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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明已经站在北辛村五十一号门前了,但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会是她的家——一位驰名中外的女将军李贞的住所。它不象我想象的高墙深院,幽静、宏伟。它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墙皮脱落了,瓦块也残缺不全。两扇油漆剥落的黑门紧关着,两个小铁环静静地吊着,似乎已经多日不曾有人动过它了。街上一个玩耍的小娃儿,主动上来跟我搭话:“叔叔,是找李奶奶吗?”说着就上去帮我按响了门铃。  院里一阵响动。  开门的是一位身材消瘦,着藏青色的中山装老年女同志。衣领上、胳膊肘处都留着缝补过的针迹。她穿的拖鞋,式样也很古老,大概是用布鞋改的,或是来自乡间的土产。她的头发花白,很整齐地往脑后梳着。脸上那多而密的皱纹,给她添了几分老人的慈祥、和蔼。只有那副绛色架镜使她显出了几分威风,让人意识到她就是曾经在疆场上冲杀了大半生、有过非凡经历的女将军。  纯美和朴实,女性的慈祥和男性的刚强,有机地揉合在一起。  我说明来意,告诉她我是经过组织介绍来采访她的。  “我就是李贞。欢迎,欢迎!”她一口浓重的湖南腔,用含笑的目光望望我,伸出了手。那手,青筋突暴,很是结实。  “首长,我是来向您学习的。”我站在这位女将军面前,有点拘谨。  她看出来了,说:“别老站着呀,走,屋里坐!”  这一下子缩短了我和她的距离。  她领我进了屋,在会客室里坐下。这间房予以及里面的陈设,象我刚接触的主人一样朴实。一台电视机;一个五斗柜,四张沙发看来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上面的包布磨蹭得发了毛,却很干净。她床上的被褥、床单没一件可以称得上高档品,那个枕头就更没有“时代气息”了,绣在上面的花以及四周的镶边,是五十年代我在老家看到的样式。还有写字台,不客气地说,比我这个小干部的强不了多少。我曾听说二级部以上领导的写字台和坐椅是特制的。也许一般是这样,可李贞同志的却并非特制。  中国将军的家原来就是这个样!进城三十多年了,李贞还没有改变“战地之家”的生活。  她的桌面上摆满了书籍和报纸,那翻开了的书本,用铅笔划着道道的报纸,和一支脱了笔帽的钢笔放在稿纸上,说明刚才她还在伏案读书、写东西。其它空间便是些装药物的瓶瓶罐罐。此刻,我心里涌满了对李贞同志的深深敬意。  来之前,我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有关李贞住房的情况是:“文革”中被赶到外地的李贞,一九七六年落实政策才回到北京。但她原先和爱人甘泗淇上将住的那套房子早被别人占了。她只好长期住招待所,打“游击”。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没有人过问,似乎她成了被遗忘的人。  军委总部的一位领导人知道了李贞的处境,很生气,他把有关部门的头头找来,说:  “解放军几百万人都管,为什么李贞的住房却没人过问?明白吗?她是个将军,全军就她一个女将军!”  在这位领导的关心和督促下,李贞才搬进了香山北辛村这处平房里。不管怎么说,她有落脚处了,有家了。但这是一个大杂院,几家合住,房子比较破旧,冬天暖气常常“断气”。工作人员看到她在这冬冷夏热的房子里受罪,担心她的身体吃不消,想给组织反映整修一下,她都制止了,说:“有个住处就不错了。大家都难嘛,我怎么好去搞特殊。”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李贞仍然住在这房里。工作人员觉得这样下去实在对她太苛刻了,使又提出让她搬到城里去住,她硬是不同意,说:  “我不愿一个人住独院,那太寂寞了!这儿多好,几家人住在一起,多热闹!”  没有任何反意,完全是心里话。  她一直没挪“窝”,和这套平房摽上了劲,在这儿住上瘾了。  她的对门是一位离休的师职干部。师职与老将军之间,相差多少台阶,李贞从来不去计算。她只知道,自己应该踏着脚下的台阶朝前走,而不应该站在这里向党伸手,要这要那。  李贞到隔壁给我张罗开水去了。我在思考着,今日我来到北辛村,找到的是女将军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台阶。这台阶它是如此朴实而坚硬。  碧叶,承受着太阳的抚慰  我为难了?称呼她什么呢?  尽管在我见到她之前,别人给我介绍了她的一串职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巾顾委委员、全国妇联常委、总政组织部顾问,等等。可是见面后我才知道,这些头衔除了中顾委委员外,其它的职务在她的再三请求下,最近都免掉了。  她,一不是部长,二不是主任,算个什么“官”儿,我该称她什么好呢?叫“李将军”?太绕口,军队现在还没有恢复军衔制。叫“李大姐”?又不够严肃……  女将军看出了我的心思,她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一笑:“我是共产党员嘛,你就叫我李贞同志,最亲切了!”  我点点头,只好这样了。我们话语多了。  “人要服老呀!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自然法则,谁违背了都不行。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她说。  时钟在嘀嘀嗒嗒地响着。那声律很是有节奏,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李贞给我讲:“不久前我去京西宾馆参加妇联召开的一个会,车行半路,心脏病突然犯了,挺厉害的。还没到会场,就住进了医院,特护了三天,才脱离了危险。医院的门进出多少次。可是这次住院的心情和哪一次都不一样,有一种说不上的惆怅感。我已经七十六岁了。体力不允许我更多地工作了。为什么还要占着位子,把年轻人盖着?搞现代化建设,光坐着、躺着喊是不行的,最需要使出劲来干呀!以后,只要妇联开会,我就呼吁,老同志应该让出位子来,让年轻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我还给康大姐写了封信,要求免去我妇联常委的职务。后来,她见到了我说,李贞同志,我已经看到了你的信,妇联的其他几位同志都传阅了,我们准备采纳你的意见,下次开妇代会就兑现。”  说到这里,李贞轻松地笑了。那是一种只有达到了所追求的目的以后宽慰的笑。我了解女将军的心情,她有宽阔的胸怀,她有自己的追求,她“辞官”、“让贤”,全是为了党的事业!  “你的做法是开明人士之见。应该在老干部中提倡你这种精神。”我说。  李贞继续讲着:“中国之大,人才之多,使许多外国朋友都感叹不止。老同志为什么要等自己伸了腿再让位?”  这时,我忽然想起了这次采访前,有人这样提醒我:  “那老太太已经一二十年不出头露面了,怕是没甚好写的。”今天初进“将军府”,我却有着异样的感觉:女将军的脉搏仍然跟着时代的脉搏在跳动!  这时,我抬头向窗外看去,天空飘起了雨星子。女将军的话就象窗外的春雨,滋润着我的心!  她退居第二线以后,还如同大森林里的苍松一样,承受着阳光和泥土的抚慰。女将军还在总政组织部过组织生话,和同志们交心谈心。党费她总是按时亲自交给党小组长。如果她因故不能参加小组会,就写封信汇报自己的思想。尽管这封信有时只有几行字,但谁掂着它都是沉甸甸的。  雨停了,南风拂拂,天空变得更加晴爽了。雨后的院子里是一番少有的景色:鸡冠花、刺瑰花,还有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奇花野草,更加绚丽多姿,五彩缤纷。  多么迷人啊!女将军的庭院。  这台阶,也是姑娘的新起点  第二次来李贞将军家,屋里多了一位端庄的秀气的姑娘,二十出头。她手脚勤快,一会儿打水,一会儿整理客厅。给冷清、寂寞的“将军府”带来了一些欢快和温馨。  一个家庭不能没有孩子,一个单位不能没有青年人。  否则,生活会失去色彩,日子会变得寂寞!  可是李贞呢?她这辈子没有养活过一个孩子。甘泗淇将军一九六四年就去世了,二十年来她一人孤孤单单地生活着。特别是到了老年,可怕的寂寞经常罩在她的心头。眼下,虽然她的十一岁的侄孙女在身边,但孩子白天去学校读书,家里出出进进还是她一人。  其实,作为一个女人,李贞怎么会没养孩子呢?只是在那绵延不绝的战争年代,作为军人,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只能是忠贞不渝、奋不顾身地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孩子嘛……  李贞是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小板桥人,家里只种着一亩半租田。父母领着她们姊妹六个,过着吃一顿盼一顿的日子。她和姐姐在六岁时就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那真是黄连淹心的生活啊!一个六岁的姑娘,要上山打柴,打了不会捆,捆上又挑不起来,为此她常常挨打。婆婆的小儿子比她大一岁,那娃儿不少胳膊不缺腿,偏要李贞背着她走路。  背不动,劈头盖脑就是一顿毒打。她身小力薄端不起婆婆家那一大木盆的洗衣水,也是一顿打,打了,还得端。不准哭,只有把眼泪吞进肚里。大她四岁的未婚夫更狠毒呀,打起来,揪住她的头发往壁上撞,仿佛不把她打死不解恨……  至今,女将军回忆起往事,仿佛那毒打的伤痕还在!  一九二五年,大革命的风暴把十七岁的李贞卷进了革命的队伍。她秘密地参加了妇女协会,次年就入了党。结束了苦难深重的生活,走上革命征途。一九二八年,李贞调到区苏维埃政府工作。这时她结婚了,并且有了四个多月的身孕。一次,在十八折战斗中,她和五个游击队员被敌人围困在狮子崖上,进退无路。敌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要捉活的,她便带头从崖头上跳了下去。血从两腿喷涌而下。  她流产了。等醒过来时,身子虚弱得半点力气也没有了。  与她一同跳崖的一个同志指着身边的草滩说:“那是什么?象个老鼠。”李贞一看,正是自己的孩子。她用手撑着身子,爬过去,抱起孩子,久久地端详着,心碎了……  她不顾身体的虚弱,要给刚刚来到这个世界还没有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的儿子,找一归宿。她用手在草滩上挖着,挖着,好不客易挖了个洗脸盆大的坑,把孩子埋了。  儿子呀,别怨妈妈狠心。前面是欺凌我们的敌人,妈妈要去战斗、拼搏,随时准备牺牲……  在漫长苦难的岁月里,在严酷的战争中,我们的将军,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她继续说着……  “长征路上,过草地时,我又生了个孩子。热情的同志送来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拿来洗得干干净净的破衣服当尿布。可是,这个小小的生命还是没有和我度过这艰难的里程,留在了草地的野草丛中。”  女将军哭了!五十多年了,两孩子如果都活着,应该是中年人了。可如今?女将军身边一个儿女也没有!女将军也是母亲,也有一颗慈母心啊!  她自己的孩子虽然没有养活一个,可是几十年来,她先后为烈士和亲朋抚养了二十多个孩子。她的这个小院里,从五十年代初进城后,就一直没有断过孩子的足迹、笑声。有叫她妈妈的,有叫她阿姨的,还有叫她奶奶的。  今天庭院里亭亭玉立的温顺的姑娘,就是在李贞身边长大的。几年前她就参加了工作。可她总忘不了女将军的慈爱,节假日里总要回来,看望李贞妈妈。  是的,这几十个没有爹妈的孩子在女将军这里得到的不仅是深沉的母爱,而且从小就吮吸到了革命传统的丰富营养。她的品德——不滥用职权谋私利,不向组织伸手要照顾,不要工作人员为自己代劳,不乱花一分钱……这些无一不陶冶着孩子们,鞭策着孩子们从女将军身边起步,一个个真诚、积极地战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当然,离开李贞以后,孩子们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女将军可不能保证孩予们的每一步都踩得那么坚实,不打个闪失。  去年,就是这个有点娇气的姑娘,突然给李贞提出了一个要求:  “阿姨,把我的工作调动一下吧!”  “你不是干得蛮好吗?”李贞有些吃惊地望着姑娘。  “那工作太累,再说也不是我喜欢的。”  李贞的心颤了一下。这也能成为调动工作的理由吗?  “你不喜欢?如果大家都去挑自己喜欢的、轻松的工作去干,那就没有人当农民,没有人下矿井,也就没有人掏大粪了。这样能行吗?”  “反正你给我想想办法把工作调动调动。”姑娘输理也不让步,还带几分娇气。  “别胡思乱想,安心工作。”李贞眼里带着明显的严肃。  这女孩当时太任性,没听李贞的劝告。竟背着李贞跑到女将军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单位,要求调动她的工作。这事被女将军知道后,她把姑娘找来,耐心而又严厉地对她说:  “不正之风在我这里是没有门的。你还是听我的话,收了自己的野性子,好好工作吧!”  她留姑娘住了一天,比前比后地给她讲了很多道理。  将军的告诫,姑娘终于很愉快地回单位去了。  女将军的脸上也溢满了笑。  请相信,脚下这个台阶,一定会成为姑娘新的起点!  鲜花下面也有泥潭  半年后,我第三次进将军府。见到李将军的大妹子,她也是老红军,家在西城区黄城根。她不常来,一年来一二次看看老姐姐,叙叙家常。透过她们之间的相互关怀,我感到了她们家庭之间的温馨。  她对我说,她们姊妹六个,除老大早就病故外,三个在部队,两个在老家当农民。李贞排行老二,她是老三。  老四现仍在部队。  我说:“你们姐妹六个中就出了一位女将军,中国就这么一个。这是你们的骄傲,也是中国军队的骄傲!”这时我眼前出现了一九五五年毛主席给李贞将军授衔的情景。  她急了,“是的,姐姐是将军,她是全国人民的将军,不是我们家的将军。”  这话,够份量,掷地有声。  “这些年,几个妹妹生活上有困难,我从经济上给她们一些必要的接济。但是,没有一个敢从我这儿来找门路解决工作和住房等问题的。”她做得好严厉啊!  “这点我们的孩子都知道。向大姨伸手是可耻的。他们都有那么一种清高自负的思想。六妹子的大儿子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农大,还有一个孩子考上了医学院。我说这才叫有出息。”  李贞听罢,满意地笑了:“自己开出的路,也许是坎坷不平的泥土地,但却是通向未来胜利的路。走别人为你开的路,即使铺满鲜花,也未必好走。因为,鲜花下面可能还有泥潭!”  七十六岁的老将军,还是蛮有诗情哩!听,这话难道不是诗吗?  今日,我从女将军身上看到了一直没有退色的可贵革命本色。  小张成了“一兼三”的角色  “喂,是李贞同志的家吗?”  “是。我是小张。你有什么事情讲吧,我给首长转达。”  我通报了自己记者的身份,并讲了继续来采访的时间、内容和要求。他说,他全记在本子上了。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再次来到了李贞的家。没想到,那个小张却没照面。这次她一气与我谈了三个小时,谈她过去的“战地生活”,谈她在“文革”中的遭遇,谈她离休后怎样寻找到生活的热浪……三个小时,她正襟危坐在藤椅上,连一口水也没喝。  这些习惯,无一不显露着坚强骁勇的气度!  正谈着,一位衣帽整齐的青年战士走了进来,他对李贞说:“首长,该吃药了!”将药片送到桌前,李贞感激地点点头,吞药、喝水,一仰脖子,咽了下去。  这战士的口音正是我在电话里听到的那一位的口音,于是我问李贞:  “他是谁?”  “小张。是个很好的同志。在我们家他是第一号的忙人。他虽然是司机,但一身兼三职,既是我的秘书,又是我保健医生!好在我退居二线了,要不,真把他累坏了。”  说到这儿,她满意地笑着。  显然,小张在外面听到了李贞的话,走进来对我、也是对李贞说:“我都快失业了,三四天也出不了一趟车。真可以评节能标兵了。步行能办的事就不让车轮子转动,出一次车可以同时办完的事就不要出二次车。凡是来京亲属,一律不准用汽车接送或出外游玩。这样,我这个司机一年还能跑几公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一人身兼三职啊!”  原来,粉碎“四人帮”后,李贞才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当时要给她配汽车,配秘书,配护士。她似乎连想都没多想一下,就回绝了,说:  “实事求是地讲,汽车我可以接受。秘书嘛,我认为没有必要配。我年老体弱,不可能做更多的工作,抄抄写写的事情能有多少?至于护士嘛,也不必配专人。我有了病,只要自己能动,就坐车到机关医院门诊部去看。如果实在动不了,就请医生来一趟。有个司机照看满可以了。”  行管部门照办了。  我对小张这个“一兼三”的角色发生了兴趣。和李贞谈罢话,我又找小张个别聊一聊。  这些年,李贞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管理部门见她走路不稳,怕摔跤,就准备给她经常活动的会客室里铺上地毯。可她就是不要,说:  “这些东西有了不多,没有不少。感谢你们的关怀,我走路时多留点神就是。”  出于好心,小张和另外一个同志趁李贞不在家的时候,把地毯领来铺上了。这下子,她生气了,气得手都在颤抖,对小张说:  “这样的事,没有我的同意,你们是不能替我做主的。你们不能自行其是。”  小张给我讲完后,好久不语。显然,他在忏悔自己没有遵照首长的意见办了这桩事。我却有点替他抱屈,安慰他说:“这种事比不得其它错儿。要我说,你是做了一件好事呢!”  小张笑了。大概他高兴找到了一个同情者。  她,记住了周总理的一句话  有时候,你所尊敬的人说的一句话,也许是一句无意的话。可是你记住了,并终生难忘。于是,这句话成了座右铭。  女将军,记住了周总理的一句话。这句话一直深深铭记在她的心里……  “那年,总理跟我和另外几位同志谈话,其中说到北京增加一个人(指老干部),就要增加八个服务员。我听后感到他是教育我们老同志要为首都分忧,为人民分忧。不要把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关怀照顾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报酬。就是这句平平常常的话,多少年来总是镂刻在我脑海里。我觉得我们应该象周总理那样当人民的公仆。”  蓦地,我眼前一亮,我觉得捕捉到了女将军身上那许多闪光的东西的光源了……  十年动乱中,她被无端的审查后,轰出了北京,赶回湖南。她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信转到了有关部门,让李贞回北京。李贞回答:“我不想回北京。我不愿让首都的八个人来为我一个人服务。我只是要求把问题弄清楚。”  一月八日早晨,天阴沉沉的,冷风不住地从门缝往屋里钻,李贞躺在床上,感到浑身冷嗖嗖的。她迷迷糊糊地听见广播里传来哀乐声。是谁逝世了?  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  她脸没顾得洗,头没顾得梳,跑前跑后地找干休所的所长。所长上哪儿去了?有人告诉她,买菜去了。  她一路小跑,到了菜市。从黑压压的人群里找到了所长。她劈头就说:  “请你给我买张飞机票!”  “干什么,去哪儿?”  “回北京!”  “谁批准的?”  “没人批准。”  “那不行!”  李贞火了:“今天不由你了,这飞机票非买不可。周总理去世了……”她说着失声痛哭了。  这时,买菜的人纷纷围上来。有的把菜篮掉在地上,有的把围巾挤落,菜场上哭声一片……  所长哭了,说:“好,你等着吧,我给你去买票。”  当天,她到了北京。可是,去找谁呢?到哪儿去?  她熟悉的战友和首长,大都象她一样靠边站了。  女将军独自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招待所住下。她千方百计来到首都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  放声哭。真没想到,七、八年没见周总理,他瘦成了那个样。这是她熟悉的总理吗?  她站在总理遗体前,思绪万千……有思念,有委屈,有悲愤,有力量……  周总理,您生前一直很关心女将军,直至临终前还问及到她。现在,她赶来向您告别了。可是,她还是个“反革命”。  这些,您是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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