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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给的日子  能否踏进同一条河流?能否走进同一时间?  ——题记  曾经说用三只眼睛看世界,并非标榜自己有“二郎神”的神通,而是指故乡、兵营、都市三块生活令我终生眷恋。我在故乡度过了美丽又艰辛的童年和少年,在胶东半岛海防戍边奉献了最灿烂的青春,现在北京为军队文学艺术创作、出版,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才智。江南水乡、海防军营、首都北京的环境、文化、大米白面、玉米高粱、牛奶面包、空气、阳光、雨露,养育了我,造就了我。自小到今天,是父老乡亲、战友、同仁朋友与我一起在人生路上跋涉,品尝人生的苦涩和甘甜;经受生存的艰辛和残酷,感受人间的欢乐和温暖。是他们给我生活,给我智慧,给我灵感,给我毅力。生活把我与他们融合,血肉相连,息息相关,唇齿相依。我不能不关注、凝视、遥望他们,不敢有半点疏忽和懒惰。《兵谣》、《乡谣》、《街谣》,算是对战友、父老乡亲、同仁朋友的一个交待。《兵谣》献给部队同甘共苦的战友们,《乡谣》献给故乡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们,《街谣》献给书业界艰难创业的同仁、朋友和哥们儿。自己是以这样的一种诚意来写这三部作品,不敢奢望战友、父老乡亲、同仁朋友们叫好,他们读了作品,只要承认我是他们的战友、乡党或者哥们儿,就知足了。  故乡是我人生的出发点,也是我文学的根。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根,根植得深与浅,获取的养分丰富与单调,成长的土壤富饶与贫瘠,决定着作家的写作生命。除了山水、地域文化和风情的熏陶,我以为赋予作家文学天资和灵性的往往不是父母,而是爷爷或奶奶。父母对儿女考虑更多的是责任,是管教,心理上的对立会导致距离。爷爷奶奶则不同,他们给孙儿孙女更多的是疼爱。隔代老小之间几乎没有距离,相互间可以无话不说。家族的历史,村里的故事还有民间的传说,常常是爷爷奶奶与孙儿孙女间永恒的话题。爷爷除了告诉我那些历史、故舁、传说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宽厚的性格。他是当地方圆几十里有名望的“牛头”,现在叫经纪人。做中间人首要的是公正,要主持公道,离开了公平、公正,这碗饭就吃不下去。我跟爷爷在一起生活十八九年,从没见爷爷与谁有过纠纷,也没见他跟谁吵过架。就是我娘与邻居发生口角,他也会把我娘叫回家。我记得他总是这样劝我娘:“大小姐,谁对谁错都摆在那里,你让她去说,她不占理再骂人,村上人就会说她,一人说她一句,她三天三夜不睡都骂不够本。”很小的时候,我陪爷爷睡,我问爷爷,我们家的屋子为啥比左右邻居的窄,床要是横着摆,连过道都没有。爷爷说造屋的时候家里没有人,把活儿都包给了他们,他们把自己的墙沟挖到了咱家的宅基地上。爷爷跟我说:“忠厚才能有后。人一辈子不能占别人的东西,尤其不能占别人家的地,要是占人家地占到棺材坑那么大,他就该死了。”当时我无法判断爷爷的话是否灵验,可邻居的长辈们不到四十就短寿倒是事实。爷爷的宽厚影响了父亲,父亲在镇上猪行掌秤,也是一辈子做中间人,完全继承了爷爷的品行,江、浙、皖都有他的朋友。宽厚待人成了我们家的祖训。现在想起来,太爷爷活到八十七,因带短工下地抢收麦子中暑而死;爷爷活到八十三,因患肠梗阻医院不给治疗而死;父亲今年已经九十一了,还常跟儿子们搓麻将,八十九岁那年跌断了大腿骨,居然还能长起来,如今走路连拐杖都不用,一天一趟街,天天到茶馆喝茶聊天。现在再品味爷爷的话,道理深在其中。我的作品没有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大悲大喜;也没有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深仇大恨;即便械心地阴暗的小人,也总是以规劝的宽容让其反思。这怕是直接受爷爷宽厚性格的影响,可以说是长,也可以说是短。  我们家的生活境况,从太爷爷开始,一直处在叫富不富,叫穷不穷的中间状态。这种状态让我自小看到了比我家穷困的人家,冬天穿不上裤子的贫寒,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贫民的同情;这种状态还让我看到了比我家富裕的人家,宁愿拿剩茶剩饭喂猪也不给叫花子一口饭吃的势利,我与叫花子一起对富裕小人充满憎恨。同情与憎恨比我过早地成熟,我的情感变得细腻,对人情特别敏感,思维活跃丰富,世窜记忆永久。或许就因为这些,我的小说才生活扎实、细腻逼真、人物鲜活,人物、故事才显得新鲜、独到,与别人的不一样。  三部小说,冠以“日子三部曲”,该有点想法。写小说的都在以各自的角度思考人,书写人生。在部队一个青年作家读书班上我说过这样一个观点:凡是一个成熟的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独到的视角。比如鲁迅先生的平民视角。他的眼睛始终盯住社会最底层的贫民,他的爱与恨都交织在国民的那根脊梁上。无论阿Q、孔乙己还是祥林嫂,都倾注着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比如郭沫若老先生的文化视角。他的全部作品中,无论是秦始皇、屈原还是王昭君、高渐离,在他们身上放射出来的艺术光芒,都饱含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再比如莫言的童真视角。他喜欢用童真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世界,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世界在他的童真目光里,非常滑稽可笑,又非常真实可爱。允论是《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还是《牛》、《拇指拷》,只要他用这种视角来观察生活,他的作品就必定是全新、独特的,也是叫绝的。  说到底视角其实是哲学,是观察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窃以为,有些长篇前紧后松、虎头蛇尾,有的概念、空洞、苍白,有的人物思想大于形象、符号脸谱化,根是哲学思想不够扎实所致。存在决定意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斗争性与同一性、外因与内因等等这些基本观点,或许还停留在书本,未能真正成为自己观察世界和思维的方法。人物看不出现实、家庭、地位、经济、环境、地域文化、民风民俗、教育等诸方面对他个性形成的营养成分,人物命运和结构也与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相背离。一个作家的哲学观念尚未确立,便始终无法确定,或者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视角,那么可以断定,他的写作很难创新。没有独特的视角,就不可能有独特的发现,作品很难具有原创性。主题跟别人大同小异,人物似曾相识,结构司空见惯,故事陈旧老套,语言东施效颦。现时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有的还炒得颇响,有的还得这样那样的奖。其实真要是坐下来平心静气问上几句,它写了个什么样的人物?提供了什么新鲜故事?语言有什么魅力?对生活有什么独特发现?表现形式有什么创新?可能有的作品就问成了一摊泥。  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了独特的视角,或许只是有了这种意识和追求。我着力关注普通人生命的价值。在评论家、作家眼里,从拙作中发现更多的或许是人物、思想、细节、语言、文化和风情。但我写的是普通人的口子。他们所遭受的天灾人祸、遇到的命运挫折,碰到的生存困难、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矛盾是非、他们按照当地的文化习俗为人处事的所作所为,都是生存的客观赋予他们日子的内容,都是日子本身的程式和过程,他们就是如此一天一天活着,生命的价值完全涵容在他们平凡的日子里。《兵谣》是七兵和下层军官的日子,《乡谣》是乡村底层农民的日子,《街谣》是都市下层市民的日子。  一个生命,当他从娘肚子里钻出来呱呱来到人世间,无论上帝给他安排怎样的命运,官也好,民也罢;高贵也好,卑贱也罢;天才也好,愚蠢也罢;作为人,他活着,都要过日子,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是平等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社会的掌权人、政府的权力机构、我们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应该给他们以平等,可现实恰恰给人以不公正、不平等。有的人为了别人过好日子,把艰难和困苫留给自己;有的人则把自己的好日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种客观或人为的不公正、不平等,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或人间喜剧。我只想为那些被不公正、不平等所抹煞其生命价值的、为这种抹煞所折磨所困惑的人们呼喊,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尊重人过日子的权利。古义宝、汪二祥、闻心源、莫望山就是在这种不公正、不平等的扼制下,艰难地过着上帝给的苦涩的日子。  既然是诉说他们的日子,三部作品就尽力跟日子本身一样自然和真实,不制造人为的悬念和曲折。诉说的功夫,关键在说。叙述,说也。一部几十万言的书,如果能让当代人读完,作者的语言便有些功夫;如若能让读者读出滋味,甚至品味陶醉其中,作者的语言功夫便修炼到相当的程度。我是作者,也是读者。我以为一部好的小说,它应该让读者随时随地,随便翻到哪一章、哪一节、哪一页,都能读下去,而且一读,很快就能把读者带进小说营造的氛围,让其陶冶其中。这是小说的一种境界,也是我一直追求的境界。  在《街谣》最后修改的日子里,上帝扔给我人生最大的痛苦,母亲患肺癌医治无效,于腊月二十六(二〇〇二年二月七日)傍晚七点零八分,永远离开了我,我再也见不到用血和汗养育我们的娘。尽管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我在病床前陪伴了她十八天,这是我当兵三十四年中与母亲在一起最长的日子,也是叫娘最多的日子,尽了一点儿子应尽的责任,但遗憾仍没法弥补,我无力让她活过八十,给她做八十大寿。天意无法抗拒,这是上帝给我的日子。《街谣》的后三章就是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改毕,我以此排解心中的悲痛。母亲一直企盼儿女事业有成,我认定这是对母亲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  作者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日于黄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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