,我们韬河是麻风病高发区,这方面的资料不难找。轰隆一声,后台一下子空了,就剩我一个,不哭不笑,也不闹,甚至也不知道伤心,不知道难过,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死吧。后来帘子一闪,接连飞进来三条旧麻袋,只听见声音没看见人:“小天鹅,听话,快把麻袋套上!”我出奇地听话,把三条麻袋从里到外套好,然后像虫子一样乖乖地爬进去,再侧身躺下,把两只脚尽可能地收拢,用力闭上眼睛,乖乖地开始等死,等他们拖出去,拖进荒郊野地,要么活埋,要么烧死。我们韬河自古以来就是这么对付麻风病人的,没啥好说的。麻袋里盛过粮食,有几粒粮食从我脸上滑下去,有些钻进脖子里,还有不少灰尘,呛得我直咳嗽,那一瞬间我几乎要从麻袋里跳出来找人算账了。不过,很快我就想起来我是为什么钻进麻袋的!我现在不是随便能发脾气的红戏子小天鹅,而是一个能把人吓死的麻风女。我的心思始终又简单又明了:快死,快快死,怎么死都行,只要快,最好别让我有时间想起我爸我妈、我丈夫。可他们的动作实在好慢好慢,慢得让我心焦。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喊:“小天鹅,现在件站起来,朝外走。”我先是想办法坐起来,然后再费事地站好。“走,走,向左——向右——向前——”我就像一块会听话会认路的树桩,稳稳当当地走下曲里拐弯的木头台阶。我听见我的脚步声一声一声,离我很远很远,就像走在阎王殿里。到了院子里,有凉风从院门口吹过来,带着浓浓的草腥味儿,还有热驴粪的臭味儿,就像已经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到处都是牛头马面。“现在你躺下吧,小天鹅。”我听出这是大牛叔叔的声音,马上要哭出来的样子。我心里一咯噔,小心地跪下来,再慢慢向前爬,趴下后又换成侧卧的姿势。像刚才那样我刚把双脚收回去,就有人急不可待地用绳子绑住了麻袋口,我觉得呼吸一下子困难了。紧接着,有人从两头抓起麻袋,咣的一声,扔在了车厢里。麻袋外面又加了一层厚厚的东西,四面还掖得严严实实。我担心自己等不到活埋或烧死,可能先要憋死。紧接着,车子幽幽地动了起来,我隐约听见了驴蹄子踢打路面的声音,还有车轱辘把碎石子溅远的声音,有些石子好像落在旁边的菜地里了,啵啵啵的,打出的声浪有种事不关己的味道,有些就近打在车厢和车辕上了,乒乒乓乓的,就像打在了我心上。销河县城东低西高,街道是倾斜的,车辕微微上扬,这已经说明了一切!没一点含糊,他们真的要在第一时间把我小天鹅活埋或烧死。县城西边,先是个大梨园,大梨园过去是个大荒滩,大荒滩过去是个大峡谷,大峡谷后面是大森林,后半夜县城的街上老有金钱豹和狼出没,就是从那里来的。县城西边又荒又野,可以随便找个地方把我弄死。这时候我也想起了大湾麻风院,解放后党和政府开始关心麻风病人,在深山老林里修建了麻风院,免费收养和治疗麻风病人。可是,还是有不少麻风病人被随便用老办法处理了。大湾麻风院在东边的森林里,只能向东走,而现在是向西走的。我相信自己死定了,我是红遍韬河的小天鹅,他们照样不会心慈手软。不过,我也不遗憾,得了麻风病,活着还不如死了。在我心里,麻风病当然比死可怕,可怕好几倍。我记得,我只是微微有些遗憾,我想我才25,结婚刚半年,还没孩子,就真要去做“天鹅”了。可是,我没被活埋也没让烧死。驴车没走多远就停住了,大概还没超过梨园吧。有人把我从车子上扯下来,跌在了软腾腾的草地上,然后像一头死猪一样不知要被拖到哪儿去。我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四面好像严严实实的,不透气,阴气很重,像洞,不像坑。后来才知道是窑洞。梨园后面的山坡上有三孔没人用的老窖洞,我就在当中的那一孔里。当时,我缩紧身子一动不动地躺着,闭紧双眼,一心等死,等那一锹一锹的湿土哗啦哗啦砸在我身上。真的,当时我一点都没怕死,我心想,我小天鹤从10岁红到了25岁,红得确实有点早了,老天爷都眼红了。况且,在我心里,麻风病确实超过了死。麻风病不光是病,还是脏,还是邪,还是天刑,还是上辈子或上上辈子欠下的债。和麻风病相比,死又简单又平常。可是接下来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了,显然,我还活着,而且好像就剩下自己一个了。我试着在麻袋里转了转身子,停了一会儿又小心地伸了伸始终团着的双腿,麻袋口竟轻松地让我踩开了。这时,我听见了吱吱吱的尖叫声而且有一堆小动物正争先恐后地钻进麻袋,有的已经到我身上了,呼吸热辣辣的,冲着我的脸乱咬起来。我想到了蛇,想到了老鼠,这是我最见不得的两种动物,我一边尖叫着一边跳起来,疯狂地抖动,毫不客气地撕去套在头顶的麻袋。老天爷,果然满地都是老鼠。有的像猪娃娃那么大!我看见旁边有炕,就急忙跳上去。我觉得我的灵魂飞起来了,像蝙蝠一样睁大眼睛紧贴在窑洞的弧顶上,盯着满地老鼠。它自私地扔掉了我的身体,我不明白站在炕上的人,到底是我还是别人?好在老鼠们并没有追上来,我的灵魂缓缓降下来回到身体里了。地上有一件半新的军大衣,我认出那是大牛叔叔的。我拣起军大衣,闭着眼睛一通乱扫,重新睁开看时,一只老鼠都没了。我这才看清,窖洞有门有窗,门窗上有很多缝隙,有几束白光歪歪斜斜地乱射了进来。我跪在窗边,看见圆圆的太阳剩下半个了,像一个大饼子被齐齐地切掉了一半,紧接着,我看见窖洞前的草地上躺着头麻驴,已经死了,脖子上还在突突突地冒血,血积聚在一个长满小草的斜坑里。我一看就明白,驴是让我连累死的。他们担心麻风虫附在驴身上,再传给人。突然,我觉得麻驴就像我的亲兄弟,比爸爸妈妈,比丈夫,比人世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亲,我真想跑过去,抱住麻驴大哭一场,可是,我发现门和窗都是锁着的。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不尽快把我处理掉。活埋或烧死一个麻风病人,是应该在第一时间进行的,是为民除害,是不会有任何问题和麻烦的。于是,我猜,他们要把这件事情留给我丈夫,或者我妈妈。我爸爸是个军人,常年在陕西咸阳,一下子回不来。我想起来了,活埋或烧死麻风病人的活一般是由最亲的亲人千的,如果有父母,一般是由父母合伙干的。因为,除了父母,没人愿意惹这个骚,好端端背个阴债。兄弟姐妹也不愿干,只好由父母来干。一般都要先灌醉,让麻风病人好好吃上一顿,再灌醉,有没有酒量都要灌醉,最好醉得不认识人了,接着,同样喝醉了的父母疯了一样地挥土活埋,或浇油烧死。想到这儿,我倒变得安静些了,坐在窗边开始等。这时天已经黑透了,东边的县城,西边的大峡谷,眼前的梨园,都看不见了。那头可怜的麻驴也看不见了,只有一股子含着青草味儿的血腥气。我披着大牛叔叔满是烟味的军大衣蹲在窗下。我以前最不爱闻的就是烟味,可那一阵,军大衣里面的烟味好闻极了,我使劲闻来闻去,恨不得钻进烟味里永远不出来。我听见地上的老鼠跑来跑去,吱吱喳喳像在开会,似乎在商量着怎么把我吃了。窖洞里面的黑暗和外面联成一片。我定定地坐着,奇怪自己为什么不怕黑也不怕老鼠,更不怕鬼。我脸上的妆化了一半,身上穿着演秦香莲的青绸褂子和白裙子。我想我这个样子才是鬼呢!我坐在窗边等着,我相信我妈和我丈夫很快会来,带着工具和酒肉,在夜深人静时把我处理掉。可我左等右等不见人来,只听见县城那边锣鼓喧天,有大群大群的人在喊口号,因为风是由西向东刮的,口号摇摇摆摆听不清。后来,还听见了机枪扫射的声音,风忽大忽小,机枪的声音一阵硬了一阵软了。这时,我这才明白我妈和我丈夫,都忙着参加“文化大革命”,没时间来处理我,可能到了后半夜才有时间。我就要求自己耐心一点、坚强一点。我并不是没想过自杀,可是为了家里人,为了全剧团的人,甚至为了全县人,我不能自杀。我当时的的确确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从小就知道,处置麻风病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活埋,这样才能保证把麻风虫同时消灭掉,后来的烧死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自杀了,在我死之前,麻风虫先就逃了,麻风虫熟门熟路会最先飞到我家,然后再飞到剧团。就算不是这样,我自杀了,肯定会给我爸我妈还有我丈夫脸上抹黑。当时“文化大革命”是最要紧的时候,全县陆续成立了十几个武斗组织,5月7号晚上,一个叫“风雷电”的组织被那个叫“真如铁”的组织用三杆机枪扫了,死了100多号人,其中有我一个堂弟一个表弟。2小戏迷“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就报名去麻风院了,这是我父亲的主意。我父亲是韬河县农业局的副局长,他让我务必要向卫生局提两个条件:一是任命我当麻风院院长,二是让我入党。这两个条件卫生局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就算是这样,卫生局都觉得欠着我什么,刘涛局长每次见了我都会脸红,总要说:“小杜呀,你想回卫生局随时都可以回来。”麻风院里当时的四个大夫没一个是正式职工,两个是胡宗南的军医,做了俘虏后被安排到了麻风院;两个是招募来的民间郎中,干满10年全家就能转为城市户口。卫生局的正式干部,你就是给他再多的条件,也没人去。我是麻风专科学校毕业的,这是我愿意去麻风院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别急呀,慢慢告诉你。那天我骑着小公马从麻风院回到县卫生局,一是领些药品和食物,二是想问问我人党6事情。我去麻风院工作已经半年,院长一去就任命了,入党问题却迟迟没有消息。到了卫生局,发现院子里一点人气都没有,多半的门都关着,死气沉沉,找谁谁不在,不用说,大家不是去串联就是去武斗了。我回到家,本来想住一晚上再回麻风院的,但我父亲坚决不让我住甚至不让我在家里多待一分钟。为此,父亲和母亲打了一架。但我只能听父亲的,我不能不听他的。父母还在打架,我就出门去找刘涛局长。刘局长一见我还是脸红,好像欠我一块金砖,不用我问就忙着解释:“小杜,现在‘文化大革命’正搞得热火朝天,实在顾不上开会,你别担心,我说话算数!”我一听也脸红了,掩饰着说:“我来,是向局里汇报麻风院的工作的。”刘局长显然没兴趣听,塞给我一张纸。“你看看这个。”刘局长说。我一看,是县革委会的一封函:韬河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委托书县卫生局并大湾麻风院:兹有蓄意杀人犯顾婷娥(艺名小天鹤),女,25岁,汉族,贫农出身,高中文化程度,韬河县城关鎮人。犯罪前为韬河县秦腔剧团演员,1967年5月10日该犯被发现患有麻风病,为了保护革命群众的生命安全,被强制隔离起来。隔离期间该犯的同事刘侦侦出于革命友谊,置被传染的危险于不顾,坚持每天给该犯送饭送水。该犯却恩将仇报,无端怀疑刘侦侦与其丈夫有染,用事先准备好的石头猛击转身离去的刘侦侦,致使刘侦侦脑浆迸溅,当场倒地死亡。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体大运动中加强治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之精神,依法判决罪犯顾碎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该立即验明正身,押赴刑场,但是,根据有关规定,该犯必须在治愈麻风病之后才能正式执行死刑,现特将该犯转交你院接受治疗,治疗费和生活费另行追加。治病期间,该犯必须同时戴着脚镣和手铐,如该犯继续行凶滋事或有逃跑行为,可不经批准,就地处决。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韬河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章)1967年5月19日小天鹅是谁,我当然知道!我干爸就在剧团工作,他虽然不是角儿,却是个少不了的人物。干爸是复员军人,五大三粗,走起路来像一座山被人推来搡去的。干爸姓牛,大家就叫他大牛。大牛只要立在检票口,就没人敢混票。剧团下乡演出时更是少不了他,只要他在,就不会出现乱场子和丢东西的情况。所以,他在剧团里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我是他的干儿子,我脖子上的长命锁就是他戴的,钥匙就在他手里。所以,我总有机会坐在二胡、板胡、梆子和司鼓后面,看一分钱不花的便宜戏。剧团的老老少少没人不认识我,因为,我既是大牛的干儿子,又有一个滑稽的标志,脖子上早晚挂着一把生锈的长命锁,还有一个可笑的名字:锁柱。“锁柱”就是把命锁住!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爸我妈吭哧吭哧生了四个女儿,才有了我这么一个干头儿子。他们就用老家的习惯给我起了这么个要多土气有多土气的名字。我的大名叫杜仲,倒是够洋气的,但很少能用得着。其实,我不是一个真心实意的戏迷,大多数时候,我根本就没看进去,看着看着眼皮就要打架。我想,我大概只喜欢那种给了不起的大牛做干儿子的感觉吧。干爸走到哪儿都有人“大牛大牛”地打招呼,跟着他,我觉得自己也有点了不起。在戏台上我有时也帮着拉拉幕、搬搬椅子、抬抬箱子、提提戏词,或者给下了场的演员披件衣服、递杯水,过场的时候还可以敲敲锣打打鼓。我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是给小天鹅披衣服递水。或者说,我在戏台上所做的所有事情就是为了其中的这一件事情:给小天鹅披件衣服、递杯水。这是后来我才弄明白的。其实小天鹅从来不拿正眼看我,她的两只眼睛就像两把小刷子,眼神从我脸上刷过时总是凉飕飕的。她比我大两岁,却比我高半头,看起来好像也要比我大10岁。我脖子上还戴着土里土气的长命锁,人家已经红了好多年,傲得像小公鸡。我敢保证,她心里是瞧不起我的,但我一点也不指望和她平起平坐。有干爸这个大靠山,我时不时来混着看看戏,有时帮着干干活,我的愿望表面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哪次如果没有小天鹅的戏,我就觉得白来了,就会垂头丧气,回到家还会摔东西。后来我渐渐知道,我是一个心怀鬼胎的小戏迷,我只喜欢看一个人的戏。因为,只有在小天鹅演戏的时候,我才可以不怕别人笑话,也不担心被她看见,大大方方没完没了地盯着看她,我看的是苏三、是窦娥、是慧娘、是白素贞、是胡凤莲,而不是她,我可以眼睛一眨不眨地把她看个够。我一直担心这个秘密被家里人和干爸他们知道,好在始终都没人发现。这说明我那时实在太不起眼了。那些老戏子们,无论男女,都喜欢摸摸她的头拍拍她的脸,每次她总是半嗔半娇地叫一声:“你坏死了!”“你讨厌死了!”“你滚开不滚开!”被她骂的人,反倒高兴得不得了,就像是得到了多么难得的奖赏。不演戏的时候,大人们总是围着她,逗她玩,出一些怪问题为难她,她冷不丁冒出一句怪答案,会惹得大家笑出眼泪。她的声音,就好像和她的漂亮她的聪明是配套的,绵绵的嫩嫩的,像早晨牡丹花上的露珠一样圆润透明。有时候,坐着坐着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想像成包公、武松、许仙、赵匡胤、田玉川这类人物,甚至是西门庆、陈世美这种人物,威风八面地做着式子走上台来,唱着漂亮的尖板,然后还有叫人回肠荡气的拖腔。可我哪是唱戏的料?我胆小如鼠,一说话都脸红,五音也不全,连课堂上老师教的歌都学不会。我父亲说,我家往上数三四辈人没出过戏子,甚至也没出过一个戏迷。我爸我妈,还有几个姐姐,都从来不看戏。他们总说我:“鼻子都衔不住,还爱看个戏!”“谁让大牛是我干爸!”我总是这样回答,其实我心虚得厉害,怕他们一口说破我的秘密。但是,没任何人把我的爱看戏和小天鹅联系在一起,哪怕只是开开玩笑。这样也好,只要干爸还在剧团,我就有看不完的便宜戏。有一次,左等右等不见小天鹅来,干爸就派我去小天鹅家找她。我慢悠悠地走下舞台,然后撒腿向小天鹅家跑去,一路上还哼着一些不知来历的戏词:“小弟这厢有礼了!”“女儿未成婚,教人常在心。”“真正一个狐狸精!”她家的院门一推就开,我一进去就闻见一股子浓浓的香味,看见有人正撕着屁股在洗头。“谁呀?”她问,我一听就是小天鹅,我说:“我是锁柱,人家叫你快去呢。”小天鹅把头埋在盆子里,屁股还是那么高,就像没听见。我站在她身后不知如何是好,她说:“你等等,我洗完咱们一起走。”我一听高兴坏了,过去坐在了台阶上。我坐下后,一抬头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刺眼睛,原来是两个奶头,虽然不大,可是白白的、尖尖的,垂在那儿,好像还在滴水。她把白衬衣的领子卷进了脖子里,前两个扣子是松开的,上半身向下弓着一心一意在搓洗头发,所以,一点都不知道奶头叫人看见了。我还看见右边的奶尖旁边,藏着一颗大大的痣,黑亮黑亮的。两个奶头好像变成两只手在一下一下给我耳光,一瞬间我已感觉我的脸烧了起来,急忙躲到她身后。她端着半盆子浮满香皂沫的洗头水,正要倒掉,却突然问:“你也来洗洗,别浪费了。”我坚决说不洗不洗,她把盆子放回去,硬要我洗,把我拉了去硬把我的头摁进香喷喷的香皂沫里,用两只手狠狠搓洗起来。她湿湿的头发像垂柳一样扫着我的脸,膝盖一下一下地顶着我的腿子,她手上一用力,膝盖就自然地轻轻顶我一下,香皂味,加上一种说不清的凉幽幽的香味,把我的头冲晕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边用力搓边说:“脏死了,三个月没洗了吧?”我的嘴就像被香味霸道地堵死了,说不出一个字来,好像突然傻了半截子。洗完后她又盛来清水,她自己先淘一遍,然后让我淘。她回屋去了,我简单淘了几下就把水泼了。她从屋里出来后,白衬衣已经整好了,头上包着白毛巾,怎么看都像个小媳妇。我说:“快走吧Z她答:“急个屁!”她说脏话比说好话还好听,我早发现了这一点。我心里虚虚的,说:“那我就先走了。”她说:“敢?”我当然不敢了,又等了洗一个头的工夫,我们才一齐向剧团走去。我只能不远不近地跟在她后头,就像她的一条小狗。一路上尽是“小天鹅小天鹤”跟她打招呼的。那些人打完招呼,都把目光从她的头上顺势移到我头上,显然想不通,我们两个人头发怎么都湿湿的?我臊得连头都抬不起来,腿子都在打颤,她却好好的,头扬得高高的,向前走去。我实在害怕被家里人或者被同学们看见了,乱说一气,就找了个机会,钻进旁边一个巷子里去了。我躲起来,偷偷地看她,她停下来回头等了好一会儿。“锁柱,锁柱——”她还叫了两声。她这样叫的时候,我再也不觉得这个名字土气了。那天晚上的戏我没有看,我哼着那些半生不熟的戏词回了家。每一个人都看到我和出门时不同了,而且都做出相同的动作:鼻子一吸一吸的。我很轻松就骗过了他们,我说是我干妈硬要给我洗头的。我干妈人长得漂亮,也爱打扮,他们当然相信。但是,他们只相信了一晚上,第二天谎言就不戳自破,我妈和我姐姐那几个贼女人不知用什么方法闻出我头上的香味不是干妈的,还不嫌麻烦地问她了。当时我的脸像猪尿脬一样,猛地肿了起来。我的脸一边肿一边红的那个感觉我现在还记得一清二楚。我破罐子破摔地说:“是小天鹅给我洗的,咋了?”他们全都“啊”出声来,眼睛睁得好大,好像我是窝藏在他们身边多年的一个王子。“怪不得,你那么爱看戏。”不知谁这么说,这句话一下揭下了我这个假戏迷的画皮。那之后我再也没去看戏。3掉下来的故事亲爱的读者朋友,您已经到这个故事里了?我正在这儿等您,我是这个故事的作者,事实上,我更是这个故事的倾听者和记录者。1984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六盘山原始森林的腹地,宁夏、甘肃和陕西三省交界地带的韬河县工作,在韬河一中不多不少干了5年,听说过很多麻风院和麻风病人的故事,包括你已经看到的小天鹅和杜仲的故事。小天鹅和杜仲都曾经在韬河一中读过书,一些老教师至今还能回忆起他们就读时的一些情景。那时我是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总是抱着瞎猫碰死老鼠的念头乱写一气,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每样文体都有兴趣拿来一试。我曾利用身在韬河的便利条件,写过一篇3万字的报告文学,发表在国内某大型文学刊物上。它并没给我贏来什么特别的荣誉,但是,后来调出韬河时它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离开韬河后的近10年中,我仍旧在写,但主要精力用在了写小说上,那篇关于麻风院的报告文学则成为绝无仅有的一次尝试,差不多被我、也被大家完全忘记了。2000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我刚搬完家,正蹲在书房地上整书,突然,从一个大夹子里掉出几页写满字的纸片,刷刷刷落在地上。我没看清那上面写着什么,心里却煞有介事,微颤不已,几乎和纸片落地同步,我确信从夹子里滑下来撒了一地的,是很久以前的一段时光,是近乎忘却的一段爱恋,是某处特有的风霜雷电,是年轻的盲目和无辜,是青春期特质还很浓厚的绮丽文采,是一瞬间完整重现的早年之忧郁史!当然,很快我就看清楚了那几页纸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原来,我是虚惊一场呀,那上面的内容和我个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不过是当年准备写那篇报告文学时的采访日记。我漫不经心地拣起它们,有些失望,甚至有种上当的感觉。但是,当看到“顾婷娥(小天鹅)”这些字样时,我立即想起来了,那篇报告文学主要写了一些奇闻逸事,写了一些适合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特定内容。我清楚地记起,当时我很想把剩余的材料写成一部小说,我相信那些对一篇报告文学来说显得次要和多余的人物,以及大部分闲置的材料,可能正是一部小说所需要的!但一眨眼十几年过去了,我竟然差不多把这些材料,连同我青年时代的雄心完全忘记了。此刻,当我以一种别扭的坐姿,一动不动地阅读着这些材料时,它们竟像一个活物,正从漫长的冬眠期中渐渐醒过来,紧接着便神完气足,展翅欲飞。它们已经是一部书了,我几乎看清了书的封面、插图,甚至大段字句,顾婷娥(小天鹅)、杜仲、伏朝阳、蝴蝶、吴鹤声这些人物已在书中赫然出入,不停地向我挤眉弄眼。包括金钱豹、野猪、狼、猫,包括老牝马、小公马,包括那种闪着绿色光斑的孔雀蝶,包括那架每月飞过一次的喷气式飞机。接下来的时间,我便坐下来,在一些个或晴朗或阴郁,或下雨或飘雪的清晨,分别写上数百字或上千字,曰积月累,终于把幻觉中的那本“厚书”一字一句地抓住了。读者朋友,我有必要在此向您说明一下,这部书的主要部分,是杜仲和顾停娥(小天鹅),两个主人公各自的回忆,但有些内容他和她都知之不详,或者,更适合第三者出面讲述,作者就不怕犯忌,抛头露面,出来唠叨几句。正如此刻大家所看到的:大湾麻风院是由下湾和上湾两部分组成的,下湾是病人区,上湾是医生的住地。两地相距两华里,同在一条狭长的涧水长流的林间谷地里,不过,相互是无法眺望的,因为,谷地恰好在两者之间拐弯了,而且是一个“大弯”病人区和医生的住地必须分开,医生住地一定要避开风向,最好藏在风力难及的地方,这是当时被广为采用的所谓“苏联模式”。韬河县大湾麻风院创建于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年,那年春天,在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要求,全国麻风病高发区要尽快创建麻风院、麻风村,让麻风病、也能感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阳光雨露;同时鼓励广大医务工作者积极研究麻风病,一定把麻风病的防治工作搞上去,争取用10年时间在全世界率先攻克麻风病。然而,事后的新闻报道和有关文件里,关于“麻风病”却讳莫如深,只字不提。随后,全国麻风病高发区纷纷创建了麻风院、麻风村,但是,没有几个大夫愿意去麻风院工作,各地麻风院里的医务人员,要么是被俘的国民党部队里的随军大夫,要么便是招募来的民间郎中。不过,把麻风病人集中起来,让他们居有定所,不至于被活埋和烧死,而且由国家免费治疗,供给药物、口粮和生活费,已是十分了不起了。上湾的医生住地是孤零零的一座院子,与常见的农家宅院并无二致,只是它没有左邻右舍,围墙也格外高一些,只能看见其中斜斜的黑色屋檐和肥硕的瓦楞花。院门总是敞着的,门口终日卧着一只形容悟郁、吠声空茫的黄色狼狗,名叫黛玉。院子周围常有几只鸡在走动,全都肥肥胖胖、蹦蹦跳跳的,毛色被森林里长久的寂静和草色的露水清洗得干干净净,显得又幸福又知足,而且也总是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比如,那只母鸡名叫熙凤,看它在鸡群中那昂首阔步、雍容自如的样子,真有些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再看那只名叫晴雯的母鸡,就显得随和而柔顺,时时是心不在焉的样子。院子里的真正主人——五个麻风病大夫,是一色的男性,各自都有一个男人该有的名字:麻风院院长杜仲,23岁,他也是麻风院里惟一的正式职工。他报名来麻风院工作的事迹,曾被电台和报纸连续报道过,但反响平平。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地的红卫兵开始大串联,全国形势一派纷乱,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没人觉得一个小小的卫生局职员自愿去麻风院工作是多大的事情。医生吴鹤声,43岁,被俘国民党军医。熟读《红楼梦》,能背诵书中的很多段落,杜仲到任前,麻风院的工作是由他实际负责。陈余忍,40岁,也是被俘军医。谭志,34岁,民间医师。房爱国,30岁,民间医师。下湾的病人区半隐在高高低低的丛林中,是模仿韬河县比较多见的三进院子建成的,头一个院子最大,实则是最长,东西两侧各有15间相向的瓦房,多数病人都住在这儿。西侧靠南的两间是厨房,东侧靠南的两间是马圈和所。第二个院子要小得多,也是斜顶瓦房,也是东西相向,分别是手术室、药房和库房。再进一道门,第三个院子和第二个院子规模相当,里面住着重病号,可说是隔离区里的隔离区。院子背依一座青黝黝的尖削的岩山,院子的南端和北端都是河谷的豁口,南去是森林腹地,北去经过医生住地上湾,步行5个小时才能走出丛林,再走两小时才能抵达韬河县城。麻风院与县城间的距离据说至少有50华里。4杀人犯谁知道我怎么就成了杀人犯?我杀死的还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刘侦侦!刘侦侦比我大5岁,也是我们团的演员,戏唱得比我还好。团里我们两个关系最好,比亲姐妹还要亲,我有啥知心话都要找她说。我们天天念叨要一辈子做好朋友,下辈子还做好朋友。谁知道我一眨眼成了麻风病,再一眨眼成了杀人犯,我把最好最好的朋友杀了!我一辈子都想不清,到现在还想不清,这是为什么。别人躲都躲不及,她每天一个人来给我送饭送水,我倒恩将仇报,一石头要了她的命。我活一天就恨自己一天!你真愿意听,我就从头说起吧。1967年5月10号那天晚上——这个时间我想忘也忘不了,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是“小天鹅”了,再也没人愿意叫我“小天鹅”了。那天晚上比一辈子还长,你信吗?我坐在窗边等呀等,把月亮都等出来了,就是等不来一个人。我不敢看西边的豁着大嘴的大峡谷,只好一动不动地透过一指宽的窗缝盯着县城。一晚上县城都吵吵闹闹的,后来枪声倒是听不见了,但锣鼓声一直没停。我开始担心我丈夫是不是出事了?我知道他也是一个武斗组织的重要成员,已经好几天不着家了。我妈妈倒是闲着,不过也总是不消停,再说她一个人也不敢来。我又想到自杀了,我借着亮光看有没有能拴布条的地方?门顶的半圆形窗户上倒是可以拴,但高度好像不够,就只好再忍着,我不能只图自己痛快,自己死了,把麻风虫放了。后来我就等来了一只狼,我是先看见狼的两只眼睛的,像两颗会飞的钻石,亮幽幽的,低低地飞了过来。我吓得头发全竖起来了,像铁丝一样绷得直直的一,当头发竖起来的时候还噌地响了一声,简直像弹棉花的声音一样,震得我耳膜嗡嗡了好半天。当我看清是狼的时候,头皮又慢慢地松了下来,但耳朵里的嗡嗡声还在。这是一只身子长长的大灰狼,它一路小跑来到麻驴身边停下后,先是昂头看着窖洞这边,我急忙躲了起来。当我再看外面时,狼头正甩来甩去的,像狗啃骨头那样一门心思啃着驴肉。我一直静静地盯着它,几分钟后我感到眼睛里又有东西了。我抬起头,老天爷呀,几十米外亮着一排钻石,高高低低的,晃得我眼花。这次我没有刚才那么紧张了,一堆狼反而不像一只狼那么可怕,就和一堆羊似的。它们乱叫着冲过来,把那个吃独食的家伙一下子撞开,然后就只见身子不见头,我仔细数了几遍,算上前面的那只,共7只。不大工夫它们就没事可干了,头都抬起来了,地上的血也舔干净了。它们的肚子肯定还饿着,它们全都望着东边,顺着它们的目光,我看见月亮底下的县城白白的、矮矮的,就像娃娃们用白纸叠出来的;锣鼓声响起来时,让人担心它会散架。7只狼终于犹犹豫豫地冲着县城去了。我早就听说后半夜街上老有狼,有时还有金钱豹,这下终于相信了。我开始担心,家里人正好这时候来,就糟糕了。没多长时间,狼又回来了,7只狼都回来了。我估计它们不敢进城,我就不信它们不怕锣鼓声。它们再次出现时还是半跑着,来到窖洞前,站在原先驴躺过的地方,一声不吭,好像在等那个地方再冒出一头驴来。其中一只狼,肯定是前面那只,先是昂头看着窖洞这边,接着懒洋洋地走了过来。我的身子软软地歪在一边,捂住嘴,不敢出气,只听见窑门咣当咣当地响了起来,我顿时感到身上的每一块肉都软了,只等着门被咣地撞开后7只狼一齐扑过来。我对自己说,别动弹,像驴一样一动不动让它们吃。我全身也就剩下这么一点想法了。后来门不响了,外面也没动静了。我爬到窗边再看时什么也看不见,又好像满眼都是狼。后半夜我好像还睡着过一会儿。开始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睡着过,后来想起做过梦,梦里面去过很远的地方,反正一直走呀走,没有尽头。梦里面的我,也是刚得了麻风病,所以,我才肯定自己确实睡着过。睁眼一看,天大亮了。我看见有人走来了,怀里抱着圆圆的竹筐,没提——抱着,斜抱在身体的右侧。我突然觉得她走路的样子怎么那么眼熟呀,好像是我天天见面的人。很快我就认出,是好朋友刘侦侦。她确实向窑洞这边走来了,除了竹筐并没带别的东西。突然,她蹲下来,从竹筐里取出个东西,是个头罩,一顶有帽沿的旧军帽,底下又缝了个白布套子,套在头上后,再把底下的绳子系紧,嘴和眼睛的地方都留着洞洞,接下来,她还戴上了手套,把两个裤腿也用绳子绑紧了。她重新把竹筐提在了手上,慢慢往前走,就快到窑门口时喊我的名字:小天鹅,小天鹅,小天鹅。我听见了,却不知道回答,像哑巴一样。她说:“是你家杨勇打发我来给你送饭的,他忙得很,顾不上来,你妈也忙,小天鹅,你千万别灰心,我听说以后麻风病能治好。”我想说话可什么也说不出来,嗓子好像坏了。她又说:“你别担心,肯定不会把你活埋的,团长说,过两天能抽出空了,就派人把你送到麻风院。”我听见她脚步声响到了门跟前,我快吓死了,好像她才是麻风病,我是好人!我听见她在开门,我急得东看西看,想找个洞钻进去,想变成鬼飘起来。好在她没有推门,声音从门缝里传进来:“小天鹅,门现在开了,你想出来走走,就在近处走走,千万别走远,别让人看见。”我还是说不出一个字来。她的声音哭兮兮的:“小天鹅,那我就走了,你快把饭吃了,下午我再来。”听见她真的走了,我急忙爬在窗缝上看她,她头上的罩子还在,筐子还是抱在右侧的怀里。没走几步,她就像是要跌倒了,歪歪扭扭地蹲下来,头罩一晃一晃的,蹲了一会儿,站起来又走,没走几步,又蹲下来,取掉了头上的罩子。我知道,她在哭。可我一滴眼泪都没有。到现在我还奇怪,我当时为什么不哭,嗓子眼干干的,眼皮子也干干的,本来我是以爱哭出名的,我的眼泪很容易就会掉下来。我突然想起门口有饭,这才知道自己饿坏了。下了炕,拉开门,看见门口除了一个白色的饭盒,还有一个绿色的军用水壶。先拧开水壶,一闻,是水,不是酒,还是热的,甜滋滋的,喝了一大口,然后又打开饭盒,看见了蒸烂的羊肉块子,放了很多红辣椒。我一看就知道是刘侦侦亲手做的,因为我们团里蒸羊肉,她最拿手,她也知道我吃辣椒厉害。只有肉,没有酒,说明这确实不是最后一顿饭!你看,我还是想活,还是怕死。看见红辣椒的第一眼,我心里猛地一热,觉得还是活着好,别的不说,活着就能吃上红辣椒,死了就吃不上了!于是我想,我要去麻风院!我要活下去!过两年说不定麻风病真的就能治好了,说不定我小天鹅还可以上舞台演戏呢!我把一饭盒饭吃干净了,最后留下两瓣红辣椒,放在嘴里慢慢嚼着。好辣好香的辣椒啊,辣得我好舒服,我庆幸自己昨晚上没自杀,终于挺过来了。这好像是我心里的一个转折点,吃饱肚子后我看到外面有石头瓦块,就决定搬一些进去,把窖洞四周的那些老鼠洞都堵住。我估计我还要在窖洞里待几天,现在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团里和家里人可能一时抽不出空送我去麻风院,那么我应该把自己的家收拾得像个样子。我还找到了水,洗了脸,漱了口,把画了一半的妆也洗掉,脸上这才舒服了。身上还穿着青绸褂子和白裙子,只好继续穿在身上。这样一来,精神好多了,我竟然还在窗底下补了一觉。后来是一只老鼠把我弄醒的,它尖尖的牙齿咬疼了我的耳朵。我把所有的润都堵死了,怎么还有老鼠?我气得要命,跳起来满窖洞追着打它,最后它从门缝钻出去了。下午刘侦侦真的又来了。我看见她来了,急忙躲回窖洞里,把门也推严。她还是先把头罩住,戴上手套,打好绑腿,然后抱着筐子向近处走来了。她还是那么喊着我,声音模糊不清:小天鹅,小天鹅,小天鹅。我头挨着墙,大声说:“侦侦姐,你别管我了!”她说:“你家杨勇忙得很,顾不上来。”我的声音更大了,明显带着怨气,对杨勇的,对我妈的,对所有人的:“让他们快来把我活埋了算了。”刘侦侦说:“小天鹅你千万要坚强,别胡思乱想,团长说过两天有空了就送你去麻风院,听说麻风院条件不错。”我这时才不由自主地放声哭起来,我想不通为什么总是团长团长的,我家里人怎么都死光了,一个都不露面?她等了一会儿,用哭腔说:“小天鹅,我也忙,我先走了,还需要什么明天给你带来。”我刚好看见一只老鼠从眼前跑过去了,就答:“这儿老鼠多,把我家的猫带来。”她答应着就走了。天黑前她专门又来了一趟,真的抱来了我家的猫,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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