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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封信  一言难尽的领域——值得敬重的作家——题材及“报告”的自觉性——“似曾相识”的剖析——选材亦见功力——智者的谦虚与聪慧。  ……  这几年你一直在折腾报告文学创作,身在其中怎能不知庐山真面目?特别是对于军旅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状态,肯定要比我更清楚或更明白其中的底细。既然你要让我说一点看法,那我只能“实话实说”。我不想遮遮掩掩地隐瞒自己的观点。  翻翻杂志就知道了,这些年来的军旅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异乎寻常地兴旺发达,尤其是它的发表数量,几乎可以成为文学繁荣的一种特别的注脚了。这说明包括你在内的作家们一如既往地勤勉与刻苦,且一如既往地在为文学事业作着自己的奉献。然而,数量与质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说实话,对于当今军旅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状态,我并不持乐观的评估态度;至于这一领域的趋势,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当前景况的理解。  我无法否认当今报告文学领域的“繁荣气象”,但这种气象只显现为量的递增,而较少见到质的跃进,或者说,我们所见到的“繁荣”,或多或少带有某种泡沫的意味。当然,这几年来也有一些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与读者见面,如当代题材有张正隆的《血情》、金辉的《西藏墨脱的诱惑》、江永红的《好梦将圆时》、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咏慷的《跨越苍茫》、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徐剑的《大国长剑》,又如历史题材有于劲的《上海:1949——大崩溃》、金辉的《恸问苍冥》、王芳红的《满江红》、李镜的《大迁徙》、茂林和升泉的《马背上的共和国》等等,但在相对庞大的数量面前,佼佼者的声势终究显得羸弱单薄了一些。倘以我的判断论,在这几年的军旅文学创作中,报告文学既是兴旺繁荣的领域,又是模式化倾向比较严重的领域,同时也是作家见解及生活感受力被折损、有意无意地被消解的领域,而所谓的社会文化品位及审美意味,也往往被这一领域常见的“就事论事”方式所淹没所淡化。不言而喻,我的这种判断(或者说是苛求),是建立在最能体现报告文学特质的创作前提下的我们只能以最高的要求来衡量当今的报告文学创作,因为任何方式的廉价鼓励,既不利于整体水准的提高,也有损作家的自尊感或自信心。  谁都希望自己是最好的作家——我想你也不会例外。而最好的作家,总是那些最富创造性的作家,那些最善于独立思考的作家——显然,报告文学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是一个持有崇高使命感的、以文学方式直接卷入现实的“思想者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于当代报告文学作家的尊重,乃至敬重,更甚于小说家、诗人与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家。在我看来,这些作家在直面现实及人生的征途上,几乎没有迴避的侧门旁道可走——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胆识或良知,经由一行行真实的文字而履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责任。但,这里的“尽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譬如说,报告文学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它是真实的文学性记录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它的描写内容的新鲜独到——作为生活阅历的补充,报告文学拥有一种其他文体无可替代的开阔视野、丰富见识与强化社会使命感的功能。小说的故事是虚构的,而报告文学的“故事”则是生活原生态的“复述”或“重现”很自然,这已构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小说的强大诱惑,但同样很自然的是,此间的诱惑也隐含着一定的前提,至少是,被诱惑的读者不会乐意去倾听那些从传达内容到叙述方式都呈显重复感的“老而又老”的“故事”。所以我想说,报告文学的“可靠可信”与报告文学的“新鲜独到”,虽则层面不同,但都是应该尽力实现的创作要求:前者是报告文学的基本前提,后者则是体现创造性及作品魅力的重要质核。  说到这儿,我想你已猜到我要说些什么了,而且肯定不是“好话”。的确是这样——我觉得,这几年报告文学中的很多作品,非但谈不上“新鲜独到”,而且还给人以一种“陈旧感”,一种时代色彩比较困乏的印象。若要究诘其中的原因,恐是很难理得清楚的——我在这里只说一点,那就是题材选择。  从理论上讲,报告文学的题材选择并无决定性的意义,甚至与小说创作的题材选择很近似,即“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写”。这种说法流行了几十年,以致很少有人去怀疑它的可靠性。实际上,在所谓“写什么”与“怎样写”的理论结构中,隐藏着空洞的不着边际的“逻辑游戏”。我们以前曾激烈地批判过“题材决定论”,但这决不等于题材选择的“无意义”。应该说,无论“决定”还是“不决定”,凡过了头或误人“极端”,都是很荒谬的。在我看来,题材的选择——当你决定“写什么”的时候,其实已经通过了“为什么要写”的过滤,或是对传达对象的意义已经拥有了相应的认识,甚至已经产生了“怎样写”的雏形——这一过程的意义是很容易感受到的。特别是在报告文学领域,因了叙述的非虚构性,题材选择的意义便显得更加突出;所谓“重大题材”与“非重大题材”的分野也要鲜明一些。而这里所说的“重大题材”,也许还包括某些“前沿题材”,即那些特别具有报告文学的“报告价值”的题材,那些特别新鲜或仍处于进行过程中的、极富有时代气息的题材——江永红的《好梦将圆时》、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就属于这类“前沿题材”的作品。我想你已读过这两部作品,而且也感受到了这两部作品的“前沿气息”及富有强烈时代感的精神光芒。很明显,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让人感到“新鲜独到”,敏锐的题材选择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你不能不承认作者之于现实进程的感受力,尤其是那种倾听军队现代化足音与变革旋律的才能,那种意识到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向读者“报告”一些什么的自觉性……  相比之下,这几年的相当一部分作品确实显得有点儿“陈旧”(对生活的感觉也很迟钝恕我直言,其中也包括你“创作”的个别作品。这些既不能说不好、也称不上优秀的作品,所“报告”的人与事——虽也不是“陈年旧账”,但缺少时代感却是事实;或者说,所写之“人”照例是“好人”,所写之“事”也着实是“好事”,可这些“好人好事”却给人以“似曾相识”的印象。你去年发表的那部记叙某部志愿兵先进事迹的作品,给我留下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那些事例不能说不感人,而你的煽情才华也称得上是一流水准,但在我看来,这作品依然难人佳作之列。致命的遗憾在哪里呢?我想主要在于:你的记人记事很少与人物所置身的急剧变化着的环境联系起来,这样也就淡薄了作品应有的新鲜感与时代质泽——要么是你的疏忽,要么是你的浮光掠影,要么是你受了二流典型材料的影响……说实话,即便是政治部门的典型材料也不应该是“好人好事”的罗列堆砌。  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题材的选择确实是太重要了。与小说创作不同的是,报告文学对于“写什么”的选择,其本身就是一种作家功底的体现,或一种综合素养的最直接的反馈。《好梦将圆时》警示我们,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开始向我们走来了,我们的承受力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有没有勇气迎接现代化观念的挑战?面对全新的“军营风景”,不得不诉诸全新的理解:怎样的军人才是优秀的军人?怎样的士兵才是合格的士兵?这就是严峻的军旅前沿景况,而作品的新鲜感首先是从这里——题材的选择中派生的。那么,《没有掌声的征途》呢?这部作品与你的某些作品很近似:记叙人物。但,在选择人物的独特性或时代感方面,着实比你高明一大截,我想你得承认这一事实。《没有掌声的征途》的主人公是一位坦克旅长,然而是一位处在转型期的旅长,一位具有跨世纪精神及知识结构的旅长,一位没有战争阅历但时刻准备投入现代化战争的旅长……论职务或军衔,他正处在那种说低不低、说高不高的“带兵人”的位置上——―是名副其实的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前沿阵地”。因了人物所具有的“典型性”,记叙的意义便可能超越人物本身,即“他”不仅仅是“他”,而是“他们”——作为跨世纪的“带兵人”,也作为未来战争的指挥员,他们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他们拥有怎样的胆识、才华与品格?他们的“现在状态”如何?他们需要怎样的才华或本事方可交付合格的走向21世纪的答卷?尤其是在当今这种“史无前例”的特别情势下,他们将如何接受从军事到精神观念的各式各样的挑战?我们的报告文学时常把“无私奉献”作为永恒的主题,但作家们的题材选择不能不主动意识到:只有当军人把自己真正当作军人而“有所奉献”时,其中的奉献才可能无私而更富军人的特别意义或价值。我觉得,《没有掌声的征途》之所以给人留下新鲜独到的印象,当然与题材的选择,特别是与选择怎样的人物作为作品的“报告”对象密切相关——这能不能成为一种“创作经验”呢?  我的意思是,你作为一个颇具名气的报告文学作家,论对军队的钟情、热爱、熟悉,自然不在其他作家之下,但我还是觉得你兑现实的变化不够敏锐,或许如苏轼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若真是因了一些诸如观念之类的自身原因,那你的现时状态便让人感到有点可惜。如果要说到重新开发自己,那也只有“自救自助”的出路:一是“沉下去”,即深入军营生活,真正了解与感受一下我们的军队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着重更新自己的体验;二是“浮上来”,即站在更高处审视这些变化的内在意义,以及某些可能的文学“报告”价值……前者是生动、活泼、实在、细微的生活把握,后者则是报告文学创作必须具备的视野或视点了。这虽不是“良方妙策”,但很多成绩卓著的报告文学作家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先谈这些吧,余再谈。  ……  第二封信  报告文学的魂——发现与提供——没有掌声而听见掌声——思想家风范——新思路——情感介入——另一类更具思考特质的创作。  ……  你在信中提到:个人见解之于报告文学创作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我不知道你是怀疑,还是故作懵懂状。你好像有那么一点儿意思,即认为报告文学只要如实记录就可以了,发表太多的见解岂不成了散文或论文?我知道你最近挨了批评家的“批评”,说你的报告文学创作有那么一点儿“流水账”的嫌疑……人家读了你的作品,且谈了看法,无论如何应该认为是好意;倘若不读你的大作,你就高兴啦?  说到作家判断或作家见解与报告文学创作的内在关联,我的全部看法也就是一句话,即太重要了,重要到可以成为创作成败的关键。我说过,在当今军旅文学的诸多门类中,模式化倾向最为严重的领域是报告文学(实际上,现阶段中国文学的创作格局所呈显的状态也是如此),而与此相关的根由,便在于作家判断力的贫弱;因为缺少见解,也就只能顺着“现成思路”匍匐前行了。这样的创作状态,怎能不入模式化的窠臼?  诗的创作、散文的创作、小说的创作,往往可以把个人的见解隐蔽起来,而且为了作品的更“艺术”,还得“越隐蔽越好”,甚至本无见解也时常以朦胧状蒙混过关……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实录”文体,既是文学的,又不乏新闻的品性,而且在相当一部分作品中,往往还掺杂“论”的方式或色彩,因而作家见解之于报告文学创作,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自始至终地拥有与贯彻。当然,作品中的作家见解也可以隐蔽一些,尤其是因了某种特别的原因,或许还要作一些必要的技术性处理,但这并不等于不要见解。在我看来,敏锐的判断力及高人一招的见解,是撑持一部报告文学的思情骨架;所谓灵魂或精神的贯注,靠的就是作家的判断力及见解。我觉得,凡读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所得印象大抵如此。  我们已经探讨过题材选择——题材选择靠的不就是作家的判断力与见解么?如张正隆、江永红、金辉、江宛柳、李鸣生、徐剑等作家的近作,倘无那种体现了“时代精神”的见解垫底,不要说写出其中的精湛或撼人心弦,恐怕连驾驭题材的勇气也将失却大半。所以我说,万万不可小视了题材的选择,其间确确实实隐含着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功底与综合性素养:他的判断力及独特的见解。  无论是你还是我,对于军旅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状况,虽不能说是“了如指掌”,但阅读的数量还算是比较可观的,尤其是一些“作家”的作品与题材比较“重大”的作品,应该说大都读过。不知你的印象如何,就我的感受而言,觉得很多作品很“旧”、很“平”,无论记人还是记事,仅仅是一种“实录”或“状写”,一些局部描写不能说不生动(甚至还能让人感动得潸然泪下),但总体上却显现出一种思考的贫困,或一种回味的淡薄,或一种启迪的单一……而如此这般的创作风景,离报告文学应该具备的敏锐、犀利、深刻,以及可能的现实启示录式的意蕴揭示或透视感,也就敁得隔膜与遥远了一些。特别是那些“记录”或“状写”先进人物与先进集体的作品,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我这样说也许有点儿苛刻或不近情理,因为这些几万字,乃至几十万字的作品,确系作者一点一滴地采访,最终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其中的劳苦艰辛人所皆知。但正因为是如此,方需要我们在艰辛不易的创作过程中不断提醒与诘问自己:譬如,从那些先进人物或先进集体的业绩中究竟发现了一些什么?而这些“发现”拥有怎样的质地或怎样的独特性?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作品最终可能传达一些什么?或可能提供一些怎样的思情、怎样的精神?起码应该明白,读者读你的作品绝非为了倾听一般性的“介绍”,因为从某种意义说,阅读是一种自由选择状态下的交流,而“介绍”是难以满足读者的交流欲望及某种心理期待的。我之所以把某些作品称之为“记录”或“状写”,原因也在于这些作品的思情展现往往只停歇在诸如“无私奉献”、“吃苦耐劳”、“忠于职守”或“几十年如一日”的浅层面上,往往依照流行的归类程序,面面俱到,层层堆砌,最终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缺少与被模糊了的就是透过现象而截获的判断,就是作家主观能动性的介入,就是那种思考及见解的提挈撑持;就“记录”或“状写”的外观来看,作品似乎被填得很“充实”、很“丰满”,而在质地上却让人感到一种空泛,一种平淡,甚至有一种重复感。这样的作品对读者是很难产生震撼心弦的冲击力的。  写到这里,我想作一次必要的澄清:你不要误认为我不主张作家去写先进人物或先进集体;我的意思是,我们要真正写好先进人物或先进集体——既要写出对象的独特性、写出“先进”的与众不同,又要写出作家的个性,并使作品拥有不同凡响的意义——不要自觉不自觉地滑人模式化的陈轨旧道,不要沉浸于漫无边际的“事迹”铺排,不要淹没了独特的、最富时代感的启迪价值。在我看来,无论是讲政治、讲文化、讲精神,还是着眼于当前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先进人物或先进集体不是写多了,而是写得很不够,特别是出类拔萃的精品力作还很少。你直接介入军营生活的机会要比我多,不知你的感觉如何?反正我一直觉得,不要说是在现阶段,就是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往昔军营生活中,可纳入作家视野而成为报告文学描写对象的先进人物或先进集体,也可谓“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关键就在你能从中发现与提供一些怎样的思情意蕴。更何况,被报告文学刻画的“先进”,还往往是作家深入生活而感受或判断的结果;在这一类的“先进”之中,时常融入作家更为敏锐、更为深刻的见解。《没有掌声的征途》也以“先进”为描写对象,从题目可以看出,这“先进”还不是那种拥有热烈掌声的“英雄”、“模范”或“标兵”,但他(作为人物的意义)却被抒写得深厚而充溢思索感——作品所融贯的某些见解,当属主人公的精神品格的一部分(作为叙述对象)如:  当兵不能依赖“一仗撞大运”;  真正的军人和混饭吃的区别就在于:想的是不是“怎样打赢你的对手”;  “保平安不能以削弱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平安,就是渎职”;  战争需要什么,军事指挥员就要完善什么;  “领导干部是共产党人格化的象征”;  军人就是要“安贫乐道”,“做不到国宝,也得是国器、国用,绝不能沦落到国妖”;  等等。  作家的判断及对于主人公独特见解的认同(亦为作家的判断形态),也就浑然合成为作品的新鲜而动人的旋律。若说得直接一些,那就是这部作品的抒写远不止于主人公的无私奉献或高尚的从军者人格,或者说,其主要意义在于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凝聚着跨世纪精神的军人楷模,一种体现现代战争素质要求的新一代军事指挥员形象,或一种置身于特别岗位的特别敬业的品格……不难想象,假如一个作家削弱了对于当今军旅生活的敏锐判断力,甚至根本谈不上拥有新鲜独到的见解,那任何精品创作的图谋都将归于落空。  我想,这绝非危言耸听。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判断力或见解是极为重要的概念: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强化、必须独树一帜而高扬于文学的山巅!严格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家,都应具备思想家的风范,或起码拥有必须的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知识准备,否则便难以在纷繁复杂的现实(历史的或当前生活的)进程中,寻找到自己的洞察角度或叙述视点,也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提供、有所精神领域的建树。我最近读到两册报告文学集,那是10年来曾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刊载过的作品精选,回过头来读一读这些产生过影响的佳作,或许会进一步体悟到,作为作家素质的体现,那种贯穿于创作始终的判断力或见解,是何等重要,是怎样的不可缺少、不可薄弱!  以上主要涉及的是以先进人物或先进集体为对象的报告文学创作(其中也包括作家所认定的,且蕴含重大意义的“先进”),实际上,那些写事件、写现象(特别是宏观现象)的报告文学,更需要见解的撑持,也更需要作家判断力的介入——谁也不会给你提供一系列的结论,即使是已有的某种结论,也仅仅是拘泥于某种角度或某个方面的结论。更何况,历史还有一种随岁月迁移而修改或大幅度修正结论的癖好。显然,写事件、写现象的报告文学,在理解、把握,甚至采访对象等方面,存有更大的难度。记得你也作过这方面的探讨,只不过你所表达的是创作中的苦恼与尴尬罢了。无论怎样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是相当一致的。不过鉴于当时的局限,我们的感受还是显得肤浅与单一了一些。倘能更深入地涉及到具体作品的剖析,那对于作家判断力与见解参与创作的巨大作用,自然比我们凭想象估计的还要显得重要:重要到几乎可以改变一部作品的命运。  譬如李鸣生的那部《走出地球村》(读否?)——此作是在《飞向太空港》与《澳星风险发射》之后写成的,而所写内容却是这两部作品所写内容之前的事件,即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始末。实事求是地说,这一事件的描写是存在相当大的难度的:首先,它是历史,且又因了中国第一颗卫星上天所包含的浓厚政治色彩,理解与阐释历史便显得更为不易。其次是怎样传达这一事件?总不能沿袭《飞向太空港》与《澳星风险发射》的描写方式而如法炮制一遍;题材本来已是“旧事”,若作者再用轻车熟路的老套子驾驭,那就难有“出头之日”了。但作者确有一种善于“计较”的聪颖,而在对描写对象的判断上,也能揣摩到属于自己的思路,说简单也简单,但简单中却包孕著作者的独到。他意识到这样一种事实,即中国从1957年开始酝酿人造卫星的研制,到1958年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再到1970年终于把卫星发射上天,此间整整12年——这是怎样的12年?如作者所言,是“共和国历史上最荒唐、最残酷、最动荡、最混乱的岁月”: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1960年前后的“天灾人祸”、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而卫星上天的1970年,又是“极左”路线登峰造极的年头。其中的历史戏剧性,可谓饶有趣味而“独此一家”。作者在《走出地球村》的结尾写道:  “真正的意义或许恰恰就在这里:一个本来就很古老就很沧桑的民族,在那样一个极不成熟极不正常的年代里,居然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还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背负着比四个国家(引录者注:即苏联、美国、法国、日本)总和还重的重负走出地球——将一颗重达一百七十三公斤的卫星托举上天,并让红遍了中国的《东方红》,在太空面向世界响彻了整整二十八个白天和夜晚,从而让中华民族首次挣脱地球的束缚,实现了千百年来飞天的梦想,开创了中国航天历史的新纪元!”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当然也是一个值得今天的人们研究的课题。”  作者对于中国第一颗卫星上天。作为历史事件的判断与感悟,以及渗透于抒写中的一系列见解,无疑为这部作品所可能的独特性与较为厚重的历史感,也为与抒写内容(“走出地球村”)相适应的气势及启迪力量,于理性的统辖与提挈上铺了路、垫了底,倘不是如此,那《走出地球村》也就可能无“彩”可出,大不了是作者已有作品的翻版。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报告文学作家持有的判断力与见解,确能决定作品的思情质量,甚至能改变它的命运。  当然,就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作家的判断力与见解的融入贯注,往往因作家的传达习惯或题材对象的差别而呈显不同的形态:所谓“隐蔽”,便是一种。顺便说一句,这里的“隐蔽”或“不隐蔽”,并无高低优劣的区别,一切全凭判断力与见解本身的“质”,因为报告文学毕竟不是小说。我手头有一本《西藏墨脱的诱惑》,是金辉90年代的“心血之作”,其中第五章的主体内容,若以“主题词”来概括,那便是“领土”、“军人”。在这一章的描写或记述中,所体现的判断力与见解是深刻而沉重的,虽然作者没有采取直接表达的方式,但读者可以感受到——其中写到了“麦克马洪线”,写到了六世达赖喇嘛的故乡,写到了英国殖民者对于西藏的垂涎及染指,写到了如此富饶美丽的领土的命运,写到了雪线上的哨所、那些饱尝苦涩而无言可怨的兵们,写到了军人的尊严精神与难以下咽的屈辱,也写到了罹难边地而死不瞑目的将军……读来让人感到情焚心灼,像是滚烫的巨石压抑着精神。这一章的最后写道:  我久久站在微微晃动的解放大桥上。再过一个多小时,身下的河水就流到了印占区。  我久久地望着正在流经实控国土最后一程的一去不复返的大江之水。  我久久地凝视着从波涛中化出的那远古的叹息——  逝者如斯夫!  这叹息便是呼喊,便是默默的火焰、无声处的惊雷,便是面兑现实而无法宁静的表达。于此可见,作者不是没有见解,也不是乏于判断力,而只是以情感介入的方式传达了彼时彼刻的凝视与体验。我想,每一个读者都感受到了……  这封信写得已容不得章法的评论了,应该立刻打住;但打住之余,也许有几句话可以作为“悬念”,即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作家判断力与见解的作用,其实还没有很直接地碰触另一类更具思考特质的作品,那就是可能涉及到“问题”或丑恶现象的报告文学创作,而这一类作品所必须诉诸的否定与肯定(如“反腐倡廉”),势必要求作家拥有更可靠、更敏锐、更犀利的判断力,而见解的深刻性、准确性,乃至独树一帜,更是一种难以迴避的考验。我们“讲政治”,这便是“政治”。“政治”不是空洞抽象的概念,它是一种实在,一种生活;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它则是一种叙述,一种描写,一种体现作家判断力与见解的题旨寓意……这自然是一种不怎么“正规”的诠释,一种轮廓式的粗略说法。  你认为呢?  第三封信  “报告”与报告文学——何谓“文学性”——全方位的真实——“片面真实”与“合理想象”——从瓦尔拉夫说到斯特莱切——安身立命的基点——心理活动及对话。  ……  信收到了。你提到的问题很重要。现在确实连“什么是报告文学”也被搅得面目不清了。尤其是在一些报纸或综合性杂志上,时常可以见到某些被标以“社会大写真”之类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不是报告文学?我觉得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很难被称为“报告文学”的(尽管很“好看”),大不了只能算作是“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报告”或“调查报告”。这些“报告”与“报告文学”相比,虽有某种共通性,但在叙述方式及作品的功能形态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譬如说,报告文学因了它是“文学”(或文学家族分支)的缘故,其叙述——无论是人的面貌还是事的过程,大都讲求描写的生动性或形象性,凡文学手段便是它常用的手段,如抒情、反讽、幽默、象征、含蓄、空灵以及个人情感的介入等等。报告文学特别强调叙述的思情张力(包括整体描写的现实意义)与审美功能的可能性。以此而论,当前流行的那些“分析报告”或“调查报告”,虽以所谓“大写真”的面目出现,但也难以成为我们心目中的报告文学。  顺便说一句,现今还有“纪实文学”或“纪实小说”的说法。“纪实小说”是一个自己给自己招惹麻烦的荒唐称谓:既然是“小说”,那“纪实”便是很无聊的虚晃一枪。《天网》的教训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假如《天网》只说具有“纪实风格”或“纪实笔触”,而不去咋咋呼呼地声称“纪实小说”,那还会牵扯成为官司么?至于“纪实文学”,我以为与报告文学没什么本质的差别,无非是把称谓作了一些人为的扩大,譬如它包含了“传记文学”。实际上,即便是“传记文学”,它也不能丢弃我们所说的报告文学的最基本的特性的。  当代报告文学创作虽则千姿百态,在理论与实践上也允许诉诸各式各样的探索,但有两个前提性的要求是绝不能丢之脑后的:那就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真实性。你从事报告文学创作也有点儿历史了,你说离开了这两“性”,报告文学还能被称作报告文学么?  我今天不想与你多谈“文学性”。一是谈起来太难(难就难在这一概念太富弹性,或根本提供不了准确的衡量尺度);二是“文学性”大体上是一种被感受到的特性,即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经由阅读而品味到。更何况,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在很大程度体现于作品的感染力上,而感染力不仅具有自身的复杂性,而且还往往因人而异。如《好梦将圆时》,记得你曾有过“文学性较差”的评断,但我并不这样看。尽管这部作品被理性的分析笼罩着,但它的叙述却富有生动形象的特点,尤其是作品所体现的思情张力、那种由此及彼的审美功能,应该说是丰厚独到的,或者说,读者不仅在感情上受到了感染,而且还可能通过表象而获得某种思索的诱惑(因作品的思索而导致读者的更深层的思索)。我觉得,这样的报告文学便拥有了相当充分的“文学性”。不难想象,我们之所以在“文学性”的衡量与评估上会发生分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文学性”的理解还没有实现“磨合”。  比较而言,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容易把握一些。当然,这仅仅是指理论上的诠释与认同。因为就一般读者来说,是很难判断一部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的。如今可能指出作品存在真实性问题的,大都限于以下三类读者:一是当事人,二是知情者,三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很少有普通读者为作品描写得是否真实而去做核实或鉴别丁,作的,反正我是从没做过这样的事,即便有时说起某报告文学的某部分描写不真实或不可靠,凭借的依据也大都超不出常识范围或较有把握的逻辑推断。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对不同文体的真实性概念作一些区别。譬如,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小说的真实性,两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不同?我的基本分析是:小说的真实性之于作者是一种可靠的生存体验,或一种来自社会现实的印象,之于读者则是一种主观判断,或一种与生活感受相对吻合的认同——小说的真实性理解具有一定的弹性或伸缩性,因人而异的色彩也比较浓厚;而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则是与描写对象的原生状态相比较而言的,它要求全方位的真实,人物、事件、细节、场面、对话乃至背景,都不允许虚构及“合理想象”(而小说的真实性并不排斥虚构,且提倡作家想象力的驰骋)。当然,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并不等于事无巨细的生活现象的堆砌——适度的不损害原生模样的素材的选择或取舍也是十分必要的。  我想,分寸感就在这里:怎样才是适度的或不损害原生模样的?  这就得依仗作家的能耐及把握的可能性了!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作家对于描写对象的理解程度,直至采访或调查得是否深入。  纵观这些年来的报告文学(或军旅报告文学)创作,一个无可迴避的事实是:绝大部分作品是歌颂性的,而“歌颂”本身(作为创作的自由选择)并不构成或引发任何问题,但应该看到,在这“歌颂”的“幕后操作”(即创作过程)中,隐藏着种种“失真”的因素——  如“片面真实”。我也吃不准这一概括是否可靠,但这样的创作情状还是很普遍地存在着的,即为了“歌颂”专挑“光明”的一面描写,而所描写的人或事又确是一种“实在”,既非杜撰,也非编造,但从整体上审视,作品的描写便呈显出某种片面性,而其中最值得担忧的是,这种片面性有意无意地弱化了作品描写的深度或力度。在这里,我们可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当你试图歌颂一个你所钦佩的人(或英雄或模范)时,你写不写他的弱点?写不写他的人生过程?你是立体地刻画还是平面地记述?我以为立体地刻画是一种上乘的选择,即便涉及了他的弱点,也无损于你所钦佩的人物的本色,而且还可能因了某种生动的映衬而使人的灵魂显得更为崇高,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更为深刻难忘。在西方传记文学的创作中,这是一种很常见的传达方式,但我们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似乎还没有领会这类“技巧”的妙用,而且误认为一味说“好”便可走向灿烂辉煌。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不少报告文学作品为了给人物添增光环,不仅迴避了人物的苦涩与烦恼,以及那种高尚者兑现实的必然不满或反抗(只有平庸者方可能安于现状),而且为了描写目标的“纯而又纯”,不惜诉诸某些任意拔高的“合理想象”。对于这种做法,我虽未作过调查,但通过阅读及与作家的交谈,凭直感也是可以体察到的——我甚至觉得你的作品中也留下了这方面的渍痕。当然,这种做法大都源自良好的愿望,但我还是要说,这是违背报告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原则的,且在效果上也往往事与愿违,即很难说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歌颂”,因为“歌颂”的可能性总离不开令人信服的艺术力量,也离不开富有生活气息的刻画过程(或人物成长过程我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幸亏当今的报告文学主流是“歌颂”,否则文坛上的“好戏”将会一幕又一幕地开场——你想吧,倘若以这种充满随意性的“合理想象”来创作或多或少具有“暴露”色彩的报告文学,或把“社会问题”、“现实弊端”当作自己的描写对象,那这种不甚严肃的方式便可能惹出各式各样的麻烦。特别是涉及到了具体的人或事,“好话”说过了头大体上还可相安无事,但“批判内容”的“失真”,乃至稍有“合理想象”(或“想当然”)的痕迹,那当事人及知情者就可能站出来“慷慨陈词”,弄不好还会把官司打到“法庭内外”。写到这儿,我想起德国的报告文学作家瓦尔拉夫(他被称为欧洲“第一纪实作家”)。这是一个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报告文学题材基本上都是“社会问题”或“现实弊端”,诸如高福利国家的种族歧视、民主幌子下的新闻媒介的弄虚作假等等。我想,当他提笔写作时,大约已经作好了打官司的准备,所以他必须“实事求是”,必须考虑到叙述及描写的确凿无疑,必须做到每个细节的真实可靠。尽管被人起诉,但他有把握打赢官司——他的官司曾轰动过欧洲,而结局却以他的胜诉告终。他仅仅是一个作家,势单力薄,他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事实,就是叙述及描写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的;不然,尽可以去写小说或散文。记得去年你给我寄过一篇已经在杂志上发表的报告文学,附信中有一句话引起过我的“警惕”,那就是你说这部作品要“更文学”一些。我也觉得比以前的作品“更文学”了,起码是描写要生动一些、抒情一些,而且还有大段的心理活动及人物对话……简直有点儿像小说。我当然不能无端的给你泼凉水,因为“更文学”一些的想法,是值得肯定与提倡的,但万不可为了“更文学”一些而放弃真实性的原则——我在前面说到了,这里所说的“真实性”是全方位的“真实性”,即不允许任何方式的“合理想象”,更不能犯“编造”(虚构)的大忌。在这个问题上,历史是很公正的:不管你是普通作者还是所谓的“名家”——不知你是否读过斯特莱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这两部作品在欧洲传记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即便如此,斯特莱切(1880-1923)依然受到后人的指责。斯特莱切是开了世纪之风的传记作家,他的“创新”动机便包含了“传记是艺术品”的因素。他不屑于简单的“记述”,而是充分利用小说的形象化手段,甚至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心理世界——他的贡献在这里,而他的“失误”也在这里(即存在“不按原状写”的毛病),就如文学史家埃文斯在《英国文学简史》中所言,他“不怎样去追求事实真相”。当然,就此而指责他的,还不止埃文斯,还有著名理论批评家福斯特等。实际上,斯特莱切的“失误”就是因追求“文学性”而丢弃了一部分“真实性”。  我想,斯特莱切的传记文学创作是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些启示的。现今,在很多报告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大段的“心理活动”、“内心独白”以及人物对话(都是带引号的),诸如此类的描写很容易让人产生怀疑:作者是怎么知道的?特别是不少被写的人物早已离开人世……我曾当面问过写下这一类文字的某作家,他被逼得很难堪,最后承认是“推测”——而“推测”离“编造”及虚构也就不远了。你是知道我的看法的,那就是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要慎用或少用“心理活动”描写,也不主张如写小说那样为情节而有意编排“对话”。不过,这里也存在一个技术性处理的问题,如对话带不带引号便大有讲究。实际上,不少报告文学作家已经意识到了人物心理活动及对话的真实性问题。我曾读到过一部涉及到领袖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写到了领袖人物的“心理活动”,但描写文字几乎都是领袖人物的讲话资料——这种处理方式合适不合适可作别论,而作家意识到了“心理活动”必须具备依据,起码是当读者提出“你是如何知晓”的质疑时,也好有一个尽可能说得过去的回答。  “真实性”之于报告文学创作,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问题,我所说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尚可探讨的课题还很多,但今天只能说到这儿了。  ……  第四封信  双向边缘文体——与新闻的天然联系——新闻性与作品魅力——终究是文学——“新”与“奇”的归宿。  ……  关于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其实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曾有一种说法,即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文体。在我看来,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双向边缘文体”:有时更倾向于“新闻”,有时更倾向于“文学”,究竟如何摇摆,这就要看题材状况及作家的审美趣味了。  无论怎样说,报告文学具有新闻性的特点是不必怀疑的:“报告”与“新闻”具有天然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报告”就是“新闻性”的另一种说法。我在谈及题材选择的那封信中,实际上已经涉足了新闻性的问题,只不过是没有特别突出“新闻性”这一概念,而只是强调了题材选择的新鲜独到与某种“前沿性”。应该说,作为报告文学创作的起步,题材选择本身就隐含了这一文体的新闻性特点。  说到新闻性,便会产生“何谓新闻”的问题。我对新闻学也是外行,只是当过几年新闻记者。按我的理解,“新闻”便是刚刚发生的有意义的社会现象(或政治的或日常生活的或人或事),它具有迅速、及时、叙述真实、观点明确的特性。这大约是狭义的理解。然而在广义上,也可作如下的诠释:凡首次披露或对于读者属首次知晓的人事现象或社会政治事件,都可以认为是“新闻”或拥有某种“新闻性”。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现今读到的报告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富有新闻性特质的。我最近读到的《净界》,作品主人公是一位战场上的突击队长,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功臣,当然也是一位幸存者,因为在他带队出征的那次战斗中,不少战友牺牲了,但让人怦然心动,也让人感到中国军人伟大、感到人道精神耀眼的是:他没有忘记那些牺牲了的年轻战友。这些年来,他一直倾心尽力地照顾与关怀着烈士的亲属,无论是父老还是遗孀遗孤——特别是在精神上。这本是国家应尽的职责,而如今由一个普通军人默默地承担着,其中的千辛万苦也只有知情者才可知晓。作品所写的事既不惊天动地,也非刚刚发生,但对于读者来说,那是地地道道的“新闻”,而且是感人肺腑的“新闻”。还有徐剑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长剑》,写的是中国火箭兵的发展史,是这支神秘部队三十年来的风雨坎坷,是从将军到士兵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但因了这部作品是第、次展现“中国长剑”的成长旅程及雄姿,它的“新闻性”便显得更加突出,而作品的魅力构成也有着“新闻性”的巨大功绩。倘若这部作品所写的人或事都是读者知晓的,那还会像今天这样“好看”(引人入胜或满足读者的正常好奇心)吗?  尽管我比较强调题材选择的重要性,但也时常被一些作品弄得糊涂起来。比如,有些描写当前生活的作品,照例说是最应该拥有“新闻性”的,因为对象都是刚刚发生或正在进行中的人与事,可读后却让人感到失望,连新鲜感都很稀薄,更谈不上“新闻性”了。而有些作品描写的,虽是地道的历史生活,如上面提到的《大国长剑》,但“新闻性”却很强烈。于是我想到,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与题材既相关又无关,关键在于作家怎样写,如怎样确立视点,怎样取舍素材等等,甚至作品中的观点,也能因新颖而为作品的新闻性添光加彩。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新闻性还不仅仅被体现于描写的人或事,也在于作家的理解及体验。我有时还感到,报告文学中的新闻性就如克雷洛夫寓言中的影子,它跟着你是很自然的事,而刻意追求反而会弄巧成拙,因为报告文学毕竟是文学,而不是新闻。徐剑写《大国长剑》时,大约没有或很少想到“新闻性”的问题,他的愿望只在于要把火箭兵鲜为人知的业绩“报告”给世人。这样,“新闻性”产生了。可当今的不少“大写真”,可谓搜尽天下奇闻,而其中的“新”也具有让人目瞪口呆的效果,但到底拥有多少“新闻性”呢?症结在哪里?就在于其间的人或事缺乏应有的意义,而作家也没有感受到对象所可能的意义——就事论事,再“新”再“奇”,也是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性”的。  第五封信  “文学大活”——无可估量的文献价值——心史的形象资料——必读书及“升值”前提——严肃文体观念——《最长的一日》的采访——“甄别”:作为重要环节——徐焰的“清算”及作家自爱。  ……  反正我不主张你去写长篇小说。这倒不是低估了你的能力,或者是你一定写不好长篇小说。但你得承认,小说与报告文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而不同的作家操持不同的文体,也是极为正常的事。你是不是觉得只有写小说才叫“作家”,而创作报告文学有点儿“掉价”?你如果这样想,便与作家的宗旨相去太远了。但话说回来,中国的文坛上确实暗暗流行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偏见,即过于看重小说及小说作家,而这种观念带有明显的媚俗倾向;无非是小说更富有消费性与娱乐性罢了。若论创作难度,小说之外的文体有些是很难的。特别是报告文学,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学大活”,一种大视野、大手笔才可能真正进入的创造活动。可以预言,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现代化,报告文学这种文体还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它的普及面,以及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将大大超过小说。说实话,就当今中国文学刊物的数量而言,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文学刊物是发表小说的主要阵地——那么将来呢?就如今天的美国、法国或日本。但可以放心,小说发表(尤其是短、中篇小说的发表)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是威胁不到报告文学的生存命运的。而且,随着综合性杂志的增加(有些原本是文学刊物),报告文学的阵地肯定会趋于更加繁荣兴旺。另外,作家与文体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承认或相互适应的关系,而冥冥之中的选择亦不可能随心所欲。我觉得,你选择报告文学创作,无疑是顺应了你的个性优势(包括你的精神素质、思想修养,以及对于社会生活的敏锐与判断力)。所以,我不主张你在文体选择上出现“见异思迁”。  其实,今天我想与你讨论的还不是上述问题——我想说的是报告文学作品的价值。倘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收获,那你也就不可能对自己的创作产生怀疑或动摇了,我可以肯定地说。  当然,报告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多方面的,特别是一些卓越的报告文学作品的价值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倒是很一致的。只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显得比较薄弱。然而,这种几乎是必然的创作状态,并不影响报告文学本身的价值可能性。何况,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状态已经得到或正在得到全面改善。  既然报告文学的价值具有多元走向,那我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在这里,我只能谈论(作为探讨)其中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至今没有引起创作界与评论界重视的“文献价值”。  文献价值是报告文学的一种极为重要的价值。不言而喻,这种价值首先来源于描写与记述的全方位真实性。而所谓“文献”,主要是相对历史而言;“文献”的价值也就是对历史的贡献,或是为后人重温(研究)历史时有所提供的那种贡献。历史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社会政治的更迭或变迁,真正的历史或历史的精髓(质核),应该是整体的或特定领域的精神发展史(亦可称为“心史”)。而作为以形象记述见长的报告文学,无疑可以成为后人重温这种精神发展史的极为真实可靠的“资料”——“文献”。  你相信我的这种判断么?  我们都读过《走出地球村》、《大国长剑》、《好梦将圆时》,也许还读过彭继超的《东方巨响》(这是一部描写与记述中国核试验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当后来者(文史工作者、作家或一般读者)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史、党史、军史及科技史发生兴趣,甚至试图进行专门研究时,这些作品无疑将成为“必读书”(必须参阅的书)——其价值的大小将取决于作品的真实性及深入程度。就是像斯特莱切这样的传记文学作家,尽管时有研究者指责他不按“原状”描写,但他在那本《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的卷后,还是开列了大批参考书,而其中的一些便是富有文献价值的报告文学(或传记文学)。你一定读过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你能想象索尔兹伯里离开了那些“必读书”会是怎样的情景?或者说,他仅仅靠个人采访便能完成这部作品的写作么?他甚至只能先从参阅一些重要作品开始自己的“长征”——这些作品包括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韩素音的《早晨的洪流》、伍修权的《我的历程》、李锐的《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等等。不难理解,报告文学,特别是题材重大的作品,其价值往往是难以估量的:无论是对将来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还是对后来者的文学创作,或者是让今天或明天的读者更丰富更形象地了解已经逝去的岁月。当然,这种价值的生成及是否可能随时光推移而“升值”,还得依赖一些前提,如题材发现及时,采访调查深入,记述描写翔实,视点可靠,判断敏锐等等。而这些,正是当今报告文学创作亟待改善的操作领域。可以说,目前的不少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还缺乏文献价值,或者是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与题材不相称),大约都与上述课题相关。  倘若真想提高报告文学的文献价值,尤其是那些“史志性作品”的价值(“史志性”这一概念为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所提出),我觉得要在以下几个具体操作方面作出新的认识与新的努力。  一是要从根本上严肃报告文学的文体观念,要真正认识到报告文学是一种绝对不允许虚构或编造的文体。“合理想象”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所谓的“文学性”,但在整体上却必然大幅度地折损或抵消作品的价值。  二是要无条件地把创作置放于深入扎实的采访调查之上。据我所知,当前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态度很浮躁、很马虎,所谓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着实是一种极贴切的形容。然而,就是这种状态的采访调查,竟也能在一些写家的炮制下铺排成几十万字的“大作”。但究竟能提供多少可以被称为“文献价值”的东西,也就可想而知了。《最长的一日》是一部描写与记述二战诺曼底登陆的作品(同名电影便是据此改编的),作者为这部作品耗费了十多年的时光,而寻觅与采访幸存者,更是令作者历尽千辛万苦(当然还包括寻阅档案资料之类所付出的大量劳动),仅面对面采访的幸存者(即诺曼底空降登陆人员,大都是志愿军人)就达二百人以上,以通信方式采访的人大约在千人以上……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最长的一日》早已成为研究与了解二战及诺曼底登陆的极为形象生动的权威作品。假如我们的一些作家用写三本或五本报告文学的时间来创作一部作品,并能在采访调查方面倾注更多的精力,那我们的作品在价值档次上也就可能令人刮目相看了。特别说一句,当今不少作品之所以大量掺杂“合理想象”甚至虚构编造的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黔驴技穷”的无奈:由于采访调查的肤浅不力,掌握的素材又贫乏粗糙,所以也就不得不走上那条亵渎报告文学灵魂的旁门邪道。  第三点,就是要全面提高报告文学作家的素质与修养。尽管作家不是“全能运动员”,但健全自身的知识结构仍然是必要的。尤其是当你进入一个新领域的时候,“不耻下问”可以帮助你摆脱陌生甚至无知的窘迫或尴尬。就我看到的一些作品而言,常识性的错误虽不能说是俯拾皆是,但屡见不鲜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与上述状态相关的,还有一个材料的甄别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所谓“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难想象,前人的著述总有一定的局限性:或片面性,或意识形态的导向分歧,或记忆的错误,或以讹传讹,或本身就是某种政治背景下的捏造……其中的真伪及可靠程度究竟如何,就得依仗作家的甄别——倘若连查资料、辨真伪的功夫都不愿意下,那如何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呢?这里用得着一句谚语:没有金刚钻,少揽瓷器活。你要写出那种值得后人信赖,并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有自己地位的书,不下点儿功夫是绝不可能的。  最近,我读到徐焰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兑现代史纪实作品中的虚构造假现象实施了一次小小的“清算”。看样子,徐焰先生是在作了一番认真的研究之后“指谬”的。这方面的问题确实很严重,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此间自然具有意识形态的制约,但更多的是历史的客观性及作品描写所必须拥有的真实性。其实,徐焰先后所谈到的,大都涉及到报告文学的“文献价值”问题。你的创作肯定还将继续下去,我建议你读一读徐焰的这篇文章。我们的不少作家常常怀有侥幸心理——的确,一般读者受了愚弄也可能感觉不到,但跟你“认真”的还是有的:今天有,明天有,在很多很多年之后,弄不好还会有更难听的指责。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作家自重自爱的问题。  你以为如何?  ……  第六封信  自身的现实感——张震将军的《总序》——作为思考——《恸问苍置》——《上海:1949——大崩溃》——来自阅读:联想及对照——隐蔽含蓄——犀利直捷。  ……  有如我们这样通信的么?给你写信很累。你提出来讨论的,尽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只是在感受中存在的问题——“现实感”,这三个字如此现实地矗立在我的面前。我心中默默地反复叨念着:现实感,报告文学的现实感。我相信我的表情呆若木鸡。  这个问题的阐释实在是太难。  而且我想,我也说不出更新鲜的货色了。我只是觉得,报告文学必须拥有现实感,必须对处在现实状态中的读者有所揭示、有所启迪;否则,无论怎样“真实”的描写,也有失报告文学创作的初衷,也不过是苍白的、缺乏思想血色的平庸记录。再就是,现实感不是随心所欲标贴上去的东西,而是渗融于作品肌体、隐含于整体描写过程之中的一种精神,一种理解,一种与现实息息相通的感情(淡泊的或激烈的)——自然而然的蒸腾、不知不觉的流露,便是它最基本的“报告”方式或最质朴的“文学”形态。  究竟怎样才能使作品富有现实感?关键还在于作者自身的现实感,还在于作者的感受、理解、判断是否拥有一种由此及彼的交融能力,一种从对象中发现“现在”的敏锐性与自觉性。你可以不说出来,但要让读者感受到。在作家那里,现实感就是审视描写对象的眼光,就是最具体最生动的感觉过程。你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作家,那你的所感所写,你的作品,便必须拥有最起码的现实感——这绝不是空洞的逻辑游戏,而是创作的“现实”。  实际上,这种现实感在创作的起始(动机)阶段,就已强烈地萌发了。譬如那套有23册之多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难道仅仅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么?这当然也是一种“现实”,但我所说的“现实感”倘若仅限于此,那便有点儿不得要领了。战争与战争的残酷早已逝去,我们的民族所经历的苦难、所蒙受的屈辱、所奉献的牺牲,也已成为一种记忆,我们之所以要藉抗战胜利50周年的契机追溯沉重而辉煌的历史,最根本的原因依然是为了今天,为了现实。对此,张震将军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作了中肯的阐释:“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国家怎么发展,历史永远是教科书,历史的经验总是为后来的人们提供启示和告诫。”的确,不管社会发展到了怎样的阶段,作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依然是必不可少的,而爱国主义精神,更是一个民族“自存自立、奋发进取、兴盛发达的永恒的历史主旋律”。我想,这便是这套丛书最终所要实现的现实感(或现实意义)了。  说到底,现实感就是一种思索,一种精神探求,而作为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现实感则是一种回溯的观照眼光,一种基于当代生存景况的省悟,就如张震将军所言,那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启示和告诫”。这套《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不知你读了哪几部(是不是全读了)?实事求是地说,这套丛书的质量不怎么整齐(如果说都很好,那不是虚伪,也是文过饰非)——题材可以规范,而质量便是作者既能自主又很难自主的个人能耐范围内的事了。在这23本书中,我很推崇金辉的《恸问苍冥》,浩浩37万字的长篇记叙,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问”字,“问”得何等悲痛(恸)!“问”者,便是思考的结果:既思考历史,又思考现实——从历史而现实,从现实而历史,此中的往复与交融,也就构成了“恸问”的现实感。《恸问苍冥》之所以好,好就好在作品不仅“恸问”了“他们为什么要杀人”,而且也“恸问”了“我们为什么被屠杀”,尤其是在《余篇·度尽劫波》中,作品经由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的一系列纵横交错的比较,从而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不是我们喜欢回忆,也不是我们喜欢“恸问”,而是现实——中国与日本的现实都在敦促我们作备忘录式的“恸问”:真的是“恸问苍冥”么?不,最终还得“恸问”我们自己“苍冥”就是我们自己!这的确是最为现实的思考,不仅涉及到今天,而且也是将来的序幕。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恸问苍冥》仅仅是“日军侵华暴行备忘录”,或者是只“录”不“问”,那作品还会产生饱含着民族性剖析的动人力量么?还会给读者以惊心动魄的现实感么?  历史绝不会中断,因而以“长河”来形容历史是极为确切精当的。而现实呢?现实就是历史的延伸与继续;现实中有着历史的影子,也不乏往昔的污垢渍痕——我觉得《恸问苍冥》的魅力也正是在这里。  对于读者来说,现实感(或现实意义)往往是一种阅读感受,甚至是一种联想或联想中的对照。去年,我读过两部长篇报告文学,一部是于劲的《上海:1949——大崩溃》,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另一部是曹岩、邢军纪的《锦州之恋》,属于“现实生活题材”。如果你乐意“恭听”,我可以谈一谈我当时的阅读感受(当时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然后再回过头来讨论“现实感”的问题。  我读完《上海:1949——大崩溃》时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复杂到难以描述毫无疑问,国民党在上海的最后崩溃,首先是由大局定夺的,但也取决于很多具体的诸如政治、经济、军事之类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的大崩溃,是国民党及其政府在中国全面失败的一个缩影——就40年代的最后几年而言,再没有比上海的大崩溃更富有典型性了。“汤司令”及其部下的顽强抵抗,算是尽到了军人的天职,可怎能阻挡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怎能逃脱灭顶之灾的命运?而处于军事优势的国民党又如何败了呢?在我看来,败就败在国民党不得民心:腐败、专横、营私舞弊、勾心斗角、排斥异己、迫害民主……纵然有蒋经国的力挽颓势,但也敌不过“豪门当道”的猖獗。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国民党是自己击败了自己,是自己把自己从执政党的位置上拉了下来。所以当我读完这部(上下卷)80万字的大书,特别是读到《尾声》时,无尽的感慨便涌上了心头。这部作品的有些章节可以“粗读”,但《尾声》却是应该“细读”:它是值得“品读”的卓越文字;它是《上海:1949―大崩溃》之所以让人感受到存在“现实意义”的“眼”。这千余字的“尾声”,从毛泽东来到紫禁城、登上天安门写到与黄炎培先生的交往,再写到72岁高龄的黄炎培(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因爱子遭害而诉说的心声:“今天的成就是经过昨天、前天的努力积累而来的……更不应该忘掉过去人类中间的一部分人为创造多数人的幸福而甘心损害自己的健康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紧接着的是一段回忆(《尾声》的“尾声”),那就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在1945年的延安所进行的关于“民主”的谈话(被作者称为“惊天地、泣鬼神”的谈话)。彼时彼刻的黄炎培先生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而自信的毛泽东则以伟大气魄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对话真是精湛、精辟、精彩!虽是50多年前的话了,但听起来依然新鲜而富有现实意味,就像是兑现在的人们说的,倘若再回忆起《上海:1949——大崩溃》中的一幕幕“好戏”,你会想起一些什么呢?你会以为于劲的这部大书仅仅是为了记述1949年上海的那段历史么?  人,都有想象力,都有对照的才能。这种阅读或阅世的本领,似乎与生俱来,人皆有之。就“现实感”而言,我觉得它在阅读过程中的出现,往往很突兀、很奇妙,当然,必然性也肯定隐于其中。《锦州之恋》所写的人物,便是那位中国人都知晓的“好书记张鸣歧”。作品中的不少章节写得很动人,感情饱满而让人潸然泪下。我敢肯定,两位作者在描写与记叙这位优秀共产党员时,所想到的绝不仅仅止于张鸣歧,而是有一幅很现实的背景画面时时活跃着,其中自然包括了那些很不像党员的假冒公仆者的丑恶嘴脸。于是我读《锦州之恋》时,也往往不由自主地回眸自己周围的生活,并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与现实的各种各样的对照。我分析过我的“热泪盈眶”,那是一种同情与愤怒混合的感情:张鸣歧确实是一个“好人”,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好人”,实在是太少了;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公道:偏偏让“好人”离去,或仅仅把精神的崇高留给我们!而愤怒的是,那些厚颜无耻的蝇营狗苟之徒,却依然在那里进行着鱼肉百姓的勾当。作为阅读的权利,这种感怀于现实的联想与对照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作家来说,这也是报告文学创作应该寻觅的效果。  由此看来,这“现实感”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犹如我在前面说到的,关键还在于作家自身的现实感——或现实意识或当代眼光等。多读一些作品就可以发现,现实感之于不同的作家或作品,其融入方式及传达形态是很不一样的。对于一些作品来说,现实感往往作为意识或审视眼光而蓄含在生动形象的描写中,如《上海:1949大崩溃》、《锦州之恋》等。而如《恸问苍冥》,则以“恸问”的方式,于历史与现实的循环凝视中,把现实感既直捷犀利,又有理有节地奉献给读者。然而,我们还可以读到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品——描写的是最贴近现实的现实,而它的现实感也是以直接托出的方式向你奔来,并逼着你环顾生活而投入严峻的思考。我们曾谈到的《好梦将圆时》,就是这一类作品。《好梦将圆时》写的虽是军队生活(海陆空),但提及的问题却远不止于军队生活。它也是一种现实的缩影,一种富有思情张力的典型描写:细细想来,整个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海陆空“好梦将圆时”所遭遇的窘困,在质地上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作者要接受的考验是:是否拥有整体意识,是否能做到鞭辟人里、头头是道,是否真实而富有文学意味?  不过,有一类报告文学最令人沮丧,那就是描写现实而乏于现实感——我想,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作者并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描写对象:虽面兑现实而没有发现现实,或缺乏那种把局部现实置于整体现实中审视的能力,而且即便意识到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也往往亏在眼光的陈旧上。这已经涉及到了作家的素质与修养,也就不必再说下去了。  不知你是否感受到,“现实感”问题虽则难以阐释,但它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是那种连接着作品生命的重要!倘若报告文学失却了现实感,那还能叫作报告文学么?这一结语,大约对大部分报告文学或报告文学的主流是适合的。  1996年6月  从“非虚构”说到“小说化”描写  小引  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的报告文学始终呈现着兴旺发达的景象,但与之相随的,则是其创作理论探讨的衰微,甚至是混乱。因了报告文学与小说之类的文学样式的差别,也就决定了报告文学创作的诸多文体规范,有些是可以突破的,有些则是无法突破而又必须遵循的,如非虚构原则、新闻性、独特的社会功能、历史题材的限度、“文责自负”、“小说化”描写的可能性等——某些规范一旦被“突破”,报告文学也就不成其为报告文学了。  在这里,笔者就这些特别迫切的理论问题提出相应的看法——也许可以说,这些问题若不及时澄清,很可能会影到报告文学在文学世界中的生存前景。  非虚构性:安身立命的前提  其实,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非虚构性”,我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已经谈论过。如今之所以要重弹老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下的报告文学仍然摆脱不了虚构陋习的困扰与侵害。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承认所谓“适当的合理想象”的必要性。于是不难发现,在相当数量的(包括某些获了大奖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大至历史人物的行为言谈之类,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内容,叙述中的引申与编造,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可以说,即便不作严格的调查核实,仅凭直觉或从是否合情理的角度审察。也很容易挑出“失真”的毛病。倘若这样发展下去,报告文学在文学家族中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煞不住的虚构之风,哪怕是局部的“失真”,都将波及到报告文学的社会信誉或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任何作品都得仰仗读者的检验。而一切低估读者判断力或企图糊弄公众阅读的做法,无疑是愚蠢的。更何况,一部有价值的报告文学作品,其最终的可能性还得穿越漫漫的历史通道——倘若你否认自己的作品是文字垃圾的话。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历史只承认报告文学应有的品质。  何为“报告文学”?我们已经给它归纳了不少“特征”,诸如真实性、新闻性、文献性或社会批判性等等。但回过头来细细琢磨,其中的似是而非的模糊或不确定性,倒可以构成这些“特征”的“特征”。不难推断。报告文学之所以可能得到文学家族的承认,并成为其中的重要分支,原因便在于这一文体的叙述拥有相应的文学性(或文学特质但就一般的文学性而言,体现文学性的叙述大都离不开而且必须强调基于虚构的想象力,如小说、诗或某些散文等,特别是在文学创造性或艺术成就的衡估中,想象力的开拓往往成为一种必须尊重的标志。这样一来,既是“报告”又是“文学”的报告文学创作,也就陷入了两难的处境。怎么办?或怎样才算是报告文学?或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学性?这就涉及到了报告文学的最基本的特征——“非虚构性”。作为这一文体的原则或前提,不管是何种题材(是历史还是现实),也不管是怎样的“报告对象”(是人物还是事件或者是社会现象),只要所选择的文体是报告文学,你就得将“非虚构性”视为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就是说,无论是何种形态或方式的“文学性”,都必须以“非虚构性”为前提。这是一种自由中的不向由。否则,报告文学的价值就可能受到折损,甚至被彻底摧毁,而“文学”的意义也将丧失殆尽。  实际上,在“非虚构性”的前提下,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仍然拥有广阔的发挥余地。这是一种不自由中的自由。如创作过程中的叙述所可能的思情张力、寓意的超越性、含而不露或以外寓内的表达方式、细节场面的选择及运用,乃至不动声色的象征手法的贯穿等等,都可以成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的具体而独到的体现。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即“非虚构性”的叙述特征,绝不可能减弱或黯淡报告文学中的“文学性”。我很相信斯蒂芬·茨威格的判断,他说:“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需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序言〉》)茨威格说的虽是传记文学的创作,但他的观点对于我们国度的报告文学创作,也同样具有启迪意义。因此可以说,报告文学所可能的生动与深刻,在很大程度上是执守“非虚构性”的一种叙述效果。  “非虚构性”的报告文学特征,在很多场合被概括为“真实性”(或所谓“严格意义上的真实性”)。我之所以不想使用“真实性”的概念,主要是因为这一概念过于宽泛与含混——作为文艺(这不仅仅是文学)理论领域的常用概念。所谓“真实性”,无论是“生活真实”还是“艺术真实”,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感受或主观判断,其中的模糊及那种摇摇晃晃的不确定性,是极容易感觉到的,以致人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景,即面对同一部小说,在不同的读者是否能真实地判断或感受的问题上,竟可能达到大相径庭的地步。而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则是一种特指的限定,即叙述必须符合传达对象事实的那种“真实性”,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非虚构性”。与其使用“真实性”,还不如以“非虚构性”来限定报告文学的叙述,其优越性在于:一是更加明确,不致产生歧义;二是在理论阐述上免去了可能与一般的文学“真实性”混为一谈的麻烦——至少可以说明,报告文学的真实或不真实,绝不是一种充满了主观色彩的判断或感受,而是或必须是一种非虚构的,也不允许虚构、不允许“合理想象”与随意发挥的叙述,一种必须与对象(包括细节场面或人的言谈举止等)相符合的实事求是的叙述。  我想,再找不到一个概念,比“非虚构性”更能概括报告文学创作的特征或品性了。  蓬勃生机从何而来?  报告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思考与实践了“很多年”,至今也没有一个让人满意的说法。而且随着报告文学的越来越“繁荣”,功能的问题似乎变得更加混乱、更加难以捉摸。如果说,它以往的功能有点儿单打——只重视传达时代的英雄辈出、瑰丽壮阔,而如今则不加掩饰地干起了吹喇叭、抬轿子的营生。譬如某些“广告文学”、某些歌颂一企业或一地区的“丰功伟绩”的“准广告文学”——尽管有很专业的评论家说,这些不能算是报告文学,可我们在一些文学报纸杂志的“报告文学”栏目下见到的就是这一类文字。实际上,这样的文字只是表现得赤裸裸了一些,因为我们在很多相当体面的、描写也颇见功底的,甚至还获了某种“文学奖”的报告文学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弦歌式的一味颂扬的“广告文学”气息,其长处只是传达得高雅或含蓄一些罢了,在质地及宗旨上与“广告文学”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差别。说穿了,是一样的夸饰,一样的“片面真实”,一样的为歌颂而歌颂,一样的肤浅功利。  我想说的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一旦“繁荣”到混乱或异态纷呈的时候,就该回过头来想一想:当初为什么会诞生这样一种文学样式?它到底是干什么的或应该在文学家族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报告文学大约也不例外。严格地说,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是在30年代初才发展起来的。在这之前,中国文学界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独特文体的强劲社会作用。当时的“左联”明确提出了要参考与采用“西欧的报告文学”样式,以及“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的主题和任务。之后便产生了一系列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活的记录》、《中国的一日》、《上海的一日》、《包身工》、《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稍作追根溯源就会明白:一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中国兴起时,便携有“舶来”的色彩,而且伴随报刊出版业的发展而发展;二是因了时势的迫切需要,才出现了这种“非虚构”的富有新闻质泽的文学样式——无论是批判还是颂扬,也无论是写人还是写事,其前沿性或现实针对性,特别是那种关注社会问题及国计民生的品格,那种绝不迴避生存矛盾与致力于社会进步的精神,无疑是这一文体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确定了的创作宗旨,也是它的“表情”或“性格”。  如果放弃了或模糊了体现这一宗旨的功能,报告文学还有存在的必要么?可如今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其“表情”或“性格”正一天天地变得含混不清,就如世俗生活中的和事佬或官场上的趋炎附势之徒,丢弃了主张与态度——“保险”与“稳妥”都做到了,只是留下了一堆文字垃圾。当然,文字垃圾可以被折腾得红火热烈,而且把戏演得像真的一样,但报告文学的名声却受到了损害。我想,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不过,同样作为事实的是,一些忧国忧民、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品,一些旨在社会进步而不迴避矛盾的作品,或一些前沿性的、富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作品,免不了涉及具体的人与事,免不了碰撞一些利害关系。于是,“保险”与“稳妥”也就失却了可能,随之而来的是因涉足矛盾或披露真相而引起各式各样的包括“官司”在内的纠葛……因为是“非虚构”的叙述,被揭露被批判之后的种种抵抗,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合乎世俗逻辑的景观。可以说,这种试图以掩盖真相为目的的,甚至是相当疯狂与残酷的抵抗,并不是什么中国的特色,而是“世界共通”,哪儿都可能发生。在这正义与邪恶的搏斗中,报告文学因了“非虚构”而命中注定要接受挑战与考验。这是一道无奈的文学风景,但它的光芒又是其他文学样式所无法替代的。毫无疑问,报告文学是一种以最直接的公众意识传达正义与进步的文学样式。正因为如此,它是独特的,即拥有独特的功能。人们可以看到,即便是比较温和的文化剖露的视角或方式,也没有泯灭它那独特的敏锐与犀利——这自然是就当下的优秀作品而言。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笼统地贬低那些歌颂性的报告文学创作。不是的。相反,为了张扬正义或批判邪恶,歌颂性的创作同样是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倘若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要歌颂的问题,也就明白了歌颂的目的还不仅仅是为了歌颂,因为“深刻的歌颂”依然携有某种社会批判的崇高功能。譬如“倡廉”的背景就是为了“反腐”,或就是为了抵制与批判某些“公仆”的堕落;否则,“倡廉”的歌颂就有点儿单调与简单了,也很难打动处在现实漩涡中的读者的心弦。实际上,读者的感受是最真实最公正的,其中的判断尺度倒不在于是否歌颂,而在于歌颂的背景,在于作家心中的那杆秤,或在于为什么要歌颂。也就是说,作品是否意识到了歌颂的内容与读者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读者们关注的,也就是报告文学作家所应该关注的。这是报告文学创作不能淡忘的功能,也是使报告文学充满活力与蓬勃生机的唯一功能。  不可淡忘或漠视新闻性  据说最近产生了一种新说法,那就是主张改称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为现实性,认为“改称”之后便于人们准确理解新闻性,并可以纠正报告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歪曲运用新闻性的庸俗状态。这种说法有道理吗?我以为没有。你既然承认报告文学的新闻性,那就说明新闻性本身并不是导致“庸俗”之类的“祸根”——其中只是一个如何“准确理解”的问题,只要是“准确理解”了,也就没有必要重找一个替代的概念,何况,现实性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要比新闻性更具难度,也不便于概括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独特品性。照我看,新闻性是报告文学创作绝不可丢失的重要特征。换句话说,报告文学创作一旦抛弃了新闻性,报告文学还能被称为报告文学么?特别是,既然新闻性可以被歪曲运用,可以被弄到十分庸俗的境地,那现实性就一定能避免这样的命运?  现实性与新闻性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层面不同,内涵及指向也不同,谁也替代不了谁,新闻性就是新闻性,现实性就是现实性。相比之下,还是新闻性更明确一些,或更能概括报告文学的特征一些。现实性是什么?是“现实”的“性”?还是指与“现实”相通的思或情?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涉及一个对于“现实”的诠释问题,即“现实”是什么?当下生活是“现实”,已经成为历史的生活也一样是“现实”。实际上,文学视野中的“现实”,大都被理解为一种富有社会文化意义的人的生存状态,其中也包括了人性人情的“现实”或人的精神处境的“现实”。如果把“现实”仅仅理解为正在发生的或刚刚发生的生活,那就有点儿非文学的或急功近利色彩的狭隘了。说句实话,以现实性替代新闻性的说法,其本身就泛显出这样的狭险。我想,不仅替代不了,而且还有某种有意无意歪曲现实性或使现实性庸俗化的嫌疑。当然,文学的现实性这一概念,是放之“文学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小说可以用现实性解释,诗也可以用现实性解释,戏剧、影视、美术、音乐、舞蹈等等,统统可以,也因为统统可以,这现实性还能独独成为报告文学的创作特征么?就报告文学的特征而言,除了“非虚构”前提外,新闻性便是这一文体的重要特征之一了——所谓特征,就是那种可以区别于其他文体(如小说、诗之类)的品性或质地。  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特征,被某些写家歪曲运用而走向庸俗,并成为一种毫无责任感的商品化倾向的点缀或招徕。这是事实。但我们是否想到:现实性的倡导同样可以被歪曲运用,同样可以成为一种庸俗化的堂而皇之的借口,而且可能比一般的商品化更无耻。譬如可以打着“现实性”的旗号,孵化出一些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献媚遵命之作,而这种“紧跟”的“当代传统”,是很容易在一部分视文学为敲门砖的作家中恢复的。当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假如我们能正视当下报告文学的“现实”的话,便可对那种“紧跟”、“遵命”之类的“现实性”作出可靠的判断了,甚至可以感受到,某些写家还在护卫“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呢!不过,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为了否定现实性,因为现实性之于文学创作的判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而且在确认“非虚构性”与新闻性等报告文学特征的前提下,对报告文学的思情质地的衡估,也同样可以成为一种标准或尺度。  报告文学本来就是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文体,因此,新闻性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一种品性,而且在新闻性的含义中,还包括了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特点。至于歪曲运用或庸俗化的现象,还有那种与新闻媒体抢新闻的愚蠢做法,其原因全在于写家对报告文学新闻性特征的曲解,或是由某种不健康的心理驱动造成的,其中也包含了写家与出版合谋的因素。如不想去深入地采访、调查、开掘,可又渴望一鸣惊人于天下,甚至是讨个巧、获个奖之类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毫不留情地揭露这一类作家及作品的卑劣嘴脸,应该批判这种歪曲运用新闻性从而亵渎报告文学创作的小人心理,而不是不要新闻性或取消新闻性。新闻性作为报告文学的重要特征,绝不是所谓“改称”的问题,而是还它一个真实可靠的理解及运用的问题。  报告文学创作虽不能也不可能等同于“新闻报告”或“通讯”,但它的新闻性是必须强调的。这不是其他什么原因,而是因了它是报告文学的缘故。在我看来,新闻性是造就报告文学文体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或者说,报告文学的魅力绝不止于文学性及所谓的“深刻性”之类,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或主要在于它的新闻性——这里所说的新闻性,不仅以其在文学世界中的独一无二的“非虚构”品质赢得读者的特别信赖,而且往往因了它的社会性及相应的批判锋芒,乃至对于人的生存状态与前景的关注,可以极大地开阔读者探究生活的视野,或实现那种以共鸣方式出现的满足人的精神渴望的作用(宣泄效应显然,不是要不要向新闻靠拢的问题,而是怎样理解与怎样靠拢的问题。新闻是什么?新闻绝不止于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早就发生,但到现在才被披露、才被公众知晓的事,同样是新闻。新闻在时空上具有相对性,在与“现实性”的关系上也是如此。所以,新闻性之于报告文学的意义,全在于作家的选择与透视。新闻性(包括“新闻热点”)会不会影响报告文学的生命力或成为作品价值的障碍?我想,这种担心或多或少有点儿杞人忧天的味道——我已经说了:全在于作家的选择与透视,或全在于对描写对象的理解、把握与开掘,而绝不在于因了其拥有新闻性(包括“新闻热点”)的缘故。再说,即便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差一些,思考的力度弱一些,但因为作品的描写(或记述)具有“非虚构”意义上的新闻性,它照样具有流传后世的独立存在价值,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作品所可能具有的文献性。  说一句消极的话:假如淡漠了或抛弃了报告文学的新闻性,那不仅背叛了报告文学成为一种独特文体的初衷,而且将从文体特征上摧毁报告文学的独立存在价值。  是报告文学还是“历史演义”?  报告文学作家傅溪鹏先生终于把他积压了很久的话说出来了。他一直不主张报告文学作家把目光投向历史题材领域。他说:“……到历史堆里去‘觅食’可能会伤害报告文学的‘真谛’。如果还是这样走下去,是不是会清朝写完了,该去写明朝了;明朝写完了,就得写元朝、宋朝、唐朝了呢?这还能算叫报告文学吗?”(《报告文学是“文学轻骑兵”》,载《中国艺术报》1998年4月17日)当然,写是永远写不完的,溪鹏先生多虑而有点儿“忧天”了。但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一类“报告文学”不仅“可能会伤害”,而且已经严重伤害了报告文学的本意,甚至在文体的异化中赤裸裸地背叛了报告文学创作的初衷。  溪鹏先生的主张及某些观点,我是同意的。但“文学轻骑兵”的说法,多少有点儿明日黄花的感觉。“非轻骑兵”就不行么?报告文学的文体及功能总得有点儿开拓或发展,在分量与表达方式上也得有所变化、有所进步。溪鹏先生是力主短中篇的,这很吻合他的“轻骑兵”观念,但长篇报告文学就不能“为时代服务”么?我想,我们还是要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气氛。  我也不主张当今报告文学与“历史题材”的直接联姻。当然,这是就报告文学创作而言。至于有些作家热衷于把目光投向历史领域,譬如小说作家、随笔作家、戏剧影视文学作家等等,并在享受创作自由的同时,充分发现历史生活中的启示或现实意义,这自然是很好的创作路数。我之所以不主张报告文学创作与“历史题材”的直接联姻,倒不在于“新闻性”之类的原因,而是“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极难或几乎不可能实现“非虚构”的叙述要求。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特别是场面或细节的描写,在完全失去了采访当事人的情况下,要实现既是“报告”又是“文学”的具体生动的“非虚构”叙述,几乎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倘若“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叙述因“非虚构”而失去了它的形象性,岂不还原为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描述了吗?至此,还谈什么“报告文学”的“文学”呢?在这一点上,溪鹏先生问得好:“那些细节是从历史资料中提供来的,还是从某某人那里采访来的?”我想补充一句,即便是来源于“历史资料”,还有一个区别的过程(因缺乏区别而造成谬误的例子,在这一领域已屡见不鲜)。  关于报告文学的“历史题材”问题,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还津津乐道于所谓“史志性报告文学”的说法(包括笔者在内)。可到了强调“非虚构”,或到了思考“合理想象”之于报告文学创作是否“合理”的时候,才逐渐意识到“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叙述中所隐含的或公开暴露的严重失实问题。尤其是在一些描写“清末民初”的历史生活的作品中,那种大篇幅的带引号的人物对话,那种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活动,那种被刻画得惟妙惟肖的“音容笑貌”……我们只能合逻辑地怀疑或断定这些描写是一种虚构,或是一种杜撰、编造与“合理想象”的结果。在这里,并不是读者有没有根据怀疑或断定这是虚构的问题,而是作者能不能出示描写的依据的问题。起码在细心的读者看来,采访当事人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了。不过让人放心的是,这些作品中的历史人物早已逝去,即便是大胆逼真的虚构,也不再可能因了其中的是非曲直而与作者对簿公堂了(这与当代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很不一样)。  其实就阅读印象而言,有些作品应属上乘之作,尤其是那种在现代目光观照下的寓意开掘,但正如溪鹏先生说的:何必一定要称作报告文学呢?依我看,有的可以称为“历史随笔”,有的则是明明白白的“历史演义”或“人物演义”,甚至干脆是“历史人物小说”。最令人头痛的是那些“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作品,如苏区题材、长征题材、抗战题材等,也很容易发现虚构或“合理想象”的痕迹,但因了作品是歌颂革命的,读者也就无话可说,更不可能去核实。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说的,那就是有些报告文学越写越像“军史”、“战役史”或人物生平记录了——如果说还残存些许“文学”气息,那也只是局限于某些场面或细节,而这一部分描写也大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对此,作者心里最明白说实在,我说的这种状态,还是指那些经过作者奔波采访而最终撰写成章的作品。另有一些作者,则大胆地省略了采访调查的环节,甚至连实地也不去,竟然也能躲进斗室而造出洋洋洒洒的长篇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不难想象,其中的“非虚构性”与文学性,最终能达到怎样的程度呢?  当然,我不是笼而统之地一概排斥“历史题材”报告文学。或者说,我之所以同意溪鹏先生的基本看法,即不主张报告文学与“历史题材”的直接联姻,完全是因了报告文学创作的“非虚构”原则的缘故。那么,什么样的题材才是“历史题材”呢?这显然是一个难题。不过,我们为了报告文学创作的“非虚构”原则,不妨给这里所说的“历史题材”作一个灵活的“约定俗成”,即那种完全丧失了当事人采访可能的“历史题材”。实际上,共和国历史上很多事件也已成为历史,但当事人还在,直接的记忆还在,这样的“历史题材”作为现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借鉴或反思,既不违反“非虚构”的原则,又可以成为相应的思情库藏,为何不能写一写呢?这实在不是一个“轻骑兵”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新闻性”的问题(这样的“历史题材”同样具有“新闻性”)。  作为规则:“文责自负”的意义  我曾在《传记文学》杂志上读到过一则声明,其中有一条是:  投稿人对稿件内容“文责自负”,因有悖事实而引起各类法律纠纷,本刊不承担连带责任。  因我不在“圈内”的缘故,对于这一类事一向缺乏应有的敏感性。只是“形势”发展了,才逐渐体会到其中的严肃及奥妙。当然,我没作过调查,既不知道《传记文学》上的作品是否引起过“纠纷”,也不知道“文责自负”的贯彻情况,更不知道这样的声明与“不承担连带责任”之间的真实关系。我只知道这些年来,凡报告文学或其他纪实性文学作品一旦发生“失实”描写或被认为是“不真实”,出版社或杂志社往往被卷入纠纷,且无可逃遁地承担“连带责任”。这是无奈而又伤透脑筋的一个问题。于是,我又想到了“文责自负”。  其实,这个问题与文学批评并没有什么关系(起码从表面上看是如此),但报告文学或其他纪实性文学作品的判断,又是把“非虚构性”视为创作生命与价值前提的——编辑的判断也是或也应该是如此;而在编辑的业务过程之中,同样包含了文学批评的因素。可编辑怎样才能实现“非虚构性”的判断呢?或者说,这种判断的根据将从哪里来?  前不久,有读者对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的“发现”提出了“质疑”——我读过翁昌寿先生的《柯云路到底发现了什么》(载《新闻出版报》1998年2月26日),其中就涉及了是否“有悖事实”的问题。翁先生采访了《发现黄帝内经》的责任编辑潘宪立,对话如下:  笔者(即翁昌寿先生):书中的内容您核实了吗?  潘宪立:进行了核实。  笔者:能举个您核查之后属实的病例吗?  潘宪立:我们编辑的任务不像科学研究那样要一一核实……  潘先生的回答(包括后面被省略的回答)显得有点儿勉强苍白,至少是相当被动。翁先生是聪明的,他几乎是设了一个没人能走出的圈套,并让对方一步步地走进去。显而易见,翁先生是提了一个编辑无法做到但又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即“核实”的可能性问题。我之所以说翁先生是聪明的,其原因也在于翁先生肯定明白此书的责任编辑是不可能实现“核实”的。退一万步讲,如果翁先生当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难道有可能去——“核实”么?当然,我说的是“核实”问题,暂且不涉及这部“纪实性文学作品”的倾向或其中的那些令一般人难以置信的具体描写。  我相信,如果出版社(或杂志)及编辑要对每一部报告文学或其他纪实性作品的全部内容实施“核实”,或只有在——“核实”之后再决定是否出版,那还不如提前声明不出版这一类作品——谁也不可能为了“核实”再去跑一遍采访,再去作一次调查。何况,即便再进行一次采访或调查,就一定能弄个水落石出或确凿无疑么?对于出版社(或杂志)及编辑来说,明明不具备——“核实”的可能性,那还要让他们承担“连带责任”,岂不是太冤枉了么?在我看来,就是有的出版社(或杂志)及编辑拍着胸脯替作者申辩,甚至越俎代庖说作品的描写绝无“虚构”之嫌,那也是一句地地道道的“空话”或“谎话”。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部“失实”的或具有“虚构”嫌疑的,甚至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报告文学或其他纪实文学作品被出版而在社会传播,出版社(或杂志)及编辑就没有一点儿责任,但这只是一个判断的责任问题——显然,有些是可能判断的,有些是无法判断的。无法判断的那些描写内容,只有当当事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人们才可能知道其中的真伪;不然,谁也搞不清是“虚构”还是“非虚构”。  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还是要“文责自负”,“负”哪部分“责”?要作者“负”报告文学或其他纪实性文学作品的“非虚构”的“责”,要作者“负”全部描写不背离事实本相的“责”。这个责任作者不承担,谁承担?而且,这个责任要在出版合同中得到体现,白纸黑字,一旦“有悖事实而引起各类法律纠纷”时,出版社(或杂志)及编辑才可能“不承担连带责任”,或只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即那部分本可以作出判断,但因粗疏而导致失误的业务责任,或技术性处理不当的责任如果不问青红皂内,让出版社(或杂志)及编辑与作者一块儿卷入纠纷或走上法庭,这做法本身就有点儿不明事理或不甚公正。  如今的报告文学或其他纪实性文学作品,因涉及“失实”或“虚构”而引起的纠纷似呈上升趋势,所以“文责自负”的问题,特别是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也就显得突出而重要。尽管引起纠纷或走上法庭的原因极为复杂,但有一点是不必讳言的,那就是与作者方面所存在的浮躁、草率、粗疏、不审慎、不严谨,甚至不负责任及缺乏法律意识等创作状态相关。更加强调“文责自负”,无疑有助于护卫报告文学或其他纪实性文学作品的“非虚构”原则,也有助于增强作者的责任感与法律意识——可以使这一领域的创作与出版获得一种正常而健康的繁荣发展。也就是说,谁的责任就得谁负,不能随便“连带”;即便有纠纷、有“官司”,也好有一个对象分明的格局——我想,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编辑,大约都是可以接受的。  必须拒绝“小说化”描写  这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为了尽可能说清楚,先摘录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中的一段描写:  想到此,周恩来急忙回到办公桌前,伸手按住了直通毛泽东的红色电话。可他刚一拿起,又放了回去。  他犹豫地看了一下表,时针已指向午夜一点。他顺手拿起一支红蓝铅笔,轻轻敲打着自己的额头……  此刻的毛泽东在想些什么呢?周恩来手中的铅笔在额头上突然停住了。他清楚地记得,苏联卫星上天那个夜晚,毛泽东激动难抑,刚刚看完电文稿,便匆匆给他打来电话,希望他尽快组织有关专家论证一下中国的卫星问题。现在,美国的卫星又上了天,毛泽东一定是又在坐卧不安了。  片刻,周恩来眉峰一抖,还是伸手拿起了电话。  话筒里传来的不是毛泽东的说话声,而是“嗤嗤”作响的吸烟声。  周恩来略为一愣,还是故作轻松地开了口:  “主席,航天女神敲门来了!”  在如今的报告文学创作中,类似的描写虽不能说是比比皆是,但说相当普遍则是应该承认的事实——这是比较典型的“小说化”写法,其中的描写很生动、很具体、很传神,也颇能体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人物心境。但从特定意义上说,这样的描写只能是想象力的结果。或者说,它与报告文学应该遵循的有根有据的“非虚构”原则,实在是相去甚远(笔者注意到,这部作品在另一家出版社出版时,删去了“‘嗤嗤’作响的吸烟声”、“略为一愣”及“故作轻松”的描写)。当然,对于这样的“小说化”描写的“真伪”,读者是无法鉴别或不可能获得相应的证明材料的,因为读者“不在场”,也不可能去进行采访调查,何况,“当事人”早已远去,而当时又没有第三者“在场”。但读者有权提出质疑:描写的依据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可能有什么绝招,唯一的办法就是“合理想象”,或“虚构”或“半虚构”,以“小说化”的方式替代报告文学的“非虚构”原则。显然,这样的“小说化”描写(倾向)非但不可能给报告文学添加光彩,反而因了读者的怀疑而必然折损作品的思情魅力。说得严重一点,还可能残害报告文学在文学家族中的应有地位及声誉。好在这一类“小说化”描写,譬如上述所列举的描写,往往被人理解为“用意是好的”,且又不涉及重大的或要害的问题。如果换一种角度审视。倘作品的题材及描写所牵涉的是与“问题”(或“矛盾”)相关的具体人事,其倾向又带有鲜明的批判或剖露的思想意味,那还能诉诸这样的“小说化”描写么?不难推断,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到了很关键的过程及细节,放肆的“小说化”描写也许会把作者送上法庭——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我们的报告文学一直患有“一刀切”的毛病,即写人述事“非黑即白”或“非白即黑”,为了某种需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坚持绝对的或线性的思维模式,要么是完美无缺,要么是“从始至终都不是人”。这样的作品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当然,这也与报告文学的“生态环境”相关,或与被写对象的承受力及是否可能正视自身相关。一位当新闻记者的报告文学作家曾向笔者诉苦,说是写一个人物,总共写了人物的十件事,其中九件是“好事”,虽则存在“放大”的夸饰之嫌,但被写对象美滋滋地默不作声;而还有一件事呢,尽管写得很真实很有分寸,而且也算不得“坏事”——可终究是负面的事,不怎么光彩的事,或至少是让人感到遗憾与痛惜的事,于是,被写对象便坐不住了,或不再是默不作声了……这,便是一种环境,一种令作家感慨万分但又很无奈的环境。所谓唯物辩证法,所谓一分为二,在这样的被写对象的生存规范中,统统成了一种仅仅挂在嘴边的或只运用于他人的说法;一旦落实到自己头上,便表现为恼羞成怒的拒绝。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这一类尴尬是难免的。但再尴尬也不能放弃整体性及描写对象的本相,或是去搞那种残缺的“片面真实”。在这里,真正危及报告文学创作的,自然不在于应不应该一分为二地(或多侧面地或立体地)写人述事,而是在于那种放肆的“小说化”描写方式,即那种基于“合理想象”的“虚构”或“半虚构”的叙述倾向。话说回来,只要作品的描写做到了严谨、审慎、如实,站得直,立得正,坚持自己的主见,相信自己的判断力,那任何方式的恼羞成怒,也颠覆不了“实事求是”的正义或正气。  报告文学就是报告文学——其“非虚构”的原则,决定了这一文体与小说、与诗、与戏剧影视文学,乃至与某些虚构散文之间的差别。它必须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吻合事实过程的,即便是运用一点儿含蓄或委婉的手法,也大都属于技术性的文字处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化”的描写方式之于报告文学创作是很危险的。这在那些前沿性的、关注社会问题的、不迴避矛盾且又涉及具体人事的报告文学创作中,面临的“危险”也许要更严峻一些。不过,这里所涉及的“危险”,其实与“小说化”描写既相关又无关——之所以说无关,那是因为某些尖锐的充满剖露气息的作品,即便写得严谨、审慎、如实,甚至无懈可击,被写对象也可能会寻找各式各样的“理由”诉诸对抗(如告状之类),并企图以此抵消已经造成的影响。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束手待毙者毕竟很难见到。不难预料,倘若“小说化”了,那“危险”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危险”我们应该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或在只讲事实证据的法庭上),仅凭正义或正气还不足以打赢官司。  当然,小说叙述的某种思路或方式之于报告文学创作,并不是绝对地没有借鉴或启示的作用,就看是怎样借鉴或受到了怎样的启示。  如小说叙述中的时空处理方式。报告文学虽是“非虚构”,但它同样要写人述事。就人物或事件而言,从头说起的流水账方式,自然不失为一种可运用的叙述方式,但难免显得笨拙或留下笔墨分散,乃至失却重心的遗憾。于是,为了保证叙述重心,压缩直接的时空跨度,或在某一事件的人事叙述中穿插相应的回忆及历史性陈述,也就成为一些常用的可以丰厚思情容量的报告文学结构形态。  又如小说中常见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在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也多起来了。其间的差别只在于:小说中的“我”依然是一种角度,或一个虚构的人物——不可能是小说家自己;而报告文学的“我”,必须是一个“非虚构”的人物,或者说,这个“我”必须是报告文学作家自己。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可以在与读者的沟通过程中造就某种亲近或亲切的气氛,或者是因为“我”的直接出场而更能赢得读者的呼应。特别是,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我”的介入,使“非虚构”的描写也可以获得一种相似的自由,一种直接传达体验(如某种采访感受)的可能性,甚至在情调的实现方面,也可能添增更多的叙述机会——但这一切,依然是严谨的、审慎的、如实而吻合过程的。  特别是就虚构艺术的特质来说,小说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表层的具象描写,也不可能停留或满足于故事的一般性编织——尽管故事之于小说极其重要。凡卓越的小说,大都注重于故事的开掘或寓意的发现,即注重故事背后所隐藏的精神或情感——在中国传统的审美理论中被称为“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而作为一种哲学思路,也就是“由此及彼”,甚至就是毛泽东思想中的“解剖麻雀”的学问。不言而喻,这种“以外寓内”的小说叙述形态,也存在一个“主题最好不要让人一眼就看出来”的问题(引文为汗曾祺语)但无论怎样说,小说叙述艺术的思路(最起码的思路),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启示仍然是很丰富的。譬如说,既然是“言外之意”或“由此及彼”或“解剖麻雀”,那题材的大小(是否“重大”)也就不再是决定性的前提㈥素了。正如我们在谈论小说创作时常说的,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于写了什么,而在于怎样写或最终传达了一些什么。报告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实际上,如今我们所读到的一些描写“小人物”(如普通士兵、下岗丁人、致力于脱贫的农民等)的报告文学作品,其感染力绝不亚于那些专事重大题材或倾情于显赫人物的作品——往往因了重大题材或显赫人物于具体描写上的某些束缚及限定,时常失去一些最宝贵,也最能体现思情魅力及历史深度的契机。还有,报告文学创作也可以像小说那样在题旨寓意方面超越题材的局限,即一方面是“如实写来”,是严格的“非虚构”叙述,而另一方面又使具体的描写富有思情或意义的张力,也就是经由“解剖麻雀”而实现更深层次的“由此及彼”或“言外之意”。事实已经说明,这是一种完全可能实现的追求——写军事演习而不仅仅是军事演习,写体育竞技而不仅仅是体育竞技,写廉政而不仅仅是廉政,写腐败而不仅仅是腐败,写“特大假酒案”也不仅仅是几个直接犯罪分子的事……不管是何种题材或描写怎样的人与事,都可以成为一种洞观世界及感悟人生的窗口,并由此而窥见道道让人感慨万千的精神风景。报告文学之所以是“文学”而不仅仅是“报告”(或报道),其中的主要分野,大约也在于报告文学创作所可能抵达的超越题材或超越人物事件本身的思情境界。  如果要说到报告文学与小说的差别,那主要是功能的差别,是“非虚构”与虚构的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报告文学之于小说叙述方式的借鉴是极其有限的,而其中的启示也是有前提的。说到底,报告文学创作的“小说化”描写之所以“危险”,其奥妙也正在这里。无论怎样说,报告文学的社会性、公众性乃至轰动性,是小说所难以比拟的(也不是小说所企求的直接社会效果),但报告文学的这种效果,往往是以“危险”或同样来自社会的挑战为前提的。所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就看你做得怎么样,或能否经得起挑战。凡报告文学作家,大都知道德国的冈特·瓦尔拉夫——他是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作品很多,如《13篇不受欢迎的报告》、《你们在上面——我们在上面》(与人合作)、《我们的法西斯主义在邻国》(与人合作)、《头条标题》等,作品的“轰动”也造就了他的丰富经历(如打官司等80年代,他曾化名阿里,假充土耳其人,深入底层社会达两年半之久,历尽艰辛磨难,甚至充当新药效用的试验品,亲身品尝了外籍劳工在联邦德国这个“福利社会”的惨苦滋味,最终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最底层》。这部作品的轰动效果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出版后头两周就售出64万册;一年半后,德文版的发行量已超过230万册;还不包括许多译本,以及新闻媒体的连载……这种爆炸性的效果,是小说所不敢想象的。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揭露性或批判性报告文学所特有的“麻烦”。在《最底层》之前,瓦尔拉夫就因以报告文学方式揭露社会黑暗而受到指责与攻击,他被指控的罪名很多,如滥用职权罪、伪造证件罪、假冒姓名罪、诽谤罪、污辱罪等,但在著名作家伯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等的支持下,每次都化险为夷,被宣告无罪。《最底层》的出版,自然免不了种种法律纠纷。《最底层》有中译本,据《译者的话》透露:受到揭露的两名人贩子雷梅特和伏格尔,气急败坏,扬言要控告作者,但不久便悄无声息了。雷梅特被暂时拘留,伏格尔作了交代,据杜伊斯堡检察长称,伏格尔的交代“与证人瓦尔拉夫的证言相符”。蒂森钢铁厂则向法院起诉,要求删除该书中涉及该厂的七点内容,而且在开庭审理此案期间,厂方一再向有关工人施加压力,阻挠他们出庭为瓦尔拉夫作证。但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的判决,依然驳回了原告提出的七条中的五条,只有两条(即蒂森长期以来裁减基本工人和不向工人提供劳保用品)要在该书再版时作出修改,已出版的书仍可继续发行……此时此刻,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谈一点儿瓦尔拉夫及其《最底层》,目的还是为了说明报告文学与小说的差别,以及报告文学作品在轰动之后所可能出现的种种“危险”;当然也可以说明,“非虚构”之于报告文学创作的至关重要——如果瓦尔拉夫的叙述,也掺入了“合理想象”及无根无据的“小说化”描写,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作品的价值或社会意义也无从谈起。  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一丝不苟的“非虚构”确实是第一位的,是这一文体安身立命之所在。但当下的某些报告文学作家,仍然为了提高所谓的“文学性”而诉诸各式各样的“小说化”描写不是糊涂,便是仗着自己的创作是为了歌颂而不可能遭遇什么“危险”。然而,报告文学的功能不止是歌颂或主要不是歌颂。不妨仔细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歌颂”,譬如为什么要弘扬公仆精神,要大张旗鼓地“倡廉”,还不是为了“反腐”,为了批判某些昏庸堕落的官场风气。事实上,只有这种蕴含着批判背景的“歌颂”,才可能赢得社会阅读的呼应或共鸣(如读者被人民公仆孔繁森所感动)顺便说一句,即便是“歌颂”的报告文学创作,“小说化”描写也未必带来尽如人意的效果。如一位很有点名气的报告文学作家,满怀热情地抒写了一位地方性领导的业绩,但某些“小说化”的描写,连被写对象都无法接受,因而提出该作品不参与某项评奖。这里所要说明的,自然不仅仅是因“小说化”而导致“失实”的问题,而是一个不要把“小说化”与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混为一谈的问题——在这里,“小说化”描写是基于“合理想象”的“虚构”或“半虚构”的产物,而“文学性”只能是报告文学的一种特性,或仅仅是一种“非虚构”前提下的对于小说叙述方式的审慎借鉴,或只是一种价值传达的思想品位。毫无疑问,报告文学中的“报告”的“非虚构性”是首要的,其次才是所谓的“文学性”,正如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所言:“‘文学’的余地非常有限,‘文学’的价值非常有限,不能本末倒置。”这对于不少既富有责任感又充满社会批判精神的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此间的感悟与理解,称得上是脚踏实地的经验之谈。倘说得明白透彻一点,那就是凡触及了“问题”、“矛盾”或负面的人物事件的报告文学创作,谁敢“合理想象”?谁敢诉诸“小说化”描写?如果偏要以这种方式来提高或强化作品的“文学性”,那这样的“文学性”的回报,只能是“麻烦”、“纠纷”或把自己送上“被告席”……因而从整体上说,报告文学创作必须排斥“小说化”描写,必须老老实实地回到“非虚构”的叙述轨道上来——别无选择,要么不从事报告文学创作,要么毫无风险地为歌颂而歌颂(可话说回来,这样的报告文学还能被称为报告文学么?不仅背叛了这一文体的初衷,而且也丧失了最起码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于不少报告文学作家(甚至是很著名的、获过报告文学大奖的作家)来说,“小说化”描写的严重性似乎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而且很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其理论根据便是所谓的“适当合理想象”(那种“用意是好的”想象力的适当运用),而“效果”也很好:作家好,被写对象也好,皆大欢喜。那么,如今为何又要提出拒绝“小说化”描写的问题呢?一是因为今天的报告文学创作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歌颂”的作品仅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大量的作品开始与“问题”、与“矛盾”、与社会生活的“负面”相关;二是因为“小说化”描写必然导致各式各样的“麻烦”,乃至法律纠纷;三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小说化”描写背离了报告文学创作的“非虚构”原则,使报告文学越来越不像报告文学,而像“演义”一类的文学作品了。虽则从局部看,“小说化”描写算不得是特别严重的问题,但问题“说小便小”,到了“说大便大”的时候,往往就不是认个错、道个歉能了结的问题了。对此,不少报告文学作家心里是明明白白的,其中的分量也是清清楚楚的。  1998年10月  非虚构·讴歌型创作中·叙述方式  ——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对话  周政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你的报告文学集《没有掌声的征途》,你的一些重要作品都被收集在其中了。读这本作品集,确使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地了解你的创作,特别是能知道你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某些看法。譬如在你的心目中,“报告文学更多地属于新闻范畴”;你还认为,“真实是报告文学的价值和魅力所在,所以我宁可在文学上留有遗憾,也不虚构任何情节”。这些都是我在你的《自序》中读到的。就我的感觉而言,这些观点不仅具有很高的探讨价值,而且极富“现实感”——当今的报告文学创作所要解决的,不就是这些牵涉到文体规范及创作品性,特别是“非虚构”之类的问题么?我觉得你的观点还有相当宽阔的发挥余地。譬如对“真实”这一文学领域经常使用的概念的理解;又如报告文学既然“更多地属于新闻范畴”,那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别的文体,它与“文学”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再如,你所认为的“文学上留有遗憾”,究竟是怎样的“遗憾”或何种意义上的“遗憾”……你能不能就这些问题,并结合自己的创作,更深入地谈谈你的看法?  江宛柳:报告文学在我们国家,不论是机构设置、隶属关系,还是评奖以至群众团体,一直都是被划归文学范畴,所以常有文学人拿来同纯文学比较,认为这类作品往往文学含量低,算作次一等的文学。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误会,报告文学与纯文学的创作,从创作本意到作品社会功能,都是两码事,不具有可比性。在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这些年里,我从做文学编辑改行当新闻记者,有可能作了一点比较,发现报告文学写作方式更贴近我现在的本职丁——作。尽管它因为被界定为“文学”,没有真正列入我们的业务范围,但我从一开始写作报告文学采访时,被采访者就一律称我“记者”,人们很朴素地认为采访真人真事这是记者干的事,而作家则叫“体验生活”。“采访”和“体验”,显然有客观与主观之别。普利策就记者的职责说过这么一句话:“新闻记者作为站在国家这艘大船般桥上的望者,他要注意来往船只,注视在地平线上出现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其首要职责就是收集信息。”报告文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信息传播,人们读报告文学作品,是想从中了解人类生活中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真实的人和事,而不以获取审美感受或寻求个人化的经验为主。从上个世纪初报告文学诞生以来,它就以最直接的方式接近读者,茨威格笔下人类笫一次夺取南极的斗争、索尔兹伯里笔下中国红军的伟大长征、基希笔下生活中的卓别林……这些被人们普遍关注的信息的传达是纯文学不能替代的,人们从这种文体中向世界张开了眼睛。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决定了报告文学比之纯文学更加发达。除此之外,报告文学还具备新闻的其他一些功能,例如引导舆论、鞭挞丑恶、伸张正义、讴歌光明、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等,虽然这些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纯文学也具备,但报告文学的一切功能都以真实可靠为前提,所以就更强大。有的研究者把报告文学归入新闻与文学之间的“边缘文体”,我认为它的实质还是“报告”,“文学”只是借助的手段,使它更好地起到深化、补充新闻快讯的“后新闻”效应。  正因为报告文学的这种新闻性质,所以它的彻头彻尾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很难想象人们能够接受假新闻,哪怕是其中掺了少许虚构,也会完全失去它的价值和魅力。我知道当今报告文学写作中,确有作品真假混用,我不明白,若是以图更理想的文学效果,那何不就直接写小说呢?我采写过的坦克旅长邬援军、飞行员舰长柏耀平等,都是当代中国军队中极出色的人物,试想如果那都是虚构的产物,恐怕很难充填读者无尽想象力的空间,但正因为他们是现实中实实在在的真人,他们的经历和精神才给人以震撼。人们对真实的事物与虚构的事物在审美评价上标准完全不同,因为往往真实生活的魅力,是虚构难以替代的。茨威格在他的报告文学集《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序言中说:“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须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  为了这种真实性,我坚持以第一手资料为报告文学的写作素材,我很重视感性的东西,这也因为我关注的是现实题材,又以写人物为主,我的工作就是将自己要写的人物弄懂。很多时候也能得到一些现成的材料,但这些材料一般只是提供了事件的线索和时间、地点、名称、术语等等,借此顶多能勾勒一种单线条的白描,并不能对所写人物的内在思想、情感历程、性格和行为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文化素养等有所了解,而我以为这些都是真实地再现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不可缺少的,这也是报告文学之所以能被定义为“文学”的关键所在。关于“遗憾”,也是来源于此。有时即使采访很充分,写作中也会觉得缺少什么,比如写飞行员舰长柏耀平,我主观上希望他遇到过某些挫折,这样他的故事就会跌宕起伏,人物就会显得更丰厚,就更富文学的审美价值,但实际生活中他的确没有什么挫折,他实在是很顺利很幸运,我无法给他编上去什么挫折,我想这一点在人们用文学眼光审视时,就会感到一种遗憾。当然,从根本上看或许还是我剖析生活、选取题材、调动素材的功力和水平欠缺的问题。也有很多时候,生活本身的精彩却能超出你的想象,比如写坦克旅长邬援军当团长时,到法场去看一个曾经在他团里当过兵的死刑犯,这一段情节颇有戏剧性,就曾有朋友对我说这个情节肯定是我编的,我告诉他我从来不“编”任何情节甚至细节。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一定认为精彩的故事只能出自于虚构?不过这也使我很高兴,这说明生活本身的精彩让我撞上了。  周政保补述:报告文学作为特别的文体,它与“文学”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江宛柳的理解是中肯可靠的。她认为报告文学的“实质”还是“报告”,“‘文学’,只是借助的手段”。如果我们乐意细细比较,那报告文学创作与诸如小说之类的文学创作之间的差别,是很容易发现的——最显著的差别,当然在于报告文学创作的“非虚构”,或者说,它是一种不自由的创作。而这里所说的创作性,也就决定了整个报告文学创作的自我限定及那种独立的完成过程,即便是作品的社会功能,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显得很不相同。对此,江宛柳基于自己的写作体会及职业感受,做出了极具理论价值的阐释。特别是在今天,报告文学的长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旺盛,但对于文体观念的理解与把握,也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混乱。此情此景,若不对报告文学创作本身的一些问题做出及时的梳理与澄清,那不仅会影响到未来的局面,而且可能在良莠不辨的混乱中掩盖了真正优秀作品的光芒。  在我看来,报告文学就是报告文学:它既不属于新闻的领域,也很难加入文学家族,其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大可不必把报告文学看做是文学的一种形态,也不能以文学的原则或审美要求来衡估与判断报告文学的创作。譬如说,关于“真实性”的概念,我便很不赞成在报告文学领域里运用,因为它容易产生歧义。实际上,文学领域的“真实性”与报告文学创作所必须执守的“非虚构”原则,是很不相同的两个概念:“非虚构”必须依赖于扎实确凿的采访调查,甚至在必要时还得依赖可靠的或经过考证的文献材料;而文学创作中的“真实性”却不必如此,或者说,文学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仗作家的生活体验及想象力兑现的——它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的结果。所谓“真实性”,也只是感觉上的“真实性”,而不是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所造就的那种与实际生活过程相吻合的“真实性”。这也是我之所以要特别强调“非虚构”,并把这一品性置于报告文学创作首要位置的重要原因。  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文学性”这一说法进入报告文学领域,其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它至少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提醒了我们:因为报告文学不是文学或主要不是文学形态的缘故,所以才特别需要提出“文学性”的问题——譬如在小说界或诗界,就不存在“文学性”的问题,或者说,因了它们是小说或诗的缘故,“文学性”便是一种无须强调的品性。但报告文学创作则不然:“文学”仅仅是一种被利用的手段,而且又是一种容易失控的手段,一种可能在无意中蹂躏报告文学本色的手段——诸如“合理想象”、“合理夸张”,甚至“移花接木”之类的叙述方式的泛滥,便是为了“文学性”而损害报告文学特质的常见现象。所以在我看来,“文学性”之于报告文学创作,是一种不宜过分强调的说法。实际上,“文学性”不仅不是报告文学创作中处于第一位的特性,也不是刻意追求的特性。如果说,文学的手段可以深化报告文学的表达,那也必须以“非虚构”为前提——不言而喻,这个前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或必然是经由扎实确凿的采访调查获得的:一切生动的人与事,一切富有魅力的思情,一切充满了戏剧性的细节或情节,只能深藏于生活前沿的过程之中,就看我们能不能发现。  周政保:你的创作专心而又专一,“军事题材”已成为你驰骋感受力的一块土地,而且就深化这一领域的创作迈出了自己的步子。但从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整体状态来看,如何深化的问题,恰恰是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在我看来,军人的生活必然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处在动荡漂流的大变革时代,军人的生活绝不可能如一湖清波那般宁静安详。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军人的生活也一样充满矛盾,其中有痛苦、有忧虑、有焦灼、有各式各样的碰撞或冲突,甚至还有那种与军人品性格格不入的自私卑俗;但我无反对“讴歌”的意思,我只是认为,讴歌类型的创作应该意识到为什么要“讴歌”的问题,以及如何实现“讴歌”主旨的问题。不言而喻,其中也就涉及到了怎样以“非虚构”的方式再现一个人物的课题。你的《没有掌声的征途》写了一位坦克旅长,正是这位旅长在瞻望将来时意识到,“寂寞的征途上还会有许多更艰难的答卷等待他去完成”,可见,征途从来不是平坦的。这,也是我读《没有掌声的征途》的真实感受。在我绕了不少弯子之后,真正想与你讨论的问题:一是如何深化军营生活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二是怎样写好讴歌类型的作品?说得再具体一点,那就是如何处理好张扬军人精神与剖露军营现实的关系?或思考在“讴歌”的前提下,怎样展现与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军人的精神世界?在我读了你的作品之后,我想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江宛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何深化军营生活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是个需要探讨也很有探讨可能的问题,因为我自己至今就没解决好这个问题,一直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试着往前走,完全没有经验可谈。当然,身为军队记者,能够近距离地看我们军队,体会肯定是有的。最深的体会,就是比之《奔涌的潮头》那个年代,近年来当代军营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退化;这类题材或者被绕开了,或者是表浅的讴歌。我想这首先是出版物走向市场这个大趋势决定的,读者的胃口被市场竞争抬高了,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比起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单调得多,对作者和读者的吸引力都大大减弱。另一点是军事题材的创作确有局限,这局限包括政策方面的,宣传、保密纪律方面的,也有观念上的,作者在创作上会受到很多制约。报告文学不同于纯文学,小说讲拉开距离地审视生活,报告文学尤其是现实题材报告文学,因为它的新闻特质,必须离生活越近越好,最好是没有距离,而没有距离的接触把握起来就有难度,作者会感到这类创作费力不讨好,弄得不好还捅娄子。这也是让我时常伤脑筋的事情。但我还有一种很固执的感觉,那些东西正因为它不好接触,非常棘手,它才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和吸引力,才值得去探究。  今天的中国军营,这块被文学几近背弃了的土地,究竟储矿量有多高?值不值得开采?你必须去勘察一下,是深是浅,踩一脚才知道。  作为军队记者,我往这块土地上踩是别无选择的,也因此我感受到,现在的中国军营已经不是二十年前、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的那块土地。许多文学人认为在那时军营的矿藏就已经被开采尽了,所以弃它而去了,而实际上,今天的军营已经在悄悄生长着一种属于世纪之交的知识经济、知识军事时代的新矿。谈到深化军营题材报告文学创作,恐怕就得先把这种新矿的质地弄清楚。今天的军营,比之对越自卫还击战、改革开放之初、百万大裁军的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之始的军队经商潮时代,已经远远跨出了一大步。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层次发展和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军队的战略方针变了,军事思想、战争理论变了,军事训练的特点、规律、手段变了;军人知识结构的变迁、高学历军官队伍的崛起、武器装备的日益高科技化、兵役制及各项体制的改革、部队管理的逐步法制化科学化、军队从经商到不经商,加上外部的包括信息时代的紧迫呼唤、国家政府机构改革、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还有腐败祸水对军营的侵蚀……所有这一切都在冲击和改变着每一个中国军人的命运,影响着他们的观念、知识、文化归属、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军人,内心肯定不能是平静的,军营也因此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丰富热闹。身在其间,你能感觉到中国军队这部军车高速前进的力量,军人们正在调整姿态以适应这个新的提速,能看到由于提速一些人被惯性作用甩下去,也能听到某些老化的部件在高速运动中发出的摩擦声。今天的军营肯定是不单调的。不过我的感受是,正因为它太热闹,你若想把笔伸进去,除了需要睁大眼睛去看之外,还需要参与,比如你自己不去学习高科技,你怎么能够懂得为这些高科技装备而喜而忧的军人的内心情感?所以你应该是一直站在这部车上。  不论今天的军营怎样的不平静,我想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以讴歌为主调恐怕是不变的,这是军队这个特殊群体的性质所决定的。军队代表着国家、民族的利益,军人的使命决定了这个群体身上凝聚着的勇敢、坚毅、敢于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品格,这在世界各国无不如此。西方国家的文学、影视作品中的军人形象几乎也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好莱坞的《壮志凌云》、《紧急下潜》、《生死豪情》及至最近的《拯救大兵瑞恩》等等一系列军事题材影片,其中人物无不英雄得震撼人心,让你永不遗忘。而且从中还能感觉到,他们在讴歌军人英雄时是那样的天经地义、理直气壮。这也验证了一个简单的真理:观众读者的审美取向与军人精神本质的一致性,讴歌英雄的创作动机与市场需求的一致性,军事题材作品抛开了精神力量,是无话可谈的。而我们在这里把军事题材的讴歌当问题提出来,我想这不是讴歌本身出了什么错,而是究竟该怎样讴歌。也许是这些年军营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中充斥了一批表浅的好人好事表扬稿,使讴歌题材的作品变得非常廉价;或者还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时的文艺创作模式,所谓“高大全”的政治化、概念化形象彻底弄倒了人们的胃口,以致今天的类似表扬稿式的作品也可以归于这种模式的后遗症,使得中国读者在审美中长时期陷入一种误区,把“讴歌英雄”与政治化、概念化的东西等同起来,至今还没完全调整好胃口。  要想给讴歌正名,我在理论上底气不足,而且报告文学与纯文学创作在这一点上也有很大区别。报告文学不能随意给笔下的人物设计戏剧化的大起大落、惊心动魄的生活轨道。现实生活往往很平凡。就自己创作的一点体会,我想报告文学要做的,恐怕就是从这种平凡中探索人物的精神品格。精神和人格的力量是真正的力量,哪怕他没有创造过惊天动地的大业,哪怕他有着明显的行为缺点,他的形象也会打动人心。这就说到“如何处理好张扬军人精神与剖露军营现实的关系”了。我认为这两点其实非常一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是说必须把人物放到他所生存的那个真实的时代环境中去。比如坦克旅长邬援军,他的成长成熟,一直伴着新时期军队建设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如果不是军营管理中的规章制度不健全,不是部队装备建设与经费不足的难题,不是事故定乾坤的现状,不是庸俗人际关系与金钱利益的侵扰等等构成的坎坷征途,一名当代基层指挥员的执着、坚定的品格从何而来?邬援军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正是他经历的那段时期中国军队中最具普遍性、最有代表性的问题,是典型的军营现实,邬援军的精神中也就渗透了一种时代精神。所以张扬军人精神,就必须深入军营现实,而深入军营各种冲突、矛盾交织的现实中去,才能发现那些优秀的精神品格所在。我想那些类似表扬稿的作品之所以没有力量,正是作者不了解或者有意躲避了军营现实的结果。  不过,报告文学怎样剖露军营现实,我认为是个尚未解决的课题。正像廉价的表扬不等于讴歌一样,那些专事搜罗部队的暗角俗陋、哗众取宠甚至以此骗钱的伪劣品,也不等于剖露军队现实。改革中的军营道路的确不平坦,甚至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不是看到的矛盾都能四处抖落。矛盾怎么写?把握什么分寸?会不会踩到地雷?这是个挺复杂的问题。首先你所剖露的矛盾,应该是基于你对军队现实状况的透彻了解,以科学、辩证的态度分析思考之后的结果。其次,正因为“非虚构”,作品一经公开发表将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我想原则上需要考虑整个军队建设的大利益、局部矛盾与全局利益的关系,还有政策、法律、纪律问题,这也是军队记者必须具备的责任感。当然现实中具体的矛盾并不那么好把握,比如事故问题。坦克旅长邬援军在团、旅两任主官位置上都遇到了这个倒霉的问题,是他的“走麦城”,如果不写,就不能表现一个真正军人在失败面前挺立不动的坚忍精神。可这在我们今天的部队里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事敌的确年年有,却很少见诸于公开媒体,世界各国军队也都时有事故发生,比起来我们军队中事故影响力尤其重大,所以就有“事故定乾坤”一说,它关系着各级指挥员的个人命运,让多少基层干部睡觉都睁着一只眼。这就涉及到部队建设中更深层次的问题了,比如训练体制、装备质量、干部制度、人才激励机制等等,这些都涉及到军队改革的问题,牵连着很多层次的利益,似乎已经超出了一篇报告文学的任务范围,所以我在写到这一节时,也只能暂时适可而止。  今天的中国军队正处在改革的进程中,面临着许许多多新问题,对于当代军人,的确就像邬援军所意识到的“寂寞的征途上还会有许多更艰难的答卷等待他去完成”,对于军队报告文学作者,也同样会面对许多艰难的答卷。我期盼各层次的读者对这一类作品,能够给予更多的耐心和宽容,造成一种更有利于当代军事题材报告文学生长发展的氛围。  周政保补述:关于当前最流行的军营生活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我之所以要提出“深化”的问题,绝不是无的放矢或突发奇想,而是鉴于以下一些很现实的原因:一是那种廉价的充满夸饰气息的讴歌型“创作”,名正言顺地占据着报告文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二是题材陈旧,对于现实的感受跟不上时代变迁的旋律;三是远离报告文学创作的初衷(本意)及应有的社会功能,既提不出新的课题,也少有新的见解;四是若不“深化”,报告文学创作将沉沦于肤浅的讴歌而变得毫无生机,其出路也将成为一团迷雾。  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都与“讴歌”有关,实际上,其中的症结并不一定在于“讴歌”的思路。在很多时候,“讴歌”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批判,因为真正的“讴歌”决不是“为讴歌而讴歌”,或者说,真正的“讴歌”总有一种大背景的支撑。江宛柳的作品基本是讴歌型的,但她的“讴歌”却富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什么原因?一是选材新鲜,其中所传达的思情与时代合拍,很能满足读者的期待;二是不迴避生活矛盾,表达的低调反而造就了作品的分量(尤其是使新时期的军人精神有了独特的生长土壤《没有掌声的征途》讴歌了一位朝气蓬勃的坦克旅长——人物之所以具有冲击力,原因便在于这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事实上(或效果上)已经构成了一种反衬,一种对于生活中常见的平庸世俗及无所作为现象的批判。在这里,讴歌的大背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我在寻找那颗星》与《高原之子》中的人物,若无大背景的支撑与映衬,或许就是一些讲了很多遍的老故事,尽管仍然感人,但其中的精神境界绝不可能这般光彩夺目。至于《穿过白云,穿过巨浪》与《试航》所讴歌的人物,更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作者之所以要热情讴歌这些人物,原因似乎还不仅仅在于这些人物的个人品质,而是在于或主要在于这些人物可以造就一种参照,一种“现实”的参照。我想,讴歌的价值也正是在这里:只要我们不迴避矛盾,被颂扬的人事决计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总是会涉及一些什么,或让人联想到一些什么;不然,被讴歌的对象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思情意蕴。《没有掌声的征途》中的那位坦克旅长,是一位值得讴歌的好军人,但他的“征途”,岂止是“没有掌声”,而且是一路坎坷,一路荆棘;作品在讴歌奋斗不息的军人精神的同时,其实也剖露了当下军营生活中的诸多矛盾。作为信息也罢,作为真实也罢,作为人的精神也罢,在当今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因了社会良知及正义感的缘故,讴歌与剖露之间,颂扬与批判之间,实际上是不存在人为的阻隔的,因为生活的原生面貌本来就是如此。倘若只是“坦途”,而不是曲折艰辛、荆棘满地的“征途”,那我们“讴歌”人物的什么呢?  所以我说,“讴歌”本身并不成为问题,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讴歌”,以及怎样“讴歌”。在这里,并不存在军营生活具有某种特殊性的问题,关键是怎样理解军营生活,或怎样深入把握与透视军人生存状态的问题——特别是要意识到正视及触及现实矛盾的价值。当然,说到底,则是一个感情与责任的问题:对军队,对国家,对历史,对未来。  周政保:你的《我在寻找那颗星》,我是早就读过了的。这次重读,依然那么感人。尤其是因了我也在西部、在高原生活过的缘故,读这部作品还有另外一种感情的作用。但细细想来,这部作品之所以感人,除了你的感情投入之外,实际上还在于叙述的得当,也就是说,你为了表达自己的感受,很得当地找到了一种叙述方式,一种富有人情味的、也顺应了这种人情味表达的方式——你所选取的双线推进的方式,即一是基于采访的事件过程的客观表述,一是作为“自述”的妻子的回忆,其效果是显著的;无论人情味还是人物性格,都在其中获得了传达,而且显得真实可靠。于是我想到,报告文学创作之于叙述方式的选择,绝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读你的这本报告文学集,也让人感受到了你对于叙述方式的重视,且显现一种多样化选择的特点。我知道,要找到一种既适合自己又顺应表达的叙述力式是很难的,特别是对于“非虚构”的报告文学创作来说,更是如此。倘若叙述方式选择得当,不仅可以保证“非虚构”传达的最终实现,而且还能在阅读上给人以“非虚构”的可靠可信的“真实感”。你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江宛柳:我的确很在意叙述方式,我以为这也是报告文学真实传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在阅读报告文学作品时,不仅要求人物和事件过程的真实,而且还会在潜意识中要求感觉的真实,不同的人物和生活状态感觉肯定不同,我希望把要写的人和事原汁原味地传达给读者,也就是把这种感觉完整地传达给读者,这才是最可靠的真实感。但这个“在意”,并不是“刻意”。我认为,对于“非虚构”文体的创作,表述方式倒是一件颇为简单的事。现实生活已经提供了它的存在形式,作者的采访过程,除了对内容的了解之外,应该就是完成对这种存在形式的感觉过程。在构思时,表述方式也会因素材的充分与否做些修饰,但基本上是跟着感觉走了。比如《我在寻找那颗星》的两条叙述线,我一直是觉得“只能是这样”,张彩玲对我的诉说是那么质朴那么深切动人,我想不出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把那样的年龄、性格、经历、文化层次的军人妻子,彼时彼地情感、心境、思绪的全部感觉传达出去。她的丈夫高明诚已经牺牲了,他的经历是从他的战友讲述中得来,也只能用第三人称平静地叙述,将两种叙述穿插起来,是情感发展的两种层次,客观上它们就交织在一起,你不能把它们分开来说。所以,别人说这篇作品感人时,我就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是这件事本身感人。我和作曲家张千——聊过他的音乐创作,他谈到在给电视剧《天路》创作主题歌时,说青藏线是一条通天的路,青藏线上几代军人的牺牲奉献精神,就像西藏那块土地一样,让人感到天是纯净圣洁的,主题歌不用高远脱俗的藏族音乐的旋律用什么呢?我对此很有同感。我以为作品表述方式的贴切,应该来源于对真实生活感觉的准确。  大概是我过于珍重这种感觉,有时可能会出现自然主义的毛病,比如《我们远航赤道》,朋友们说对自然风光的描写不够,对船上的人物记述又缺乏剪裁,好好的一个东西写粗了。朋友们说的是对的,但我想替自己辩解一句,这种粗糙大约正是我那次远航采访的状态,作为一名记者,我全部的目的是想把那次鲜为人知的远洋测控任务记录下来,并且尽可能多地记录下船上各个层次的人物,是这数百名不同层次的人物组成了这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每一个人的作用在这样的国家级航天试验任务中都是极宝贵的。由于在一次航程中发生的事很多,所有的事情我都想知道,所有的人物我都想聊聊,每天用来记日记的时间就十分有限,再加上船晃得脑瓜变笨,所以日记就只能是粗线条的,很多东西来不及消化。后来整理发表时,我也曾想过要好好重写,想过重新找一种叙述方式,但想来想去找不到感觉,最终决定就用原装的日记,就这么稍加整理发出来,我希望读者读到的就是我当时的最真切的感受和状态,是一个记者的现场见闻,没有任何第二手或后续的感觉,它可能在文学上留下了很大的遗憾,但也在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得的坐标。  这篇作品后来送给当年一起出海的“远望人”看,他们很惊讶我竟然把那一次任务如此详尽完整地记录下来,说看了它就又像过电影似地想起了那次不寻常的远航。也有一些读者来信,说读了这篇东西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航天生活领域,他们就像跟着我远航了一趟。这使我很觉安慰,一个军队记者能将一次重大作战任务以亲历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本身或许比文学更有价值。我对自己写过的东西感觉是否准确是有标准的,我以写人物为主,每一篇作品完成后,我都要问被写人物的亲友写得像不像,若回答说“像”,我就知道这篇作品及格了。邬援军旅里的政委审过这篇稿子后在上面批了这么句话:“太像了,这就是我们的邬旅长!”我认为这种评价是非常高的,甚至超过获奖。  周政保补述:说到报告文学的叙述方式,应该包括两个最重要的侧面:一个是结构,即以什么方式讲述所要传达的人事过程,或是从哪儿说起,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其中也包括以怎样的角度及什么人称来讲述。另一个便是“表情”,也就是以什么样的“表情”来讲述人事过程:不同的人事过程,讲述的“表情”是绝不可能一样的。譬如在讲高明诚(《我在寻找那颗星》)的故事时,总体“表情”必然是痛惜与沉重的,但高明诚的故事是通过两种叙述角度(即两条叙述线)的讲述趋于完成的,因而不同的叙述角度又会拥有不完全相同的“表情”:第三人称的叙述要相对平静一些,而张彩玲(高明诚妻子)的“倾诉”,则要沉痛得多,也质朴得多(这种“表情”是作者无可替代的,其效果也更为感人)。  我前面已说过,江宛柳的报告文学虽则属于讴歌类型,但读后让人感动却是事实。作为叙述效果,无疑与叙述方式的讲究密切相关。她的作品大都富有人情味,且能以原汁原味的方式把感情奉献给读者(其实也不必过分修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说的叙述“表情”,实际上就是一种表达情调——江宛柳的创作很能掌握叙述的情调,一般不用慷慨激昂的方式,很注重分寸,很明白怎样的“表情”才能感动读者。如那篇《导弹轰鸣时刻》,其中写了一组人物,照例说,这些人物都是共和国的功勋,大有叱咤风云一番的可能,但作品终于没有让他们叱咤风云起来,而是写得很平凡、很无奈,甚至很痛苦。如那位“硬着头皮厚着脸皮”为儿子“求学”的上尉发射连长,那位“真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大哭一场”的发射营长,那位谈到“光荣史”便叹气的“三脚团长”,那位在发射成功后觉得对不起部下的被称为“吴大帅”的发射旅长……读了之后让人忧虑焦灼而又无话可说,只有一种感觉,即他们才是国家的脊梁,才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当代英雄啊!我想,作者在叙述方式的选择与把握上,是很明白哀兵必胜、哀兵动人、哀兵最能赢得共鸣的道理的其中没有迴避矛盾,没有绕开那种难尽如人意,甚至让人感到愤愤不平的现实,也没有以慷慨激昂的调子刻意“高大全”他们。一点儿也没有。相反,他们是作为鲜活的人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而他们的精神,那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品格,正是经由他们的苦痛、酸涩、无奈,以及那种无比沉重的内心负荷,我们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的。在这里,军人精神的张扬与军人生存现实的剖析,实现了无阻隔的统一。  关于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江宛柳思考了很多应该思考的问题,对我、对同行都有启发。只是在观念上,我们不能把“记录”看得过重。严格地说,“记录”只是一种途径,或一种“报告”的方式。《我们远航赤道》缺乏的不是自然风光,也不是粗线条的“记录”——报告文学毕竟不是散文,也不可能仅仅是文献,而应该是一种前沿精神的焕发,一种“思想”的形象化的“如实报告”。就近年来的军旅题材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单薄的或欠缺的,便是这种能让人感觉到时代脉搏跳动的前沿精神,这种卷入现实之后的各种视角的思考。此外,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最自信最知识分子化的作家,因而不必过分在意当事人的评价——当事人的评价只能看做是一种反馈;而当事人的“审读”,在某种情形下也仅仅是检验“非虚构”的一种方式(若携有揭露性或批判色彩的作品,当事人的“审读”会是尴尬的难事)。在这里,只有“非虚构”,才是报告文学的根本;一切的一切,包括面对“现实”的挑战,都将以“非虚构”为前提。  199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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