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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本帝国张着带血的大口,颤动着要吞噬整个中国  故事的直接源头是中国的长城。  这道逶迤在神州北方的老墙,虽然它曾经喝足了筑城人的血汗;虽然它铸进了多少孟姜女的哭声和眼泪;虽然如今它被岁月锈蚀得斑斑驳驳,但是,它不是风化了的残壁。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都骄傲地称它:中国的脊背。  它深远而含蓄地屹立在苍茫遥远的荒野,创造了光荣而骄傲的业绩,也经历了难以启唇的屈辱。它总是高昂着头,对于中华大地经受的光荣和屈辱,它都可以作历史的见证人。  本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的骑兵队紧靠着长城的北侧,挥耍着寒光刺人的日式大刀,这些矮个头的恶人从牙缝里挤出了贪婪的呓语:长城是“满洲国”的国界!  他们刚刚在东三省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拼凑了一个伪满洲国。  狼的哲学永远是:哪里有肉哪里的地盘就归属它。  它们想侵吞长城,还有长城以南的大片中国国土。  办法自然只有一个:制造事端。这一天,山海关日本铁路守备队兵营内突然爆响了两枚手榴弹,威力不算大,也没伤人,却把日军的“仇恨”给炸起来了。硝烟还没有散去,守备队队长落合甚九郎少佐就作战前动员,要求他的队伍对投掷手榴弹的中国军队随时做好还击的准备。随之,他们就蛮横地提出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山海关。  中国驻军理所当然地给予拒绝。  其实,两枚手榴弹就是落合甚九郎指派他的部下投掷的。他们在演戏。  有了这个借口,日军于第二天、第三天,便发疯似的在空军、海军的配合下,突然袭击山海关,向长城推进。很快,热河省失陷……  中国驻军奋起还击。  29军的官兵们扼守喜峰口、古北口,愤怒的弹片裹着硝烟、尘土,拧成巨大的气浪,把日本兵冲击得连滚带爬。  老墙的胸膛是不可侵犯的,它抵御过残暴的凶奴和历代侵略者的冒犯。当然,也有过失败,那也是悲壮的故事。  数干名日寇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长城脚下的山坡上。  老墙不老。即使有一天它塌陷了,从中国的版图上消失了,那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沟。  击败了的日军像一只怒狗,它们全线出击,反扑。  1933年3月10日这一天,绝对应该把它镶刻在长城的最显眼处。国耻也是一口警钟,提醒国人不要忘记它:这一天日军的铁蹄踏进了长城。  失守的喜峰口的山岔上一队站立得端端正正的日军,却是倒立着的形象。长城边上的人家把昨晚的梦境悄不声地放进还结着冰的地层下。  这块国土上的悲伤太多,也许这一次是不可遏制的悲伤。  山海关和嘉峪关古楼上的结着锈痕的风铃同时摇响,铃声悠悠远去,又慢慢归来,几分凄凉,几分无奈!  庄稼人用皱皱的手指抚摸着犁杖上的弹洞……  长城不可能是日军的行军终点。  秦皇岛、北戴河、抚宁、迁安、卢龙、昌黎、密云、蓟县、唐山等地相继失守。日军逼近平津,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他们要使华北门户洞开,渗透和分裂华北——当年的华北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这块总面积为10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8300多万的地盘,在日本军阀眼中无疑是一块不寻常的肥肉,得到它是他们一个重大的侵略步骤。  日本帝国张着带血的大口,颤动着要吞噬整个中国。  2.冈村宁次抛出“协定草案”,傲慢地对中方代表说:“不许更改一字一句”  士兵和民众在浴血抗敌,有人却在屈辱求和。  那是黑雨打湿了蝈蝈翅膀的时候,田野的庄稼苗枯萎瘫在地里。  《塘沽协定》签订了;《何梅协定》签订了;《秦土协定》签订了。  屈辱!屈辱!世人永远鄙弃那些弯曲着脊梁在协定书上摁下手印的卖国者。  今天,每个炎黄子孙在回忆起国人中滋生的那些跪着求生的罪孽时,心中堵满无法形容无地自容的羞怒,尖刀戳心一般。但是,历史不能改正,一切必须如实曝光。  国耻也是教科书。  《塘沽协定》规定:(1)中国军队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一线;(2)日本军为确认第…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观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3)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队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至长城之线;(4)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5)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  不得用武力刺激日本感情?  那些以这样的条件许诺吸血成性的强盗的人,还有半点中国人的骨气和纯血吗?刽子手用刺刀已经搅碎了中国同胞的五脏六腑,拿着中国版土作抵押的人,为什么就不想想中国人的感情呢?  分明是霜冻,却有人说是日晒!  历史老人拍摄下了当时在塘沽谈判时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开门揖盗镜头——  日方首席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晃动着那颗圆圆的小脑袋仰视着天空,无视中国的代表存在,他不落座,首先抛出早已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居高临下地说:  “这是我们最后的方案,也是经过了慎重研究后的方案,你们的必须在一个半小时以内作出答复。明白吗?不得超过一个半小时!”  中方首席代表是国民党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他接过“草案”,几乎将眼睛蹭到纸上,匆匆地看了一遍,之后又细看遍,这才小心翼翼地说了话,希望增加一项内容:  “如果在停战区内发现妨碍治安的武装组织,我们考虑还是由中国处理为好,贵方不要因此而引起误会。”  看来他很会斟字酌句,“误会”,这是个很得体的词。  冈村宁次就不会像熊斌先生那么“文明”了,他这时才将一直投向高天的目光移至中方代表的身上,翘起眉头怒视一会儿,说:  “你的中国代表应该的明白,只能有‘诺’或‘否’的答复,不允许对协定草案更改一字一句,不许的,明白吗?”  熊斌没有“诺”也没有“否”,只是失神似的先是坐着,后来站起来,心绪不定地在屋里独自走着。他明白自己此行肩上的责任重大,不能轻易地承诺日军的无理要求,他的身后是亿万民众那期望的目光。  冈村宁次根本不允许对方轻松,逼近一步,说:  “只给你最后十分钟,必须现在而且就在中国的塘沽表明中方的态度。”  熊斌被推至崖畔,无路可退了,他无可奈何地按下印章 ,被迫签署了不容修改一字的《塘沽协定》。  这个协定使中国放弃了长城各口,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既成事实,对日本来说,“合法”地把热河省并入了伪满领土。  长城——这道通向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被打开了。于是,贪婪的日本帝国拿着侵略华北的特许证可以肆无忌惮地干一番他们想干的事了。  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受到中国人民包括国民党政府内部为数不少的爱国志士的强烈反对是情理之中的事。孙科、罗文干等人就指责签约者使中国的主权蒙受了严重的损害。  问题还在于那些引狼入室的人执迷不悟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接着相继签订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又使贪得无厌的日寇达到了控制察哈尔省乃至河北省的目的。  3.北平府右街秦德纯住所,“秦土协定”出笼  秦德纯——土肥原贤二,这两个人“土洋结合”孕育出了《秦土协定》。  按照日本人的逻辑,这个协定的出现是因为中方执行《塘沽协定》不利而得到的“惩罚”。可是,不可驳倒的事实是:真正应该受惩罚的是肆意践踏中华神圣国土的强盗。  谁来守卫国土?  干瘦的稻草人站在田埂上,破旧的衣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乌鸦落下来,啄掉了它手中的鞭子。  是的,谁来守卫国土?  此刻,这是一个比任何时候都让人担心的问题。  29军副军长、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系华北军政界的一个实力人物,他从陆军小学读书一直读到陆军大学,受到过完整的军事教育,兵学知识的底子深厚,有相当的文学素质。说起秦君,恐怕还有一点是人们公认的,这就是:他处事圆通,八面玲珑,早年效力于直系孙传芳、靳云鄂军中,后来又投奔于冯玉祥麾下。秦德纯绝对是一个人精精,他轮流依附着自己的主子,却始终与敌对的直、奉军阀及南京方面都保持着融洽的关系。这实在不易。当然,秦君之主要长处是才思敏捷,富于谋略,是个难得的文武兼备的将才。要不宋哲元出任29军军长后为什么要请他来当参谋长,以后又提升他为副军长呢?  《秦土协定》中另一个人“土”,指的是恶名四扬的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此人是日本陆军中头号“中国通”,西方的报纸都称他是“东方的劳伦斯”。他1883年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农民家里,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曾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及中国军阀阎锡山是同学,毕业后不久就参加了日俄战争。战后进入培养高级军官的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受到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系统教育,成为日本法西斯军人的骨干。1913年他以参谋本部部员的身份任日本驻华特务头子、坂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在北平的坂西公馆开始了他30多年的侵华特务生涯。  土肥原练就了一口地道中国话,还能说四种方言,他常常身穿中山服或长袍马褂,甚至加入了中国的帮会。这不仅使他了解到了中国的政治、历史和风土人情,而且对中国政界的内幕、官场的陋习、政府的人事问题和各派间的明争暗斗也掌握了不少。恶魔一样的土肥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中淋漓尽致地导演了一出又一出罪恶活剧:  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他参与了为奉军制定作战计划等幕后活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支持奉军,支持冯玉祥停止银行兑换,使吴佩孚的纸币作废,促其垮台;炸毙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中,他是幕后操纵者之一;他策动石友三与阎锡山、韩复榘结成反蒋驱张同盟,把张学良牵制在关内,使东北的防务出现空虚,为日本在东北施展阴谋创造条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他参与了策划;他通过威逼利诱,将溥仪劫持到东北,从而完成了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  土肥原对岛国功劳卓著,深得主子的赞赏。他的职务、军衔几年内“三级跳”,接二连三地被晋升为大佐、少将、中将、大将。真正的红得发紫。  1945年9月13日,他被联合国军司令官以战犯嫌疑逮捕,关押在横滨刑务所。1946年5月3日开始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予以审讯,1948年11月12日被判处绞刑,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刑务所执行。  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在他的《日本人的真面目》一文中,维妙维肖地描写了土肥原贤二。  日本的既定政策就是在中国挑起各种争端,从各种挑衅事件中牟利。在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阿谀讨好和凶相毕露的威胁声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在活跃地上窜下跳一那就是土肥原大佐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他搞这一套的功夫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各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而不胜的,借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  这就是土肥原贤二。  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合伙制定了“华北自治运动”计划,交给土肥原具体执行,此时他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  恶棍再次行凶作恶的机会到了,他兴致勃勃地从伪满洲国启程,来到了北平。于是,《秦土协定》应运而生。  这个协定是由“张北事件”引出来的——  这年6月5日,关东军特务机关的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军人,在从多伦到张家口途中,经过察哈尔省阿巴嘎旗时,拒绝接受29军132师守卫城门的士兵检查,要强行通过,卫兵拔刀将其拦住,扣留。29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得知此事后,于次日将4个日本军人释放。  6月11日下午,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就此事向察哈尔省提出强硬抗议,认为中国的士兵恐吓、侮辱了日本军官。他们唯恐事态不能扩大,立即添油加醋地将此事向关东军司令部作了报告。  6月17日,南次郎在长春召见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密谋至深夜,炮定了《对宋哲元交涉要领》,要点有:29军撤至长城西南;解散一切排日机关;宋哲元应向日方道歉,处罚“张北事件”的负责人。  南次郎指令土肥原去落实“要领”各条款,限令他在两周内办妥。土肥原两脚一并,向司令官许诺:“是,没问题。”  这个大特务很会造舆论,在“要领”未正式出笼前,他在北平四处活动、游说,声称:“关东军不会轻看这次‘张北事件’的,我们会提最大要求,让宋主席去职,要132师调开,当然也要惩办肇事人员的。”土肥原进行了这番要挟后,转而来了点软的:“如果中国政府能自动签应这些要求,关东军将会好说好商量的。”  土肥原一番软硬兼施的放风吹进了宋哲元的耳中,他愤然而怒:“如果是中央调开我,甚至处分我,宋某绝对服从;如果是日本要罢免我,宋某坚决抗议。”  土肥原的要挟和宋哲元的愤怒,蒋介石是否听到,无从查实。  但是,何应钦、汪精卫听见是肯定无疑的,他们无法顾及宋主席的怒言,而是害怕土肥原的威胁,因而便向蒋介石建议,“主动”将宋哲元罢免。汪精卫的逻辑是:“与其我们受人压迫而做,不如自己先自动为之。”  就这样,“要领”还未出台,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被国民党行政院下令免除了,由秦德纯暂时代理。土肥原便转而与秦德纯进行交涉、谈判,《秦土协定》于是在北平府右街秦德纯的住所诞生。那天,秦、土两人的谈判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多钟。土肥原提出的要求条款比南次郎的“要领”还要苛刻,秦德纯婉转驳斥,试图拒绝。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双方相持不下。土肥原笑里藏刀,不时地以狂言威胁,秦气得脸色发青,当场吐血。最终秦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指令,接受了土肥原的要求,签定了《秦土协定》。其内容为:  (1)对“张北事件”表示遗憾,将负责人免职;(2)撤消排日机关;(3)尊重日方在察哈尔省的正当行为;(4)第29军撤出昌平、延庆、大村堡以东地区及独石口至张家口长城线以北地区;(5)自6月23日起两周内撤退完毕。另外,据说秦德纯还同意日本在察哈尔省设置机场,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不阻止日本在内蒙策动德王“自治”等等。  曾于1932年至1939年任日本联合通信社上海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先生,在他的《战前华北风云录》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6月23日傍晚,‘联合’的无线收发报室通知我说,由北平分社拍来了重要电报,内容为土肥原少将陪同驻北平武官高桥及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拜访了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要求宋哲元第29军全部撤出长城线以北的察哈尔省,秦德纯当即口头承认了日方的全部要求。但日本方面要求签订正式协定,秦德纯说需要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意,请求延期几天。”到了27日,秦向日方提出了正式文件,这便是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结果,邻接‘满洲国’西南边境的地区‘安泰’了。相反,在中国国内,从5月末开始,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失去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因此,抗日风潮顿时高涨起来,并严厉谴责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兆铭的罪责。  “汪兆铭也许是过于劳累,老毛病胆囊炎又犯了,7月1日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的诺尔医院。”  《秦土协定》生效后29军大部分移驻河北。  东三省变成了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热河省被日军的铁蹄所踏占;现在,察哈尔省又落入日寇的魔爪中。  这个贪得无厌的太阳帝国满足了吗?不!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侵吞整个中国。  自然,他们非常明白,肥肉只能一口一日地吃,渗透、掠夺,分而治之,以达到整体占有。下一个目标:夺取平津、河北,乃至华北实现“自治”。  长城脚下,一条早就干涸了的河流默默地呜咽着。  山坡的一棵树上,挂着白布做的经幡,那是美丽的童话。  4.于学忠对何应钦说:“如果因为日本人要撤我职,你们就让我辞职,姓于的不干”  一朵被风吹散了的云,又聚在一起。  差不多与《秦土协定》同时出笼的、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国民党政府何应钦签的《何梅协定》,使洋洋得意的日寇在实现其罪恶目的的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河北省就这样落入了日本帝国的魔爪下。  《何梅协定》的内容有: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第51军撤退;中央军全部离开河北省境;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禁止排日行动。  日寇为什么要把51军赶出河北省却让29军从察哈尔省移驻河北呢?  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早年也随冯玉祥参加了反蒋的中原战争。日军认为,宋哲元这样的国民党将领是有利用价值的。  “驻屯军”就是外国军队可以在中国华北驻防,随时地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肆意地镇压中国人民,这始于1901年清朝政府与英、俄、日、法、美等11国公使签订的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  在华北的外国驻军中,以日本的驻军总数为最多,共1650人。  它在北京使馆区就驻有400人,所余的驻扎在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日本政府将其命名为“清国驻屯军”,职能是负责“保护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帝国臣民”。驻屯军司令部在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1912年,日本政府将“清国驻屯军”更名为“中国驻屯军”,因为司令部在天津,又称“天津驻屯军”,我国通常称“华北驻屯军”。驻屯军司令部是日本政府设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机关。1936年之前,驻屯军在北京和天津各设一个队部。  我们的话题继续回到《何梅协定》上。  与日军签署了协定的人自然是要执行协定所展示的各个条款。他们做人的心迹很坦率:既然已经付出了灵魂的许诺,为什么还要久久的不肯起步?  日方限死的必须兑现的日期,中方一点也不敢含糊。此刻,“协定”已经由干巴巴的条款变成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图像了,你瞧——  这是51军的队伍,它几乎是与驻天津的国民党党部同时停止了往日的正常运转,开始撤离这个城市。队伍零零散散,羊拉屎一般,走得十分疲惫,使人感到是那微微吹来的风把它刮得七倒八歪,不堪一击。51军没有打败仗,可是却比打了败仗还要懒散,还显得没有章 法。队伍缓缓地离开天津,又缓缓地路过保定,再缓缓向西安移去。那里肯定不是避风港,但这支善战的队伍却要到那里去。带队的首领是军长兼河北省主席子学忠,他骑的那匹战马一颠一颠,使他的身躯一晃一晃地颤动着,军座的威严没倒,你不觉得他是在撤退,而是从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去。于学忠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属于地方实力派,历来主张抗日。起初,日寇通过亲日派对他进行拉拢,他根本不吃鬼子的那一套。后来,日寇又指使暴徒三次谋刺他,也均未得逞。  不过,此刻于学忠已经被国民党政府罢免了河北省主席的职务,这是日方在《何梅协定》中提出来的要求,限令国民党政府必须为之。开始,何应钦劝于学忠说:“孝候兄,国家眼下到了这个样子,让人心焦。你一向是忠公体国的,在这艰难的时候,你若能表示辞一下职最好。出于全局考虑,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于学忠非常反感,耳畔有这种嗡嗡声,他故作没听懂,反问:“让我辞职?辞什么职啊?辞主席职啊?辞军长职啊?都辞?容我考虑考虑吧!”何应钦也只好装哑巴,什么都不说就走了。不过,隔了一会儿,他又打来电话紧催,完全是一种乞求的口气:“老兄,现在时事太困难,外交很难办,你为国家着想,最好还是辞职一下。”于学忠的口气比刚才更硬了,他问:“让我辞职是中央提出的还是日方提出的?我们还是不是中国的官吏?日本人说怎么办我们就不说二话跟着怎么办,将来还会有中国官吏没有?外交困难?也许是这样,可是不管有多么难,总该讲理。我们不能做丧权辱国的败类。辞职的事,我不能干。中央有权,免我的职、撤我的职,我都服从。可是,如果因为日本人要撤我职你,们就让我辞职,这太软弱,姓于的不干!”  日寇并不会因为于学忠的强硬而放弃了《何梅协定》所要求的内容。他们步步逼来,不断加码,条件提得越来越苛刻。  国民党政府断然采取措施:下令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遗职由民政厅长张厚琬代理。同时宣布了一项决定:划天津直属行政院,任命亲日派人物王克敏出任市长。  于学忠率领队伍西行,西行。仿佛中国所有的空间都太小,难以容下这支为抗日做了一点点应做的事情的队伍。  他对天长叹数声,却并不紧催战马,任其慢慢地踏行。  随行的警卫兵捡起了一片树叶,掸掸,放在嘴边。不过,他没有吹什么曲调,最后将树叶贴在脸蛋上,他好热!  远处,一曲“走西口”,凄谅,哀婉,萦绕于山野,许久不散。  5.关麟征被赶出河北,此刻他的心情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悲凉  还有两支队伍撤离河北省,西行。  他们是中央军第2师和第25师,分别由黄杰、关麟征二位师长带队。去处:徐州和洛阳。  山那边是山,拐过弯去还是弯。队伍走得同样很艰难,很容易使人想起51军的撤离。  出天津时,它们和51军的队伍是搅在一起的。不过,慢慢的,距离就拉开了,那是因为归宿的方向不同。  弯弯的山路。两支队伍变得越来越细,拉成了两条弧线,飘飘忽忽,流向远方,随时好像都会断线。这线最终也不会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圆圈。  关麟征师长此刻的心情完全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悲凉孤寂。对蒋介石,他关某人从来是一腔忠诚,说一不二;抵抗日寇,这是民众的呼唤,关系到国之生死存亡,他关麟征不违民意,尽力为之。然而,谁会想到,如今落了个这样的下场,被日寇赶出了河北,蒋总裁竟然连一句保他的话都没吐。可悲呀,可悲!  关师长又一次回头望了望雾霭缭绕中的、模模糊糊的北平的影子,霎时,悲愤、怒怨、凄凉……各种复杂感情缠绕在一起,无情地袭上心头,五脏六腑好疼!  他不由得想起了他的部队离开北平时的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难以言喻的、难以忍耐的场面……  当时,他把团以上的军官召集起来,进行撤离的动员工作。这是一间空空旷旷的会议室,原先定了位的凳子不知被什么人搬去了不少,剩下的歪歪斜斜没规则地放着,从窗口刮来一阵风说不定全会躺倒的。与会的数十名军官坐着的有,站着的也有,真个的“散兵游勇”!桌面上蒙着一层细细的、均匀的灰尘,不知什么人用手指在上面画出了曲里弯拐的犹如蚯蚓似的印迹。  会议室里显出的凄凉、清冷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他这个师长也失掉了昔日那种在部属面前盛气凌人的威严,半坐半靠地挤在墙角的一张桌子前,给大家刚念了《何梅协定》关于撤军的内容,马上就有人发问:“何梅?哪一国人,怎么没听说过呢?”他不得不作了解释:“哪一国都没有这个人。何梅是两个人,何应钦,还有日本人梅津美治郎。”“噢,原来这样,一个中国人,一个洋鬼子!”  一阵哄堂大笑。  下面,他宣布的蒋委员长关于军队调防的命令也被笑声、吵声淹没得烟消云散。  笑后,便是长时间的沉默。每个人的心里都像压上了一块重石。  师里决定把撤离的时间放在夜里,这是有道理的。指战员们一个个都变得浮躁、火爆,仿佛一堆干柴,见火就燃。如果白天撤离,说不定会节外生枝,惹出多少恼人的事情。就让夜幕为全师的指战员作一块遮羞布吧,黑灯瞎火的晚上要折腾点名堂出来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说别人也难得看到。不坐车,是步行,而且是长途夜行军,到长辛店去登车。  这是个很不安静的夜。啄木鸟在远远的什么地方狠劲地啄着树杆,它是啄这个不同寻常的夏夜,啄每一颗烦躁的心。  队伍默然地行进着,竟没有任何响动,当然那脚步声踩在地上是很沉重的,只是太单调,也就显得十分寂寞……  关师长这时候想得更多的事是学生军训总队。那些孩子们此刻不知到哪里去了呢?让他牵挂。  白天,他去宣布解散军训队的命令,还没等他把文件拿出来,学生们就像受惊的羔羊一样围上来,谁也不说话,都默默地用求援的目光望着他。原来,大家从风言风语的传言中已经得到了军训队解散的消息,谁也不愿相信它会是真的。这个军训总队是应爱国青年的强烈要求而举办的。国家正面临着难以预测的危难,热血青年们谁不想用军人的素质和要求把自己武装起来。随时准备奔赴疆场,为国尽忠。正在受训的3000余名学生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学政治学军事,一个个像充气的足球,时刻要射向企图侵吞中华民族的日寇强盗。现在,他们从关师长的嘴里得到证实,军训总队确实要解散,这是上面的命令,也是《何梅协定》中中方必须履行的条件。  学生们愤怒了,像煮沸的水一样躁动起来了,有的抱成一团痛哭流涕,有的三五成群围着关师长质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大逆不道、违背民意的决定?”有的索性就地做起了鼓动性演说,抬高嗓门对大家说:“我们不是可以任人宰割的绵羊,我们不解散,我们要抗日!”他这个师长在这种场合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劝导学生们,要大家理智一点,准备好撤离的工作。为了长远的事业,我们只能这样,保存自己,抗日的神圣大业需要我们出力的地方还多着呢!同学们都看出了师长的无奈。啥也不说了,只是哭,有的是大哭一场。  先是几个孩子哭,后来是好多孩子都哭了起来。很快,整个军训总队一片哭声,哭声一片,哭得他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呆立在一旁,任同学们哭下去。他也记不得哭了多长时间,突然不知是谁带头喊了一声:“卖国贼绝没有好下场!”随之,整个军训队又沸腾起来了,口号声一个接一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  ……激昂的口号声过后,也许同学们把心中的积愤发泄出来了,感到很疲劳了,军训总队平静了下来。同学们开始收拾东西,打捆行李,做着撤走的准备……  关师长离开军训总队走出好远了,还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呜呜咽咽的哭声,不像是学生的哭声,抽抽泣泣,时断时续,声音很苍老。  他的脚步被这哭声拖住了,不由得顺着那哭声走去,想看看究竟是谁在伤心地流泪。  在一间破旧的茅草房前他站住了,这儿曾是个马厩,此时房前房后堆满了零零散散的粪便,好像多少年都没有使用过的一间遗弃了的破屋。奇怪,明明刚才还听见那哭声就是从这里传出,怎么霎时变得悄不声的没一点响动了?  关师长轻轻推开用竹杆编成的半虚掩着的门,一看,呈现在眼前的惨景令他心寒:  一个蓬头垢面、衣衫破烂的老者像一堆骷髅似地卷缩在墙角的乱柴堆中,他脸上的五官已经被脏兮兮的污秽涂抹得难以分辨了,唯有那双无神的眼睛在怯生生打量着来人。可以看出,他饥饿至极,定是多日没进食了。  “你是什么人?”关师长满脑子的疑团,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跑进军营的,为什么没有人发现?  老者不回话,只是那双没有神气的眼睛闭上了,像一盏奄奄一息的小油灯灭了。  “我在问你话,你是从哪儿来的?知道吗?这里是军营,不许外人进来的!”关师长的声音很和缓,一点也不着急。他知道在这样一个也许很快就被饥饿夺去生命的人面前发威,实在是一种罪过。  老者的眼睛又从那一团松软的、折折皱皱的肉团里睁开了,仍然没有一点神气。他有气无力地和眼前这位在他看来威风凛凛的长官讲了几句话,声音很小,像马上就要断掉的游丝。但是,关师长还是听清了,老人说他是从关外来的,唯一的儿子5年前当了兵,他是来找儿子的。  关师长什么也没说,他又能说什么呢?  他离开了马厩。他只有一个祝愿:这位恐怕永远也找不到儿子的老人能多活些时间。儿子走了,平津乃至河北大地上暂时没有中国的军队了。老人的儿子也许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他出了马厩,在外面站了好久,才慢慢地向师部走去,脚步很沉。他紧紧地咬着嘴唇,才没有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  ……  缓缓行进的军车在痛哭!  两条深沉的车辙里灌着的却不仅仅是泪水。  整个华北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51军,还有中央军撤离河北省后,这里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一片空白。它将要变成一片汪洋,横行一时的野兽不被淹没,善良的民众就要遭殃。二者必具其一,不会有另一个结局。  华北温凉的夏夜,中国已开始流浪。  那个身无半文的老人从干柴堆里挣扎起来,他没有追赶队伍,却扑进了那一片滔滔海浪之中……  冀中平原上,有一棵大树被伐倒,躺在太行山的肩膀上。夏天流血太多,河水干了。  6.面对日寇强大的压力,宋哲元似乎对一切视而不见  天狗咀嚼着日头,太阳掉下来的碎片是一缕缕笑容。  日寇突然改变了策略,变直接武力侵占为主要采取政治谋略,即策动华北“自治”运动,达到不战而取胜的目的。  恶人的美梦总是做得格外甜蜜,而且往往能得以实现。只是为了过瘾,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实现”是昙花一显。日军取得了他们实现华北自治的第一步胜利:扫清障碍。他们得意忘形,跃跃欲试地向第二个步骤逼进:选择屈从于日本的角色,成立华北自治政权。  说穿了,鬼子需要一个由它们自己操纵的傀儡。  谁是这个对象?  宋哲元。  日本人瞧上了他。  蒋介石也在物色他在华北的人选。在经过多次的筛选、比较之后,最后也把目光落到了宋哲元身上。  当年的一个日本战地记者,对宋哲元的外表作了这样简洁的描写:“他身穿中式服装,光头,留着中国式胡须,身长五尺开外,体格魁梧,显示出山东出身的军人风采。”  宋哲元留给许多人很深的印象便是这“光头、胡须”,有的时候头上还扣一瓜皮帽。日本记者没有把这顶富有个性的帽子写上一笔,实在是个遗憾。  他,一级陆军上将,是冯玉祥的主要将领之一。1885年10月出生于东省乐陵县,字明轩。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著名的“北京政变”后,脱离了直系军阀,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宋哲元历任第4方面军总指挥、第29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平津卫戍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过陕西省主席、河北省主席、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早在1921年,宋哲元在冯玉祥麾下当旅长时,就出类拔萃,与其它四个旅长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一起,被人们称为“五虎上将”。1929年,在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矛盾公开化后,宋哲元等10名国民党将领通电冯玉祥和阎锡山,谴责国民党政府政策。  宋哲元等被国民党政府下令通缉。蒋介石的军队五路出兵,向冯军压来,于是,爆发了中原之战,冯军败退,宋哲元被迫率兵退入陕西。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组成反蒋联盟,经过5个月混战,再度失败,宋哲元也失去了实力。  纵观宋哲元的历史,最闪现光彩的一页,莫过于长城抗战了,他的“抗日英雄”的称谓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赢得的。从1933年2月底开始,日军进攻热河、占领承德,接着向长城各口进军,到5月31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长城抗战方告结束。在长达3个月的激烈战斗中,宋哲元和29军的官兵们浴血抗敌,万死不辞,敌我双方争夺高地,一度形成对峙,连日激战,伤亡惨重,久攻不下。宋哲元和师长冯治安、张自忠亲临最前线指挥作战,用夜战、近战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军,击毙击伤敌人100余名,并缴获一大批武器。在数个月的对峙中,宋哲元率领部队顽强地坚守阵地,始终未被日军突破。不料,至4月中旬,日军突然打开友军的防守阵地,使宋部处于腹背受敌险境,迫使宋部不得不撤退到通州。  于是,日军攻占了长城各要隘,并直通北平城下。  后来,宋哲元在回忆长城战斗时,这样形容将士们的杀敌士气:“29军的将士早就对日军憋着一口气,杀起鬼子来就像砍瓜切菜一样,好利索!”  每每提起在长城战斗中牺牲的官兵,宋哲元心里就很痛惜,他多次告诫自己的部属:我们有幸活着的人应该把他们未竟的事情分担一些。他总是尽量要求自己这样去做。  宋哲元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一贯很明朗:他赞成反共但不赞成“剿共”。他常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不了气候,因而他主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不主张进行血腥镇压,但也不愿意在他的地盘上出现这样的运动。  在与日本人交往中,宋哲元很有分寸,因为他怕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还是在“九·一八”事变刚发生后,他就发出通电,提出对日作战。遗憾的是他的通电没有促成蒋介石的抗战。也许这是宋哲元意料中的结果,所以他不感到意外。宋在与日本人接触中一直持谨小慎微态度。那年,他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亲自登门祝寿,当时宋哲元不在,司令官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留在了宋家。后来,宋哲元知道了此事后,立即要把寿礼退回。别人劝他万万不可如此行事,这样会伤两国和气,这是大事。宋哲元一气之下,便将瓷花瓶砸了。  这就是宋哲元,一个尚有民族气节但并没存下定最后决心与日寇决战一场,还在犹犹豫豫时进时退的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政大权集一身的重要人物。  日军相中了他,在他身上打主意,是因为:宋哲元是反蒋的冯玉祥旧部,眼下属“骑墙派”。将他留任在华北绝对比蒋介石另安排一个心腹要有用的多。  显然,蒋介石看穿了日本人这极其毒辣的一手,便设法要挫败其阴谋,他先一步地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向宋哲元及其所属几个师长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 。刚过一月,又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同时撤销了国民党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  双方都在争取、拉拢宋哲元这个实力人物,他会倒在谁的怀里?  1935年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正式提出对华北的三点主张:(1)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驱逐出华北;(2)华北经济圈独立;(3)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  日寇侵吞华北的血口在急骤变大。  10月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和《外、陆、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这些文件,将广田外相在日本第68次会议上的演说,即所谓“广田三原则”公诸于世:  (1)中国应该首先彻底取缔排日,并抛弃依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  (2)中国最终应该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作事实上的承认,反满政策自然放弃。华北与满洲接壤的地区应实行经济、文化融通与提携。  (3)来自外蒙的赤化是日、满、支“三国”的共同威胁,中国应依日本排除威胁的希望在与外蒙接壤地带作各种合作设施。  紧锣密鼓,恨不能一步登天——这便是日本帝国策动“华北自治”的基本心态。中国人有句俗话:“一口吃个胖子。”日本人摇摇头,说:不,应该口一张就变成个胖子才对。  没有突破口一切都白搭。他们非常明白这个浅显却并不是一下手就能付诸行动的道理。抓住宋哲元不放,对,就从策动他开始。  但是,一次次碰壁。当然,偶尔也有奏效的时候。  宋哲元很有点稳坐钓鱼台的气度,不点头也不气恼。  威逼。  日方代表到北平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案》,限定宋在10日内宣布“自治”。  随之便是日军的武力配合:关东军司令官下令调动部分陆军集中在山海关和古北口,部分海军军舰驶向大沽口。日军的飞机像蝗虫一样每天在北平上空低飞掠过。  不能不说是强大的压力,但宋哲元似乎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时限已到,他没有宣布“自治”,也没有给日方一个明确的答复。  别说是日本人,就是蒋介石,此刻对宋哲元也有些难琢磨。  人的心,这时候也分成了许多季节。有冷时,也有热时,有时烦躁,有时也平静。  唯有冀中平原上的河流,总是卷着波涛向东方奔腾。这季节,高粱熟了。  7.平、津、冀、察两市两省之行政大权全操于29军将领之手  土肥原贤二来到了北平。  从东北动身时,他对完成此行所担负的使命是满怀信心的:  “没问题,我一定会努力组织起华北自治政府。”对谁他都是这么说,那份自信从眉儿眼儿都溢出来了。  土肥原的工作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切切实实地掌握冀东亲日派殷汝耕;第二步说服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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