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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甦  一、画灵魂的作家  “我不敢画出自己的眼睛”。这是黄济人在他的长篇传记小说《崩溃》即将出版之前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这篇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一九八四年第十期上的带有自传性质的文章,跟作家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以下简称《将军》和《萠溃》在风格上是一脉相通的。这就是:以冷峭而又机智的笔触画出人物的灵魂。作家现在画的是自己的灵魂。透过它,读者不难感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位国民党将军的后裔怎样经过严重的精神危机终于走进灵魂工程师行列的独特心态和经历。  黄济人说,他不敢画出自己的眼睛,因为他以为他的眼晴不具备渗透力,只是通过阳光的折射才看見了一点东西。真是妙极了。作家对于阳光的体味竟是如批独特又如此易于理解。我以为,这句话所包含的生活哲理与激情,并不让那些歌赞新时期社会生活的好诗专美。因此,对于“我不敢画出自己的眼晴”这句话,宁可当作一种艺术语言来理解。而实际上,我们不但从他自传式的文章中看见了他的眼睛,了解了他写书的成因,而且也从他的书中看見了在他的犀利而睿智的眼光观照下那一片真实而独特的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  真实,这个作家艺术家视为神圣并愿为之付出任何代价追求的东西,在黄济人的作品中,又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也就是说,从一般意义的现实主义来谈论《将军》和《崩潢》是不够的。这里,我不想对解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作历史的回顾,只是想说,除开“四人帮”制造的文学沙漢而外,建国十七年的文学,它的成就和局限同样不能低估。姑不论某些有定评的优秀文学作品怎样在其现实主义的其实性上受着“左”的错误的影响而影响到它们的深度,仅就对生活面和艺术面的开拓这一方面而论,也是十分有限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黄济人这两部作品的问世,说它是现实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要比溢之为“突破禁区”来得确切。不能设想,象黄济人这样出身的作家和他的以国民党战犯为描写对象一非但不是讽刺作品,而且在《崩溃》里唯一的一个“正面人物”也仅仅是个配角——的作品,能够出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而它们的问世,恰好说明,新时期的政治和经济为文学的现实主义开辟了多么广阔的道路。文学是时代的产儿。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的状况,制约着文学的走向并给深刻影响于它的内容,想要脱离它是不可能的。  二、阳光与阴影:《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将军》—书是真人真事和真情的统一。真人真事是骨,真情是肉。有人说它是一部政治味很浓的作品,在我看来,它是政治味和人情味的融合。或者换句话说,它的政治味是寓于人情味之中的。诚然,战犯管理所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实体,但是,正如作家揭示的那样,社会主义的政治并非冷冰冰的木西,也并非什么与情感绝缘的怪物。从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这一面看,他们对改造战犯所拥有的信心、耐心和魄力,不正是建立在尊重人、坚信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个基点上的么。他们实行的情理并行的感化手段,其效果真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可以说,在战犯管理所这片特殊的战场上,同样也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远見卓识和英雄气概!从放下屠刀或被迫放下屠刀的战犯们这一面看,只有当社会主义的阳光照亮了他们心中的明影,当他们那躁动不安的心灵被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力量震撼的时候,他们的人性才得以复苏,从而心悦诚服地悔罪并向人民投降。应该说,在阳光与阴影交织的战犯管理所掀起的感情风暴,并不亚于战场上真刀实剑的拼搏。事实上,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取得了双重的胜利:党的政策的胜利,战犯们获得新生的胜利。  当然,书中孩调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乃量,并非对愈识形态或道德的神化。关于这一点,只要注意一下书中所写的战犯们参观了祖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之后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就不难看出他们最终被征服绝非偶然。因为旧中国千疮百孔的政治经济和民生凋敝的景况,对他们来说是记忆犹新的。  前面说过,作家善于刻画人物的灵魂,亦即善于透视和表現人物内心隐秘的感情。在书中,作为文学形象出现的邱行湘、沈醉、杜聿明、黄维等人之所以被刻画得那么生动活脱,正在于作家拓扱并勾画出了他们的感情律动的结果。这正是报告文学之为文学,报告文学与小说、诗歌等类文学样式相通的地方。我以为,报告文学倘不在描写对象的思想感情上下功夫,则它的文学的真实性和感染力便无从谈起。  有位老作家写信给黄济人,认为他笔下的国民党将军虽不值得同情,但却可以理解。我认为如果从作家对描写对象的政治判断的分寸感来看,这意见无疑是正蹢的。伹是,从美学的角度看来,战犯们从悔罪到新生所给予读者的审美榆悦,似乎也不能忽视。  或问:象黄济人这样的青年作家(《将军》成书时他还是青年),何以能如此准确地表现父辈们的精神世界?回答是:正象作家在他的《我不敢画出自己的眼晴》一文所透露的消息那样,作家从自身经历中获得的饱和着血肉的历史感和无情地解剖自己的勇气,正是通向描写对象心灵的桥梁。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拥抱所产生的洞察力和批判力,是新时期阳光照耀下的必然,同时也是现实主义真实姓的一个胜利。  读过《将军》,我的脑子里始终萦绕着这么一个颇堪玩味的文学现象:同是国民党将军后裔的黄济人和台湾作家白先勇,在他们笔下出现的国民党老一辈将军的心态,是多么的不相同啊。在黄济人的《将军》里,伴随着对过去的否定而来的,是对新的生活的肯定,是战犯们新生后如释重负的喜悦。而白先勇笔下的将军们及其夫人,则是一群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没落感的人们。真是昔日荣华皆成梦,如今空余惆怅情。在所谓“王道乐土”的台湾,白先勇唱的却是一曲曲挽歌。从这个简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植根于不同的生活土壤的这两位作家,他们创造的或明或暗的艺术境界,归根到底无非是客观现实在其主观上的投影。因此我想,对现实主义的灵魂——写真实的种种非难,是可以休息了。这是因为,对现实的任何粉饰,都是与忠于生活、听命于生活召唤的作家的品格不相容的。  三、从一个人看一支军队:《崩溃》印象  黄济人对我说,《崩溃》完稿后,也曾经考虑过用《从一个人看一支军队》这样的书名来概括他的创作意图,这跟我读后的印象是吻合的。这就是:以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命运浮沉为经,以国民党上层集团的分崩离析为纬,在从抗日战争初期到解放战争后期这一大的时间跨度上,纵横交错地展现了片面抗战和拼死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军队逐步走向崩溃的生动画卷,从国民党内部这个侧面,揭示了这种崩溃的必然性。可以说,《崩溃》以其宏大的结构,独特的内藴,为我国传记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生面。  《崩溃》的主人公杜聿明是一个名人,他的知名,更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这篇著名的檄文而名扬海内外。但是,作家选择他作为主要的写作对象,还有更深刻的考虑。在书中,我们看到杜聿明的复杂性格的形成,是诸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杜聿明的主观意念中,他作为国民党嫡系部队一个有军事才干的高级指挥官,本可以因为他对蒋介石的忠诚而不断升迁的。但是,他的有意疏远恩师徐庭瑶和朋友戴安澜,甚至不惜牺牲亲情向蒋介石和盘托出抗日进步人士杜斌丞同他谈话的内容,换来的并不是信任而是怀疑。即使升了官,在他内心深处引起的却是欣喜之后的隐忧,最后甚至发展为一定程度的离心倾向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国民党这个封建官僚集困的残酷的派系倾轧,更加重了这种危机感。可以说,书中刻画的杜聿明的希望变为虚妄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必然崩渍的内在原因,同时从反面证明了人民胜利的必然。因此我以为,说这部书达到了文学和历史,人心史和社会史的巧妙结合,是并不过磬的。  从创作角度看,《崩溃》在人物塑造上很有些值得借鉴的地方。同《将军》比较起来,《崩溃》中的人物似乎更具有立体感,特别是牡聿明这个人物更不简单,这是对习惯于用红脸黑脸来刻画人物形象的模式的一个突破。不错,杜聿明是反动营垒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从根本上说,他的行为不可能超越这个营垒的利益,而他本身所孜孜以求的名誉地位,在他看来也只有服从于服务于他所在的集团的利益才能得到实现,这就是这个人物不惜牺牲友谊和亲情的秘密所在。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作出上述牺牲后产生的内心矛盾甚至痛苦时,不也深切地感到:这个在污泥里打滚的人物的心灵,是如何地被蒋介石集团的寡头政治毒化而不能自拔么。当然,这个人物也并非没有光明面,下面一段文字便是佐证——  杜聿明走到这具还沒有冷却的尸体旁边,顺着那只刚才还在顫抖的右手望去,只见太阳旗上的太阳下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两小大字——日落。这是这位无名的中国士兵,蘸着他胸膛的热血写成的呵,血迹还沒有干,那“落”字的最后一个笔划,紧紧地连接着那只血琳琳的手指。  ……  “英雄呵!”杜聿明慢慢站起身,慢慢脱下军帽。布满血丝的眼腈里,又滚动着泪花。他拔出手枪,对着蓝湛湛的天宇,抠动了抢机。“砰砰”的抢声,顿时划破了見仑关的黎明,回应着另一小山头的炮火,汇合到战场以外的、不停顿的轰击中去了。  这是关于昆仑关对日作战大捷后一段动人心魄的插曲。在这里,杜聿明的爱国心和对普通士兵的爱是真诚的。这种可贵的感情暂时地越过了利己主义的考虑而高扬于广大空间,使我们体味到,一个活人的情感是多么丰富复杂,在不同的环境里可以产生多么大的变异啊。但作为一个完整的性格,作家并没有美化杜聿明,而仅仅是还他的本来面目罢了。由此,使我想到人们正在讨论的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二重组合问题,以及对人物的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的问题。在这里,我无意参加这些问题的讨论,这是本文题旨所限,无法可想。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崩溃》提供的感性材料告诉我们,不管人物性格多么复杂,也不管它是几重组合,徜不能从性格折射出历史事变的轨迹,历史事变与人物性格的变化发展相脱离,则这种性格将不是有机统一的,完整的,可以认识的。至于对人物的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问超,我以为评价的基础及其准确性存在于和取决于性格的其实和历史的真实的统一。很难设想,在《崩溃》中如果把杜聿明某些较好的为人品德抽象化,使其远离自身的利益和他所依附的集团的利益,而能够如书中所写的那样,让我们比较清晰地看到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形势和历潮湖流,是如何深刻地影响和左右着人物的变化发展。形势比人还强。如果仅仅从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中去寻見历史的轨迹并意图对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人物道德的评价并非没有意义,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从这个侧面对历史作唯物主义的思考。无怪乎有的读者说,象社聿明这样一位既是将才又比较正派的人物,如果处在政治清明的环境里,将会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物。事实也是这样,如果把眼光越过《崩溃》看看现实,那么,杜聿明被俘后的思想转变,以及他最终的盖棺论定,不也证明了上说的不谬么。总之,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褒贬,只能从是否顺应历史的潮流去把握,而把握历史湖流的动向,是较之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褒贬更难也更重要的。  从《将军》到《崩溃》,黄济人正在走向成熟。如果说《将军》在人物刻画上由于文体本身的局限而影响了它的典型化程度,那么,《崩溃》中杜聿明的形象则堪称融社会学与人学于一身的艺术典型。如果说《将军》在倾向上还带有某些较为直露的痕迹,那么,《崩溃》给人的感受则是形象大于思维的。然而,就《崩溃》本身而论,也未必不能提出一些问题来探讨。例如在写法上,作家常常通过主人公的眼晴及其感受来反映某一特定环境中的人物关系,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同主人公的复杂心态所产生的直观效果比较起来,对其他次要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性的刻画似乎受到了限制。这就是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设想一下,如果作家不拘于传记文学的传统结构,而是把视角多元化,使其伸向几个主要人物,也许作品在全景刻画的广度上会呈现出别一种艺术境界的。有些读者鉴于黄济人文菜的老练、典雅、尖利、机俏,因而对他的年龄产生了误解,写信称他为“老先生”。我想,这种笔墨的特点,对于他所描写的高层政治人物是适宜的,是他的一个长处,本无可非议。但仔细推敲起来,总感到在笔墨的美感方面似乎尚欠丰厚。直白地说,要是作家在他的语言森林里适当地增添一些露水和枝叶,即在活人的口语的采撷和提炼上多下一点功夫,让语言更生活化一些,使其常常保持鲜嫩的色泽,那么,作品的艺术魅力也许会更加强大。不少读者口头或写信给黄济人,表示了他们对《崩溃》结尾的不满足,认为作品的句号要是打在杜聿明在淮海战场的被俘上,也许更有助于人物形象塑造的最后完成。我以有,这个意见的合理因素在于点明了作品收场的不够有力,而不是艺术形象本身是否完成的问题。照我看来,作品已经提供的生活内容是够丰富的,如果作家在结尾处不那么惜墨如金的话,那么,利用已有的生活内容,更加浓重地渲染一下杜聿明精神世界的瓦解,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做说不定更能达到首尾照映,凤头豹尾的艺术效果。  在本文结束之际,得知黄济人一个新的作品集《征夫泪》又将出版,而且其中所收各篇仍然是他在自己拥有的特殊的文学疆土上辛勤耕耘的结果,这是令人振奋的。愿作家继续运用笔的铧犁,更深地开掘下去,采出更多的艺术宝藏,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二月初于重庆之片言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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