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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狂妄时,常常觉得自己很虚弱;我冷静时,总是感到心里很充实。  但是,我永远也说不清自己身上的这两种素质谁多谁少。我只知道自己像需要充实一样,有时又少不了一点虚弱;像离不开狂劲一样,有时又需要来点冷漠。  难道哪一个人不是在这样的心态中度过一生的?我要求自己在不停顿的探索中完成我自己的画像,也完成我作品主人公的画像。  那是1986年春天,解放军出版社问我能否承担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平津战役”的任务,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能写好它。  我很自信。就像当年我站在扶风中学操场跳远起跑线上那样,浑身尽是凝聚力,爆发力。我弹跳后并脚一跃,拿下了全校的亚军。同学、老师哗然,因为我是一个平时不露声色、几乎不去运动场的书呆子。运动场上的奇迹让这样的人创造出来似乎不好理解。然而让每个人对每件事都理解,这永远不可能。  源远流长。也许在9岁那年,当一把刺刀刺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已经有意无意地萌发了写写战争的想法。直到今天,我还能感受到它的疼。  我能写好它。连这点自信都没有的人,心里是没有基石的。  故乡土地上的那场战争,使一个无知的娃娃早熟。那年,我9岁。  呼唤东方古国黎明的枪声、炮声,在家乡的包谷地里震响起来。顷刻之间,刚才还绿得滋油的大地,蓝得发亮的天空就被战争涂抹得满是疤痕。  庄稼地烧成了结痴的焦土,板着苦乞的脸,发烫的弹壳在田禾苗星间冒着呛鼻的青烟;大片的森林变成了一溜火海,火势下去了,留下树桩在有气无力地喘息;牧童的短笛挂在残墙上,没有了红缨,也没有了竹体,只剩下一道烧焦烤干的印迹……  战争是一部教科书,坦克履带轧过浅草的烙怨,遮蔽天空的轰炸机群的影集,飞溅在关帝庙檐口滴着血的残臂……  有多少村民百姓连最后望一眼这个世界的权利都被剥夺,就倒在了血泊中——几分钟前,我还叫着他们“三爷”、“四姨”,而他们也在用那树皮似的粗硬的手指抚摸着我的头和臂膀。可是。  从现在开始,他们再也看不到满地的苜蓿花了。他们的婆娘、娃娃,还有父老乡亲们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没有死在枪口下的人,只有出逃。  我跟着几个叔伯哥哥姐姐从冒着硝烟的村口慌张地跑出来。  当那呛人的浓烈的弹药味甩在身后时,我想深深地呼吸几口田野里的清爽空气。可是,没有想到这儿的弹药气还是那么浓重。我们边走边咳嗽。一群渐渐缩小的背影走向阡陌纵横的远方。  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追上来。  小娃娃不懂世事,以为凡是兵都要拿刺刀戳人。跑。我要活命。  两个战士不追了。可是,我们仍在不歇气地跑着。我们不在大路上跑,钻进了一片乱葬坟。  谁知墓穴里躲着两个伤兵。也许伤势不重,他们可以走动,拿着枪呢。我无法分清他们是国民党兵还是解放军,因为谁都可能为了遮人耳目而换上庄稼人的衣服,只有那亮闪闪的刺刀怪吓人的。  当我们这些逃亡者踏破古坟的静寂后,两个伤兵怒了。他们把寒光闪闪的刺刀伸到了我们几个娃娃面前。那决不是自卫,自卫怎能用刺刀抖威风?  我被吓哭了。  其实,我们和他俩都是逃命人,谁跟谁呀,干嘛跟我们这些娃娃过不去?  其他几个人都大我几岁,见势不妙甩下我跑了。他们钻进了附近的庄稼地。  一片青纱帐。  我还在哭。两个兵用刺刀尖蹭我的下巴。我感到一阵麻麻的痛。用手一摸,血……一股暖暖的腥气。  我哭得更厉害了。我感到生命就像悬在游丝上的秘密,说死很快就没命了。  那刺刀总算饶过了我,再没有蹭我别的地方。  就这样,我的下巴缺了一块肉。是被刺刀咬去的。至今那块缺口还在。永久性留念。  我恨死了那两个伤兵,也抱怨那两个追兵,干嘛不追到底呢?一直追下去,不仅保了我们,还能抓两个“舌头”。  这就是发生在秦川大地西端的扶眉战役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我的家在扶风县城东源上的长命寺,它与法门寺遥遥相对。  战争给一个乡村娃娃留下了惊心动魄的永久的灰色记忆。在我正需要快乐地唱着歌的时候,它却塞给了我一把刺刀……  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害怕刺刀。一想起乱葬坟里的那场遭遇,那已经长合、结疤的下巴还隐隐作痛,心也微微发颤。我把刺刀与战争划了等号。战争就是刺刀。  9岁的孩子眼里,有他的战争观。  可是,我又觉得好像应该感谢刺刀。扶眉战役之后,家乡的天空就变得格外瓦蓝、清晰了。如果说偶尔也有过飞云遮月的天气,但总是很快就过去了。而且过后乡亲们的脸上会浮现出更多更好看的菊花笑。我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平静而美好的环境中生活的。爬树掏喜鹊蛋,攀崖摘酸枣,下河摸鱼虾……有一次竟没有经过当民兵的六哥的允许,偷偷地摸出三八大盖放了一家伙。好险,差点把隔壁平娃哥的脑壳揭了。  无事的生活很平静。  我常常思念波涛。断不了做梦,梦中总是出现一排刺刀。想起刺刀,又是恨、怨与留恋交织在一起。  睡醒后,眼眶里含着两包泪水……  战争,就是这样在我心里变成了一个琢磨不透的谜。  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想知道扶眉战役之外的更多的故事。  后来,我听说了三大战役。  那是我迈进学校门坎之后的事。  小萝卜头的缨缨渐渐长高了,长壮了。这时,我知道了家乡之外的许多世事。也怪,所关心的竟然都是打仗的事。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这些已经成为过去的故事就是这时撞入我意识中的。我太幼稚,经历太浅,实在无法想象出这些战役的规模之宏大、枪声之猛烈、摧毁之残酷。在我的印象中,扶眉战役就是最大的战场了,还能有比这更大的么?  可是,我学的教科书上分明称它们是“三大战役”。不是有人说,解放战争中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大战场吗?我开始领悟了。我眯起眼睛瞅着远处隐隐闪现的地平线,仿佛三大战役就在那里。  我的思想就这样从家乡的包各地里走出来,到了淮海大地,踏进平津之门,步入辽沈山乡。我尽力地想象着、勾画着那些地方当年的一切。可是,我无能为力,像站在场院的麦垛上抓月亮一样无能为力。  我想了解三大战役,自然不仅仅是想看看那烧得秃糊的焦土、震得扭曲的公路、喘得颤抖的村庄……不仅仅是这些,因为这些我已经看够了。我相信,从那里可以挖出许多许多发生在战火中的故事。我太爱听故事了。小时候常常搂着奶奶的脖子让她讲故事。故事里所描述的世界是崭新的、神奇的,它可以使一个无法坐火车外出、无法乘飞机上天的人,了解到脚下这块土地之外的世界。奶奶总也满足不了我的要求,她说:  “你是个故事篓子,我是个故事篮子,奶奶不能给你装满。”  太形象了。她是篮子,我是篓子,我比她装得多。于是,我就不得不向外“扩张”了。再说,我想听的是“刺刀”的故事,奶奶那篮子里就更没有了。一辈子不出门的乡下老太大连“扶眉战役”这4个字都说不连贯呢。  穷能使人弯下身躯,也能使人挺起胸膛。脑子里多装故事能使我得到一笔财富。  我是太喜欢打仗的故事了。记得上小学时,我好不容易买了一本《董存瑞》,看了不知多少遍。后来这本书被班里的同学传阅起来,等再转回到我手里时,书皮和前几页纸都飞了。就这,我又读了一遍。  我是个小小的好战分子!  那年我14岁,省城的文艺刊物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作品。然而我是多么不满意它啊!那里面没有枪,没有炮,没有火药,没有硝烟。这样的作品太甜,太淡,缺少辣味。  可是,在此之前,我把自己写的乱葬坟里的故事投给几家报刊,却都挨着个儿地被退回来。我承认,我没有写好。但我也认为,那些编辑们有偏见。他们认为解放军怎么会追赶老百姓,说如果你把那两个兵改成国民党兵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了。  我没有动念头去改稿子。如果那样做,就等于我自己用刺刀去刺自己的心。那是在说谎啊!我不会说谎。十几岁的孩子往往比大人们更信奉真实。  唯其真实才有生命力。  所以,我要写战争文学的这颗种子是9岁那年播入心中的,是那两把刺刀挑起来的。我的下巴为什么比别人少了一块呢?  这大概是我要执拗地真实地写战争文学的“遗传基因”。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心灵里保持一块幽静、纯真的领地。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  我在看电影时,往往怀着极大的希望去,出来时却满腹疑惑:那里面的故事有几个是从乱葬坟里长出来的?  我以为故事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掉下来的故事没有根基。  失望并不是坏事。失望后萌发的希望更带有拼搏精神。  我终于逐渐地明白:  乱葬坟里的那两把刺刀是我写一部战争纪实文学的原始素材。  它也是一块酵母。  日夜梦想的事现在变成现实了。  近1年来,我简直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疯了似的到处乱窜。凡是可以去的当年的平津战场,我几乎都去过了。哪怕是望上一眼也满足。当然,30多年前的一切都荡然无存。旧貌换新颜。新颜和旧貌各有用场,无法替代。我需要的是旧貌,可是上哪儿去找?我常常面对着不是遗址的遗址,寻觅、追忆、思索。  思索使我的感情异常激动,激动又引起我更深的思索。  我大胆地猜测,大胆地发现。我要求自己的思维摆脱任何成见和偏执的束缚。  我在平津战场上漫步……  当年的一切都消失了。  但是我要找回失去的一切。  在新保安。  我一次又一次地穿街走巷,我有时还不得不拐进那篷满葡萄架的陌生人家小院。一位老大娘像瞄上了小偷似的瞅着我。  可是,当年郭景云军长自杀的地方在哪里?  郭是傅作义将军的“王牌军”35军的军长,是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阵亡的最高将领。  我此次新保安之行,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看一看郭景云倒下去的地方。人们传说:这位军长神气十足,自杀时,子弹穿过脑部,还站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倒下……  我要看看这个地方。  不仅仅是为了联想和启迪。  可是,这个地方呢?  塞上寒风吹拂着小城。漫天雪花染白了天地。我穿着大衣还觉冷。  我询问几个青年人,他们像听一个从月球上采集到的故事一样摇头。80年代,就注定了郭景云的名字非得像没有出土的文物一样希罕吗?  我截住了一位胡须飘然的老者。他用奇怪而冷漠的目光看了我半天,才用手指指:  “在那儿!”  我多看了他几眼。像他这般年龄的人,新保安解放那年的事记得最清楚。说不定他还是郭景云抓去的一个民夫呢。今天,老人的周围是七彩的阳光和阳光落地时发出的声响。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对我那样的不友好。他为什么要去追忆那阴冷的往事呢?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  胡同,民房,大楼……  几缕轻烟从一堵高墙内缓缓飘出,像一首朦胧诗。  我已经在新保安城里跑了半天了。  我望着炊烟升起的地方沉思。  也许就在那里,掩埋着一个连今天的主人也不知道的故事。  郭景云死得也算壮烈吗?  他是拍着胸脯走进新保安的。35军在傅作义心目中的地位、分量,这位军长比谁都能掂量出。他曾夸海口:  “与共军决一死战,守住新保安!新保安如果失守,我郭景云马上自杀,你们也得跟着我学!”  他要求他的部下跟着他一起走进坟墓。  郭景云到底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那是在掩蔽部里,他用自己的手枪送自己走上了远路。  郭景云死了,解放军战士把他尸体上的血迹洗干净,穿上将军服,装进一具当时在新保安城里算是上乘的棺木里,埋在了火车站。北平解放后,人民政府又帮着她的女儿把灵柩运回北京。  如今,这位军长躺在北京西郊。  他该满足了!  解放军的多少官兵死在他的炮火中?恐怕郭军长是未来得及算这个帐的。他的官兵又有几人给解放军战士的尸体擦洗过血迹郭军长是永远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了。那么他手下的如今还健在的人,为什么不替军长说句话?  据说,郭景云在掩蔽部扣动了扳机之后,北平总部的电话正好拨通到了他的桌子上。说不定还是傅作义要和他通话呢。  但是,电线断了,永远地断了……  谁也搞不清北平总部的电话要说什么。  世界上的谜太多了。只有有勇气活下去的人才有可能揭开这些谜。  我在新保安城里寻找郭景云的自尽处。可是,我找不到。  这场大雪把这座塞外小城装饰得美丽、圣洁。臃肿的雪使每一条胡同都显得比平日窄狭、短粗。地面的积雪上留着片片零乱的脚印。  那里面就有我寻觅的足迹。  我从一条胡同走出,又拐进了另一条胡同。这儿的住户更稠密,长长的街路望不到尽头。我缓慢走着,张望着,寻找着历史失落的那一页。不为别的,只想抹掉上面的灰尘,让它显出本来的面目。蒙上沙尘的玉石仍然是玉石。可是,历史被遮去真面目就变形了。  一阵唧唧喳喳的叫声牵去了我的视线。一群身穿花衣服的孩子从一扇小门里跑出来。他们是幼儿园的小天使,是这小城冬景中的小溪。老师带着孩子到南墙根下晒太阳。柔柔的阳光射在孩子们脸上、身上,也射在孩子们的歌声上。  我突然想到,应该给孩子们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也许他们不喜欢的故事——当年郭景云在这里扣动了击毙自己的扳机。  我迈开大步朝着那洒满阳光的地方奔去。有些溺爱子女的母亲总是担心子女被风吹日晒。我倒真想把孩子们带到枪炮声中去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我需要看看的那个地方。  在天津。  我同样在寻觅。当年生擒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的那间地下室呢?  我的腿已经跑麻木了。这是第3日了,还没有任何结果。  我的心头涌上几分失望,我问自己: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今日这里修一个纪念馆,明日那里建一个展览室,为什么就轮不到在这些地方盖一间房?哪怕插一块木板,上面写几个字也行。想了解历史的人最怕仅仅得到一个背影。  我不希望天上的月亮永远满盈。  我不愿意离奇的神话代代相传。  我只要求看到任何一次历史转机时期的真实的记载。  我在天津城里漫游。我已经很疲累了,但是我要求自己还要走下去,因为我仍然没有找到那间地下室。  大海捞针。  我拨了数不清的电话,挤了不知多少公共汽车,得到的答案起码也有10多个。地下室,你到底在哪里?怎么藏得这么深?  总还有人记得陈长捷。是一位退休老人。  他在电话里这样告诉我:  “地下室就在‘八一’礼堂那一带!”  我去寻找“那一带”。一片军营。军营地盘之外,又是高楼林立,望不到边的城市之光。那个小小的地下室不知被挤到哪个角落里埋葬了。  “八一”礼堂在天津市民的概念里是一个大片军营的泛指,也是一个地区的概念。  我在汽车站上等来了一批又一批乘车人,打问,求寻,都没有结果。就像只有站在大山的行列里才会真正理解大山的感情和思想一样,当我找不到陈长捷的地下室时才感到这位司令是那样的不可琢磨。  次日,我又去了……  我曾4次在“八一”礼堂附近走动、了望。军营门口的哨兵死死盯着我,仿佛从我身上发现了什么疑点。我走了,悄悄地走了。  又一个解不开的谜。  月亮漂在水里,我拨开水面,月却离开我更深了一层。  我没有能耐、也没有精力去挖掘这个地下室了。没有收获不也是一种收获吗?  于是,我得出一个结论:每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下都埋藏着许多有待整理的并不古老的故事。  陈长捷是被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堵在地下室里活捉的。据说,这位天津守敌的最高司令官在意识到自己已成了“共军”的俘虏的时候,正坐在一个黑色皮革包裹的转椅上。他脸上一直浮着笑容,那笑还带着几分轻松,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笑时,他的目光里有一个几乎无法追踪的漩涡。他为什么笑,面对着血泊,面对着监狱,甚至面对着死亡……  这也是个谜。  后来,战士们押着他走出地下室,他还要坐自己的小汽车。  当时他的小汽车就停在旁边。  押他的战士理所当然地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不恼也不火,就那么地走了。  今天,我在天津城里漫步、寻找。当然不是找陈长捷的笑。  真正会笑的人在最后已经笑了。  我好像得到了一把钥匙。  我要找的是这笑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也许是经过这几番的折腾之后的报应吧。在北京,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傅作义将军在平津大战时住过的总部;但是,我无法进去。  高大、威严的红墙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只好在高墙外踱步、猜测、遐想:这墙是怎么变红的?  在长安街上,我看到人们脸上富有动感的笑容是那样的柔美灿烂。  傅将军是一个伟人。他在平津大战时是不是使自己的智慧和勇气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敢说。但是,他在这里确实是使尽了力气,为即将倾倒的王朝大声呼叫。  这呼叫我在新保安、张家口采访时听到了,在天津采访时也听到了。  我在写这部书的整个过程中,在1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听到了将军的这呼叫。  这呼叫虽然是声嘶力竭的,但毕竟没有使傅将军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也没有使蒋总裁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  当然,当傅将军把解放军迎进北平,特别是在他紧紧握住了毛泽东的那双柔柔的大手时,他的呼叫就永远地中止了。  这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在他即将结束旧的生命的时候悲怆地哭了,紧紧攥着腰间的手枪哭了。在他的泪眼中,北平的城头披红挂彩好耀眼。  我是一心一意想看看将军当年的那座宫殿的。可是,历史却又一次给了我一个背影,让我从背影去想象远征的队伍,去追忆东行的使臣……  当我没有完全得到我想得到的一切时,我找出了新的理论根据:我从扔在路边的残片中看到了一切。  平津战役是一部无字的书。  几十年过去了。这是一部酣睡的巨著。博大的沉闷,水恒的孤寂,一片片等待着人们深翻、耕耘的荒漠。它既有似乎在天涯又仿佛在耳畔的枪声,又有似乎在天上又仿佛在地下的歌声。  可以在这里写上支离破碎的文字,也可以在这里写上宏伟壮丽的史诗。  可是我只求从这里挖掘到真实、动人的故事。正是出于这种心情,我才把扶眉战役中那个亲身经历的小插曲放在了这里。它只不过是一颗小星星,但它能引来最动荡最迷人的月光。  今天,当我翻开这部沉睡的大书时,那些故事像一群野马嘶鸣着从我心上踏过。  那是枪声。枪声埋葬了人间的又一个冬天。  枪声过后,是一个充满阳光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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