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密码:
  中国是遗产大国。从有形的到无形的,从口头的到文字的,文化遗产的一切种类与形式都在中国无所不有。  中华民族对文化遗产的兴趣从未衰减,包括创造它、保护它、传承它、享受它、认识它。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超稳定存在、中国大地广袤辽阔、各族人民富于创造,使得我国的文化遗产分布广泛、品类繁盛、体量庞大、内涵丰富,造成了中华文明的浩浩大观,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  我国的文化遗产从19世纪起饱受摧残,源自西方的工业革命迫使中国的农业文明逐渐解体,并引发建筑在其基础上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大厦纷纷坍塌。于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大量的文化遗产随之“灰飞烟灭”。比之自然灾害、民族战争、改朝换代的毁灭,以及帝国主义的劫掠,更不幸的是在此历史沧桑中我们一度对自己的传统彻底否定、或是对文化遗产的传承无能为力。从五四到文革,我们走过太多的弯路!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化力量,并在保护文化遗产工作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虽然如此,由于种种原因,文化遗产的价值并没有被充分认识,文化遗产资源仍不能善加利用。  反之,我们还曾视之为负担、阻力、精神束缚,把它等同于落后、保守、封建迷信,倾力将其扫荡一空,妄想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基础上建设全新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在市场经济背景之下,我们也曾一任商品经济冲击它,对其大面积的流失乃至死亡无所作为,甚至为了狭隘短视的经济利益、政绩工程而做了许多“建设”性的破坏,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这些,既有传统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实践的问题,也有理论的问题。就传统原因而言,我们直没有树立起正确完整的文化遗产观,长期以来所重视的只是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经学道统,并不把物质形态的遗产视作文化的一个部分,对非物质形态及口头形态的文化遗产也大都鄙视有加;就现实原因而言,一百多年来,我们埋头于社会革命,致力于救亡图存、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富裕,基本无暇顾及对文化遗产的科学、系统、冷静处理,一直没能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遗产学理论与方法,更不可能对分别从西欧、东欧、日本等传人我国的有关理念、知识、技术进行有效整合,最终结构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遗产学。只有在进入新时期以后,这种局面才有了一定的改观。它的实践问题表现在我们始终缺乏对文化遗产全面普查、摸清家底,对其存在总量、生存状况长期存在盲点,只有图书、文物、口头文学相对清晰,从而影响了谋划整体方略、制定有关政策、实施有关工程、培养有关人才、投入有关资金、建立有关机构、建造有关设施;它的理论问题表现在至今没有完整的文化遗产分类体系,以及学术规范缺失、学术活动失序、学术思想单一、学术视野狭窄、学术与实际脱节。  正当中华民族重建精神家园、重振汉唐雄风、中国文化遗产学建设迫在眉睫之际,我有幸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并成为民间文化遗产保护队伍中的一员。自大学毕业至今,我的文化遗产工作先是以纳西族为对象,接着以各少数民族为重定,后来聚焦于全中国,特别是汉族,最后开始关注周边各国乃至全球;最初从民间文学人手,接着在少数民族文化天地漫游,后来于民俗学科作突破,最后就文化遗产学而发力。在这个过程中,我先后留京、留洋、从学、从政、进行大量的田野作业,访问众多的国家与地区,参加各种屡次的学术会议,尤其是亲历了我国于世纪之交兴起的文化遗产保护热潮。如民间文化保护、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恢复五大传统节日并调整国家节假日体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确定国家文化遗产名录、命名杰出传承人等,我都一一参与于其中。直到今天,我仍身在政坛心在学,承担着极繁重的组织出版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任务,并在政暇游学各地,热衷于继续推动我心爱的事业。另一方面,我自觉系统地进行文化遗产学研究始自进入21世纪之后。它的起步可视作我于2000年2月24日主持召开“西部开发与文化建设座谈会”,并提出了西部文化建设必须克服观念、人才、技术、资金、市场、五大困难,完成保护、传承、转型、创新、利用五大任务。自此以后,为满足学术与应用的双重需要,分别就文化主权、文化安全、文化和谐、文化产业等问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并紧紧围绕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这个中心工作,就保护形式、保护主体、保护手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将文化遗产保护形式区别为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以力戒全盘肯定与全面否定两种倾向,将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文化人、文化单位扩大为社会各阶层,以利于动员全民族传承文化薪火;将国家文化安全具体化为价值观安全、文化体系安全、文化遗产安全、文化资源安全、文化基因安全、文化人才安全、文化技艺安全、文化市场安全;将国家主权扩及至文化领域,突显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将文化遗产的价值细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艺等多种,以激发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珍爱之心;将和谐文化建设的十大关系详加分析,使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突出的针对性。  在近期出版的《民间文化保护前沿话语》、《和谐文化知行录》、《文化遗产保护访谈录》《白庚胜纳西学论》等专著、专集中,我已将自己的文化遗产观用不同的方式公诸于众,这部《文化遗产保护诠释》是对它们的一个有益补充。所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原拟收入其中的《文化遗产与封建迷信关系论》《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评判》《文化遗产分类研究》《谈谈数字遗产》《民间文化遗产原产地保护论》《民间文化遗产之人本保护与文本保护》等文章未能收入其中,只好留今后再与学界同仁分享。  我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进行文化遗产、特别是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实践,理论研究,仅仅出于一个单纯的目的:崇敬前人的文化创造,传承民族精神薪火,唤起人们的文化自尊、自觉、自信、自爱,推动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即以生命书写对祖国文化的忠诚。  由于埋头于大量的行政工作,尤其是保护传承民间文化遗产的组织、领导、管理工作,这部专集的“诠释”大都限于民间文化遗产,其深度、高度、范围,价值均有限,敬请读者见谅。  是为序。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

| 写评论 | | 返回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