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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忆苦饭  1970年冬,村里进了贫宣队,工作开展起来,其中有一项是吃忆苦饭。女队长姓揣,短头发,红脸蛋,二十八岁没结婚,是几十里外一个大队的妇女主任,运动骨干,县里抽上来,委以重任。揣队长嗓子尖,说话一套一套的,开大会讲:常吃忆苦饭,防修又防变,多吃忆苦饭,革命永向前。  按她的要求,村里所有的劳力要集中吃,都到大队部来吃,吃完了不许回家,要立即出工与山斗与地斗,回来接茬跟阶级敌人斗。时间的安排是每三天吃一回。我们这个村虽然不大,但男女劳力也有百十号人。大队干部就找揣队长商量咱们是不是象征性地吃点,人太多咱没那么大的锅。揣队长一挥手说那是坚决不可以的,一定要来真格的。没办法,大队只好动真格的,借锅垒灶,红高梁不去壳,碾子上走一遍,下锅就煮,煮开锅一搅哗啦啦,清汤泔水一般。冬天两顿饭,揣队长一早到各家检査,看谁家冒烟了就批判,确保任何人肚里不能填块红薯呀别的东西。  吃忆苦饭开始,揣队长带头,一百多劳力每人夹个碗排好队,先唱歌,歌词是“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这歌的调子挺悲怆,唱得树上老鸹飞,可院子凄凉凉,紧接着再端一碗哗哗响的高梁碎米汤,喝得人这叫心窄。那会儿农村生活虽然也不咋好,但社员在家,红薯稀粥烂菜,热炕上东一口西一口,咋也不至于喝这东西。最可怕的是吃罢忆苦饭,就列队下地,干的还多是打石头劈崖子那类硬活。腊月里天凉,干一小会儿男男女女就开始尿起来,几泡尿尿过,人就没劲冒虚汗。揣队长举着铁筒喇叭喊:吃了忆苦饭,干劲冲云天,吃了忆苦饭,心中有路线。社员老实,闷着头干。我们知青有调皮的,在人群里说:吃这忆苦饭,卵子都饿扁,老揣这招子,扯个鸡巴蛋。这话把社员吓得够呛,忙按住他不让往下说了。  估计揣队长开始没意识到红高梁米汤这么不顶用,她还可劲喊呀窜呀,时间不大眼见她就有些发蔫,脸蛋子发白。大家心里说好呀,她饿啦,这回看她咋办。不料过了一会,揣队长去村东朐工地视察回来,脸蛋子又红了,又嗷嗷地鼓动起来。到收工时把社员都累稀了,她反倒没事了。这情景令我们起疑心。我们发现有一个邻近公社的武装部长隔两天就骑车来看揣队长,又听说揣队长正和那部长搞对象,人家每次来时兜子都是鼓鼓的。等到忆苦饭吃到第五顿那天,我们知青中就有人手了:溜回村里跳窗进揣队长的宿舍,果然翻出不少点心,当即全部吃光。结果,揣队长那天从村东到村西,从村南到村北,来回窜了好几趟,越窜脸蛋子越白,最终一屁股饿晕在地里,让人给架回来。缓过劲她说:再吃忆苦饭,高梁米做糨点。  因为丢的是点心,揣队长有口难言。武装部长来看她,气得摘下屁股后的三号驳壳枪说我帮你查。转天又吃忆苦饭,揣队长还坚持带头吃,武装部长也跟着吃,吃完了部长又去査,査了一小会儿肚子疼,跑到小学校厕所去拉稀,拉得腿发软。起身时没留神,驳壳枪叭地掉进粪坑里。那坑深,没冻:没法子,部长找根杆,用铁丝做个勾就捞,捞了小半天总算捞出来,然后就用水冲,用布擦,两手冻得红烧猪蹄似的。揣队长看见问你干啥。部长说干啥,都鸡巴你的忆苦饭干的。揣队长说你还查不,部长推车子就走。说喝这汤还查案,再查连我都得掉粪坑里去。  据说后来他俩没搞成。但当时见效的是忆苦饭吃到腊月十八,就拉倒了。  山里的朋友  罗大全是我的朋友。他在四川的瓦屋山,我在长城北部的燕山。我们没有见过面。他寄来一张照片,我看到一个文文静静的小伙儿,身后是一片浓绿的山林。  我与罗大全的交往,始于他看了我的小说后写信给我。我因为至今也还属于“业余”作者之列,对创作谈不出什么道道来,故而对这样的信很少回复,往往是寄上一本书,写上几句感谢的话。一般说来,人家也就不再来信了。但罗大全不然,他不索书,他在大山深处想了很多办法,搜集到我发表的旧作新作,然后,就来信谈读后的感想。结果,就使我很不好意思,责怪自己回信太迟了。  我在燕山这片山川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了。我曾经在山村里插队五年,每天早上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就能看见山里的孩子拎着黑色的瓦罐,匆匆地走在上学的路上。这些孩子是中学生,是到公社所在地的中学念书,黑瓦罐里装着他们的午饭一一粥。绝大部分是高梁米粥,粥上面放几块咸菜。在当时,能带这么一罐粥去上学的,家中的日子就算是上等的了。更多的是兜里揣几块红薯,或薯干馍馍。  于是,山区的中学生走在上学的路上,就出现了奇特的现象:没有打闹,没有追跑,只有静静地拣着平坦的地方,像走舞台小步一样,极快的但上身又极少晃动地走在初升的朝阳里。因为,麻绳下系着的那个瓦罐,是万万打不得的。我是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先前哪知道天下还有这等情景,有天我捧过一个学牛的瓦罐闻闻,粥已经有了酸味儿,我的眼泪就淌下来。我让他芩一—等,我跑回自己的住处,为他盛了一罐新熬的粥。  或许有人要问为啥不给盛干饭。实话实讲,那时,我也吃小上干饭。粮食太少,只能喝粥。我送走那学生时,心里不由地想,山里的孩子求学难呀。  罗大全是四川山里的孩子。他求学以及后来求文的道路也很不容易。去年秋天,我有机会到三峡,又溯江而上到巫山。巫山就在四川境内吧。我们游小三峡,看那景色真是天下极少有的芡景。看罢心中不由暗暗地想,生活在这奇山丽水间,其实也是很艰难的。我原先以为我们这里是交通不便,但与那里比,就算是很方便了。我原以为我们那的学生不易,但这儿的学生更不容易。  罗大全初中毕业后,因家贫辍学,但他酷爱文学,苦苦追求不已。这精神很是难得。众所周知,文学的道路走上去容易,佴坚持走下去难,更多的是半途退下来的。我在乡下时就见到一个立志要当文人的青年。那时尚在“文革”中,我劝他不如当个代课老师,或者搞通讯报道,因为那里很缺文化人。他不听,坚决要当诗人,结果可想而知,把他写得魔魔症症……  现在时代变了,写作的环境好了。但乡下的年轻人追求文学,道路依然是艰难的。缺少信息,文章发表难,这对他们是很大的考验。我看罗大全是经住了这些考验,他搞文学也搞新闻,受到了重视,如今已是《瓦屋山》报的编辑。他的作品发了一些,还得了不少奖。这是他辛勤耕耘坚持不懈的结果。我在这里祝贺他。  我的朋友罗大全又是一位工作很认真的同志,他在借调到“中国林业”报社工作期间,干得很出色,报社特意向洪雅林场党委发了感谢信。由此,我想罗大全这么做是对的,搞文学可以终身追求,但当你还不是专业作家时,最好还是要把本职工作搞好。这样,一旦在文学路上有了挫折,你还能有回旋余地。我本人写了十多年,在别人看来也有点成绩了,但我依然是业余写作。我觉得业余写作好,好在没有压力,成也罢、不成也罢。而这么一放松,对创作反倒有好处。  我没有到过瓦屋山,但我知道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罗大全生活在那山清水秀的环境里,凭着他的聪明和勤奋,是一定能够把他的文学理想变成现实的。  打薯井  那一年我在塞北山沟里插队,生产队多一半地里种红薯。红薯每亩能产两百多斤,比起高梁谷子产量多得多,但吃多了红薯胃疼,就顾不上了。把肚填饱,社员们就满足了。  生产队大面积种红薯,就得育秧,育秧就得保存大量鲜薯过冬,就得打井。队长叫我跟一个叫老四的社员去打,队长压低声音说老四是四类分子,让你打薯井,还有监视他的任务。这是大队的决定,你要经受住考验。  薯井口是四方的,比水井口要小,直立陡往下挖,铁铣镐头耍不开了,就一个人在下面用小镐刨,一个在上面用挑筐拽。老四五十岁,大口耳朵背,本来就不爱说话,挖得深了,我俩整天就剩一个字一拽!谁在下面谁发这个话。薯井打下十多米,就往横里打洞了,这么一来,我跟老四差不多谁也见不到谁了。我心里说我往哪监视他去。有一天下午,老四没来,来了一个姑娘,叫冬月,看来是冬天出生的。她说她是老四的外甥女,她舅中午挑水把脚崴了,她替他半天。我犹豫了一阵,后来想反正就是半天,又是我在洞下她在洞上,没大事,我就答应厂。那半天,我刨得特别多,她拽得也特别快,天擦黑我上来,谁也没说话,就各奔各家了。  转天早上,她又来了,说她舅下不了地,还得替一天。我说你不累吗。她把手藏在背后,笑着说,还行吧,就是胳膊有点酸。我说你手打泡了吧,她脸红了说绳子太勒手。我很不好意思,昨天下午我发了蒙,往筐里装的土石太多,一个女孩子往上拽,难为了她。  我见她望着黑森森的井下发愣,便知道她心里害怕,想让她继续在上面,又担心她的手。忽然,她说要不我跟你一起下去,我帮你往外运再装筐。我心里枰评跳,说,你跟我下去,不害怕?她纯真地笑道,有你在我就不怕了。我浑身的血液沸腾起来。我二话没说,踩着井壁的脚窝下井,又说,跟着我下。冬月身子很灵活,长长的脚左一下右一下,轻轻松松地就到了井下。洞里很黑伸手不见五指,冬月说我啥也看不见呀。我说你闭上眼,呆会儿再睁开。她说好吧你可别走远了。我说我就在你身边。她说是吗,伸手就抓住我的胳膊,却又立刻松开。然后,她就像一只乖乖的小猫,慢慢地蹲在我身边。我在黑暗中使劲睁大眼睛,眼里竟然出现了一片奇异的光彩,闪闪的,亮亮的,一个纯真的农家姑娘在其间走动。走了一会儿,冬月说可以睁开眼睛了吧。我说可以。她说这回看见啦,看见啦,我可以帮你干活啦。而我却什么也看不见,摸着黑刨,好半天才适应过来。冬月跟我聊天,说她家离这八里地,她是来看她舅妈的,不想舅舅脚崴了,只好临时帮个忙。我问你念过书吗。她说念到小学毕业就不念了,让弟弟念,自己帮爹娘挣工分。我说你不念书将来怎么办。她说将来不是很简单吗。我问怎么个简单法儿。她说我已经跟沟里的订婚了。我心里一紧,我知道沟里山很大,交通极不方便。我说,你干啥去沟里呀。她说,为了财礼多呗,家里得盖新房,将来兄弟说对象,也是个条件。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紧紧揪住,\你见过沟里的他吗?她说,订亲时见过一回。我说,相中啦?她说,也没在一块谈过,看样子是个厚道人……  我不愿意再问什么了,只是默默地向前刨,她则在我身后把刨下的土石往洞口运。然后,我上去拽,她在下装。她一个人在下面的时候,她不让我离开井口,她说那样她害怕。我说我们一起唱个歌,你就不害怕了。她说她会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我说行啊,就带头唱,她在井下也唱,直至拽净土石。后来她说累了要上来歇歇,我在井口拉她上来。我这才仔细打量她,她虽然是农家姑娘,但可能是那里的水好,人长得白净,眉目清秀,头发乌黑。她问我,城里是什么样子啊?不种红薯,吃啥呀?我笑着讲给她听,她听着听着皱起眉头,心中好像产生了许多问号。我期待着她的问题,但末了她只是叹了口气,说,噢,城里看来真比乡下好啊……  转天一早,我神差鬼使地穿了一身干净衣服来干活,口袋里还揣着在城里拍的照片。冬月也来了,兜里装着热乎乎的鸡蛋。我俩在初升的太阳下吃鸡蛋,看照片。在洞下干活的时候,她忽然问我,订了亲再退犯法不?我说,可能不犯法。她自言自语说,那沟里只有两户人家呀,我这一辈子,就呆在那了……我不知说什么好,暗想,回去好好琢磨一定告诉她。  不料,中午收工时,大队革委会主任碰见了我俩。我被叫到大队部,主任问为什么把她带到洞里?我说为了更好地监督她。主任说不对,你俩在下面准干啥了!我说没错我俩没闲着挖洞呢。主任说你的立场有问题,你跟四类分子的亲属太亲热。我说人家她爹可是贫农。大队干部这才拉倒,放我回去。  下午,老四一拐一拐来到薯井旁。我说你咋来啦,老四说别提啦,大队领导说我用女色腐蚀你,也不知腐蚀了没有,要是腐浊啦,可对不起你啦。我恨得直想给他一脚,暗道你倒是早几天让她来腐蚀我呀,才来两天就结束了,太短啦。我对老四说,我是来监督你,从现在起你只许在井下。老四顺从地答应。我呆在上面,其实是盯着通往村外的小路,我想看见冬月的身彩。但直到薯井打完也没见到冬月。可能她是从别的路上走了。  看电影  在乡下插队时,最令人盼望的文化生活,莫过于看电影了。如果晚上要放电影,这一天再累的活儿也不觉着累。收了工,匆匆吃口饭,换上干净的衣服,还要带上烟,以便看电影时男知青聚到一起,边抽边看边聊,那滋味儿实在是太舒服了。  在我们村放电影,旁村的人都来,但外来的人就没有本村的理直气壮,黄花鱼似地溜边儿,好地方都是由本村人占下。占下无非是捡些砖头石块往地上一放,旁人就不敢涉足了。男知青看电影没人搭理,女知青去看电影则引人注意,往往是先让社员们看一遍,议论一番,更有一些嘎小子咯咯笑着说长论短,甚至还有极个别的坏家伙趁着人多往女知青身上挤,这时,平素很少跟我们男知青来往的她们,会向我们流露出求援的目光。毕竟都是一个火车皮拉来的,虽然分在各队里单独起伙生活劳动,关键时刻,我们男知青还是要上去相助,一般都是胜利而归。  有一阵放匈牙利的片子《多瑙河之波》,这片子较之样板戏就强多了,特别是其中女主角穿极薄的连衣裙,曲线毕露。每逢那些镜头,银幕前鸦雀无声,山民瞪大了眼睛,大概是暗叫天底下还有这么迷人的东西……  可惜电影队在一个村只演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队里给他们做了豆腐吃,吃完了套车送他们走。但没有关系,他们走不远,晚上吃了饭,我们就追去看电影。在我的经历中,大凡十多里之内的村子,只要有电影就要去看。当然看的是同一部影片,最终看得人物对话包括插曲全部学会,回来的路上就连说带唱重新来一遍,往往是得村里狗叫连天,转天大队干部把我们批评一顿。  有一次去旁的村看电影,那村的人特别野,也不知怎么就和我村的女知青吵起来,后来男知青冲上去,先是互相推搡,后来就打起来。我知道自己打架不行,自告奋勇掩护女知青,不料混乱之中飞来一砖头,我只觉得砰地一下,就天旋地转。亏了女知青拽着,才没趴下,伸手摸一下脑袋,粘糊糊的是腥血。没有手帕,兜里有个装旱烟的烟口袋,黑色,巴掌大小,赶紧用它捂住,然后,和众人逃回村里。点着油灯看,半拉脑袋脖子满是血和旱烟末子。大家埋怨说谁叫你不敢往前冲,我们在前面的谁也没受伤。我说要不咱找他们去。房东大娘说算了吧,人家来咱村,不是也受你们的气。我们想想都不吭声,后来有人说要是伤口不好,咱们还得去找他们算账。房东大娘说没事,这小哈蟆烟叶子贼辣,杀菌,保证长得好。果然,也没上药也没缝,挺大的伤口,十来天就长好了。打那儿,我们很少去外村看电影,外村人上我们村来看,我们也客气了许多。本来嘛,大家都爱看《多瑙河之波》那个女人,一打架一吵闹,谁也看不了,没劲。  别了,我的中学时代  我的中学时代是怎样开始的呢?  1964年9月,清晨我从家里出来,忽然意识到上学去的方向变了。那时天津市内的墙子河尚在,河上横着一座座拱形桥,我从山西桥上过去,拐两个弯,就到了第34中学。噢,我的中学时代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很不情愿地走进这座学校。她不是我理想中的学校。因为她的外型根本就不像学校。后来听说,那里原本是旧时某军阀的公馆。依我在小学时的成绩,我本应考上男一中之类的重点学校。我的失误大概在于思想评语上。六年级时的一天,老师问我如果党号召你去支援甘肃,你去不?我毫无准备,答道那得回家问问我妈让不让去。记得班主任狠狠地白了我一眼说那你就回去问吧。另外,就是我上课不认真听讲。起因是上课回答问题,老师对我的举手总是视而不见,专叫他喜爱的女生。我们几个男生就联合起来治他,有意不听讲。老师突然袭击,却正中我的下怀,我站起来尽情地回答一番,弄得他干生气却没法。六年级期中考试我总评在九十七分,名列前茅。发奖状却没有我,几经争取才补发一个。由此,我分析我分到34中来,还是老师把我给“治”了。  我在家中是老末,上面一个姐姐,加上父母,都没完没了地“教导”我别惹老师生气,别像小学时经常“留校”。到了中学,我果然有了不小的变化,每天都能按时回家吃饭。这种变化,和学校的环境也不无关系。这座学校里的洋楼或高大气派,或玲珑小巧,主楼连着后楼,后楼通往两厢,长廊迂回,暗室幽深。这样一来,就没有大块的操场,不似我的小学,旁边就是民园体育场,下了课就去踢足球,踢得人发野。在中学里,我们最大的乐趣,是几个要好的同学,躲在哪个角落里,尽情地聊天。聊什么呢?主要是聊自己刚看过的书。像《八十天环游地球》、《海底两万里》等,这些带有科幻内容的书,最受我们的欢迎。  中学男女分班。分班极好,五十多个男生在一起,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事。班主任是女的,姓夏,大约四十来岁,南方人,极有教养,教我们英语。我们虽然很认真的跟她学,但发音很难一下子把握准。于是,彼此还叫不上名字的新同学,从某个英语单词令人发笑的发音上,便牢牢记住了那人,诸如“土豆”、“大梨”等等。二十多年后,一同学来电话自报姓名,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他是谁,数日后忽然想起他的英语绰号,一下子,他就栩栩如生地站在了我的面前。  我们班同学之间很友善,热爱集体,学校组织比赛,我们摘叠罗汉,几十个人摞得高高的,任何一点差错也不能出。演出一次成功,在学校很有点小名气。我在那时就比较喜欢看课外的书了,此外,我还特别喜欢到卖古玩字画的商店去逛,如天祥商场里的古旧书店、劝业场旁边的艺林阁。不知为什么,面对一幅幅山水画,我眼前便能出现许多幻觉,或置身于其间,或联想到画外的事情。我开始喜欢画画,喜欢刻图章,或者找块东西雕点什么。自然,我的语文成绩愈好起来,背诗背古文成为乐趣,作文更是最喜爱的课程……  但运动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突然就不上课了;突然全学校的人就排着队上街了;突然老师们都剃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突然,胳膊上戴红袖标的同学就高我们一头了……  我先是不大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很快就意识到不好过的日子来临了。已经被迫退职的父亲被街道革委会叫走,回到家就没完没了地写他那在东北谋生的历史;姐姐们把孩子放在我彖:上干校的上干校,下乡的下乡,大家难得聚到一起。彼此之间的联系,全靠我了。我到区委看我大姐,到市委看我二姐,到工学院看我三姐,到博物馆看我四姐,到技校看我五姐,我带着一帮外甥、外甥女买菜买粮,给父亲往学习班送饭,用车子推母亲去看病,起早排队为大姐挂中医号,买草绳为三姐搬家(工学院搬迁)捆家具。哎哟我的妈哟,这个运动!可把我折腾得够呛。没办法呀,家中只有我一个男孩,我不干?谁干!  这还念啥中学哟,什么书呀画呀,我全不爱好了!我锻炼起身体,双杠单杠吊环游泳啥都练,练得粗壮起来。我想说不定哪天大乱起来,我身体好,还能带着老父、老母夺一条生路而去。就这样,永远停留在“老初二”的我,跟斗把式地在运动里苦熬光阴。  粗茶淡饭,抑制不住青春活力的喷发,艰难岁月,难灭年轻人对生活新的追求和希望。那是哪一年忘了,但肯定是在春天里。换去了冬装,我感到浑身轻松,我和伙伴在街边下棋,街口是副食店卖菜的地方。当阳光亮亮地照下来的时候,几个姑娘结伴来买菜。我们不约而同地看她们。她们美丽而又纯真,轻盈得像燕子,尤其发现我们在注视,更像一群受惊的小鸟,你推我我推你,风一般的跑过去。其中有一女子,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一笑起来,就有两个小酒窝,她的两个眼睛亮得像黑珍珠撒在白玉盘上……美,那真叫美!更令人奇怪的是,她对我的目光并不反感,往往是朝我们笑一下,再跑开。这一笑,就笑得我们一帮壮小子规规矩矩,嘴中绝无半个脏字;这一笑,就笑得我们、起码我的心中深深地一颤;我想,这世上,除了运动,竟然还有那种美好的事情……  我与那女子同住一条街,我们迎面相遇,前后相随,同买一个商店的菜,同喝一根管子流来的水,但我心中只留下她淡淡的一笑。至于她是谁,我至今也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她在那艰难岁月,送给我难得的一笑,就足够了。  1969年3月初,两个外调人员气势汹汹到我家,勒令我父亲交待问题,并警告我们老实等待着。我母亲说不能等,快让老儿子去吧。我借辆三轮,拉上我的东西送到学校。大概到今天,和我一起去插队的同学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要提前把东西送来。情况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3月9日凌晨,母亲起来生着炉子,下了挂面,又抖上肉菜,说儿子你吃饱饱的再走。我不敢看她,我怕她茂泪。我母亲四十多岁才得我这惟一的儿子,她多么希望我能在故身边生活呀……我好歹吃了半碗,说声妈我走了,母亲突然抱住我流下了泪,那是无声的泪,珠线一般流下来……刚强的父亲一把拉我上了路。夜很黑,天很冷,父亲穿着黑棉袄,为我拎着提包,在暗色里噔噔地往前走。在车站的人海中,父亲用他那宽大的身躯把我送上火车。车开动时,哭声响成一片,奇怪的是,父亲却露出了一丝微笑。我也慢慢地笑起来。我明白他的心意,他实在不愿意让我在家跟着过那提心吊胆的日子……列车远远地离开了天津,东方渐渐发白,我想我的老母此刻正在干什么,我的亲人都在干什么……渐渐地,我的心开阔起来,去他娘的一运动、大字报、学习班……别了,我的曾经有过欢乐又令人无奈的中学时代;别了,送我抚媚一笑的女孩……  宫墙旁的承德人  承德虽然是座塞外小城,但现在已经很有些名气了,其原因首先是这儿有一个宏大壮丽的皇家园林一一避暑山庄,又称离宫。离宫不是一般的公园,真山真水方圆数十里,内中殿宇楼堂数不胜数,高大的宫墙像长城一样围绕四周。天津人是节假日去水上公园转转,承德人则是一早起来就去离宫,那里景色好空气好地方又大,几万人撒进去做操跑步跳舞唱戏谈对象谁也不碍谁的事。承德人一提起离宫和那些金璧辉煌的外八庙,不眉飞色舞也都挺自豪,哪个都能像导游似的给生人讲几段。这也难怪,祖上真给人家留下点好东西,现在旅游热门票上涨,真来钱呀。  历史上是先有了避暑山庄后有这座城市的。皇上来避暑住在离宫里,王公大臣得住在宫外,他们还有许多随从呢。于是建府邸置房产,其他行业随之而起,久之便兴盛起这座小城。现在承德市满族很多,从姓氏上便可直追满洲八旗的祖先。承德人性情宽厚遇事不紧不慢,这大概与消夏避暑将人调养得心平气和有关吧。我是1969年到承德下乡后落户于市内,刚成家时住在我岳母家。那条弯曲的街道由低向高,直抵青石垒成的宫墙,景色很美。小街中青砖瓦房相连,院内门户相对,老树枝桠四展,新枝乍吐嫩绿,那时物品紧张,买东西也要排队拥挤,但很少见到吵架的;邻里之间交往淡淡很少串门,于是就少了许多是非。这种优点这些年又含有一些缺点的成分了。主要是承德人自己认为这里发展得不够快,从思想挖根源对自己就毫不留情了。其实人与人交往中,承德人的这种性格还是值得称道的。  退回去二十年,承德街上的人多属瘦型,可能是跟那时吃的有关。现在胖人有一些了,仍然不多,特别看到北京、天津学生队伍里的小胖子,我就为承德这儿的孩子的苗条身材感到安慰。大概是承德冬天冷使人消耗很大热量,或者是像有人说的当初有许多宫女和大户人家使女流入民间,使遗传因素中增加了不少优点,反正至今承德中小学生还是瘦高多。我是较胖的,可我的女儿苗条条直奔一米七使劲了,我想这应该归功于我的妻子。她是承德人。当年的天津知青工作后找对象比较困难,主要是当地人总觉得知青出身的人有点“野”。我曾遇到一位女士,她的家长竟然问我会不会有一天谁也不管,自己回了天津。这简直是笑活,但从中亦可见当地人遇事十分谨慎,而谨慎得又近胆小的又一个方面。实践证明:凡是本地女子嫁给天津男的,全都“享福”了,因为我们天津男的实在太能干了,洗衣做饭特别是炒菜全是干家,对妻子孩子还特知道心疼。这些年在单位也差不多都当上头头了。承德最早选调的多在商业,现在当经理的就有不少。当初承德女子中不少搞对象挑成分挑啥的,很容易就挑着那些大队支书公社主任的孩子。他们的结合应该说也是相当不错的,但那些男同志在家里大多有个“谱”,饭菜需要女人动手的多,当然这也就使那些女同志变得能干起来,而我们的妻子则变得爱指挥人爱发号施令了,不过这样的家庭气氛更活跃一些。  很难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概括承德的男人。给我的印象,这儿的男人很聪明很手巧。早些年承德没有啥楼房,山上山下宫墙四周全是小巷平房,每逢五一、十一假日,不少人家都自己动手盖小棚盖简易房子,差不多各家都有对这些活很内行的男同志。兴起打家具那时,更是高手迭出。我的内弟除上面提及的手艺还会打扬琴、拉二胡、养鱼钓鱼,最终还自学成为相当不错的导游员。我搬到新楼时安一把新锁,我不会安请他帮忙,他虽然也是第一次见到那种锁,但很快弄清了性能和安装方法。不料那门框是铁的,我内弟便认定必须去找电钻了,这样就得耽误一段时间。这时我找来一个大钉子,抡起锤子几下便把那铁门框(是厚铁皮)打了两个小孔,效果和电钻打得差不多,锁很快就安上了。用这件事我试着比一下承德人与我们天津人的某些性格差异,我想还是可以说明问题的。承德市现在辖八县三区人口三百多万,笼统讲都可称得上承德人,但在承德这里就有围场啊平泉啊营子啊各县区之分。  70年代时,承德市内人口不到十万,你想那是一种什么情景。星期天你一个人坐在古庙前的山坡上,脚下菜田碧绿河水清清,街上行人稀疏,马车、牛车在春风斜阳里缓缓走着,宫墙上的蒿草黄罢又换绿装。在这种田园诗一般环境中生活的人,其心态性格与整天看惯了劝业场和平路上人挨人的咱们天津人肯定是有很大差异的。现在承德市有二十多万人口厂,夏利出租车也嗖嗖地满街乱跑,包括我们知青在内也都称得上承德人了,于是外地人来承德旅游一趟,恐怕对承德人的印象就不尽似我前面说的。这也难怪,北京大街上还拉人量衣服骗人买破布料,承德历史上就与北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有人就要跟着学点。这些年天津人来承德旅游的很多,据我观察,天津人买东西讨价还价一般是几个人一起上,吃亏的机会就少,不像东北人摆阔气,三个人买东西,其中一个便要出手大方给同伴看,得便宜的自然是当地做生意的人。天津人来此感到不快的往往是门票太贵。因为离宫、外八庙景点太多,加在一起真是个数字。担天津人吃承德一顿饭又感到便宜,二三百元一桌的饭菜在天津得贵上一倍。承德人有年票进离宫很方便,至于去外八庙必定是陪客人去,去饭馆吃饭也是陪客人才去,自家人订一桌的做法有;“些但不多。棒槌山是游人必到的,可承德人天天看着,许多人却从来没到过山跟前。  外地人愿意与承德人交谈,承德人的口音甚好,字正腔圆没有零碎儿。女同志的声音更好,若不认识,在电话里你很容易把五十岁的听成三十岁的。在人多的场合,女同志都压低声音,很怕引起旁人的注意。有一次我从天津去北戴河,车里有几位咱天津女士,爽直开朗声震八方,好像是刚到唐山吧,她们各家的基本情况,旁边人就都听得差不多了。有时我倒希望承德的女士向天津女士学习一下她们开朗的性格,起码对身体有好处。  承德人待客人很热情,前几年劝酒也很有一套,现在不那么喝了,把劲头都使在抓项目抓发展上了。但逢年过节自己家里还是大规模地操办。具体形式一般是两种,一是所有子女全集中到父母家,二是兄弟姐妹每家轮一天。哪种方法都挺累,但过得倒挺快乐。  离宫的宫墙上是可以去行走的,体力好的旅游者会用很大的气力走一圈。连接宫墙有几个门,丽正门是正门,正门有三个门洞。中间的原先是只供皇上走,因此关闭的时间很长。现在这宫门大开,迎接着八方来客,承德人从这个大门出来,于是也面向着了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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